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乡先生的叹息

——我读《古铜上身白上身》


     刘齐先生叙述文《古铜上身白上身》贴出后，我无意中跟周泽雄先生有了一番简短的讨论。讨论虽短，但印象深刻。印象深刻于泽雄先生，一是提出了“历来反对读小说带有道德眼光”，这叫我重新咀嚼道德批评的合法性依据；二是指出了“读者群的整体道德水平”问题，让我头一次注意到一定特征的作家与一定人品的读者群关系问题；三是质疑我对《古铜上身白上身》的阅读，“每一招都拐到作者的人品上去了”，怀疑道德入手的正当性。讨论因为bbs即兴跟帖形式的限制，没有能展开，总觉得是个遗憾。弄不好，虚心好学如我者，有可能会继续陷入“你是否拎得清”的无知境地。故另撰此文，说明观点，以乞教于泽雄先生及大家。

     实际上，从文学发生的机制来看，文学本身是人类道德律的产物。从文学对现实的阐释和社会影响功能看，文学自觉不自觉总有“教化”的诉求，发挥着“教化”功能。就道德与文学的关系看，道德在文学中还具有“审美中介作用”，能够发挥把种种“非审美因素转化为审美因素”的功能。这样来看叙述文《古铜上身白上身》，在其叙述晓畅或形式美之外，去“带有道德眼光”的阅读，其实是阅读活动的题中之义，并不意味着对作家、作品的损害。

     接下来，我们有理由看一看《古铜上身白上身》的道德劝戒之喻。

     所谓道德，是“善”在其实现过程中的具体形态，涉及的是事物的“价值”意义，意味着人在实践中的价值取向。关于道德的厝身之所，可以参考亚里斯多德说的一段话来发现：

  善的意义和存在的意义同样多，它可以用来述说是什么，如神和理智；也可用来述说性质，如各种德行；也可以用来述说数量，如适度；也可以述说关系，如有用……诸如此类。

     回头来看《古铜上身白上身》，是一篇严格按照生活的存在形态展开交往情节和冲突场面的叙述文。这个交往过程中，不单单是行动，还有行动背后的规范性意义，具体涉及到理智（“我不好意思白坐，买了两支雪糕，边吃边观战，兼与店主聊天”）、涉及到德行（“……就过去打开，哗哗洗手。老赵听到响动，扭头瞥一眼，没吱声”）、涉及到适度（“小伙子说：‘我们自己有矿泉水。’另一个小伙子说：‘没所谓，再买一瓶吧。’”），还涉及到有用（“他们嬉戏，打闹，青春灵动，一改在茶馆时的窘态”）等等。

     这些道德性内容都是一般叙述文中的必然存在，就好象必然存在于所反映的生活中那样。但文学是对生活的阐释，因此我所关注的，是叙事中的立场，具体说是叙事中表现出来的道德立场。这一点，在那个叙事主体——“我”——的身上有集中体现。“我”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我”是太阳，照亮了人物的道德面目。这是因为“我”，在叙述结构上是处于叙述者的地位，所有的人物伦理色彩均是“我”的涂抹。因此，“我”是道德褒贬、伦理冲突的生产者。比如：

  老赵起身，打招呼，没人应声。走到墙角椅子摞儿那儿，拆出两把送过去，没人坐。老赵不见外，关切地说：“快把小布衫子脱了，拧拧水。”一个年轻人终于接话，却不言谢，只说了两个字：“知道”。

“老赵不见外”、“一个年轻人终于接话，却不言谢”等，都是第一人称“我”的伦理判断，并非事实判断；把伦理判断夹在叙事中展开，以“善”代替“真”，天真的读者便被牵着鼻子跑。所以，“我”的视角是不可信的。

     另外，“我”还在伦理冲突的张力中发挥着建构的作用。一般来说，城乡对立千百年来是客观存在的。但在人们旅游的日常生活中，当地人和外来游客往往是利益共同体，构成的其实井水不犯河水的自然和谐常态。因为当地人和游客，原本是一种平行的商业关系，这里面没有主，也没有客；没有外人，也没有熟人。但是呢，这个充满了乡党内省的“我”，却要在平行关系的店主古铜上身与游客白上身之间制造对立，象章鱼吐墨一样，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把场面意识形态化，楔进一个冬烘的乡约礼仪关系。两种异质性“关系伦理”铰接的结果，自然是令叙述、读者和人物尴尬。比如，体会以下这句子中的尴尬：“于是，就张口表示，谁知说出来的依然是钱——‘你们进茶馆，得消费呀，哪怕买一瓶矿泉水呢。’”
     所以，“我”的伦理观还是别扭的。

     最后，“我”还是这个伦理矛盾的强化者和支配者。说强化者，是指“我”大量的道德自觉和伦理内省的心理活动。正是这些内心活动及其描写，毒化了平行关系的空气，拉开了古铜上身与白上身的裂痕。再加上不断强化的外部叙述，比如：

  老赵有点讪，退回牌桌旁，给一个老哥支招儿：“你那个2留着干啥？调主！”

  老赵猛喝一嗓子，狗安静下来。

  一古铜上身答：“那什么不卖，是给我孙子摘的。”众古铜上身笑，洗牌，旱烟味更凶。

其中的“讪”笑、“猛”喝和旱烟味更“凶”，便是第一人称下，修辞程度不断加深的主观叙述，更意味着扩大的矛盾与矛盾的扩大，直至指向道德惩罚的结局：

  很快传来犬吠声，人的抚慰声，是白上身在跟狗合影。
  老赵猛喝一嗓子，狗安静下来。
  白上身出院，发现树枝上挂一荆筐，筐底垫绿叶，盛红樱桃和黄花菜，还盛晶莹雨珠，极其艳丽可爱。
  一白上身驻足，怯生生问屋内：“那什么，卖不卖？”
  一古铜上身答：“那什么不卖，是给我孙子摘的。”
  众古铜上身笑，洗牌，旱烟味更凶。
  下山路上，远远的，我又望见三个白上身。

     这“惩罚”是三重的，一是个人的：“老赵猛喝一嗓子”；二是族体的：“众古铜上身笑，洗牌，旱烟味更凶”；三是上帝——作者——的（通过修辞完成）：“下山路上，远远的，我又望见三个白上身。……有的楼群一片模糊。”

     一个二元对立的叙述形式：一方是乡下的古铜色，一方是城市的白上身。两方有自然身份（铜色与白色）、社会身份的对立，更有道德身份的对立。作者的倾向，就是放在双方礼尚往来之高低好坏的比较上。其比较演绎的结果是：道德低的被道德高的所惩罚——看那三个白上身，不正是在那一条狗与一荆筐红樱桃、黄花菜上受到了呵斥与嘲讽吗？这当中，不是有一个提示礼尚往来的劝戒之喻么？

     说到底，《古铜上身白上身》是对当下道德“失范”喧哗声中的一声叹息。当然，很别扭。别扭就别扭在把两种异质性的“关系伦理”铰接不清。
（未完待续）



附：刘齐：《古铜上身白上身》
（http://www.zmw.cn/bbs/dispbbs.asp?boardID=12&ID=53301&page=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