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忆：吹笛的六一节

       清晨，蒙蒙亮，被父亲从床上拖起，垮上书包（是那种两根宽带平插进回形铁扣子的那种，就是后来解放军用的那种军书包）。离开居住的小红房，蒙蒙懂懂跟在上班的父亲屁股后边。妹妹稍后则由母亲抱着去母亲的单位。上小坡，梦游一般晃出华中村。在走出那座花岗石砌成的早已没有门的小门口时，看见了墙上孩子们玩追踪游戏留下的粉笔箭头，想起父亲二年前带俺路过此处时，给自己许过的一个空愿：
       “明年给你订一本《小朋友》......”

       这个给俺记忆深刻、勾起无限期望值的许愿，直到今天也没有兑现。这令俺想起了网上有个女孩子贴过的一首诗歌的名字，叫《许愿沙》。当然，严格说是这个许愿没有办法去实现。因为呀，到俺出那个小门口时的“现在”，宋庆龄题词的《小朋友》期刊已经停了大约有一年之久了吧？所以，只怕是想拥有一本自己书刊的小小愿望，永远实现不了。

       所以，在吹笛后来自己当父亲后，第一件事就是：一当认为应当具有阅读能力了，就马上给吹笛的小家伙订了好几种《小朋友》。到后来又有《少年文艺》。可叹的是，对这些期刊，俺父亲的孙子还没有俺父亲的儿子读滴兴致昂然。最可恨的是，对俺给错订的《软件世界》那家伙倒是爱不释手，把里面个个游戏秘籍读的滚瓜烂熟，直到把个小眼睛逼近视了，叫俺父亲的儿子心里今天有点烦、有点烦......，读图时代的网虫，就这样产生在及不情愿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所以，有本书的名字似乎叫《财主的女儿们》，其实，所有的女儿们虽都是自己养大的，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社会引导和踹摸成型的；所以，真真是应了一句老话，播种在各人，收成靠天气。

       《小朋友》自然始终没给俺幼年时代的小吹笛，而油印的传单倒是逐渐从儿童时代的吹笛周边的地底下江水倒灌似地突突地冒出来：红红绿绿，天上、墙上、地上年年见、月月见、天天见和时时见了。要么是严正声明、最高指示，要么是俺也看不懂的某某的历史反革命罪行、声讨书。这些，反而成了书包里的收藏，因为俺用它们来叠“撇撇”，来打发不上课的每一个下午。

       出华中村小门，便上到了就象对自己手掌的熟悉程度一样再熟悉不过的云架桥街上。幼儿的吹笛曾在这个路上，下学回来，亮起大嗓门，骑在东墙之上，高声大唱：
    “八个大籽儿有力量，八个大籽儿有力量......”

       真行啊，小吹笛边唱边骄傲拍打自己的胸口：能够把一支政治“流行歌曲”从头唱到尾巴呀，是在“大门口”宣传喇叭上无师自通的呀，当时只是幼儿园中班的智力呀，所以心里别提多得意呀！所以活脱脱地，叫那个名字叫郭建光的小同伴，仰面东墙之下，只有严重羡慕的份！但是问题非常严重的是，这个不起眼的小同伴后来在俺心头埋下了一个不亚于塔坦尼克号沉船的大伏笔。这个失败在东墙下的、名字叫郭建光的小朋友，居然在二十年后，对俺吹笛的夫人来了个抢先大行动——抢在俺认识这个女孩子的前面，把这个后来成为吹笛夫人的女孩子，在桑间蒲上，好好地谈了一大把“女朋友”！俺居然一点不知道。从此以后，凡是姓郭的，俺见了都要如履薄冰，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定要在俺幼小吹笛未来的生活中，狠狠地插上一杠子。所以，这个郭建光俺看就是哪个郭建光，埋伏在芦苇荡中养伤，最后端掉你的老巢。

       据说，现在网上流行一句董成瑞的口号，叫“同志们，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啦——！”俺这里也要给出一个吹笛人的警告：“小朋友们，千万提防叫郭建光的人啦——！”信不信，过了半辈子，居然还在那个封闭村庄的人情历史中打转。

       反正，俺吹笛那时正兴头上，接着唱：“八个大籽儿有力量、八个大籽儿有力量......”非常来劲。只是没有想到身边这个失败者，居然在二十多年以后，让身边这个得意的、光顾着自己唱，而不教给他唱的家伙的女朋友，被自己设计抢得个先机。高兴的拍着巴掌道：真是应了一句老话呀，失之东墙，得之桑隅。

       二十年后的事情还没有到来来，就先让过去吧。现在俺吹笛小小少年的，正清早跟着爹地在云架桥街面上赶班车呢。
       赶班车的教员们碌碌徐徐从四周灰色的、阴隐的平房出来，伛伛独行，象影子一样汇集，到去“大门口”的路上，集中乘车上班。赶赶地，小时的吹笛跟着父亲下大坡。来到坡子感到非常亲切，思想一时间开了小差。吸引是因为一边院墙后伸出的大树浓浓的树阴之下，是一溜烟排过去的三个国营商店：三个工作人员的银行（常跟着父亲来此存取钱）、四个售货员的副食品合作社（1963年的点心真香呀，嗅不够）和五个男女老少看管的新华文具店（每次经过进去，都好象是参观博物馆一样来细细琢磨玻璃后的文具。那个滋润啦）！

       另一边是一片斜草坡，下去就是“大门口”了。少年吹笛幼时放幼儿园，回家路过此地时，到此便觉天上开满五彩云霞，照得幼时的吹笛满是金花，精神抖粟，流连忘返，徘徊不归去，叫俺爹来寻——这里不是就是俺吹笛幼年时光的、人影憧憧的天安门广场、新鲜好奇的嘉年华游乐园和五彩缤纷的王府井大街么？！

       除了三个国营商店，对着“大门口”还有两个手工作坊。一个是修鞋的木屋，一个糟老头子安安静静、坐在歪斜的门框后边，用锋利的刀口，沿着皮鞋边缘切下鞋掌的多余的新皮子，或者利索地口衔索子，扬手拉扯双索，左唇进右唇出，用口水抹湿，去给大学生检来的旧鞋帮子来回补疤，神情安然，不慌不忙，象泰山一样。鞋屋看够了，对着走过去，是一个配钥匙、补钢精的更小更歪斜的木屋，叮叮当当的敲打，清脆而有节奏。只是有一天没一天地开门营业，象雾象雨也象风。可不象鞋屋的老泰山，每天必到。小吹笛倒是每天象礼拜一样，必来瞻仰。两个木屋的主人，那个象雾的不认识我，而那个象泰山的对俺这个不请自来的小造访者，懒得乜斜，爱理不理只管闷头纳鞋。
       但俺那时就觉得“大门口”就是全世界最新最美的全部！就是俺今天的巴黎城、纽约市的想象。

       那都是上小学前的故事了。想象太多，自然摔交也多。在这条路上小吹笛不知摔过多少跤，双膝盖都是烂的，以至看到别人光滑的双膝，还认为是对方膝盖有问题：不正常呀！现在想来，原因是青砖铺就的大下坡，那是一个有一百年以上，有教会背景的大学的“大门口”。曾经学子莘莘，教授沉沉，洋房华屋，教堂钟楼，随着时间，随着解放，随着无休止的运动，已经伤痕累累。今天残存的每一处建筑，都成为这个都市的文化保留遗迹。

       所以，那条青砖铺就的下坡道路，也是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学前路，由于缺乏维护，路面坑坑洼洼，凸出的石头，横在面前，老是跟幼小的吹笛过不去。由于每到必跌跤，所以走到这坡，心理反映似的，心上紧张地一边念“跌倒、跌倒”，身体着了魔鬼似的，就果然一个趔趄狠狠扑下去。双膝一定先落地，而且绝对不轻：旧伤疤又沁出殷红的血丝丝来了。
       那都是上小学前的故事了。现在俺正跟着父亲赶班车，去上小学二年纪呢。

       汽车来了，是辆大卡车，一副充满阶级自豪感的歪下巴司机。在这个早晨，数就数这位无产阶级的嗓门最洪亮了，大声唠叨，说是交通车坏了，妈的个皮，修了一夜，妈的个匹，还在修，今天妈的个屁都跟我上大解放。

       一行人，很服从的，有从来沉默少语的解放前的三级四级教授，有每每心志踌躅的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还有一本正经的部队转来的，或旧学校留下的各科行政领导......，一个紧跟一个，缘着卡车后厢的铁挂梯，趴进卡车箱里。小吹笛兴冲冲爬上比二层楼还高的卡车背里，只见前左右三个方向沿车板边缘，教员们已经直直向外立定，好象吹笛后来常见于大街，游街示众的犯人一样。戴眼睛的，厚的、薄的，白边的，圆框方框；不戴眼镜的皱纹的眼、流泪的眼、眯歇的眼、还有一双正宗的灰眉毛对对眼。千万别轻觑了这个老头，可是在全国也数得上的文科教授，据说他那美丽夫人的各色鞋子，可以摆满宿舍一层木楼梯。在俺现在的想象中，丝毫不亚于马科斯夫人的排场与讲究......

       现在，这辆拖煤的大解放，马达轰鸣，斗志昂扬地，在两位工人阶级的驾驶下，前突后冲，一车教员活活被颠成了鬼哭狼嚎的“叫兽”，痛苦之声不绝于耳。一群被解放拖拽的文人，从“大门口”历史厚重的昙华林巷口直冲下坡，猛然间拐上了骡马大车穿梭不息的中山大道，嚎叫着穿过小东门铁桥下，又从大东门铁桥上自由落体般降下来，穿过付家坡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门口稀疏的菜田上的人工粪肥的飘香，绕过洪山宝通寺残破荒凉的、空空冷冷的宝塔下的扑面尘土，夹带着街道口水泥浇注的武大校牌坊下尖利的石子儿的刺耳的划破声，滑进黄土碎石堆起的狭窄的广埠屯郊区烂泥路，冲上松树多于桂花而坟墓多于稀疏松林的桂子山麓，一个急刹车，顿停在目的地的汽车房的地下油库前。

       象每天一样，教员们有气无力地，从汽车上下到地面，一个个好半天缓过气来，慢慢吞吞重新把震散的骨头架子拼接好，从上到下，从右到左，然后，从汽车房出来，各奔不同的楼道房中。小小少年的吹笛，感受不到这些痛苦，跟着父亲去壹教工食堂吃饭。路上父亲按惯例叫俺掏出课本，给俺提生字词。俺知道这是俺“幸福”的时光开始了：这是小吹笛一天中最难受的两个时间中的一个，因为往往是以责问开始，以挨克结束，因为俺不能把“刘少奇”和“刘少狗”分开，害的俺美美的早餐总是吃的没滋没味。另一个受难的时间是饭后的晚上，叫俺读毛主席语录一百条，不会背，不让出去玩。因为俺不能说清“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中，“政策”和“策略”一字之差，区别在哪里？为什么粗心大意不弄清就会危机党的生命。俺小小少年读的想的直搀瞌睡，对于什么叫做“上眼皮责任有千钧重”的感受，特别真切深刻，至今记忆犹新。

       不过吹笛当时自有对策，趁父亲出去到厨房倒水喝茶，马上一骨碌三下五去二扒掉身上的衣服，扣子一个也没解，就扒掉身上所有的衣服，一溜烟钻进了被子。老宿舍的房子一色平房，一没私厕，只有公共，二是厨房离卧室总是远远的、孤孤另另建在主建筑之外。待他老人家茶炉收拾完毕，远远回来，小可怜见的神父俺已经是甜甜地“睡着”了。

       除了有一次，俺那爹返回来快了些，赶上正在“隐身”未果的俺。俺那爹象见到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一样，突然一个鹞子翻身，一下扑到床上愤愤吼道：
       “八点还差五十分，就上床睡觉了”。
       “我读完了”，俺埋伏在“被壕”里反击倒，“不就是一百条吗？也没点新的，读烦了......”
       俺那爹哑口无言，抖落手头，除了“一百条”，也只有一张当天四开的报纸，打发彻夜。那时候，没有更多读的东西。没听说过电视，收音机是电子管的，所有的文艺节目，吹笛都能从头到尾一字不拉的背下来。因为这个能力，一年后，俺还被选进了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专唱李玉和、杨子荣、少剑波、郭建光和雷刚呢。

       还是回到早晨吧，俺骑在食堂侧门的石墩上，吃完稀饭馒头大头菜，马上就要去附小见俺那成天哭丧脸的班主任邱老师了，邱老师挺个大肚子，还气宇轩昂地要求每个二年纪的小学生，上课闹革命。颓丧的邱大姑娘，革命生产两头忙，顾精神顾不了身体，所以在俺的记忆中没个好脸形——由于激动，总是个歪脸。

       还是刘禹锡后来说的好，叫：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果然，说时没有那时快，清晨的天空在第一缕阳光跃出的那一瞬间，在俺吹笛的视界之中，忽然展出一片澄净的蓝天白云，一对美丽的身影，从学生宿舍走出来。两个越南来中国留学的女学生，中式的服装跟俺们没啥区别，只是出门习惯戴那尖顶光亮的斗笠。光洁的斗笠亭亭地罩在头上，越南学生的垂腰秀发随着步履，在腰上一摆一摆......。

       印象特别深的是斗笠的系带不似俺中国人那种细绳子，而是一段布，宽宽地从下巴绕过去，看着很大方，猜想一定很舒服。学院给留学生安排吃饭是在小食堂，经过壹教工食堂的一端。这个清晨的桂子山顶，两个款款走过的越南姑娘，很安静地，依依从俺吹笛小时侯的眼面前走过，又停下，向下看我。也许她们是看见了小小少年膝上平展的一本正在读的书，书名叫《南方来信》。不知为什么，跟她们招呼的时候，一双南方姑娘的纤指，从自己的胸口取下，给了我一枚胡志明伯伯的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