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比做“中国人”更有意义

    真名网转贴了阿明利《为什么中国不能坐视俄罗斯灭亡？》一文（http://www.zmw.cn/bbs/rwb7p1i82219.shtml），引发了一段争论。下面是我的阅读的回帖，转入博客时有添加。

    阿明利的话题我觉得可以理解，在民族文化与世界惯例之间今天话题多多，引起讨论和思想总是没坏处的。

    当然，诸多跟贴也有道理。时下一谈到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存在一个从人权角度角度出发就说好、从民族文化出发就说要警惕的倾向。个人和文化（推衍之，也包括种族、民族、政治理念、经济制度），二者谁更根本？谁在当下更有问题意义？

    先从阿明利的文章谈起，源于对阿明利下面这个议论稍有不同看法——

  “今日美国已经开始统一全球的进程，许多人却在叫嚣应坐看俄罗斯灭亡，叫喊科索沃与中国利益无关。殊不知今日中国利益早已遍及全球，中国危机亦不仅起于萧墙之内。今日乃唇亡齿寒的千古一时，如果坐看俄罗斯灭亡，下一个，中国，还有什么？美国一旦得手，必从政治上肢解中国，并以西方文化或者说以美国文化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统合全球。那时那月，中国文化最终淹没在美国文化的主题之中，沦为连配角也不是、本身精神完全丧失的娱乐元素。若失去了中国文化，留下一堆如今日般自称希腊人埃及人、实际上早已改头换面名不符实的莫名后裔，还有什么中国人？

  “......有人以政府旧孽累累为言，道不如放弃抵抗依附美国，或许民生会更好。却不知政府与国家、文化不是一回事，我可以不接纳此政府之所为，但我不可以不捍卫我的国家、中华文化。”

    问题总是从哪个角度看才能反映其意义。认同这个问题，是从个人看还是从民族看，是从经验看还是从意识形态看，是从构成历史看还是从当下的控制机制看，角度不同结果迥异。关注点不同，不同关注点构成的现实问题和结论也是不同的。

    所以，还是要从当下的生存看，从个人经验出发看，也从认同演变看——认同不是认而恒同的——认同问题。说到底，决定认同，人权问题应当是第一的，民族问题应该满足人权的需要，政治民族是为了维护文化民族，文化民族是为了保证人的完整性。反之，如果一种民族文化，民族政治不能促进该民族中个人的发展，给予基本人权，这个政治民族就要受到质疑。随之，这个民族的文化也要受到质疑：为什么不能促进民族政治的进步？

    所以，有益于个人政治的民族政治才是好民族政治，有益于好民族政治的民族文化才是值得传承的民族文化。所以，“还有什么中国人？”这样一个问题，关键在是一个有权利的中国人，还是一个无权利的中国人。“我的国家、中华文化”这样一个问题，还是要看是一个承认人们与生俱来的人的权利的自由国家、民主文化，还是一个不但不拓展、反而巧取豪夺地收走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力的极权国家、专制文化。

    如果是后者，没有也罢。犹如Pommy所言：“如果连人的价值都没有，国家及民族的价值在哪里？”这里，采取人的价值的这种理念上的认同，就是认同问题在今天的历史进步。

    现代人的民族归属，大概不再仅仅是原乡原土归属下的人类学民族归属。一个人不是“生于斯、长于斯”便天理昭昭地非要认同于斯、被宰制于斯，这判决是血缘归宿必须导致政治、文化民族归属的认同逻辑。就像民族由血缘、文化、政治等诸多层次一样，一个人也有血缘、文化和政治等诸多层次的归属认同。血缘是血缘民族的先天的归属，但它不能取代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的归属。现代人的民族归属更应当是后天的对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等选择的结果。只有认同了民族政治、民族文化，最终才有一个人的民族属性认同。一个人与民族政治、民族文化间的关系应当类似于契约关系，民族归属应是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结果。何况，民族是一个发展变迁的的概念，文化也是，“中国人”也是。汉民族原本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杂糅体，汉文化也是，汉人也是。正宗血脉几乎是找不到的，惶论其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民族认同在血脉这个层次上将更加淡化。

    民族主义有过伟大的意义，在过去是反殖民主义压迫和掠夺的旗帜，今天也可能成为在地球村上一个孤独的生存者的精神依凭。但在民族国家内部，民族主义似乎正堕落为维护专制落后的保护伞。好象纷乱的中东原教旨主义亦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总之，从人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狂人的想象出发、从理性分析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这个应当才是看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当然这个“人”并不仅是片面的吃好穿好玩好的人，而是一个权利个人，即经济个人、文化个人、伦理个人、政治个人。否则再好的主义、再好的构想也是危险的，人的生命必尽只有一次。

    在这篇短帖结束的时候，又读到署名傅华的一篇文章《全球认同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见附录，含另一文），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思维局限在二元对立的路数上了。傅华认为在家庭认同、民族认同这些传统认同之上的现代认同，是全球认同，是对全球现代性的认同、是对幸福指数的认同，不是简单的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认同；另外，传统认同与现代认同并非“反向作用关系。当全球认同增强时，民族认同便衰弱；当全球认同衰弱时，民族认同便增强......”一个民族的政治与文化，特别是民族文化，与全球政治与文化可以相得益彰。

    道理上如此，实践上很难。在外，美国不是救世主，在内，极权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的格局不会自动的朝这些常识的方向走。对个人而言，“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性”是冥冥中的命定，“脱域”要走的路很长很长。

    想到最后，还是膺服“人之所有，惟居人后”的道理，做“人”比做“中国人”更有意义。

附：（一）全球认同与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傅华　发布时间： 2006-04-18 04:52　来源：光明日报
（http://www.gmw.cn/01gmrb/2006-04/18/content_404965.htm） 

　全球化不仅空前地增强了散布在全球各大洲的各民族国家和地区间的横向联系，而且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情境和时空观念。许多人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在“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之外，一种新的认同方式即“现代性认同”、“全球认同”或曰“世界认同”悄然而生。

　　一 　　

    西方学者从哲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全球认同进行了解读。丹尼尔·德德尼侧重从地方和距离的角度描述了“世界大同”主义的特征，“具有距离的概念而不是地方的概念，与世界主义的特性相符，它认为公民的家乡是广阔的，并不属于个人。它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所有可能的地方，还有他们作为地方共有的事物……认为人类世界是由抽象的几何学空间构成的，该空间无限广阔，完全没有差别，也不是神人同行同性，它认为任何特殊的地方都不是专有的，成为世界性的就要不属于某一特定的地方和社会‘并且离开祖国’。”丹尼尔·德德尼敏锐地把握住了“世界认同”的特征，但是与大多数全球化理论家一样，他将现代性认同空间与传统的地方性认同空间对立并预言前者终将取代后者。

　乔纳森·弗里德曼强调：全球认同与民族认同存在着反向作用关系。当全球认同增强时，民族认同便衰弱；当全球认同衰弱时，民族认同便增强，而这是与全球扩张（霸权）的兴衰紧密相连的。那么，当现代性认同随着霸权衰落而分崩离析时，这种“认同”的碎片飘落在何处呢？乔纳森·弗里德曼通过大量的人类文化学的分析找出三块：传统主义、尚古论和后现代主义。“在这里，也可以指出，这三支中更偏向于传统主义，因为在现代主义缺乏时，提供了不需彻底拒绝的世界。但对于维持认同来说确是必要的根源和价值。”三好将夫把跨国公司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衰落联系起来考察。在他看来，跨国公司是殖民主义的当代延续，它通过主张公司认同、文化多元和制造跨国阶级而碎化地方性认同，“西方文化成了规范性文明，本土文化则被贬为现代文化和边缘文化”。

　类似这种将全球认同与地方认同相对立，将全球化实践与民族国家的衰变相联系的观念还有许多，甚至在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主导性意见。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深层思考：全球认同或曰现代性认同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它的主要构成和向度是什么？如果全球文化认同已成浩浩荡荡之势，那么，我们今天再来强调民族国家文化认同意义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现有的全球化认同的理论家都未能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他们所做的只是三件事：第一，指出全球化认同与地方（如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反向作用关系，如上面所提到的丹尼尔·德德尼、乔纳森·弗里德曼等。第二，为全球文化的形成而欢呼。第三，对全球化和全球认同进行批判，如萨伊德、汤姆林森、三好将夫、阿尔君·阿帕杜莱等。实际上，上述三种做法和观念倾向都是基于两个错误出发点，一是将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化认同（现代性认同）看成是同构的，即二者存在共同的认同基础、认同形式、认同范围和认同目标；二是将全球认同与以美国为主的文化霸权的全球蔓延混为一类，“美国主导欧洲，在世界上西方主导非西方，核心主导边缘，现代世界主导迅速消失的传统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或多或少主导其他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人。”

　　二

　文化认同作为身份识别、规范求同和归属感确立的一种符号与意义的赋予过程，它在不同的层次、范围上有着不同的性质、方式和效果预期。显而易见的是，家庭认同就不同于民族国家认同。家庭认同是以血缘、性爱、共同地点、共同生活情境为基础，以传统的孝悌伦常为原则的关于夫妻修睦、父子同心、长幼有序的天伦谐和的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当然也要以更广泛意义上的血缘关系和更大范围内共同地点为基础，但它显然更加依赖于共同的语言、宗教、历史、价值观以及宪法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共同奋斗目标和思想背景，它是以家庭认同为基础的，建立在更深层次和更高目标上的关于民族一致利益和共同未来的认同。同样道理，全球认同或曰现代性认同与基于特殊地点亦即地区性的民族国家认同也有迥然不同的范围、层次、方式和目标。全球认同是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人民追求贸易效率和幸福指数最大化，应对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全球性危机而逐步形成的一系列法规、惯例和共识。它将全球视为一个有机的共同利益体，以追求全球系统的安全与效率为目标，通过联合国、WTO、世界银行以及各种合作组织、慈善基金和跨国公司等，从减少地区冲突、降低贸易成本、扩大各民族间的合作与交流以及涵养资源、保护环境、控制人口等实质性行动开始，进而维护和实现超越各民族自身利益而又为它们一致认可的全球利益和人类公理。民族认同是全球认同的基础，民族认同所形成的价值和秩序是全球认同的必要条件。因为民族是全球概念的重要构件，民族的涣散与冲突本质上意味着全球秩序的混乱，而对于全球认同的渴望，实际上也是积极的民族认同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当民族认同中关于和平、发展的许多价值追求在本民族范围内难以完整实现时，跨民族的全球认同愿望便应运而生。在一定意义上讲，全球认同满足了民族认同所追求的、但在单个民族间都难以实现的目标追求。因此，全球认同不是以淡化甚至消灭民族国家认同为前提，相反，它是沿着民族国家认同的积极思路而又跨越其范围、层次和目标的互补性认同。它本身就暗含了各民族的动机和利益。

　事实上，全球认同是追求安全与效率的理性认同，而民族国家认同是基于价值和情感的感性认同；全球认同以“惯例”的形成为标志，而民族国家认同则以传统的延传为目标。全球认同更多依赖于人类对共同未来的怀想，而民族国家认同本质上则更多地表达为对共同过去的珍视。因之，全球认同本质上是经济学、政治学的，而民族国家认同本质上则是人类学、社会学的。如果把全球认同理解为全球文化的同质同构（意即全球认同不是全球文化的认同，而只是经济、政治“国际惯例”的认同。所以，民族文化消亡论是容易为经济、政治“中国特色”的现行制度充当保护伞的。——吹笛），那么，这种极端的全球认同就很难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认同的哲学基础是“和而不同”，它从来就不是文化的全方位趋同，百分之百的一致同意。更多的时候，它是多样化文化之间的理解、尊重和沟通、融合，只有全球化的某种主张与各民族国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利益追求相吻合时，全球认同才会出现。

　　三

　现阶段，欧美文化扩张所形成的文化霸权冒充着全球文化认同。与真正的全球文化不同，霸权文化是一种商业战略和殖民手段，它也通过跨国公司、名牌商品、连锁店和新的娱乐形式，温情脉脉地由“中心”渗入“边陲”，在带来新颖的消费品和消费方式的同时，解构、碎化着某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因而也在试图奴化组成这个民族的人民，使之成为不知从何而来、没有故乡、在文化上“流离失所”的人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才出现了以强化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以对抗全球性过程的种种事实。亨廷顿发现了当今世界的文化多元化并承认它们，但他将当代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种族归属感、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均势失衡，却是非常错误的。亨廷顿意识到非西方的各民族国家文化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却未能将其正确地理解为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积极应对。从历史经验来看，所谓“文明的冲突”，实际上根源于处于一种文明的群体对另一种文明和群体的蔑视，它本质上不是文明间的冲突，而是自以为处于中心的、具有优越感的人群为了本民族国家利益背离其所处文明规定的路径而产生的欲望膨胀和霸权扩张。（这种把文化冲突解释文化霸权的扩张的解释，类似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观点。所以，作者试图消解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解释似乎也无力。——吹笛）当一种文明中的人群试图将自己的文明理解为“普世文明”而欲横行天下时，各民族国家文化奋起回应甚或诉诸流血也就成为一桩不难理解的事情。但是，这不能被理解为民族国家对全球认同的摆脱，而只能是民族国家文化对文化霸权主义的抗拒。

　事实上，在全球化和全球文化形成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都在弘扬传统文化、夯实认同基础，以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吉登斯曾经用“脱域”来描述现代性语境中全球化过程的特征。“所谓脱域，我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一般而言对社会变迁，特殊地说对现代性的性质，都是特别重要的。”脱域机制使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提取出来”，并跨越广阔的时空距离去组织新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由于交通和通讯的发达以及信任机制的建立，许许多多的经济社会活动可以借助现代手段如飞机、电话、信用卡、互联网、酒店、高尔夫球场、股票交易平台等完成，而并不依赖那种具有传统互动情境的时间和地点。脱域机制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现代人群的活动半径和方式，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观。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脱域”的发生仅仅是在人们处理商务、政务或其他跨地区、跨国界事务的时候，也就是说，处理特定的事务使人们能够更多地享用交通、通讯和其他物质技术成果，使其超越传统时空条件的制约而获得更多的交往、沟通和办事的便利。这当然会使生活于不同民族国家的人群增进横向联系、合作精神以及全球认同感。然而，一系列技术支撑条件仅仅是暂时地、部分地将人和社会条件从一定的地方性情境中“提取出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大多数经济、社会事务依然在面对面的互动情境中完成（即使有许多诸如网络技术、虚拟空间的支持）。即使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脱域”，那些“脱域”了的人们在办完公务后依然要想起“回家看看”，甚至在他们办事之际心中装着的仍然是祖国、故乡、家人和亲情，有些时候，那些支撑他们“脱域”的物质技术条件反而成为他们维系传统情怀的工具。他们结识了许许多多不同肤色的朋友，会讲多国语言，精熟商界、政界的诸多惯例和规则，但他们血液里流淌的必定是祖先一脉传承的文化基质。事实上，迄今为止，未见哪个国家因为热衷参与全球化过程和全球文化认同而宣称放弃领土主权或把自己的传统文化丢进太平洋。所以，总的来看，当现代性降临、全球认同（而不是全球霸权）逐步形成的时候，民族国家文化认同一点也没有被削弱，相反，在一定条件下，它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来认识。

　因此，当民族国家认同与全球认同以不同的方式、层次和向度被正确区分，文化霸权从全球认同中剥离出来的时候，优秀民族国家文化的弘扬便显得格外光明正大、合乎时宜。由于全球认同所体现的是各个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不具有任何褊狭自私的霸权性质，因此它实质上成为民族国家文化的合理延伸；由于优秀的民族国家文化大多都表达着和谐、关爱、宽容甚至“大同”的价值观，因而它内在地成为全球认同构建的哲学基础和文化前提。
 

（二）美国移民改革法案：政治与文化认同难以分割

作者：佚名  来源：不详  发布时间：2007-11-19 14:25:00
（http://abroad.ppen.net/usa/immigrants/9693.html）

    5月25日通过的美国参议院版本的移民改革法案中，英语是美国“国家语言”条文被最终纳入其中。这表明，美国学术界关于国家认同的讨论，美国民众对西语裔移民涌入削弱“美国特性”的忧虑，终于“登堂入室”进入国会。

　我们不得不再次对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表达敬意。他在两年前《我们是谁？》一书中发出的“盛世危言”，已经开始转化为美国决策精英们的立法行为。

　国家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身份的确认。民族和种族属性是建立国家认同的最原初的途径。17世纪之后的欧洲就遵循着民族主义原则建立了现代民族国家。德国与意大利因民族主义而统一，奥匈帝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因民族主义而解体。

　而今，民族、种族因素在建立国家认同中的作用越来越弱化。在观念层面，过分强调民族（更不用说种族）主义已属“政治不正确”；在操作层面，因民族概念本身复杂混乱，加之世界上并无纯粹的单一民族，过分强调民族也不可行。

　“共同文化”则是各国更为普遍的塑造认同之途。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历史经验等都有可能超越民族、种族界限而塑造彼此认同。正是因为殖民地居民基本认同英国清教文化，再加之抗英斗争的共同历史经验，“美利坚民族”的概念才得以在18世纪形成。

　但是，美国国家认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一种独特的共同政治理念在塑造“美国人”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美国人普遍信奉自由主义，他们不仅认为美国人是一个自由的民族，而且相信自己有将这种价值观推广到全世界的使命。

　美国人相信，正是这种理念，让“美国人”跟其他民族有着根本的区别。亨廷顿曾引用《独立宣言》的开篇“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来说明美国人的这种逻辑：“是谁认为这些真理不言自明呢？是美国人；那么谁是美国人呢？就是相信这些真理不言自明的人。”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共同的政治理念超越了种族、民族，母体文化的差异，对塑造美国国家认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过分强调，导致“多元文化”趋势已反过来侵蚀到了共同文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眼下美国正在全国大讨论的西语裔移民问题。

　美国的西语裔移民人数众多，增长迅速，拥有自己独特成熟的语言文化，与主流社会同化速度明显慢于其他族群。这些特性，是美国过去各种移民都不具备的，也是世界其他移民国家未曾遭遇的。

　不同的文化就会导致不同的行为。如果差别仅在于饮食、艺术、文学等方面，那倒也未尝不可。实际上，美国在这些方面也的确有足够的包容与多元。但是文化的范围实际上并不止这些：西语裔移民长期保持自己的“小社会”，与美国主流社会崇尚的个人主义总有些差别；也许是语言能力限制，一些新移民的工作表现似乎也与“老移民”有些差距，让人不禁感慨没有“清教伦理”，是不是真的就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这些问题，也在大量亚裔新移民中不同程度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即使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政治理念的认同，难道就不是一种“白种昂格鲁－萨克逊清教徒（WASP）”文化的产物么？最早宣称“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的美国人，不正是那些坚信个人主义、道德至上的、工作伦理的那些WASP吗？所谓政治认同，实际上很难跟文化分割开来。

　最近，美国几个拉丁裔歌星将美国国歌译为西班牙语并灌录了唱片，由此引发了人们的讨论：是用英语唱的“星条旗永不落”才是美国国歌呢，还是不管用什么语言，唱出原歌的“精神”就是国歌呢？是不是只要宣称自己认同“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这一句话，便可以成为标准的美国人呢？在这个问题上，一个专栏作家的疑问也许是有道理的：“如果新移民看不懂英文选票，听不懂选举辩论，他们真的能接受我们的政治理念吗？”

　其实，一个国家接受多种文化“马赛克”式的并存也并非不可能。瑞士、比利时、加拿大人都这样生活得挺好。可是美国偏偏是一个“自视甚高”的国家，而且又是一个自称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在这种“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问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的时刻，国家的凝聚力就显得极为重要。重新强化基本的文化认同，就成为美国保守派知识分子和多数美国民众的必然选择。而这一切，就要从说好英语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