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点符号与文章风格

止庵先生的《关于标点符号》（载2000年8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第4版）中说：文章风格的个性特点，也可以表现在标点符号的使用习惯上，例如废名文章，极少乃至根本不用叹号和问号；“我承认作文有私淑废名之意，但是这一点却不是学他，我一早儿就讨厌这个符号了。”我完全同意对于标点符号的这个看法。

前几年，我曾谈过周作人散文的标点符号的一个特点：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文章好用长句子，……随便举一个看看：（举例略。）这一大段，长达二百七十多字，只有三个句号，第二个句号那一句尤其长，竟达一百五十多字。……这种长句子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换了别的作家，也可以断开为好几个短句，标点习惯原是与作家文章的特色不可分的。……如果说他这种长句子是力图克服中国语文急促的缺点，吸收日文优婉的优点，大约是可以成立的。日本文章的标点符号，本来也就习惯于每段之内逗号到底，段末才有一个句号，于是一段成为一个长句子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两个鬼的文章》）

我觉得，我们现在通用的这套标点符号很不错，它既是规范的，又不是刻板的，是在总的共同规范之下，又有灵活性，作家可以有适应自己风格特点而灵活运用的很大的余地。

“反右”运动前，李易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还是助理编辑，一些抄写整理的事他做得多一点，他极聪明，不久便发现几位同事的文章里面，各有最常用的标点符号。他作诗一首咏之云：

                陈公破折黄惊叹，张老文成句句圆；

               自注自疏周氏括，舒分王逗各谋篇。

“陈公破折”说的是，陈迩冬文章里破折号多；“黄惊叹”是，黄肃秋文章里惊叹号多；“句句圆”是，张友鸾文章里句号多；“自注自疏周氏括”是，周汝昌文章里括号多，大括号里面又套小括号，好象自己加注而注下又自己加疏；“舒分”是，舒芜文章里分号多；“王逗”是，王利器文章里逗号多，很象日本文章那样每段一逗到底，段末才有一个句号。所谓多，当然不是谁都得这么用，而是可此可彼，别人在此就不一定这么用，才能算多。在这方面各人还有什么特点，本来对己对人都不甚觉察；此诗一出，各自照镜一看，互相打量，可不正是如此如此么？于是大家佩服李易的敏锐仔细。更进一步看，破折号多，似乎表现了作者的诗人气质。我标点一部古典小说，胡乔木审阅，批下来，也指出许多地方本来可用句号断开，却多用分号，反而不清楚，他说：“此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也。”那么，使用标点符号的习惯特点，简直可以反映其人的性格气质，不仅关系文章了。

此事只是小小幽默玩笑，却使我读书时更加注意各人标点符号使用特点，当编辑看稿发稿时，更尊重作者的“标点权”。我以为，需要精读的文章，如果看不出其标点符号的特点，不算读透了。对作者的“标点权”，应该与著作权一样尊重，轻易不要随便改动，磨掉了特点。

还不止此。文章的分段，引文的格式，都可以与作者的风格特点有关。引文的格式，可以说有胡适式与周作人式两种。胡适式是，引文一律另起行，比正文低（直行）或退（横行）两格，引文前后与正文间空一行，引文有时还变换字体字号，总之是把正文与引文分得请清楚楚，让读者一看就明明白白，毫无混淆。周作人式则相反，引文完全在正文之中，引文除首尾加引号外，与正文无区别；所引文如在三段以上，第一段之首加个上引号，末段之末加个下引号，中间几段引文不加任何引号，总之是尽量模糊冲淡正文与引文之间的界限。不用多解释，这显然是与两派文章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阅读效果追求密切相关。胡适派追求明白。而周作人文章，特别是他晚年那种被嘲为“文抄公”的文章，精选大量引文，只用巧妙的连缀点逗，便加了融铸，完全化为自己风格，要的就是正文与引文融为一体的阅读效果。可惜，近年有的新排印的周作人文集，竟把其中的引文格式全改为胡适式的，看了真无话可说。周作人晚年有些小文，干脆通篇不分段，也是追求混成的效果，幸喜新排印的本子还没有代加分段。

目前说这些，似乎很迂远。止庵的文章，就是因扬之水最近一件“大为烦恼”的事而发。其事就是，她的一部稿子，被编辑无端添上好些叹号和问号。我也很同情她的烦恼，我遇到的编辑大笔删改，改得我不通不知所云的例子，比她更没法说。我回想自己当编辑时，真不禁有九斤老太之感。                 

200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