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苦难的故事之四：一个人的消亡

（又名：《嗯 我去了 我去了 你要怎么样*》）



   前边说过，我刚参加工作那阵子，业余时间很多，没事总往图书馆跑。跑长了，跟图书馆里的老师熟了，发现他们大多原不是图书专业的老师。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改正摘帽的一类人，十年十几年专业荒废，只好到图书馆来过度。比如借书处体小气弱的寇老师，无法上讲台，安排到图书馆，倒也安于其乐。但并非人人安于其乐，比如人高马大的仇老师，对最终安排到图书馆简直可以说是愤怒，天天缠着学校要求上课。学校偏偏又躲着不给安排上课，最后图书馆成了他的授业馆、演讲馆，乃至发牢骚的闲茶馆，他本人也成为馆长的头痛分子。

    仇老师当年作为坏分子被开除公职，流浪社会晃荡了十多年，恢复公职那段时间先是跟领导扯皮。要求把所有停发的工资都补给自己，实际上政策只是补发一年。冷酷的政策别人都忍了，唯他沸反盈天不接受，后来学校只好私下里垫付了壹千多元才消停。后来缠着要上课，金丝眼镜白衬衣，风度狂狷，四处追领导谈话，新的老的见了逃。仇老师脱了衬衣换西装，竖领风衣，围着校园一圈一圈转，在女学生眼里如同一尊移动的风度翩翩人物雕塑。找不到领导，回来逮着来图书馆的任何一个人，无论愿意与否地陈词。学生或者是年轻新来的教师惊叹他普通话如此地道，字正腔圆。仇老师比划道理，配合着挥手舞脚，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明显的经受过专门训练的优雅作派。

    气鼓鼓来借书处上班，仇老师从来不坐，无事兀立于图书馆大厅喝闲茶。我刚进校，脸皮薄，加上跑图书馆是自己把自己送上门，成了仇老师经常逮着陈词的对象。诉说从当下到过去，从本市到省里，到最后便斥责一切。著我谦虚，仇老师不管愿意不愿意，倾缸覆瓮，填满大礼堂几百人号听众的演讲口水，向我薄如蝉翼的耳朵里头不拉一字地灌。灌的都是自己威武不能屈的高大形象。我的家里也有类似的经历，听着总觉仇老师难免有事后英雄的夸饰。怀疑中就应付着离开。仇老师追到图书馆门外那一棵盆粗的苦楝树下，拍胸脯子拍得比树上的黑老鸦叫的更响亮，说：我有钱，有很多钱呐！我并不缺钱，上课上班也不为钱。我这么多年生活比别人好，别人吃苦我吃肉。

    下一次遇到，仇老师守在那一棵盆粗的苦楝树下，接着说：我有手艺，我郊区做兽医，名气响当当，赚了大把钱。不信？！不信你去看我盖的别墅，不信你问小我二十好几的老婆！那是我第二个老婆，漂亮咧！别墅我没有看见，尽管那个时候“别墅”二字只在外国小说中想象过。但仇老师的第二个老婆是见到过：学校头一次分新房，她跟着家具一起搬进来。只是看起来远没有当初仇老师描述的那么漂亮，高挑是高挑，白臂修长，脸盘却扁平，感到是平常半老徐娘一个而已。所以此刻，里边忙活的寇老师抬头探窗户外，听了他的这些夸饰的言辞，便撇起薄嘴唇，眼角瞥他。仇老师不知，更来嚼劲，绕着苦楝树根原地转圈圈，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这是他心情好的标志。

    时间处长了，便知道了他是正宗的军人出身，也是正宗的文艺科班出身。这个当年国民党军队文工团的台柱子，演过莎士比亚，演过《雷雨》。扮演四凤的A角后来成了他的前妻，自己则把那个拼命挣扎在后娘不伦暧昧中的萍演得意味无穷，满堂扼腕顿足。这才是真正的戏剧表演，依据的都是正宗的戏剧理论。比如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比如贝尔托•布莱希特。仇老师陈词进入到戏剧，心里嘴上很享受，舌面上两位戏剧大师的绵长姓名一吞一吐，便像战场上的轻骑兵一样，跳跃腾挪，又带着洋味，很能迷醉人。一忽儿是“演员消失于角色之中”的“共鸣效应”；一忽儿“演员与角色保持距离、观众与剧中人保持距离”的“陌生化效果”。嘴里都是响当当戏剧术语，配上戏剧经历和风度，随便一个什么就能迷倒年轻的后生，特别是那些女学生。

    来年三月，我被借调到省教委。那时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事物多。很快，省教委赭红色的六层大楼里，来了一拨当年简易师范、或者是速成师范毕业的老头老太太。一口黄冈方言的处长要我查查档案，争取发个文，落实学历。到教委档案室，漂亮的女档案员说这里都是新的，老档案不知道。各个处室问来查去，满头银发的老处长、局级屠姓调研员叫我试着到旁边的二层小红楼上找一找。花了两天，在二楼尽头一间空房的一角，打开了一扇上了锁的木柜。一格一格的发了黄的零乱纸堆中，有一袋50年代中期省管院校的材料，其中一叠是某个清查运动的甄别表格。我意外发现了我所在学校熟悉的几个人，仇老师的表格就在其中。

    表格中首先是仇老师自传，反映自己是个曾经的三青团员。接下来一路鉴定都不好：傲气，怀疑男女关系暂无证据，发牢骚，有攻击党的教育方针的言论等等。终于，在表格的最下边，“校领导意见”一栏中，有人用碳素墨水写着零乱的八个字：此人很坏，建议逮捕！（校党委红章）我猜想，这位满是政治污点的仇老师到底够不上逮捕，最后一定是赶出学校最省事了。借调到教委这期间，我也有回到学校，看见仇老师依然风流倜傥不饶人，依然是一尊流动的人物雕像，在校园惹人眼目地移动。仇老师兴许不仅仅是做给女学生看、年轻教师看，甚至也不是普通教师看。但我知道写下那八个字的人并不在学校，现正在省教委养尊处优参谋振兴教育呢！而抑郁不平的仇老师，手里又开始多了一根米黄的藤木拐杖，走路随手摆，朝天上地下一指一戳，风度咋看依然如故。

    其实，心气再高的人，总是似曾相识地应了一句古人的诗词：无可奈何花落去！果然，三年后，我回到学校，校园里不见了一道倔强的风景。再看到这个仇姓的老人，已经幽拘在偏僻居所高楼的地面蠕动。鼻梁上那特征性的金丝眼镜不见了，曾经美丽的移动，只剩眼前艰难的游移。他已经口嘴歪斜，原本的大方脸被脑溢血扯变了形。为了防止身体往瘫痪手脚的那一边跌倒，这个病人双手紧紧握住一架去了前轮的破旧三轮架子车，好来帮助平衡。我特别注意到那一只瘫痪弯曲的左手，被人用几条撕碎的毛巾布带，死死地绑在车把上。不知道是不是他那白臂老婆的杰作。再过几个月，仇老师死了，白臂老婆不见了。后来才知道，那女人不曾离婚，他们当然也不曾结婚。

    仇老师没有孩子，也没有亲戚，是国民党把他养大。白色文工团打垮啦，收编到红色文工团。不知怎的转业到学校教戏剧。但那时学校没有戏剧，便教学生朗诵，朗诵是从贺敬之和《王贵与李香香》开始，遵循的是红色经典歌舞片《东方红》示范的秧歌剧风格。满脑子正宗戏剧理论的仇老师牢骚满腹，居然教起了莎士比亚和《雷雨》的台词。我被叫去帮助抬仇老师的尸体。房间里阴沉潮湿，空空荡荡，地上破败杂乱。打开唯一抛了皮的柜门，四壁如也，只有长长的一件外套，耷拉在衣架上，而且被肮脏蹂躏得面目不清了。如果不是曾经对这长长的一件产生过深刻的映像，我就是再好的眼力，也不会辨别出这就是那一件曾经风靡了校园红男绿女的竖领风衣。

    仇老师没有孩子，也没有亲戚，骨灰都没人领；他的住房马上转了户主；他当年曾经敖立过的那一颗盆粗的苦楝树也没有了，图书馆也没有了，老校区被卖了，开发商一个星期把一百年的故事变成了一张白纸。省教委早改回名称为省教育厅，赭红色六层大楼拆了，盖起了白色马赛克十七层高楼。当年那个处里的处长换了恐怕十来个了，我那时的科员同事，不是局级也是处长了。其实记挂的是二层小红楼，也更早没了。最终惦记的是那一叠档案，多半是无影无踪了。这样看来，这一个人怕是真的消亡了！



*标题为《雷雨》中萍的台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