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坐拥书城”

       我不藏书，不淘书，加上几次毁书弃书，至今没有几本书，可是我也曾经“坐拥书城”。

       抗战之初，我流亡到四川，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在一些乡村私立中小学里教书，学校规模简陋，谈不到图书设备，顶多有几本大达书局的一折八扣书。这样混了两三年，我的空疏不学可想而知。一九四二年，十分意外十分偶然的一个机会，使我到中央政治学校给黄淬伯教授当助教。该校没有中文系，只有大学各系一年级普遍必读的国文课，简称“大一国文”，黄淬伯教授是这一科的首席教授。我的任务本来说是替他改作文习作卷子，其实习作并不多，而这时该校却要新编一本《大一国文》教材。本来教育部已经出版了全国统一的《大一国文》，可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国文教师们嫌那个教材不太贴合本校的特点，要另编一本为本校专用。黄淬伯教授召集开会讨论，你提一篇，我提一篇，归纳成目录，其实也无非中国历代名文，和通行的那本《大一国文》差不多少，比较着重“典章制度、经国济民”之文罢了。会场上执笔记录，是我这个助教的事，幸好都还记得下来。然后根据目录进行具体编辑工作，当然更是我这个助教的事。于是专门成立了一个“国文教材编纂室”，这就给了我“坐拥书城”的大好机会。

       “国文教材编纂室”设在图书馆的书库里面，一间办公室，以那时的标准论而论，很不算小，我一人用，这还不说。更好的是，这间办公室是将书库后半的空间隔出来的，一个门直通书库，另一个门向外自由出入。整个书库的书随我自由取阅取用，无须任何手续，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说这就成了我的“书城”，由我“坐拥”。

       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时候的图书该不少吧，抗战中临时迁到四川，搬来的书不知道是几分之几，反正在当时，尤其从我这个一直在乡村私立中小学里流转的人看来，已经洋洋大观。我的首要任务编纂大一国文教材，根据教授们决定的目录一篇篇找，上下古今，经史子集，尽管范围很广，门类很杂，结果全从本馆藏书里找到，没有一篇需要外求。我通过这项工作，也把中国基本常用的古籍大致翻检熟悉一番，本来只会部首检字法韵目检字法，这时学会了几种新检字法，如四角号码、五笔字形之类。后来我能开“读书指导”的课，基础是在这里打的。

       选文找到，发到教务处抄，抄稿回来，校对过后，便陆续发排，此外没有多少事。行有余力，我把馆藏所有关于《墨子》特别是《墨经》的书统统拿到我的桌子上，进行我的墨学研究和《墨经字义疏证》的写作，当时已知的这方面的著作，也差不多齐备。《墨经字义疏证》就这样完成了初稿，其中两篇发表过。

       再有余力，便从馆藏中大量取读了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里的德国古典哲学书，和辛垦书店出的汉译法兰西唯物论的书。当时给自己找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继承了这两大遗产，可是未见得继承完了，我们还可以再挖掘挖掘，有没有尚未继承到的好东西。结果写出了《论存在》《论因果》《文法哲学引论》三篇文章发表。现在回想，当时其实已经是不满于机械的“唯物唯心两大阵营”的划分。

       图书馆里好象没有什么新文学书，好在我那时也志不在文学,看新文学书上书店看看就够了. 中央政治学校的书与我的缘分还是难忘的.

       二○○五年十二月七日,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