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笔记：谈谈《琵琶行》的“中国盒子”式的框架结构

    1.1.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在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时，看到的仅是一个语言指称意义上的故事。如果借用结构分析和词语研究的方法，就会发现长诗在语言文字组成的集合层面之下，存在着一个深层的框架结构——“中国盒子”式的框架结构。认识这个结构，有利于进一步认识和全面把握这首长诗。

    本文试图证明长诗中这一深层结构的存在。

    2.1.所谓“中国盒子”的特征是，在该盒子打开后，里面套着另一个同形同构的较小盒子；打开第二个小盒子，里面又套着第三个更小的盒子。如此若干，层层相套。

    为了论说的方便，长诗的文字表层可以大致划分为三部分。依次命名为“琵琶曲”、“琵琶女”和“江州司马”。其大致范围是，“琵琶曲”：“转轴拨弦三两声——四弦一声如裂帛”；“琵琶女”：“千呼万唤始出来——梦啼妆泪红阑干”；“江州司马”：“浔阳江头夜送客——江州司马青衫湿”。那么，与这个文字表层相对应的深层结构关系可描述为：“江州司马”是“中国盒子”式框架结构的最外层。依次向内，“琵琶女”外合“江州司马”，内套“琵琶曲”，是第二层。“琵琶曲”则是这个盒子结构中的最内一层。三者在功能上形成了一个“中国盒子”式的套合关系。如图所示：
                 

    以下将立足于长诗本体，分三个步骤来讨论：1）用结构分析方式，证明三者“骨骼”层的套合关系；2）用词语研究方式，证明三者“肌肤”层的套合关系；3）用历史分析的方式，证明三者“情感”层的套合关系。4）浅析语言修辞（“服装”层）的层次性，为上述分析提供佐证。

    2.2.“琵琶曲”中关于乐曲的文字有二十二句。尽管不一定是一支具体乐曲的摹状，但经过一定的操作，便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显现。即用括号括起其中的实际内容，把它处理成一个自足的单位（单元）的集合。去专注于单位意象的相互关系（仅对于两两意象间如何搭配成关系结构感兴趣）。这样，每个单位的意义只是完全取决于与其他单位的关系，已不具有指称的、“实体”的意义，仅具有形式的、“关系”的意义。这样处理后，从深层显现的单元关系结构可概括为：一个关于“高” / “低”对立的关系程式。

    将单位意象抽去实体的意义，仅剩关系的意义时就成为单元。单元可以词，也可以是句子、复句或句群。这里为了简便起见，取句群作单元来建构关系程式。这样，A单位意象“转轴拨弦三两声”到“说尽心中无限事”这一组叙述，从整个乐曲的关系地位来处理，可以被改写为仅有关系意义的“中”的运动。照此类推，与沿着水平轴运动的这个“中”相对，B单位意象“轻拢慢捻抹复挑”到“大珠小珠落玉盘”则是一个沿着垂直轴向“高”的运动，且直达到最和谐完美的“间关莺语花底滑”的最高点。到此，有一个沿着垂直轴的陡然下跌，向“低”运动，直到C单位意象的“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最低点。接着，有一个回升，“银瓶乍破水浆迸”到“四弦一声如裂帛”（D单位），也是“中”的运动。但从时间上看，已不是前面“转轴拨弦三两声”的“中”了，为表区别可标为“中 ’”。于是，得到下列关系程式：中——高 / 低——中 ’。上述操作，实际上接近于将一个以单元的历史排列为横轴，以单元的共时变化为纵轴的坐标系，架在“琵琶曲”的语言集合上作分析工作。当我们把单元凝聚为坐标上的点 时，就得到下列关系程式和图式：

    中 —— 高 / 低 —— 中 ’
              

    A ——  B / C ——D
          α——β / λ——ξ
               甲——乙 / 丙——丁

    同样，“琵琶女”也会从中显现这样一个关系程式。以“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为转折，前后有一个跌宕，形成“高” / “低”对立，与垂直轴“高” / “低”相对，α单位意象“自言本是京城女”的开头几句，是沿着水平轴运动，可看作是“中”。至于“琵琶曲 ”尽管长达二十多句，但从“琵琶女”的主体地位看，其功能性的价值和意义只相当于“自言”前的一个序曲，仅构成“琵琶女”α单位意象中的一个子单元，其地位在此只是相当于句群中的一个句，或句子中的一个词。β单位意象“五陵年少争缠头”到“血红罗裙翻酒污”，是沿着垂直轴向上运动。而λ单位的“门前冷落鞍马稀”是最低点，到“绕船月明江水寒”则是一个逐渐回升的运动。当到达ξ单位的“绕船月明江水寒”诸句，就回应了“自言”之始的“东船西舫悄无言”。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中”，但已不是回忆“十三学得琵琶成”那个实体的“中”，而是“忽梦少年”的虚体的“中”，即“中 ’”。其形式程式也是：中——高 / 低——中 ’。同样也可以得到同上的坐标图式 α——β / λ——ξ。

    这就表明了“琵琶女”与“琵琶曲”同形同构。当然地，“江州司马”也是这种形式程式和图式。

    纵观长诗《琵琶行》，字里行间，从甲单位“浔阳江头夜送客”、“忽闻水上琵琶声”，到乙单位的一曲琵琶语之后，琵琶女“自言本是京城女”（“琵琶女”又可处理为“江州司马”的子单元），而后“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不正是水平轴上的“中”逐渐向垂直轴上的“高”运动吗？一直达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高峰（乙单元点）。与此对立，丙单位的“谪居卧病浔阳城”、“黄芦苦竹绕宅生”等方方面面，则是“低”谷（丙单元点）。而后，又逐渐回升到丁单位的“莫辞更坐弹一曲”，呼应开首“千呼万唤始出来”，构成了“中 ’”。故有程式中——高 / 低 ——中 ’和坐标图式 甲 —— 乙 / 丙 —— 丁。

    结构分析表明，长诗《琵琶行》不过是在反复使用同一个结构程式（中——高 / 低——中 ’），在同一个结构程式中分别填进三种不同的意象材料（ABCD；αβλξ；甲乙丙丁），来构成三个层次。而这三个层次又依次包容，形成一种“母子”结构关系（ABCD包容于α；而αβλξ包容于甲）。到此，从结构的角度初步证明了长诗“中国盒子”式的框架结构的存在。

    2.3. 以上远距离地，仿佛是透过 X 光机，去分析了“琵琶曲”、“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三者的骨骼之后。这里，再走近去看一看三者的“肌肤”，近到看不见事件组成的情节，只看见词语的关联而形成的“情节”。

    《琵琶行》是一首诗，诗的显著特征在于词语是作为词语本身被感知的，而不只是作为所指称的事物或感情的代表。词的排列、词的意义、词的外部和内部形式，都有着自身的分量和价值。换言之，诗的语言不是普通语言符号，而是“自立符号”，所注重的是具词的象（词语在诗中各种附加色彩构成的意象），而不是具像的词（仅含指称意义）。诗中有三次“月”字出现可作为反例。尽管在词典中，“月”的指称意义完全一致，但在作品中，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词语关联之中，便形成了三个不同的意象。“别时茫茫江浸月”表忧郁；“唯见江心秋月白”表宁静；“绕船月明江水寒”表思念、孤独。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界之物有其明确的自然属性，而诗中之“物”却只有诗中赋予的属性。

    这样来看“琵琶曲”、“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三者词语虽然所指称的具体对象大相径庭，但词语在凸现自身的行动中，所分娩出的感觉、情绪、暗示义、联想义、象征义等具词的象却是契合的、“等价”的。如“琵琶曲”中，“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中的“情”（A），结合上下文，可知是一种“忧愁暗恨”之情；这个“情”就暗合了“琵琶女”中“自言”之前，“沉吟放拨插弦中，整 顿 衣裳起敛容”中的“沉吟”（α）情绪；这又与“江州司马”中“醉不成欢惨将别”的“惨”（甲）（忧恨状）相对应。又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到“大珠小珠落玉盘”四句（B），就对应了“五陵年少争缠头”到“血色 罗裙翻酒污”四句（β）；而且对外关联，把“江州司马”中的“移船相近邀相见”到“犹抱琵琶半遮面”四句（乙）结合进这种对应之中。故有A=α=甲；B=β=乙的“等价”关系。事实上，这种词语之间的关联，在循着“琵琶曲”乃至于三者中任何一者的词语（字、词、句、句群）之逐个推研中，长诗另两者的词语（字、词、句、句群）都可以这样被对应地探索下去，并得到关联性的解释。这表明三者词语之间是处于一种“等价”变换的关系之中。再如三者尾部，“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中的“裂帛”（C），“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中的“梦啼”（λ），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中的“掩泣”（丙），结合上下文，不都获得了这样一种相应延伸的情感意象？即，美好的已成为过去！故有C=λ=丙=“美好的已成为过去”。

    推而广之，“琵琶曲”、“琵琶女”和“江 州 司 马”这 三个最大的、具像迥然相异的词，在词语的情感色彩构成的意象（具词的象）上却是“等价”的。这三个“词语”构成一种“置换变形”的关系：“琵琶曲”是“琵琶女”的置换，“琵琶女”又是“江州司马”的置换；乐曲过程是女子身世的变形，女子身世是江州司马遭遇的变形。三者异质而同构，演绎互释，敷衍成篇。

    2.4.如果去历史地，将“琵琶曲”、“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三者置于那个时代的背景之下，就可以很清晰地把握到三者中有一条共通的感情线索。

    其实，“琵琶曲”正是琵琶女曲折、复杂感情的表现。开首“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乐曲乃要表达的情，是琵琶女当年狂欢乐极，而今独守空船，耳听荻花瑟瑟，身伴江头寒月，回首往事无限惆怅，而赋予曲调的凄凉感情。而“轻拢慢捻抹复挑”到“大珠小珠落玉盘”，则是琵琶女青春佳期歌舞生活的艺术再现；情凝弦上，意注指端，是全曲的高潮，情调激昂。再之，“间关莺语花底滑”到“此时无声胜有声”，婉转而下，琵琶女一旦春去花落，年长色衰，只有“嫁作商人妇”，乐曲的感情忧郁哀愁。到全曲结尾，琵琶女“忧愁暗恨”终于爆发，这是一个被“五陵年少”玩而弃之的女子的控诉。乐曲满是悲愤。因此，琵琶曲的感情线索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而合乎逻辑的过程：凄凉——昂扬——忧郁——悲愤。

    当然地，这也是“琵琶女”的感情线索。

    几乎毋须证明，“江州司马”也有这么个感情线索。“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凄凉。“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昂扬。“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忧郁。“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悲愤。由据清人考证，《琵琶行》并非记实，而是诗人的虚构。琵琶女的形象何尝不隐伏着诗人自己仕途经济的影子呢？一句话，琵琶曲就是琵琶女，琵琶女就是江州司马。前者是后者的衍生，后者是前者的“原型”。三者故事虽异，感情却是一脉相承。



    3.1. 最后，在论述了“琵琶曲”、“琵琶女”和“江州司马”分别在“骨骼”、“肌肤”和“情感”上的套合关系，从而表明三者在整体上的“中国盒子”式的框架结构关系之后，再来看看三者的“服饰”（语言修饰）所表现出的与上述框架结构同一的层次性。

    这种层次性表现为，自“江州司马”始，从外而内，自下而上，语言由平朴而华丽，由粗放而精工，层层超凡，步步脱俗，最终凸显“琵琶曲”的“仙乐”境界。如图：
               

    先看语音，“琵琶曲”中叠音词多，平声韵多，处处双声叠韵，在一片平声的和熹微风中，间以适量的仄声，犹如对对配玉，叮咚悦耳。不似“江州司马”中的“唧唧”的咂嘴声和“呕呀嘲喳”的模拟自然声，沾灰带土，难以入耳。从词汇的选用看，“琵琶曲”中活动的多是“珠”、“玉盘”、“莺语”、“花”、“冰泉”、“帛”、“秋月”等一些典雅明快的词语。既具体形象，又饱含复义。它们除了自身色彩丰富外，还组成了诸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泉流冰下”等这样一些华贵冷雅的意象。本来作者不吝笔墨，语言上精工细作，已够银光摇曳、珠玉阑珊，却又在词于词、短语与短语之间去下着比兴组合的功夫。其中，比喻的大量使用，使得词语和意象本身被超越。“间关莺语花底滑”显然已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物象了。而连篇累牍的明喻、暗喻、转喻，更使得整个“琵琶曲”的指称意义脱落松动，词语及意象飘飞欲仙，形成了景外之景、象外之象。而“琵琶女”则要实得多，“江州司马”更是如同大白话。“如五陵年少争缠头”、“我从去岁辞帝京”等，多是对事物和情感的直接指称。即使有一些形象具体的词语，也是越来越入俗，色彩越来越阴沉。如“血红罗裙”、“酒污”、“黄芦苦宅”、“猿哀鸣”等。又由于陈述性语言的使用，严格的语法逻辑的限制，使得语言组合相对地僵直而平淡。

    形式总是为内容服务的。长诗要凸出琵琶曲的“仙乐”地位，势必语言上匠心独运。结果是，自下而上，靠近“琵琶曲”的过程，仿佛是在逐渐超脱杂芜语言的尘世，步入语言象牙塔之顶端的过程；自外而内，仿佛是在层层揭开那其貌不扬的东方魔盒的语言外壳，去衬托和展露那光艳一闪的琵琶之语的金匣子的过程。这种语言修饰形式的层次美的构成，是对《琵琶行》的“中国盒子”式框架结构论证的有力补充。


（写于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