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一个人为什么敢于袒露自己

    比如卢梭《忏悔录》袒露那些个“惊人的真实”，他的意图是要批判社会不公平的恶果，而不是简单的露阴癖心理，或哗众取宠的商业效应。

    但无论如何，敢于袒露自己的写作总是要无畏的胆量、要强大的信心、要坚定的立场的。在“惊人的真实”，在一个批判、一种精神、一种哲学，在这两者之间，毕竟还有一段距离。这个距离是叙说的现象与叙述的意义之间的距离，是穿过众多读者接受心理的距离，是写作中柔软的感情与冷峻的批判之间距离。但是，我却在周实的文字，在沈睿的文字，在他/她们的博客中看到了这胆量与信心，比如在最近的“沈睿的空间”博客中。最近，在沈睿《我成为女人的方式：青少年时代》一文后，读作如下感想——

  写作是一种控制，写下青少年时代就是说要控制青少年时代，那个时代需要重新打包的东西太多。阅读也是一种控制，借助阅读沈睿的控制，来返回青少年时代、整理青少年时代，来重新认识自己，来抓住那些黑暗的东西，埋葬那些不人道的观念生活。控制是为了给越来越少的、自己剩余的不多的今后的生活定位。

  其实，说阅读是一种控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读者）众人控制着袒露心灵的人（作者）。他/她袒露在（读者）众人的眼光之下，他/她坦然自若，让众人的眼光照穿通透自己的身体和思想，这很了不起。不惮于展示真实的自己，包括“缺点”。很了不起，沈睿了不起，周实也是。很佩服。

    一个人为什么敢于袒露自己？没有强迫，也没有诱惑，但就是要淋漓地把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冒天下之大不韪、冒习俗之大不韪、冒伦理之大不韪、冒常规之大不韪。

    弗洛伊德说是宣泄的需要，是压抑的结果。对，是压抑，仅有欲望本能的压抑是不够的，虽然也是写作中进行倾述的动力。还有概念的压抑，文化的压抑，虚无的压抑。现实主义说那个写作的人不是自己，是大写的作者，是代言人。代言谁呢？代言时代、代言大众、代言灵魂、代言虚无……。解剖自己也就是替所有人解剖，解剖所有的人。是批判，是反思，是揭露，是对已有的、既定的社会关系的不满。女权主义说写作是反抗（一切后现代的主义都是反抗的结果，犹如摇滚是对经典音乐的反抗，嬉皮士是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反抗，反越战是对官僚体制的反抗，女权主义是对男权的反抗，一切亚文化都是对主流文化的反抗），主流文化太强大、太窒息个人和自然生活、太虚伪了，犹如当年卢梭所面对的一样。袒露是对虚伪的反抗，反抗就是生长。反抗的肢体才是原本的肢体，犹如大树的生长是对地心反抗的结果一样。反抗包括反抗已有的叙述、公共的叙述、商业的叙述，还有反抗凝固的形式，讲话的形式、表达的形式，所有已有的艺术形式。

    一泓湖水不是平静就是不平静，不平静是因为水没有找到自己的重心。反抗是对倾斜的矫正，是寻找重心。不平静是由于大地的歪斜，歪斜使湖水的形象变得丑陋，湖水为了恢复美丽的形象就要和大地作斗争。斗争是以回归重心为指向，获得重心便是那湖水获得湖水的本体。所以，反抗是归于平静的一个必然过程。湖水的平静是为了反映蓝天白云，犹如心灵是为了反映上帝的影子。

    应当说沈睿和周实的写作都是不平静的写作，都是被大地的歪斜导致失去平静的重心的写作，也即都是反抗的写作。那里面或许有丑陋，但丑陋不是湖水的本来面目。应当说，写作有多丑陋，只能说明是大地的歪斜有多丑陋。写作本身不会丑陋，丑陋的是导致写作丑陋的丑陋。湖水总是指向复归平静，扭曲的不是它们的意志，而是外来的暴力。湖水是偏向凝聚的，再小的湖水也有一种义务：向下寻回自己作为一泓湖水的重心，向上要平静地反映上帝的身影。这或许才是湖水的存在意义和道德义务——注意：我说的是湖水的存在意义，不是生态意义。

    可能很多人写作是为了众望所归的名气，为了获得种种报酬，乃至于为了传世。但是想到太阳也有熄灭的一天，尽管20余亿年对一个生命来说是一个无穷大，但20亿年终有结束的那一天。那一天太阳将会熄灭，地球将会冷却。这或许是为什么美国人专门要将文化符号变成物质符号埋入一千米深的地下。又想到地球也有毁灭的一天，宇宙大爆炸将会重复，一千米深的地下也难保永恒。一切传世的思想，到此便将嘎然而止。又想到有人写作不是为了传世，比如有一个美国女诗人名叫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的，她不是为了出名，直到死后，她的诗稿才在抽屉发现。像这样的人，不是为了出名和无传世希望的人依然在写作，他们的数量一定千千万万辈地多余企图传世的人。

  在艾米莉生前，连家人在内几乎没有人知道她会写诗，一切都在平淡的生活中默默地进行。她写诗的态度很严谨，从不浮华草率为功名而写作。但是她写作方式却很随意，习惯将诗句写在一些便笺和废纸片上，积少成多之后她就把纸片缝在一起，卷成卷儿用一条绸带系住，存放在自己的桌子的抽屉里。她临去逝前将自己的诗稿交给妹妹，嘱咐她将其焚毁，不要留在世上。

  我是为美而死——被人
  安置在这个坟冢
  有人是为真理而亡的，也被葬在旁边的穴中
  他曾轻声问道“你为何而死”？
  “为美，”我回答
  “我，为真理——两者都一样
  我们是兄弟，”他说话
  就这样，像两个男人，相会在这个夜晚
  隔着墓穴交谈
  直到青苔爬到我们唇边
  将我们石碑上的名字遮掩

    那么，这些人写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如海德格尔发现荷尔德林诗一样，他的诗作里面绽出存在之光，这是因为语言在自身道说诸神。写作犹如真正的宗教，不是世俗的那种。世俗的宗教那是为了获得进天堂的好处；而真正的宗教，像邓晓芒所说的一样：是出自内心的理性实践，去实践上帝有关道德行为的教导。但真正的上帝不是世俗的那种。世俗的上帝是实体化、在体化的，真正的上帝是围绕十字架的情境所不断建构的一个向善的心灵的维度（大意如此）。写作正是一个不断地迫近真正上帝的过程，拥有抉择的无限自由，从盲目和循规蹈矩中解放出来。所以，写作也即是一种最终幸福的生命得以真正呈现的工场。

    一个人为什么敢于袒露自己？到了这里，这个问题应该很容易回答，就如同为什么一个人敢于向上帝袒露一样。他面对上帝，袒露便是揭示遮蔽，揭示出真正的生命之光。所以，作家不是向着世俗说话，而是向着上帝，向着心中的那个最高原则，向着大化存在。同一个问题，由于眼光不同，意义和味道可能大变。何况，袒露的意义不在于袒露什么，而在于真诚；真诚能使浑浊变得如同纯净的清水。真正的真诚不在于强迫自己排除任何私心杂念，而在于承认自己内心不真诚并为之愧疚。这样的人就扬弃了一切世俗表现本质上的虚假性，而能够使自己越来越真诚，接近人的本真。因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的。

  在贫乏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吟唱着去探寻远逝诸神之踪迹。（荷尔德林）

    敢于袒露自己的文字很多，远有奥古斯丁“我十六岁时在哪里呢？……无耻的人们所纵容的而你的法律所禁止的纵情作乐，疯狂地在我身上称王道寡，我对它也是唯命是从，”这个忏悔；卢梭“直到现在，我有时还偷一点我所心爱的小玩艺儿”，深信这是一个创举而来的自诩；近有鲁迅“与鬼对坐”、郁达夫自甘“沉沦”；独角兽网有沈睿“女人的身体”系列、周实“无题”系列，真名网上最近读到“随风而逝”的文章《母亲，叫我怎么爱你？》也算一个——

  从母亲身上，我并没有发现神性在她身上展现，反而看到了母亲自我意识的高度膨胀。封建家长作风在母亲身上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听到母亲说话的时候都会战战兢兢。……有时，我会被罚跪在冰凉地里，常跪不能起，膝盖会钻心的难受。饭也不得吃，有病也不能给看，自生自灭吧。很多时候，我会一头栽到在地常卧不起。这段我记忆得非常清晰，我当时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现在想起来，几乎是摧残。每天天不明的时候，就要让我起来干活，困得要死，拧起耳朵，抬着头一直晃，晃，晃。我心中在喊：天，让我去死吧！（http://www.zmw.cn/bbs/rwb12p1i82233.shtml）

    《母亲，叫我怎么爱你？》写出了一个真正的母亲。“随风而逝”说“其实很长时间一段时间以来，我以为自己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教科书和电视广播宣扬母爱的太多了，别的同学家的母亲又都是那么的慈祥。”其实，他笔下的母亲才是没有“问题”的母亲。别人笔下的母亲是“教科书和电视广播”上的“慈祥”的母亲，他的母亲是在上帝面前显现出“人性的一种特殊的弱点”的母亲。在上帝这个“绝对的善”面前一个凡人要想成圣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些“教科书和电视广播”上的“慈祥”的母亲、人们愿意读到的那些母亲，反而是自欺和伪善的母亲。正如余华所说的，那是一个公共的母亲。所以，“随风而逝”笔下有着人性中的“根本恶”的母亲，才是一个真正的母亲。

    所以，我觉得周实、沈睿是向着上帝或最高原则说话，那坦然当然是一般人无法理解，那境界当然是一般人望其项背的。一条狗在半夜叫，地面上的人以为是来了小偷或觉得吵闹，只有狗和天上的月亮知道，那狗本是叫给月亮听的。一个旁观者从自己出发解读那狗吠，评头论足，不过是自作多情、自以为是罢了。因此说，如同只有建立在人的自由意志上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一样，只有建立在人的真性情上的写作和阅读，才是真正的写作和阅读。

    写作与阅读的意义可谓大矣！写作来自聆听大化，阅读来自聆听对大化的讲述。有人说，听故事是人的本能，原始社会的人是伴随着听故事发展到今天的。吴洪森说当第一个故事的开头说“从前，有个”时，便是在时空的经纬上，人，个人开始逐渐从自然法则里独立出来了。今天，我们写作中常用叙说的开头“那时侯，我/我们”，则也是在时空的经纬线上逆向寻找，寻找那个原初的、本真的自我意识。周实说要向人的本真写，写出人的真性情。真性情是什么呢？西语说，上帝是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人的，就是说人的本体是上帝的意志，是对上帝的无限接近。写出人的真性情，也就是写出人的最高原则，写出人的上帝的灵性。

    这样来看，一个不敢忏悔的人是不敢、不会、不知道面对上帝说话、面对着人的本体说话的人。他所说的话，不过是对着世俗的名声、名誉说话；不过是对着凡人、庸人、常人说话。敢于讲真话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大善的对象，即一个上帝。这就是一个人为什么敢于袒露自己，没有强迫也没有诱惑的原因：她/他面对的说话对象不是常人，是上帝，是真善美，是至善，是庄子所说的至人。袒露是由真诚开路，向本真的回归——

  在无家可归的贫乏时代，诗人的还乡更具有特别的意义。荷尔德林在“还乡——致亲人”一诗中，描写了还乡之途所见到的各种日常事物，如庙宇、小道、山谷、森林以及那些随遇相逢的人。这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可爱。荷尔德林从康斯坦茨旁边的图尔高镇，经由博登湖，回到故乡施瓦本。荷尔德林在诗歌中，描写了一次快乐的还乡之经验。返回故里，一直是诗人之梦想……

  “让我们以最忠诚的情感，
  穿行其中，返回故园。”（张贤根《诗的本性与人的居住——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当然，作者跟上帝说话，也愿意让读者来听，这犹如一个人的恸哭总要让人听见一样。那些天真的围观者，那些心有灵犀的读者，跟着（借着）作者他/她的恸哭，去触摸真善美，临幸上帝，逼近人本体；而那些没有灵性的人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个伸长了鸭脖子的观众，犹如鲁迅笔下的看客一样麻木。所以，阅读跟写作一样，也需要自省，需要真诚！既是领会话语的诚实，更是面对最高原则、面对上帝的卑谦。否则，阅读者看不到，也听不清，遑论上帝的影子。

    够了，够了。一个人为什么敢于袒露自己？答案是：他/她面对自在之物在说话，而非面对现象在说话。他/她愧疚的是人的真正本体，而不是普天之下的评价。这样的写作，一个敢于袒露自己的写作，一定有着骄傲之貌、真诚之心、大化之境矣；由之，可辨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