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研究：语体的三种功能和意义——认识、存在和政治

    所谓语体，是来自五四时期“语体文”概念，指的是口语为基础的语言表达方式，当时仅与文言文这一书体语言表达方式相对。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运用的进步，语言资源的不断开发，语体一词便有了新的含义，有了更丰富的内容。产生了诸如欧化语体、白话语体、文言语体这样的分类，后有了应用语体、文学语体的区别，再有了书面语体、口头语体、文学语体、书面语体这样的细分。语体问题成为了语言问题中的一个重要侧面，与语体并列的就可以有语感、语态、语调、语词、语式等等。一般地讲，语体就是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领域，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环境，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所形成的习惯用语、常用句式、结构体式等一系列运用语言的特点。一定的语体具有特有的文风、格调、外在表现形式、特色、风格和一定的语言体式，这些语言品性的选择运用是由一定理论规范、本质要求所决定的（1）。但实际上语体作为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语言运用规范，作为观念的载体，它犹如文体，除了具有一定的交流“功能”作用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涵义。因为对语体而言，“重要的是渗透于其间的语言思维：有方言的、普通话的，有口语的、书面语的，有现代汉语的、古代汉语的，等等。与语言本身相对应，又有言语的，制度化的、非制度化的，元语言的，乃至语言的搏斗……与文体相对应，又有叙述的问题——尤其是语义的生成和被表达的意义结构的深层结构，则更应加以具体分析了”（2）。因此深层次来看待语体，可以说一定的语体是人们一定的看待和处理生活的角度和方式；一定的语体也体现着一定的人的生活的存在方式；另外，一定的语体的选用还体现了使用这对待现实的立场和态度，隐含着生活的，乃至政治的姿态。

     一）确定一种语体就是决定一个固定的逻辑视域

    康德说过，认识的过程，便是感性与知性的“联合”过程，是知性主动作用于感性的结果，是知性对感性的规范、组织和构造。即知性综合统一直观提供的感性材料，将它们组织到逻辑形式的概念系统中去，才产生认识，也才使一切知识成为可能（3）。语体便是这概念系统中重要的逻辑形式之一。应当说，语体产生和采用，或者说一种语体的出现，这是与人们对世界的总体观念构成因果关系的。现实中一定语体的表达就延伸出这看世界或处理世界的观念。一般而言，作为一定理论知识系统和具体交流表达之展开的逻辑根据，理论理念先行于具体语体知识、具体语体表达的展开。因此，当我们确定建立或使用某一种语体时，就意味着我们是以某一认识逻辑来观察和处理世界和生活。这样，一定的语体将确定一种生活和世界的本质观；也就是确定一个固定的认识路径。在此所谓的生活和世界的本质，就是在这语体视野中所能看到的“生活和世界”，你看的角度本身就已决定了你能“看到”和“言说”的东西。因此，一旦你取定某种语体，它就预先确定了理论、言说的立场、观点和视野。在此语体中，一种理路言说所能看到的总是它的生活和世界的理念所确认和规定的（4）。

    因此，不同的世界和生活就需要不同的语体来展开对于对象的认识和理解的逻辑。比如有，传统的语体。即“过去的语言”，例如论道可作“可道非常”，言事可以“去年今日”，抒情可用“恰似春水”，述志可称“铁马冰河”。但是，现在的我们不曾学得。语言不随基因遗传，个体都须从头学起。但是共同的境遇（如，五四“语言革命”、“白话文运动”等）使人按照约定，将语言结构性变更，习用新语。习用新语的过程，也是遗失陈言的过程。“过去的语言”已经成为我们的追忆。

    转译的语体。我们现在有一种“转译的语言”。它以白话为表面格式，是西方语言的概念语法和思维规范的中文转译。论辩问题的最基本的单位：名词概念，如“哲学”、“社会”、“政治”等类名词，本身就是转译过来的。故而，即使不是讨论学术史的论述、著作，作者也常常在括号中注上英文、法文或德文以澄清概念词。学人在读书时，看到一个词常常下意识立即在自己的脑子里追寻英、法或德文的原文，使说话和质疑有着落。

    技术语体。这是伴随工业社会，由技术激发之后分离出来的新的功能性语言，在计算机普及之时，这种语言将会日益规范、有效、通用而成为一种文化类项。它计算化，无歧意，无情感和无文化背景。产生之初，实与任何传统语言无必然关系（虽然主要的形式借用英语），对于每一个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技术语言都要重新专门学习，它的最高规范是求真的理性计算推求。科学语言不会造成困惑。

    论辩的语体。语言的困惑主要的是论辩时无所适从。论辩的语言可称“哲思语言”，首先依赖一套术语辞典，它不仅要使用者和受者同时同样地明确它的外延和内涵，而且还要使用者了解它的词源、与同义词的关系。如果是动词，还应该明确它的日常含义和抽象引申义。这套词语本来在专业界不难达成协议，问题出在这套术语辞典的语词同时又是形相的代码，它与技术语言的区别就在于它不能用逻辑和方程完全组成结构关系，它会在用者和受者的心理上引回它所代表的图象和境况。所以原则上它不能从另外一个文化环境所造就的词典中翻译过来，因为转译后词语和形相的原本的关系就歪曲了，意思（或理解）也就不对了。

    文艺语体。如果我们用语言从事艺术就不会遭遇这种无“根”的，或“根”不同而带来的冲突产生的困惑，文艺语言面对“根本问题”不计方法，臆语错话赃话模糊言辞皆成文章，出神入化全在语言的若即若离之间。现代小说的汉语可以回归到《红楼梦》的“日常说话”中，以叙事营造的语境，反正不是直接说，不是直接说出根本问题。诗则不同于小说，在“过去的语言”和“转译的语言”中冲突更大（5）。

    总而言之，语体中所包含的观点不惟是摆不掉的，而且正是理解得以发生的前提。没有一种早已理解了的东西作为开始和引领，新的理解根本就不可能产生。理解不始于无，而始于“前理解”。所以，观点不仅是认识性的，而且更是存在性的。观点是个人生存状态的一种反应。
    而观者提出的一种方法，总是他理解和解释的产物，因而总是与其观点相一致的东西。观点、理解、领会总是同时把观者通达对象的方式、方法、途径一起给了出来（6）。


    二）语体作为存在的一种形式，一定的语体提供了与生活和世界一定的关系

    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所置身的世界乃是一个语言所界定的世界时，他们对世界的一个根本性的改变方式便是改变自己的语言。五四运动最为重大的历史成就与其说是诸如民众的觉醒、政党的建立云云，不如说就是白话文的胜利。它在事实上的意味是，整个世界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彻底改观。中国人藉此重新找到一种描述方式，从而获得一个新的世界，有从而确立了中国人的“人文”形象，使他们在外来文化的挑战前获得了全新的应战位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性。中国人的历史帷幕由于语言的改变而重新拉开。

    语言革命为整个中华民族的自我的重新铸造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白话作为存在本身所意味着的语言革命上涉及因这革命而来的中国人的语言结构和思维方式的变化（7）。

    “我们与世界的本质关系”，是一个“关系”概念。所谓关系，是一种随关系双方地位的变化而变动不居的系统。所以，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指隐藏在所有现象后面的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与世界“关系的现象”是不变的，变化的是我们所创造的“概念”对这现象的重新阐释而构成的感知，是我们所创造的“词语”对这现象的重塑和重写而构成的断代史。所以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不是从外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差异而得以区分的；而更应当是从内在的感知（从概念的把握）上的区别和感知的形式（词语、话语方式的记载）上的区别而得以区分的（8）。

    由此，一种语体表明了我们与生活和世界的一种关系，要改变这种关系就要改变这种语体，要创造一种关系就要创造一种语体。根本上的改造，是哲学基点上开始。即从一种新的话语方式（所有的话语方式分为两类，一是指称的话语——言说感觉的对象；一是生成的话语——言说在感觉之外的生成的对象，如人生意义、永恒等）：言说的前提、根据、逻辑、行文风格、语法、角度、对环境的理解、与各中关系的关系等等，成为一套新的、具有繁衍性、构造性的言说方式。

    人生活在词语中，人更生活在语体给予的关系之中。人与动物的区别即是精神的交流，人与世界的新关系的不断生产。改造了词语、改造了话语方式、改造了语体，便是改造了人们的意识、人们的意识形态、人们的生活世界。比如，汉语体与西语体的比较便可发现它们是如何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世界的。比较起来，有二多二少。一是多出许多亲族方面的名词。例如“伯父”、“叔父”、“姑母”、“堂兄”、“表妹”等等；二是在有关人的道德修行方面的名词，特别多。例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勇宽练达逊等等。其中，每一个词就界定着一种道德要求。汉语的二少，一是就社会制度而言，从来就没有过“民法”、“民权”、“权力”、“人权”、“民主”、“自由”之类的词语；二是在认识上，没有西方人所理解的时空概念，没有知、情、意上的细微区分。比如“知”，可以是know，也可以是perceive；而“觉”，可以是conscious，更可以是awake。汉语中从不把sensation与feeling区分开来，亦不认为Perceiving与conceiving有程度上的差别。

    这是张东荪先生半世纪前在《知识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认为，一个民族如果缺少某一方面的名词，如果不借助于外来文化，便不会自己创造出来，因为固有的词语已把人的思想、视野、习惯全都约束住了，你根本就走不出去。词语是这样，作为左右词语的形式范畴的语体，自然就更是这样。

    陈平原先生，在论述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论及到晚清以降中国学术著作中语体变化与人的位所变化的关系：“阅读20实际前后中国的学术著作，最为直接的感受，很可能是引语的内容变了，姿态变了，功能也变了......仔细分析会发现，论者对于他人言语如何引录、怎样衔接、能否驾驭，其实关系重大......经典原文不是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是变成低一格书写，......这无意中凸显了大时代的变迁：‘封建时代的著作，是以古人为主。而五四时期的著作是以自己为主。’”而这语体化活动的变化中就蕴涵了人的权力、欲望和美感的位格的变化（9）。


    三）语体的表征-符号政治：语体的意识形态功能；语体在现实中的态度、立场和姿态的表征功能和意义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语体也发挥着符号的功能和意义。而符号特别是文学符号，是有着民族的、阶级的区隔的，也暗含着意识形态立场和姿态。比如刘俊在《台湾文学：语言.精神.历史》一文中考察台湾文学便这样分析日据时期的文学符号：

    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和五十年的民族分裂，使台湾成为中国一个特殊区域，也使台湾文学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日据时期台湾文学形成了三种语言形态：其一是台湾土语方言，其二是知识分子化的白话文，其三是借用日文来表现台湾平民知识分子之话语。在每种语言姿态背后都内蕴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台湾文学的特殊性首先体现为语言形态的特殊性，说到底，也正是通过语言的场域来呈现精神的实质，通过文学作品追溯时代精神和知识分子立场。从总体上看，台湾文学的精神实质其实只有两个字：反抗。

    符号具有着对人类文化构建的作用；一种语体本质上是对实在的一次再解释和再证明。每一次社会和文化的重大变化，每一个利益集团的结构性变革，都与语体发生着或明或暗的联系和因果关系。当旧的语体不能反映新的利益和社会现实，新的语体就要通过斗争来出现，老确立自己。下面主要通过文艺语体的变化，可以看到语体符号功能背后的政治意义。

    考察50年代至70年代，可以看到语体的变化与伴随建国而出现的政治整合需要是密切相关。为了按一个统一意志去思想和行动这种政治整合的目的，陆续发生了一系列的语言变革。如确立新的政府语体、新闻语体、学术语体、教育语体和文学语体。在文学，正是通过对五四白话文语体、苏俄文学语言为主的西方语体、大众的活的口语体和方言语体、下层民间的说唱语体、古典白话语体和解放区大众语体的整合，以及对沈从文、巴金、曹禺、林语堂和穆旦为代表的城市小资文人语体的排斥，构成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语体。并不直接指向大众的日常生存方式的本相，而是要“整合”大众的感情、思想和行为，这是社会主义现实语体的政治。

    80-90年代以来，由于文化认同的多元化，“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人们也通过选择一种语体来选择一种文化价值，乃至政治立场。于是伴随着各种文化政治立场，由于各自不同的语言资源，构成了自由主义、新左派、新权威主义、新儒家、民族主义、保守主义、后现代及后殖民主义等语体多元化现象。这里面文化认同不同，角色方式不同，核心概念不同，看待事物的观念也不同，它可能表明了一种视野，一种纬度，一种生存方式，甚至是一种政治或文化的操守，因此在语言要素的编排选择上也有质的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语体形式。

    至于在文学语体内部，更是在明显特征的语体背后，显示着各自应对历史与显示的文化或政治立场。丁国旗分析这种现象认为：今天，在富裕社会里，当局几乎无需证明其统治之合理，他的合理性就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文化只有是否定的才可能成为引领人类前进的力量。各种文学审美语体的繁荣，其目的是要恢复技术与艺术的原初的关联，恢复人的最根本的本性和需求，通过对压抑对象（包括人）的“审美改造”，从而达到对象的解放（10）。郑国庆则认为，随着历史的演变，过去的 “纯文学”语体日益被固化为一种与社会现实无涉的形式或者形而上的人性的“纯”审美形式，对于“介入生活”的鄙弃成 了“纯文学”不言自明的前提。我们必须保证艺术的理想批判与革命力量不变质成为所谓“灵魂”、“人性”、“文学本身”的“高贵”追求，这样，我们的文学或许不致落入资产阶级自律艺术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已经从发生初期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的革命性、理想性、批判性转化成垄断时期的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肯定性、意识形态性、庸俗性——怪圈（11）。陶东风也评论道：中国的大众文化语体行使的是把中产阶级利益合法化并遮蔽中国两极分化的现实的“文化霸权”实践。它是以非意识形态的方式行使的意识形态霸权（12）。因此，语体的多元和创新是有着及强的文化和政治符号意义的。


    四）语体的多元和创新是认识、存在和文化政治的需要，更是新现实的吁求

    王国维曾经说过，“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土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发表其思想感情。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他这里的“文体”是与“语体”一致的。王一川先生分析道：当旧的语言体模式已成“陈套”，难以出“新意”，无法满足新的生存体验的表达需要时，就必然要求另创新语体。今天的中国，每天都在上演着喧嚣、混乱的戏剧，最热闹与最寂寞、最卑劣与最高尚，在我们身边急速旋转出万花筒般令人目眩的景象。面对这个复杂的现实，如何认识世界，如何把握自我，如何重建我们四分五列的生活，找到其中的意义？真正介入生活、敢于面对新现实的作家，在语言内部，就不得不求援于跨语体行动，在跨语体行动上寻求新的突破和新创造。对此，刘恪这样认为：

    “拯救汉语已是一个艰巨任务。如果我们能动摇一下势力强大的语言习惯，例如取消叙事权威，并置不相关的本义，破坏传统语法，强调词汇的装饰性，扭曲话语的情感等......所谓叙述方式的变化，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语言方式的变化。”（13）

    业已百岁的中国现代生活演进到世纪转折关头，确实需要而且可能来一次新的以跨越语体为标志的文学转折了（14）。



注释：
（1）吴兆民：《试论立法语体风格》（引自“法律网”）
（2）吴励生 叶勤：《屈辱的20世纪中国文学 ——关于〈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的切片分析》（学说连线网）
（3）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 P.122
（4）参见曹顺新 吴新明《替换中的失落——从文化转型看古文论转换的学理背景》，《文学评论》1999年-4，P。72
（5）朱青生：《我为什么从事现代艺术？》《1999：独白（卷二）》P.127
（6）成穷《从红楼梦看中国文化》（上海三联书店）第29页
（7）李吉《论世纪现象》青海人民出版社 P.90
（8）陈家琪：《什么才是我们的“当代”》《1999：独白（卷二）》
（9）陈平原：《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文学评论》2001-4，P。23
（10）丁国旗：《文化危机与美学还原》“文化研究网”
（11）郑国庆：《艺术自律与先锋派，及介入》《读书》03-十期P.102
（12）陶东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的三种范式及其西方资源——兼答鲁枢元先生》“文化研究网”
（13）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文学评论》1999-4，P。16
（14）转引自注释（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