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笔记：《史记》与史传文学

    《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的一座丰碑。全书130篇，52万多字，所载上起传说中的皇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涵盖了中华民族3000年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第一次把中国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文化、法律、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内容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中。《史记》也是一部卓越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中的人物传记部分，具有很高的传记文学价值，对后世的历史散文以及各类文学都有巨大的影响。鲁迅曾称这部书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从史学和文学两方面肯定了它的性质和伟大成就。《史记》的作者是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杰出的文学家司马迁。他继承父志，为实现自己的著作理想，“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脊梁精神。


1、 发愤著书 独创新体

    司马迁，字子长，公元前145年生于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之家；先代是周代史官，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学识渊博，言论离经叛道，学术上很有抱负的人，在汉武帝时曾做太史令。司马迁“年十岁颂古文”，后离开黄河西岸龙门山下的耕牧生活，随父到长安，“年十三学书”，十七岁受业于董仲舒学《春秋》；后又从孔安国学《尚书》。司马迁晚年学术上的渊博、思想中的叛逆、著述中的创造性和坚持理想上的操守，都与家庭影响关系密切。

    20岁时，司马迁奉父命开始游历祖国名山大川。他一生有过三次较大出游。第一次是公元前126年，“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规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乙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后来司马迁任汉武帝的侍从“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有了第二次游历的经历。第三次是公元前110年，随武帝巡行泰山“封禅”，行路一万八千里。这一次次长途漫游，为司马迁后来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史记》的资料来源，除了一部分“金匮石室”里的死资料，更多是来源于流传在广大地区人们口头上的活资料。也正是这些鲜活资料，才构成《史记》大放异彩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动笔，这年他四十二岁。汉武帝时，国家藏书非常丰富， “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却也是杂乱一堆。司马迁要以一人之力，来阅读整理，完成庞大的著书计划，工程之浩繁可想而知。然而就在公元前99年，四十八岁时，一副侠心义胆的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触怒武帝，被定死罪，著书理想面临夭折。本来按旧例，入钱五十万可赎死，但司马迁官小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要想免死继续著书，唯有以“腐刑”代死罪。这无疑是一条身心蒙受奇耻大辱的选择。封建士大夫本来就视名节如生命，不要说受腐刑，就是公堂对簿也不能接受。即便是普通百姓，但凡“激于义理者”，“臧获婢妾犹能自决”，何况著书立言的堂堂太史令呢！是生是死？何荣何辱？司马迁因此在两难抉择中熬煎，其痛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最终，司马迁以崇高的思想和卓绝的精神，跳出了封建统治的价值体系，悟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趣异也”这一崭新的荣辱观和人生观。他认为，一个人的身躯和生命的价值，最终应当依存于这个人的理想。自己的最高理想是完成《史记》，因此《史记》的传世才是自己立身扬名的最高标准，才是自己生死荣辱之大义，除此都是可弃的“小义”。于是，公元前98年，司马迁下“蚕室”，“就极刑而无愠色”。用悲绝的行动刻写了什么是一个伟大人物的人生范本，也为中华文人的独立人格添加了浓重的一笔。公元前93年，司马迁五十三岁，最终完成了伟大的《史记》，成就“一家之言”。晚年，一直在宫中任职，公元前89年卒。



    《史记》原名《太史令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五种体例各有区别，但相互配合，形成了一个贯通天道与人事的有机整体。“十二本纪”记叙历代帝王世系兴衰和主要政绩，是纲领，统摄三千年的兴衰沿革。“十表”排列侯国间简要大事记；“八书”是有关经济、文化、天文、历法等专史（分类史）论述，均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写王侯贵族的历史和事迹，恰似“二十八宿环北拱，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本纪犹如北斗，世家就是环绕于北斗的二十八宿；本纪犹如车毂，世家就是汇集于车毂的辐条。至于“七十列传”，写贵族、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隐士、说客、侠士等不同阶层、不同类型人物的活动情况。在结构地位上，则是历史天宇上北斗和二十八宿以外的群星。《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纪传体通史著作，在古典时代的历史理性观照下，体例上冲破了以往中国历史散文的局限，纳入更多的内容于其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总体风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大书。


2、以人为本 活化传主  

    古代书籍中，凡记事、立论、解经的著作，皆可谓之传，且一般都采取以记事为主的述传方式。但以人物为中心作传，并有着清晰人物传记意识，则是自《史记》始。

    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是《史记》确立的史传写作原则。司马迁“因史记作《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兴“王道之大者”。司马迁学习孔子作《春秋》，因事见义，在人物行状述写中，一方面阐明夏商周三王之道，让治国者借鉴；一方面分辨行事的伦理纲纪，让老百姓遵循；将赞美贤良、贬抑鄙恶的理想寓于实录之中。其目的是要在史传写作中彰显治国的大道理。这一点在故事编排、人物刻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孔子既非王侯也非贵族，司马迁却将其列于世家，就包含着景仰孔子、供人遵循的思想。陈涉列于世家，也意味着司马迁对农民起义予以很高的评价。司马迁述写刘邦为了逃命，几次将亲生儿女推下车去的文字中，就有对不合纲常伦理一面的挖苦讽刺：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

    这里漫画刘邦无赖无情的嘴脸，其意“贤贤贱不肖”，有着提醒后来者遵循礼仪大法的深层含义。所以，司马迁写人物传纪，既是在写一卷历史人物行事图，也是在写一本人伦道德理想书。

    其次，选择代表性人物为传主，以悲剧性命运为内容，是《史记》描画的史传文体形态。春秋战国以来，“士”在社会上极为活跃，个人的作用十分突显。司马迁看到了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将述史的着眼点专注于人及其命运，“传畸人于千秋”。既有建功立业的历史英雄，也有在社会生活中有一定影响的“闾巷布衣”。《项羽本纪》写项羽，《留侯世家》写张良，也有《循吏列传》写孙叔敖、郑子，《游侠列传》写朱家、郭解，还有《刺客列传》写荆轲，《货殖列传》写范蠡。无论身份性，注重代表性。同时，突出人物的悲剧命运。《李将军列传》从李广追杀匈奴始，至其不对簿自刎终，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场面，都饱含一生怀才不遇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的悲情传唱，就是司马迁悲情文笔悲感人心的结果。其实，李广“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的悲壮场面，又何尝不包含着司马迁自己遭际的悲切情怀呢？所以，一部传纪既是一曲历代统治人物英雄谱，也是一组带有悲剧色彩的社会各个阶层的“畸人”群塑。

    第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命价值意义，是《史记》采制的史传人物标准。司马迁写了许多义士，均是不甘屈辱，为名节宁愿赴死。《田单列传》写齐国布衣王蠋 “义不北面于燕，自尽身亡”。《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死而不容自疏”。但也写了一些志士，出离世情，忍辱负重，司马迁认为是更加值得敬仰的“烈丈夫”。《越王勾践世家》写勾践卧薪尝胆，发愤雪耻。《伍子胥列传》写伍子胥弃小义，雪大耻，名重后世。司马迁以“实录”精神，大胆提出“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这样惊世骇俗的人生价值标准。既表彰那些死节者，又表彰那些隐忍苟活者。虽与世俗相违，又颇谬于圣人之是非，但正是这个来自于痛苦的生命体验的意义标准，才使得《史记》中的人物传述得生动有情，历久弥新。

    《史记》不仅确立了中国史传文学思想，还开拓了中国史传文学方法。

    突出史传人物的社会典型性，“以文运事”，活画传主，是《史记》传记人物的首要方法。司马迁对入传人物事迹的选择，或选择历史大事，突现人物个性。写张良便集中于辅佐刘邦争天下的“运筹”大事；或选择人物特点，表现某种思想。商鞅写刻薄、李斯写贪利、项羽写刚猛、刘邦写狡诈、韩信写多疑，均成为某一“类”人物的代表。

    其次，运用互现法塑造人物。司马迁为了突出人物的主要精神面貌，将那些与人物相关、矛盾斗争最激烈最尖锐的事件，放在本传集中叙述和描写，而该人物的侧面留载他传。项羽曾经七十余战，事迹纷繁众多，但《项羽本纪》只重点写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个关键时期。重彩描绘，夸张铺叙，塑造出一个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形象。而项羽凶残的一面，打过败仗诸短处，本传或轻描淡写，或略而不载，都放在《高祖本纪》、《陈丞相世家》、《淮阴侯列传》他篇中补叙出来。通过互现法取舍材料，冶文史于一炉，两全其美，这种手法是《史记》的一个伟大创造。

    第三，故事情节化、语言性格化。司马迁传记人物，一般按时间纪事，包举一生言行事迹，构成首尾完备的故事。《高祖本纪》写了一个布衣登基的故事；《魏其武安侯列传》写了一个窦婴、田鼢等人互相倾轧的故事。《陈丞相世家》写了一个宰相陈平分社肉的故事。在语言上，善于用符合人物身分的口语来表现人物的神情态度和性格特点。刘邦和项羽都曾见过秦始皇，但写他们感慨陈辞，从中可以现出他们性格的不同：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语气坦率，可以想见他强悍爽直的性格；刘邦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语体曲折，正好表现他贪婪多欲的性格。

    最后，在细节描写与大场面的结合上，也别开生面。《史记》的细节描写，打破史笔梗概叙事，使人物展示出生动可感的文学性。《留侯世家》写张良在下邳圯上为老人穿鞋子的细节，有一段揭示人物内心活动的白描文字，极为精彩，张良的胸襟和气度可触可感。司马迁对这个隐忍有容性格的侧面刻画中，又暗地里与他后半生的行事相呼相应，细节之讲究可以说是无不穷其极。除了捕捉细节写活人物，司马迁更善于大处着墨，写足场面。大场面的描写，由于容量大，更具有塑人造势的艺术效果。《周本纪》孟津观兵、《项羽本纪》鸿门宴、《陈涉世家》大泽乡起义、《孙子吴起列传》孙膑与庞涓斗智、《田单列传》火牛阵、《淮阴侯列传》韩信用兵。这些场面，个个有声有色，如临其境，简直“可以画、可以雕、可以塑，更可以搬上舞台和银幕”。


3、史传传统 源远流长

    中国史传文学是中国历史文学的一部分，具有历史文学的一般特性，兼有历史科学与文学艺术二种成分。从文学的角度看，它是以历史事件为题材，重在描写历史人物形象的文学作品；从史学的角度看，它是通过运用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历史观的历史著作。中国史传文学总体的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先秦的传记萌动、两汉的古典辉煌、唐宋的史传嬗变和杂传繁荣、明清的传记趣味转向和现代传记内容形式的革新几个阶段。

    我国史传文学产生的年代久远，可以追溯到历史文学的最初形态。与世界上其它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着一个“传说的时代”。那时还没有产生文字，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故事，如黄帝擒蚩尤、鲧禹治洪水、姜嫄生后稷等，都是口头方式流传的。自从产生了文字，代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史诗便被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一部分还被改造为史籍的材料。我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典籍编写的国家，史籍丰富，如孔子修订了我国第一部历史典籍《春秋》。春秋战国时期，史籍编写空前发展，产生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不朽之作。史官或史学家在编撰这些史籍时，受到口头历史文学的影响，不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他们在叙述历史事件时，注意了情节与细节的生动，在描写人物时，突出了人物言行的个性特征，具有着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这些史籍又称为先秦史传文学。

    继承先秦史传文学传统，并有重大创新的历史文学是《史记》。《史记》突破了先秦史传以事为中心的编年体形式，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以成熟的传记文学开辟了我国历史文学的新纪元，为中国后世文学提供了塑造典型人物形象的一系列成功典范。继《史记》之后，另一部“包举一代”的传记文学名著是东汉班固的《汉书》。如果说《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那么《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事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其文学性在总体上虽不及《史记》，但和秦汉之际那些乱世英雄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尽管缺少传奇色彩，但却富有戏剧性。如晁错、李陵、苏武等人的传记，艺术性并不比《史记》人物传记逊色。从《汉书》开始，史传文学就出现了文学性减弱而史学性加强的倾向，这不仅因为班固的艺术才思不及司马迁，而且还因为奉旨修史束缚了班固艺术才能的充分发挥。

    中国以后的史籍，大多数沿袭《汉书》的体例，但注重的是史料的收集与史实的考辨，而不是辞采的精美与感情的充沛，文学性逐渐降低，这也是历史著作发展的必然结果。能重视并继承史传文学传统的，首先是那些杂史杂传，其作者写作目的并不是为了修史，而是借史传的形式，向读者炫鬻奇闻异事，比起史传来，它淡化了纪实性而增强了虚构夸饰。在《史记》之前，已有《穆天子传》、《晏子春秋》等杂史杂传。《史记》问世后，为杂史杂传提供了更为成熟的艺术手段，于是魏晋南北朝出现了一大批富有文学色彩的杂史杂传，如袁康、吴平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刘向的《列女传》、佚名的《汉武故事》、《蜀王本纪》等，其艺术特征已近乎小说。到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韩愈、柳宗元的散传《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和《段太尉逸事状》等，从清新的文笔和鲜明的形象塑造，为传记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其他文学名家如白居易、刘禹锡、李翱、李商隐等亦有佳作。这影响了宋代各体传记文学的普遍发展。如苏轼撰述的《司马温公行状》、朱熹的《张魏公行状》等，开了个人传记文学长篇之先河。明代市民传记兴起，自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等，描写更为细腻真切，更贴近生活。宋濂七十余篇小传性质的单篇传记，在展现多种人格模式上有新突破。清代传记以切中时弊，现实感强而独具特色，如顾炎武的《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生事》是宣扬民族情绪的反抗性传记文；邵长蘅的《阎典史传》是反映民族情绪的传统性传记文。清代桐城派传记文学呈现出精致，但传记文学总的处于停滞状态，清中叶后戴名世《画网巾先生传》、方苞《左忠毅公逸事》等，均为流传后世的人物传记的名作。近现代中西方文化冲突交融背景下，传记文学以现代性内容和白话文形式有了质的飞跃。如梁启超改良派传记文，胡适的《四十自述》，郁达夫的《日记九种》和《达夫自传》，郭沫若的《沫若自传》，沈从文的《从文自传》等。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报告文学，是现当代历史文学中一种继承了《史记》传记思想与艺术的新形式。报告文学把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新闻要求注入史传文学，为的是站在历史理性的高度，来观照变动不居的当下生活，更深刻地定义和回答人们在变革时代对层出不穷的新人物新事件的经验和疑问。与时俱进的报告文学，如三十年代夏衍的《包身工》、四十年代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萧乾的《流民图》和《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五十年代刘冰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六十年代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七十年代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大雁情》、九十年代安顿的《绝对隐私》、叶永烈的“红色三步曲”等等，是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在中国现当代历史舞台上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