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为散文垫底的三个维度

——比较鲁之洛、古清生、周泽雄和王挥的散文随笔


    读到鲁之洛先生在博客中的一篇回忆散文《扶冲鏖战急》，也写的是小时的经历。联想到自个在笔会学习写散文，也从儿时趣事练笔。不自觉地比较了一下，距离很大。距离很大原因很多，比如经历的故事本身很浅薄。故事题材似乎既无戏剧性情节，也无传奇内容。这里，的确是有一个题材选择的问题。但是，问题的根本似乎不在这里。常说道：写作不在写什么，而在怎么写。所以，重要的原因应当是这个：缺少进入回忆的角度；或者说：没有给散文夯实一个展开的基础。

    先说说王挥先生撰写的回忆性散文《回溯》。散文也写到小时的经历，所写的估计和鲁之洛同年龄、同经历，是一些儿时经历的抗战时期的故事；区别只是一个在日据时的武汉，一个在抗战时的武冈。但王挥的回忆散文当时读到就觉得很平淡，有飘忽的感觉。比如写道：

  某天，外面热闹异常，我好奇地听着从利济路传来的喧嚣，人都跟发了狂似地喊叫。我当即撂下功课，一溜烟地到了街上。在蜂拥的人丛中，我见小刚、黑皮等人，正尖着脑壳儿东钻西窜。我猫腰跟过去拽住了小刚，没等我问，他就尖声喊着：“高鼻子洋人游街！”我们挤了好一阵才到了头里。果然，正是三个洋人。它们品排踉踉跄跄地走着，那个高个子的鼻梁上还在流血，另两个，耳朵像被刀子割过。它们的制服被扯得稀烂。有人吐涎水，有人扔石头，有人粗声咒骂，有人挥拳头。......那以前，我当是洋人都像“海盗牌”香烟上画的那副模样。……可眼下，他们却那么狼狈，像牲口一样被绳子拴着，一路受尽凌辱。真难以置信，他们就是跟高射炮、探照灯“躲猫”的美国洋人。老实说，对洋人我是很仇恨的，因为历史老师跟我们讲过许多洋鬼子欺侮中国人的故事，我所以崇拜林则徐、郑成功，就是因为他们曾把洋人打得落花流水。历史老师最恨满清鞑子。他讲的那些真事儿，叫我们恼得咬牙切齿。没个完的赔款、赔款，把中国人的脸丢光了。（吹笛注：我猜这个“道理”也就是记忆了当时日据学校的教学内容。这个日本人制定的“历史观”，叫我联想到今天日本人曾辩护自己侵华，实际上是帮助亚洲扫荡了西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言论。）

  后来听说，那次游街是东洋人耍的诡计。他们指令一些汉奸凌辱那三名俘虏，好激起美国佬的愤慨，进而不摘目标地狂轰滥炸，使他们的军用设施相应得以保护。

  情况正如预料的那样，大规模的狂轰滥炸开始了。不几天功夫，汉口差不多成了一片瓦砾，到处是残缺的尸体，成堆的苍蝇追踪着死尸的恶臭。电线上挂着肠子，阴沟里凝着血污。好些人因悲恸过度变得麻木，变得疯疯癫癫。孩子们在废墟上玩着游戏，他们跳过那些还没来得及收走的尸体，甚至把滚落的脑袋当球踢着。多少孩子，在战争的恐怖棋局里嬉笑着、追逐着。无疑，我当时也是其中的一员。

    现在比照鲁之洛，回头来看这里平淡和飘忽的感觉，是有原因的。所谓飘忽感，是由于对来自美国兵（具体说是美国飞行员）被日本治下的武汉百姓侮辱的叙写，仅仅仍停留在儿时的智力和知识水平上，回忆时没有予以历史考据的交待。比如，没有宏观补叙这个场面背后，实际是日据时武汉历史中什么事件背景下，某年某月的某一件事。笼统地现象描写，对于老少不一的读者，都跟着这一个回忆中的儿童角度看待，就有损害智力和不能获得历史认知的遗憾。换言之，个人回忆，要么是对历史的补充，要么是对历史的颠覆。而没有历史背景的交待，就不能补充或颠覆历史，就无关历史，就只能是一个无根的记忆，就没有意义。至少没有历史意义。所谓平淡感，也是这样来自孩童的认知，以致是混乱和错误的认知。比如，“老实说，对洋人我是很仇恨的，因为历史老师跟我们讲过许多洋鬼子欺侮中国人的故事……”恰恰是站到了一个非正义的立场上在叙事，而没有借补叙议论来正式交待历史背景，从而校正处一个正义的、有知识的回忆角度。鲁之洛却注意到了这一点：从现场的感受出发，最终归结到历史性的认知：

  抗日时的扶冲之战，留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但毕竟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留下的也只是一个孩子的稚嫩感性，自然不是当时战斗的全面真实记录。我很想了解这场战斗的具体始末，曾经翻过一些资料，却不曾见到有这场战斗的记载。近年武冈人的采访文字倒是有的，但与我所经历的不尽相符，我暂存疑。现在想来，有一点可以肯定：扶冲之战，是当时“雪峰山会战”的一次外围牵制敌人的击阻战。据王耀武部参谋长邱维达将军后来的回忆文章所言“我的设想是利用雪峰山如此有利地形，布置一个袋形阵地，武冈、新化、安化三点要坚守，作为两翼阵地支撑点。”可以说明，当时的日本军，目的不是在扶冲打仗，而是取道向芷江方向行进；国军也不是部署要在扶冲打仗，而是根据整个雪峰山会战的战略需要，随时牵制挺进雪峰山地区之敌。

  当时有一种传说，说是日本军是要去花桥。武冈有两个花桥，一个是顺石板大道通高沙的花桥；一个是小苞谷路通扶冲的花桥。被抓来带路的只知通扶冲的花桥，不知有通高沙的花桥。两个花桥都可去洞口。只是扶冲的路是小路、山路，而且绕了路。就这样与中国军遭遇了。一方要前进，一方要阻击，必然是一场恶战。虽不是战略上的安排，但一个坚决要进，一个坚决要阻，必然是各有阵地的一场激烈战斗。但从雪峰山大会战的战略布局来说，武冈的任务只是坚守，未能发生大战事，所以扶冲牵制敌军的阻击战，就很自然地不会在战史中占有专门的一笔了。

    由此，鲁之洛的回忆就有点有面，有感有知；就把记忆和经历列入了一幅历史地图的经纬线之中，就可信而知了。所以，鲁之洛的《扶冲鏖战急》回忆文章是有水平的。把儿时一场懵懂的战事感觉，现在回忆出来时，加上了背景介绍和补叙。这样就对读者而言，站得高。既有儿时的感性故事，又有现在的全景述说。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写东西还是要背景！要么形势背景一二三交待；要么学理背景abc深刻。回忆，特别是儿时回忆，如果仅仅限于儿时印象，没有全局宏观垫底，没有哲理人生的深化，都是不够的，都是不能打动读者的。因为它不能把个别性上升到普遍性。

    除非文字非常生动，作者的注意力——从而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了语言，转向了别致的抒情。比如古清生兄游历随笔《上梁山－－走运河摩旅系列》等，并不重在历史性、社会性知识。虽有地理经历与故事传奇，但这些都不是目的，去吸引人的却是笔趣和抒情。换言之，给古清生散文奠基的不是历史的经纬线，而是情景是否相合、交融，乃至意境是否浮现，还有文字是否优美，文气是否贯通，文体是否风格化，即它是否满足抒情散文的要求。情景理一致与否才是古清生散文立基的维度。这里面铺垫的不是认知，而是才气；不是记忆，而是想象与联想；不是真，而是美。

    而与古清生散文不在历史、偏于抒情也不相同的，是周泽雄兄的随笔。周泽雄的随笔散文，就我读过的，显然是偏重于理趣，追求的是智识和哲思一路的散文。可以姑且命曰哲理散文随笔。其所选择的材料，既非经历中的事，也非景致化的物；其所采用的笔法，既非记述，也非抒情。而是分析性的人格与物理，是阅读后的理路、学思下的议论。比如《性格词典》，虽说是涉及人的行为，关注的却不是行为过程的描写，行为带来的主观感受的抒情，而是行为的逻辑和原因的议论分析。从而在哲理上，给出物、事、人的理解性、区分性、辨别性和概括性，乃至普遍性、一般性。总之，写作散文——文化散文也好，历史散文也好，抒情散文也好，分析说理散文随笔也好……——赋予一个散文随笔以生命和灵气，总是要给她安身立命的基础，给出运行文字的维度。有了文体定位，把握了笔法维度，不能说就是一篇好散文随笔，但一定可以说就有了好散文随笔的起步。

    需要稔熟于心的，是散文随笔的文体与笔法定位。比如鲁之洛先生《扶冲鏖战急》一样，有了散文的历史性认知定位垫底，任再放飞抒情，流变文笔，通贯文气，点染哲理，也在万变不离其中，就只会是为叙事、言说、行文添风格。想来阅读中，如果一旦遇到这样写来的散文随笔，读者怕只会是：容易拿得起、迟迟放得下呀！




附一：鲁之洛《扶冲鏖战急》
在本书的第二十一节里，写到我曾用飞机上的小铝管和步枪子弹空壳，做了一管小火枪。枪做好后，我找到几个武冈人叫做“通引”的纸炮，躲在屋后菜园边，将它们一一剥开，剥出火硝来。然后在弹壳的小孔中塞一根从鞭炮上取下的小引线，再将火硝填进火枪的空子弹壳里，上面加些许黄土，再用棍子筑紧。

我不懂纸炮的火硝与一般火铳使用的火药是不同的。不懂火铳火药要的是直冲力，而纸炮火硝要的是横向爆炸力。我傻傻的唯恐筑之不紧，使蛮劲用棍子杵。由于筑得太紧，引爆时响声既大，爆炸力也猛。随着那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作为枪膛的子弹壳炸裂了。就是这一声巨响，真的如“罪恶魔术师似的，竟牵引来了地面的战火”。

巨响还在振动的气流中嗡然有声哩，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冲进菜园来了。他们是被这一声土枪的炸响引来的，以为是出现了敌情。尽管这些日子来常常有撤退的军队从村边走过，但大都是满脸菜色的败仗之兵，个个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都说那是王耀武的部队。可这回冲来的，却是一个个腰圆腿壮铁塔般的汉子，他们枪上刺刀，如临大敌。恰在这时，在一旁树下看书的八叔走了来，一声“不准动”的喝令，同时两三把枪刺直逼他的胸前。一介书生的八叔，哪见过这种严峻场面，早吓得全身颤抖，面色如灰了。幸亏这时六叔赶来，沉稳地代他作了解释，说他是疏散回来的国师大学生，随着又拿出了“良民证”，方才免了一场凶险。八叔惊魂甫定，脸上就现出了喜色，说：“都像这样健壮的兵，怕还是能打打仗的！”

可惜这支部队只是从武冈过一路，就不知开往何地了。驻守武冈城的是王耀武的部队。从当时大人们的议论，可以知道大家对面呈菜色、大烧武冈城的王耀武的部队没有好感，对守城的战斗也没有什么信心。自那支部队走后，情势越来越坏，确乎到了风声鹤唳的程度。每天都有日本鬼子烧杀掳掠骇人听闻的传闻。说日本兵原来专拆房屋和家俱当柴烧，有支部队将新嫁娘没干透的红漆家俱烧了，惹得士兵生一身的漆疮；说日本兵极无聊，不进厕所拉屎尿，偏将屎尿朝人家的坛坛罐罐里拉；说日本兵无人性，专折磨老人，抓到老人挑担子，按年纪挑重量。五十岁挑五十斤，六十岁挑六十斤，七十岁挑七十斤，活活将老人折磨死；说日本兵如同禽兽，无耻至极，一进村子就是满嘴的“花姑娘、花姑娘”“晒谷晒谷”的，连五、六十岁的老妪也不放过……我们全家就是在这些传闻声中沿着托坪十来里外的山沟流荡的。常常是听到东边有动静，就朝西边逃；听到西边有动静，就朝东边逃。这样流荡约个来月，并没听到一声枪响，也没见到一个日本兵。等到四月初我们流浪到扶冲长塘曾家时，那被战火拉紧的心弦，已慢慢松弛下来了。长塘曾家住着我的一位伙计耶，他的家境不错，我们大大小小二十来口人住在他家，并不感到紧狭，日子还过得挺安逸的。扶冲是武冈的水果之乡，最有名的是杨梅、枇杷、板栗。其时正当春三四月，杨梅、枇杷正沉浸在美好的妊娠的梦中，让人望着满山的绿幽幽就生出甜津津的遐想。而板栗树则才披上嫩绿的轻纱，是满地落叶中那些带刺的枯壳，告诉我它曾拥有的丰硕的金秋。

有一天，正当我满嘴生津地在这些果树下闲荡时，家里人火燎火急地将我拖走了，说是日本兵真的来了，真的要逃难了。伯母交给我一个衣包和一小袋米，还在我的外衣上缝了两块白布条，一块是“难民证”，上面写着我的姓名、年龄和住址；一块是一封恳求收留我，日后送回必有重谢的信。并告诫我：如果一旦被日本兵冲散，就求人收留，并将这些东西交给收留我的人。嘱咐一完，我就背着这两个包跟着大人们顺着后山的茅草小路，向莽莽的高山峻岭爬了去。

薄暮时分，我们爬上了山的最高处，落脚在一座独立茅屋里，据说这一带叫牛掏糸岭。这是这岭上唯一的一户人家。从这里顺着山脊朝东再走四、五里，有一个叫段家棚子的小村子。年迈的祖父母，为免流荡之苦，早就躲在那个村子里了。这天夜里，我们一大家就挤在这间茅屋的堂屋里，搭连席地铺睡。里边睡妇女，中间睡孩子，门边睡男子汉。不晓得大人们是些什么感觉，照我这个孩子的感受来说，倒觉得这生活蛮新奇，蛮有味。

这么一连两天，除听到一些从山上路过的人说山下来了许多国军，山脚边正在修工事的传言外，山上平静得很，没感觉到有什么风险。于是大家心情轻松了，倒多了一种较之平常更融和的气氛。第三天夜里，大家正坐在地铺上说说笑笑，还有婶婶说要是有两副纸牌多好，可以好好玩玩牌哩。正说得热闹，突然山下传来一声轰响，接着就是一片密集的枪炮声。很明显，那肯定是山下的国军与日本侵略军交火了。

我们处的地势高，山下虽然打得激烈，枪子、炮弹，都无法飞来，所以大人敢出外到山边看，我们孩子也敢跟在大人屁股后面去看新奇。山下面云遮雾盖，黑沉沉的一片。不时有手榴弹、小炮弹爆炸时的红光闪烁，那本是残酷的血与肉的厮杀，但在孩子无邪的眼光里，倒是挺好看、挺有趣的。但此刻大人们的心里是麻乱的。他们担心的是国军能不能顶得住？如果顶住了，山上的我们也平安了；如果顶不住退走了，日本鬼子就会上山，山上的我们就要遭殃。他们议论来议论去，最后作出了一个以防万一的决定，连夜将女眷们送到僻远的一点的段家棚子去了。

拂晓时分，山下的枪炮声渐渐稀落了。天大亮后，更显得特别平静，连一点零星的枪响也没有了。大人们开始放心了，他们判断是国军把日本兵顶住了。也有人从山下带来了信讯。说是来的日本军是步骑兵，有好多好多的高头大马，摞的都是弹药箱，样子凶火得很。也说了一个故事，说是在什么地方，有匹马过坳失蹄摔到坳底下了，将箱子摔得稀烂，露了底，原来箱子里装的不是什么弹药，而是一些碎砖碎石头。这全是敌人缺少弹药故造声势的。既然日本人没多少弹药了，也就不经打了。听了这些话，大人们的脸上浮着欣慰的笑。

夜里九点来钟的时候，枪炮又响起来了，同样的是一阵比一阵激烈。这夜里山下来了人，而且是长塘曾家的熟人。他们讲了很多下边山槽里战斗的情况。说是仗打得很惨，打死了不少日本兵，也打死不少日本战马。有人还提出要溜到战场上去偷马肉来吃。他们说得勇敢而有趣，说是顺着山溪沟溜了去，枪弹再密，也打不着，不会有什么危险，只要死马还有点热气，就保险是刚打死不久的。从这种死马的屁股上割一大块提回来，就可以打一顿好牙际。待到夜半时分，我被尿涨醒来，果见大人们围着如豆的油灯在喝酒，有人还美中不足地叹道：“马肉这么酸酸的，一点也不好吃。早晓得是这样，就不会去冒这个险了！”

第二天是毛雨天，却挺燠热。一大早，高山岭上也穿不住空身棉衣了。这一整天，大人们的心都是悬着的。一会儿这边山槽枪声如同炒豆；一会儿那边山槽里爆炸声震耳。那自然是在开战，怎么这儿打一阵，那儿打一阵，打得乱糟糟的，还冒着雨打，战斗该是何等的激烈！究竟是谁胜谁输？山下没来人，没一点儿消息。大人们都心神不定，坐立不安，一边喝令我们几个孩子不得再去树丛里乱钻，一边忙着将被包捆扎好，做好准备，一当风声不对，就赶快逃走。大家就是这么惶恐地挨到天黑。

当夜色降临，遍山遍岭都迷茫在无尽的昏暗中时，雨停了，大地大地也安静下来了。此时的大人们，反倒更加不安了，他们为一家人不择的命运担着心，正期待着山下能有什么消息来。被包既不敢拆，我们几个疲倦了的孩子，就只能在杂乱的铺草上打盹。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突然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那是比哪一回都激烈的枪炮声，但爆响的时间却比哪一次的都短。没多久，爆响声就嘎然而止了，止得那么干脆，竟然连一声散枪散炮也没有。山野又安静下来了，我也又睡着了。

第二天我醒得很晚。醒来时，日已高照。但大人们和几个堂兄弟还在草铺上呼呼大睡。我悄悄走出茅屋，只见阳光辉映的半山腰的一片彩色山岚之上，黑鸦鸦地盘旋着一群刮刮乱叫的老鸹。它们急躁得很，吵闹着，抗争着，一会俯栽下去，一会冲将上来，像在争食着什么？

不一会，大人们也都起床了，山下也来了人，并带来好消息：昨晚下半夜鬼子丢下满山槽的死人、死马逃走了。国军也连夜爬上这座山，翻过雷公堍，朝洞口方向开走了。扶冲既没有日军，也没有国军，说明战事已结束了，我们处在安全的环境中了。于是，就当天我们搬到段家棚子与全家团聚了。

段家棚子处在高山中的一片平地上，有松林掩映，特幽静而有韵味。这里住的是一家段姓三代人，四、五座黄土墙、茅草顶的屋子毗连而成一个小村落。我们在这里住了十来天，每天有从来没有吃过的玉米、南瓜粥。哪里想得到这里的南瓜会这么多，会这么甜，从去秋吃到第二年初夏，土墙上摆着的南瓜仍然排着长队；那玉米也又糯又甜，试想想，这种粥能不好吃嘛？我真舍不得离开段家棚子，真舍不得那又糯又甜的南瓜玉米粥。但既然日本鬼子走了，我们也得走，得回自己的家。我们自己的家在城里，但城里进不去。鬼子虽走了，战争还没结束，城里由国军守着，四门是紧闭的，仍然是战时状态，我们进不去，只能回到托坪。这时托坪的桃子、李子、杨梅开始成熟了，到处都有，只是涩得狠，进嘴涩得牙齿痛。才又惦记着扶冲那又红又甜又大颗的杨梅。往年，长塘曾家的伙计耶会给送好杨梅来，这年却不行了，听说满山槽鬼子的腐尸生了蛆虫，成了绿苍蝇，将满槽的红杨梅都粘成团团黑绿色了，哪能还能吃？鬼子真可恶，死了还要这么坑人呀！

抗日时的扶冲之战，留给我的印象是极深的。但毕竟那时我还只是个孩子，留下的也只是一个孩子的稚嫩感性，自然不是当时战斗的全面真实记录。我很想了解这场战斗的具体始末，曾经翻过一些资料，却不曾见到有这场战斗的记载。近年武冈人的采访文字倒是有的，但与我所经历的不尽相符，我暂存疑。现在想来，有一点可以肯定：扶冲之战，是当时“雪峰山会战”的一次外围牵制敌人的击阻战。据王耀武部参谋长邱维达将军后来的回忆文章所言“我的设想是利用雪峰山如此有利地形，布置一个袋形阵地，武冈、新化、安化三点要坚守，作为两翼阵地支撑点。”可以说明，当时的日本军，目的不是在扶冲打仗，而是取道向芷江方向行进；国军也不是部署要在扶冲打仗，而是根据整个雪峰山会战的战略需要，随时牵制挺进雪峰山地区之敌。当时有一种传说，说是日本军是要去花桥。武冈有两个花桥，一个是顺石板大道通高沙的花桥；一个是小苞谷路通扶冲的花桥。被抓来带路的只知通扶冲的花桥，不知有通高沙的花桥。两个花桥都可去洞口。只是扶冲的路是小路、山路，而且绕了路。就这样与中国军遭遇了。一方要前进，一方要阻击，必然是一场恶战。虽不是战略上的安排，但一个坚决要进，一个坚决要阻，必然是各有阵地的一场激烈战斗。但从雪峰山大会战的战略布局来说，武冈的任务只是坚守，未能发生大战事，所以扶冲牵制敌军的阻击战，就很自然地不会在战史中占有专门的一笔了。


附二：古清生《上梁山－－走运河摩旅系列》
我从阳谷出发，见路边一小加油站，书有“政府指定加油站”字样，便排队加油，云集站内的摩托车与三轮车不少。我没有下车，坐着打开油箱盖，加满油，付钱时顺便问一句，这油好使么？服务员说，好使，你跑一跑试试就知道了。见鬼，我骑走了油好使不好使与加油站还有何干？只道是出京以后，各地汽油混合了乙醇，发动机就没有了以前跑起来的猛劲。
下一站，上梁山。上次到阳谷上了景阳冈，却未去到梁山，终是想起来便遗憾，我想梁山应该是好高一座山，至少像威虎山那样险峻，再不济也有泰山的雄奇。从阳谷去梁山，据称有两条路，一条好路，过黄河铁桥，一条差路，从台前走。这也奇了，从台前走何以是差路呢？依我个人观点，山东无差路，就选台前的路走。
按老经验，问路须分段打听，说远了人大约能指个方向，然无法确定路的具体走向，这好像人生要一步步地走，不可以在出生时便定下临终目标。我就问去台前怎么走，台前路人皆熟，挥手一指，也不算远。进入台前地界，道路是有一种差异，且愈往前走，愈无山东气象，到了台前一看，哦哦，台前原来是河南省的一个县。然而，若非细辩，就会误认为台前是阳谷的一个不太富裕的镇。到台前问路，就转而问梁山怎么走了。
上梁山？我问一位精瘦而高的老汉，老汉还戴一顶黑布帽子，抬头翘起下巴往前一指，说，上梁山？往前一直走。他说上梁山的时候，有一丝比较暧昧的笑挂在嘴角，并看我一眼。他的发音当然不是上梁山，而是“爽亮闪”三字的发音。沿途的问，基本都这样，“爽亮闪”，好像我真是一个夜奔梁山的鲁智深，后面跟着宋廷快捕。
过了台前便是黄河，我在河堤上骑了一段，路比较坎坷，真有一点上梁山的意味。我感觉不对，梁山那么有名，何至于路如此之糟？我不要沿着黄河走。我骑到一个岔路口，停车，拿照相机拍了一张黄河铁桥，然后吸了一支烟，恰有一位骑自行车的少妇路过，问她，怎么上梁山？她往东一指，我穿过岔路口，寻了一条密径……一片密林，树叶皆落，地上是枯黄的叶子，林深处有一小小村庄，村子的房屋低矮，村外有两座树叶堆，是人拾的树叶堆起来，我想那是做燃料用的。林间小路只拐了两道弯，尚不算曲折，也不够坎坷，辗着风掀至密径上稀落的枯叶一直往前走，黄河忽然出现在我面前。
刹那间，我有些兴奋，盖因此处黄河上，有一座铁壳舟搭起的浮桥，我将骑摩托车从铁壳舟浮桥驰过，然后直奔梁山。心里有了一些豪气，过舟桥令人感觉与黄河之水如此之近。黄河在此是一片大水，黄汤滔滔，河边有半月形沙滩，沙滩边有枯的芦苇，随风轻轻飘摇。冬天的暖阳天气，这是上午的阳光，太阳悬在河的下游，大水向舟桥涌动，小风在水面上揪起小浪尖尖，它有别于我过去看的凝滞的水块，那种宁静而决然的静默推移。黄河，我按了三声喇叭，停下车，悠然取出照相机，一阵他拍与自拍。然后，跨上摩托车，轰足油门向南岸驰去。
注定是去梁山吧，我上岸以后，被拦住交了此次摩旅的第一笔过路费：人民币二元。拦路人说，此浮桥是他们私人所搭，理应收费。我却想，你不如说这是上梁山，要留下买路钱罢了。那桥，似乎不像私人所搭。我试图说服他们免了过路钱，如果此次运河之旅全程不出过路费，回京是有得一吹的。然而未果，交了二元上梁山。
路渐渐有些坡道的意味，然而路况又好起来，去梁山的车辆奇少，我在宽阔的梁山大道疾驰。梁山县便在坡上，县城的两边有石山，大约从德州入山东省境，至此才见山景。我一路思考着在梁山应该吃它一大盘牛肉，酒就以茶代了。骑车在梁山县城找了半天的牛肉馆，没见牛肉馆，只得到一家羊汤馆前停下。我想，华北及西北诺大地区，牛羊肉是一家，梁山不会有别罢？然而，梁山的羊汤馆只有羊汤。吃了羊汤和煎饼，一路打听着去梁山。梁山就在县城边上，穿过一条小街，向前骑不多远，便见了石山，有人在开山采石，心有不悦，想，梁山的石头也是开得？上了坡一拐，就到了梁山了，一座约如长江边上的小小丘陵的山包，这便是梁山！一切都脱离想象，好在我对于此类想象大于实物的景况早有心理准备，释然。我向管理员打听，梁山是否另有主峰？答曰：这就是梁山主峰，海拔180米！哦，好高的梁山！确实，在辽阔的鲁西南平原，有一座拔地而起的山，那当然是好高的了。我当下请管理员给我拍照留念。我在儿时，我尚不识“浒”字的时候，就曾向往的伟大的梁山呢，它很低，我用10分钟就能爬上山顶，它远不及我儿时为采野果登上的那些南方山冈。然而，纵然是小的梁山，此名山是不以物理高度计算。我上了梁山，心里轻轻的一声喊，旋即顺南坡下去，去往济宁。


附三：周泽雄《你是否拎得清？》
说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差不多已成定论。至于精明了为什么就不能高明，似尚未得到充分探讨。这也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大家都忙着下痛快的结论，而吃力不讨好的推理，则交给如我这等傻汉来做。我也不愿做傻汉，所以今天只想写几行讨好不吃力的文字。我以为，妨碍上海人由精明走向高明的原因，在于他们对那些浅层次的精明，有着过于强烈、过于敏感的审美力。
在上海话里，“拎得清”是一个褒义成分得到充分培育的词语，与之相对，“拎勿清”则是一个贬义程度得到过分放大的词语。在人际交往中，做一个拎得清的人，成了绝大多数上海人的最大追求，被人称为“拎得清”，相当于获得了一枚金灿灿的市民荣誉勋章。而“拎勿清”呢？对不起，那意味着一个上海人的最大失败。所谓“拎得清”，就是一大套既行之有据又无章可循的人际交往规矩，“分寸感”构成其核心要素。一个拎得清的上海人，往往办事圆滑而不失牢靠，说话在理又略带不正经，开玩笑但不会让人难堪，重情义但不会为你玩刀子。他为你做事可以不谈斤头，你请他做事却必须有所意思。两个拎得清的上海人彼此共事，可以话语不多而默契无穷。“拎得清”中包含大量特别为上海人所珍视的智力因素，如“轧苗头”，“看山势”，虽然只在小处着手，却可以因此而“兜得转”，“路道粗”。参照上海人的“拎清”标准，外地人通常属于“拎勿清的朋友”。
我以为，做一个“拎得清”的人确实不错，与“拎得清”的人打交道，对谁都是一种享受，但把“拎得清”的审美因素无限放大，则又会限制人性的纵深发展。说句不客气的话，“拎得清”其实更接近一种高级侍者的气质，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英国管家，或《红楼梦》里的丫鬟，依我看就非常符合上海人的“拎清”标准。一个视“拎得清”为最高追求的上海太太，其最具梦幻性质的成就，大概也就是做一个当代王熙凤了。这位凤姐儿，恰恰是精明而不高明的典型。
做一个“拎得清”的人，诚属不易，但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或把“拎清”二字升华成一种人格境界，则又将生生扯断人格飞升的翅膀。“拎得清”再怎么好，也只是大管家的素质；“拎勿清”再怎么讨厌，偶尔却可能是领袖或大英雄的素质。上海人只顾把“拎得清”看得无比崇高，殊不知世上伟人一族，恰恰是不怎么“拎得清”的。精明而不高明，原因或许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