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研究：文学活动安身立命的“新现实”

    提要：文学是一种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一种。文学活动的需要和变化是随着人的生命活动——其一般表征是社会活动——的需要和变化而变化的。文学活动总是与人的生命活动——其具体表征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准确把握和参与当下人的生命活动的新现实，是文学活动生命力的根本保证。这所谓“新现实”就是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人和社会。文学活动通过介入这个“新现实”而获得合法性。

    文学活动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活动，而是与人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建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人的发展和人自身的建构总是抽象和概括性地表现为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自身的完善和建构，所以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自人类进入以启蒙运动为肇始的现代性社会以后，文学与人、与社会更是形成了共生同荣的关系：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文学始终发挥着现代性孵化器的功能，成为想象、虚构、塑造、培养现代人的有力手段，也成为描模、构造、校正、臧否现代社会的利器。换言之，通过文学的“现代性想象”和文学活动的“现代性建制”，去发挥着生成、教育、改造、培养、加工、巩固和强化满足“现代”体制框架之内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现代性“公众”的作用；另一方面，从具体阶段或发展类型看，文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类型中，总是随着特殊的“现代型”需要，而凸显着某一类型的建设功能。这一点在我国——急剧地用一百年时间，从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现代型——显得特别明显。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第一次转型，由近代的皇朝国家向现代的民族国家转型。文学的面貌由此有了极大的改观。维新志士康有为、严复、夏曾佑为了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新政，将小说的作用，定位在开启民众的蒙昧方面。对此论述最系统的是梁启超。他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被认为是近代“小说界革命”的纲领，全面论述了小说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将文学纳入到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之中，为市民小说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五四”时期，思想启蒙者焦虑的是能否改造国民性格，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塑造新人，奠定基础。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说，正是通过情感的作用，文学成了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力量和社会动员方式。文学是新社会的立法者，是新的人生观的缔造者（转引自《文学评论》2000-4，P.10）。由于文学承担着启蒙的功利主义的功能和任务，由此奠定了后来以启蒙与救亡为核心半个世纪不衰的现代文学的坚实基础。

    20年代和30年代的左翼思潮，40年代到“文革”的以民族和民间文化为表象的现代化追求，从中折射出的焦虑是能否用普适性的共产主义取代没落的资本主义。毛泽东在《延座讲话》中，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直至形成了以“真实性”、“典型化”、“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核心概念的文学体制。文学发挥着为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叙事功能。以至于直到建国后，文学艺术一直就是国人政治、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也创造了一批具有里程碑性的“红色经典”。

    80年代，中国社会面临着第二次转型，由计划型现代国家向市场型现代国家转型。文学的功能和地位又经历着一次重大的变动。80年代被称为“概念年”，各种文学艺术新名词大量涌出，显露了主流文化所存在的不可遏制的“现代性冲动”。文学中无所不在的“现代化叙事”，则是渴望实现现代化而急欲消融民族身份的持续性焦虑的表现。文学发挥着转型期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性认同功能。

    然而在柏林墙倒塌和东西方冷战终结后，国际国内，巨大的意识形态空场迅即被经济竞争、文化较量以及民族和宗教冲突所填充……。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历史性想象活动，其地位也似乎随着“意识形态的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而岌芨可危。以往无可质辨的教育、审美和娱乐的文学三个功能在当今社会中遭遇到尴尬的处境。

    首先，是教育者的资格遭到质疑。即教育正在被让渡给了羽翼丰满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形形色色的传媒工业。其次，知识生产的细密化和专业化，使知识和接受者的行动相脱离，知识生产不再导致行动、指导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参与社会变革，甚至也不提供价值、目的和意义。知识生产实际上已经成为了某种智力游戏和精神安慰剂。另外，文化粗鄙的状态日益严重，一方面，日常生活的高速度运转和日益粗鄙化、标准化对于审美趣味无异于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文学教育的实施、审美情趣的培养不仅成本高昂、耗时长久，而且与社会发展对于效益、利润的最快、最大化追求的趋势背道而驰。况且，文学最重要的素质之一就是“敏感性”，就是说，一个对“美”有深刻领悟力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敏感的人。但我们这个社会就是不需要“敏感”和“敏感的人”。再一个，文学在当今社会市场化进程中唯一的可发挥的作用（或说可分得一杯羹）的地方只有娱乐了。然而，畅销小说和各色各样的流行文化一样，也受制于社会标准化的生产程序，受制于成本核算。今天的文学和电影，场景、道具、背景音乐、选题、故事、冲突、悬念甚至人物语言都可以组装和互换。故事不再需要经验和阅历的支持，仅仅是对已有的故事的仿制、挪用、改组和拼贴，这就是导致了对“戏剧性”的滥用。流行文化是娱乐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流行的必然结果就是过时。“过时性”对于娱乐的发展来说不是障碍，而恰恰是必须。正是“过时性”刺激了一轮又一轮的生产和消费，催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大众偶像”和“消费英雄”，从而造成了虚假的个人化和空间繁荣的文化产业的海市蜃楼。（格非：《市场化与文学的功能》《文学评论》2004-1）

    在今天面临的文学境遇下，作家需要重新寻找自身，文学需要找到安身立命的新现实，从而使文学重获生命力和激情。在文学的历史上，第一次寻找是在中世纪，通过文艺复兴找到了真理所据的空间——世俗生活；第二次寻找是在启蒙运动时期，找到了启蒙思想下真理之所出的依据——个人经验。这一次的重新寻找是在资本市场时代，何处是普遍、永恒的真理，而不再是情景真理？文学得以坐实的依据——新现实——是什么呢？

    的确，有责任感的作家都在进行着这项工作。我们可以通过眼下纷至沓来的给文学所下的定义看到这种赋予文学以新生命活力的努力。

    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般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而一般意识形态又属于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文学具有审美与意识形态双重性质。（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P.75）
    文学——拥有着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力和言说的能力，思想启蒙的功能。文学理想就是社会理想，文学意识形态就是社会意识形态。（旷新年，见《文学评论》2004-1，P.101）
    文学——作为知识者对时代、民族的道德承诺的写作和生存方式的文学。（黄子平）
    文学——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或者一个固定的对象，而是一种恢宏的想象和无限的国际疆域。一方面，是一种批判性的国际视野；另一方面是中国自身的一种现代性想象，是一种高度开放的自我想象。
    文学——是一种不断打开和生成的历史可能性。必须拒绝本质化的文学思维，就是说拒绝任何一种狭窄的文学经验，拒绝用一种文学经验去代替或者涵盖文学的所有可能性。将文学从一切过去的定义和评价标准中解放出来。“为艺术的艺术”、反文学的文学、文学的政治性、疏离政治的文学……（这些文学经验）都是内涵于文学本身的规律，都同样地构成了文学的生命。任何将文学检验狭窄化都是反文学的。

    文学——是反“知识”的，是“常识”和“规律”的瓦解和破坏。王尔德说，艺术是‘谎言’。五四时期，通常在与科学的对立中来描述文学。
    文学——是最敏感的意识器官，是最鲜活的生命经验。文学与科学处于完全不同的位置和形态，文学是一种混沌初开、元气淋漓的生命意志，就像溶解黑暗的晨曦，就像正在啄破硬壳的鸡子。如果说社会科学是在灯火通明中严肃地结帐的话；那么，文学则是一种血肉模糊的创世纪。（旷新年，见《文学评论》04-1，P.101）
    文学——承担着将“革命历史”正典化的叙事-阐释工作（创建一套压迫 解放的权力-叙事话语系统）。
    文学——在叙事中（重新）寻找自身（生命）的活动，而使文学重获生命力和激情；要在日常生活虚假的舒适感中保持足够的警觉是必须首先跨出的一步。
    文学——是关于人类生存本质的艺术；是人类生存的过程和时间的艺术；是一种人文诉求方式（即，生命之为人的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存在形态或存在居所），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
    文学——是一种认识，是一种特殊的认识。（见《文学评论》2004-2P.191）

    归纳起来，在这些定义中，为文学赋予了如下的功能：

    一是审美-存在-启蒙功能，用来构筑、彰显和提倡一种生命意识。例如语言，不再把‘语言’看作仅仅是文学的一种媒介或载体，只完成一种工具性的功能，而是把它看作人的存在和追求这种存在的意义的精神本体”。也就是说，根子里是为了从中找出“可以适应动荡的外部世界的精神生活方式”这一视角和结论揭示出了“语言”在文学中的存在，不仅是要通过对语言的强调让文学回归本体，潜在地反抗文学工具论，更是要以此来构筑、彰显和提倡一种生命意识，即“以感性的美学形式来寄寓新的属于个人因而更为可靠的理性”。  （刘俊，见《读书》2004-1，P.150）

    另外，对人的本质要素——精神活动——起到确证与滋养的作用。“研究文学可以净化我们的体验，根除平庸的反应中属于个人的不相干的联想。我们对文学了解越多，强烈的反应与对反应的巨大激励便更有机会同时并进。另一方面，日益敏感的文学体验还足以清除文学研究中的学究气”。（弗莱）文学体验帮助我们扩大我们的经验世界，让我们借助想象力去接触到个人有限的生活经历中不可能有的“生疏经验”。形成一种不可替代的特殊修养方式；“它加深我们的同情心，扩大我们的度量，为我们提供对事物的新视角，并加强我们表达自己或别人信念的力度”。（弗莱）

    第三，建构或重建人的精神世界。“艺术的创造是人类成就中为数不多的值得称羡的形式，（其在现代的）结果变成了一种解除创造的行为”。（弗莱）如王尔德、波特莱尔、赫尔德林、克尔凯郭尔、尼采等。要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必须打破已有的世界之固定秩序：由于我们被已有秩序所束缚所压抑已久，我们的心灵要借助文学艺术再创造的世界得以充分舒展。（叶舒宪，见《文学评论》2003-6，P.180）

    一是功利-工具-意识形态功能，通过虚构，在建构着人们的关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想象和记忆，以达到对宏大叙事的认同与服从。例如，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修撰与新中国秩序的建立形影相随，文学也承担着将“革命历史”正典化的使命。20世纪中国文学就其整体意义而言，是社会政治话语的文学表述，是现代思想革命的历史文本，政治家或思想家才是它真正的救世主。（宋剑华，见《文学评论》2003-6，P101）

    我们所面对的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上演着喧嚣、混乱的戏剧（社会转型），最热闹与最寂寞（资本的效率与权利的公平）、最卑劣与最高尚（权贵不公与社会正义），在我们身边急速旋转出万花筒般令人目眩的景象。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把握自我，如何重建我们四分五列的生活，找到其中的意义？答案只有一个：文学介入历史、介入实实在在的现实。作家、评论家李陀认为，文学面对新的现实，不是该不该应对的问题，而是选择什么样的态度，用什么方式去应对的问题。在反应和应对之前，先对所谓“新的现实”作些研究和讨论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说，弄清楚这新现实到底“新”在哪儿？李陀探索性地指出：“我认为当前全世界普遍为之不安的“危机问题”，极可能是这类问题之一，或许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以这个问题作为解释和分析“新”现实的突破口”。李陀的论说，正拿中了文学的命脉，犹如现代人安身立命的“现实”不再是“神性”（上帝），也不是上帝之后的“理性”（个人经验）一样，文学在转型社会所面对的“新现实”正是“合法性”（普遍认同）危机。而所谓“危机”正是认同的危机。因此，文学要应对这一危机，要介入历史，要重新统一人们四分五裂的精神世界。这才是文学的安身立命的新的现实。

    现在，世纪之交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政治危机（权力的合法性）、经济危机（效率的公平性受到政治经济学和文化批判的质疑）、文化危机（强势文化遮盖弱势文化、霸权文化对边缘文化的生产和侵略）、道德危机（道德失范，交换性质的道德以正义面貌出现）——使这一局面似乎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它们不但反映了现代人面对的危机的深刻性，也反映了危机的总体性，危机不再是局部的，地区性的，或因制度和国家性质而异的，或者是阶段性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道德危机，危机的方方面面还没有被联系起来形成危机的总体性的结构分析。而今天我们面临的危机正是总体性的、结构性的。

    而文学活动的优势，是更便于从总体性立场去涉及、认识当代的危机现实。各个知识学科和理论领域都可以做很多事，也各自有它们的长处。然而，文学活动，尤其是针对当代文学的文学批评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因为被严格细分为许多学科的理论研究总会受制于学科的界限，从总体性的立场去认识危机反而会有种种局限和困难。李陀认为，今天，想要对“新现实”做出积极的反应，文学活动还需要有自己的对现实的理论解释，需要有自己的理论问题，虽然这样做并不排除它还必需向其它理论和知识领域借东西。文学不同，文学活动的对象是文学，文学于人，于社会，无所不容，无所不包，文学批评也是这样。何况，当代的文学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涉及、讨论“危机”主题的文本实在是太多了，对这些文本做跨学科的批评和研究，文学不仅大有可为，而且，应该对认识人类的当代危机做出其他知识领域不能做出的贡献。

    文学介入新现实，就是做到将文学活动的对象、责任和功能指向战斗精神、反抗精神和理性精神，追问“现实”的合法性使达到合法性，或致力于和谐现实的建立。当然，文学要做这样的事，必须对文学本身有新的认识，如果仍然只把“纯文学”当作对象，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内部批评”，那自然不可能把认识现代危机当作文学批评的一项大事来做。不过，面对中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文学活动也到了该对自己的责任和功能进行一番反省和检讨的时候了。（李陀，见《文学评论》2004-1，P.103）“‘社会’历来是权利与贫穷、知识与压迫、历史与幻想、监督与服从等敌对立场之间对话的尚未分解的整体”。（霍米.芭芭《纪念法依：自我、心理和殖民条件》，见《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刘象愚、罗纲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探索和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关系，不仅是社会学家的理想，也应该是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为之奋斗的共同事业。别林斯基说过，逼人的社会问题往往比十所大学更能把文学推向前进。（徐葆耕，《文学评论》2004-1，P.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