超前的识见 开阔的胸襟

——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座谈会[1]上的书面发言

       我祝贺《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出版，可惜我行动不便，不能来参加这个盛会，只能作这个书面发言，失去亲耳聆听大家的高论的机会。

       这部评传，既是谭先生的立身行事的传记，又是谭先生的学问文章的全面评介，可以说是“传记”和“学案”的综合。它是在统一提纲之下多人分章撰写的，执笔者有弟子，有子女，可以说是“弟子记”和“家传”的综合。这个兼备诸体的特点，多视角多侧面地塑造出立体形象，使读者更能够知人论世，更符合谭先生 “经师”“人师”兼备的身份。

       关于谭先生的学问文章，评传里的评介很详明，我才疏学浅，不能有什么补充。关于谭先生的立身行事，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在纪念谭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暨遗著《中国文学思想史合壁》首次出版发行会上讲过一些亲身体验。我在那次发言中曾说：“我是先生的老朋友。我追随先生工作不过两年多时间――1947年至1949年在南宁师范学院（原桂林师范学院）。这两年是不平凡的两年，我们一块儿共过患难，所以我们一直保持联系。我刚到南宁时，情况特殊，师范学院由于政治原因，动荡不安。原因在于：其一，杨荣国、张毕来两位民盟的教授被抓去了，学校里自上而下发起营救二位教授的运动，先生是起领导作用的教授之一；其二，学生不愿搬到南宁，不愿改名为南宁师范学院，先生是这场‘抗议教育部迁校改名运动’的领导之一，是教授会的主要人物。两年的共患难期间，先生作为一位前辈、学者，其朴素、谦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先生于谈吐间，不吝抓住同志的点滴可取之处进行鼓励。当时他们的生活很艰苦，夫人翟凤銮教授更是值得纪念的一位前辈。二位堪称模范夫妻。他们在艰苦环境下持家教子、接待朋友。谭先生总是不经意地做好同事的工作，他在同事间是一位有凝聚力的中心人物。作为系主任，他不仅做好教学工作，而且做好系主任工作，在不经意间（通过和学生谈话）了解每位老师的教学情况，对每位教师的帮助很大。谭先生对同事极好，这点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在学生中威望也很高。总之，先生作为老前辈，谦虚、朴素，在艰苦的条件下，勤勤恳恳工作，丝毫没有精神颓丧的时候，尽管身体很坏，但工作兴致很高。今天我能来参加这个会议，感想很多，总的来说，尽管没听过先生的课，但先生是我的老师，我从先生那里学到很多，很感谢他。”

现在，我还有一点补充，是重要补充，从一件事谈起。

       我是在桂林（南宁）师范学院追随谭先生工作的。我到校的时候，实际上没有院长，学院大政由谭、谢（厚藩）、陈（竺同）、汪四位老教授主持。汪，是史地系教授汪士楷先生，我到学院不久，就知道他是进步教授，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又从学生那里渐渐听说：“汪先生是托派。”那个时代，在苏联，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地区，“托派”还是十分严重的罪名，可以杀头。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地区，国民党政权固然不大管你是“托派”还是“斯（大林）派”，但是在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当中，在左翼语汇里，“汉奸托匪”还是相提并论，谁被指为“托派”，谁就会受到“敬鬼神而远之”的待遇。我听到学生的说法，也不免向谭先生打听。谭先生答复道：“他的历史，我不大清楚，但是在北平的左翼文教活动里面，我们一向是在一起的。”有了谭先生这样的政治保证，再看学生的态度，对于汪老师也还是以尊敬的进步教授相待，我便放心与他相处。后来湖南的和平解放，汪先生在促进陈明仁将军起义中起了巨大作用。可是，1957年，汪先生被划成“右派”，而且新老账一起算成“反革命”，不久悲惨地死在狱中。

现在已经清楚，汪士楷先生本名汪泽楷，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是邓小平的入党介绍人，担任过地下党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南昌起义时他是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书记，后来因为反对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不公正处理，被强迫离开了党，仍然坚决相信马克思主义，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名著，一贯积极参加左翼文教活动和抗日民主活动。

拨乱反正以后，汪先生的冤案得到平反。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斯大林伪造的历史被清算以后，所谓“托派”更还原了真相，它不是什么“匪帮”，而是苏联共产党内部一个政治派别；中国王明和康生的问题揭露以后，所谓“托匪汉奸”的污蔑不实之词也被推翻，至于这个政治派别的是非功过那是另一回事。

谭先生那时当然还不可能了解大历史的真相，但是，他看人重实际行事，不拘泥顾忌某些政治帽子的空名，他待人多信任，少猜疑，这种超前识见，这种开阔胸襟，在当时和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

       我和谭先生本来不相识，他聘我来教书，是李何林先生介绍的，李何林先生也与我不相识，是台静农先生介绍的。虽然李何林、台静农两位都是谭先生的老友，我毕竟是间接又间接的关系，而且我那时因为论文《论主观》受到权威人士的批评，在进步文化界内被认为一个理论上犯了大错误的人，这个“行情”谭先生不可能不知道，可是两三年相处中，谭先生对我始终推诚相待，友好无间，我感不到丝毫的歧视与疏远。解放后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谭先生从湖南调北京师范大学，还要我也到北师大来，我很愿意再一次追随谭先生工作，因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坚决不放而作罢。

       还有，抗战前北平著名进步教授之一的高滔（齐同）先生，写过长篇小说《新生代》，风行一时，是第一部反映“一二九”运动的作品，论者多以为当时当地写活了时代气氛之作，而杨沫《青春之歌》则是后来追写的，或许稍逊一筹。高先生抗战中在新疆工作，盛世才反革命政变中他大概软弱一些，没有死，后来摆脱了盛世才，躲在湘雅医学院教国文。谭先生知道这位老友不得意的处境，特聘了他以高天行之名来到南宁教书，受到学生的欢迎；解放初，高先生被全校学生投票普选担任了临时院务委员会的主任，可惜不久因脑充血逝世。南宁解放初第一个随军来到的文艺界人士是蒋牧良先生，是高先生的老友，高先生请蒋先生来家餐叙，谈得很热烈，客人刚走，高先生就突然发病去世，正如同事冯振教授挽诗所云：“午前谈说尚淋漓，午后惊闻病不支。”高、蒋二位谈了些什么呢？是不是蒋先生谈了外界某些对高先生欠谅解的苛评，使高先生太受刺激呢？永远弄不清了。

所以我要再说一次，从谭丕模先生这些观人待人处人的事例，看他的超前识见和开阔胸襟，这在当时和现在都是难能可贵的。我就以这个重要补充来祝贺《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的出版。

谢谢大家！

[1] 《文学史家谭丕模评传》于２００５年１１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于同年１２月２３日召开该书的出版座谈会。本文为舒芜先生在该会上的书面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