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本质（6-2）：人的本质的设定与人的认同

6.5.8.“五四”“人”的命题隐含的悖论和矛盾之三：个人的自由让位于阶级的解放
      ——共产主义新人：所有人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的条件
      1、马克思被关系确立的“人”——若要新人先建立新关系：社会集体改造这个世界而不仅仅是说明这个世界；
      启蒙运动由理性确立的“人”——若要自由人先建立新理性：理性原则而不是上帝原则。
      启蒙哲学关于人的自然权利和人的理性自由的思想面临着另一种更为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启蒙哲学的“自由的人性”和“理性”不过是“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悟性”和对“利己的市民个人”及其社会生活内容的承认罢了。
      马克思不是用“自然法”的理论观察“人”及其本性，而是从人的经济利益的角度、从“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角度，来分析“人”及其本质，从而用变更经济关系和阶级的解放的思想取代了启蒙主义的“人”的解放的命题。
      正如西方一样，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在启蒙思想内部作为这个思想的一个独特部分发展起来的。但是，一旦这个学说找到了自己的现实力量（按马克思，“自由的人性”的学说的现实力量是资产者的中等市民。他们把“自由人”作为自己关于“人”的理想和追求的“人”的目标；“共产主义新人”的学说的现实力量则是产业工人。他们则把“新人”作为自己关于“人”的理想和追求的目标。这个“新人”就是与大生产相协调的集体的、而又全面“发展的人”。所以在启蒙主义，“人”是永恒不变其“性”的，是可以计算和存储的；在共产主义，“人”是正在“发展”着的，是不断设计和改造的。何）和成熟的思维方法，它便作为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而存在，有着完全不同于启蒙思想的目标、使命、历史观，从而成为启蒙运动的一种“否定”的力量。
      “五四”启蒙运动分化的原因之一，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信徒已经获得了不同于启蒙主义的新的使命。
      对于17-18世纪，唯理论的社会哲学，特别是自然法，是早期社会主义体系与启蒙主义共同的理论基础。但中国的启蒙运动的并没有统一的思想基础，而只有“态度的同一性”，而不是社会哲学的同一性。当启蒙运动分化，则又是从“态度的同一性”被“世界观的同一性”所取代。
      2、马克思主义对“启蒙” 命题的发展和否定。
      ——发展：
      1-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启蒙思想家把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视为历史进程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自然发展。实际上，他们迷糊了这两种革命及其思想背景的区别。
      2-中国启蒙思想与民族主义有着深刻的联系。既然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和“反传统”的倾向紧密结合，中国知识分子也就不可能在民族自身的价值观和文化中吸取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批判力量。而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学说，既来自“先进”的西方，又适应了这种民族主义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怀疑。另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全人类解放为使命的学说，也使得那些对于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持批判态度的启蒙学者感到亲切。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思想既满足了启蒙思想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满足了他们的“人类意识”。毛泽东实际上就把中国革命看做世界革命的策源地。
      3-启蒙思想家重视“国民性”的改造和民众的普遍觉悟，而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作民粹主义理解，也使得这两者（马克思主义和“国民性改造”）在当时获得共同性。甚至可说后者扩展了启蒙主义的内容。李大钊1919年《每周评论》上《青年与农村》一文，强调了对于民众进行教育的必要性，特别指出农民阶级的不解放。他们这种强调农民的自觉和平民教育的思想，适应了启蒙思想家试图通过普遍的“伦理觉悟”而改造中国的思路。
      4-李大钊等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特别强调了“伦理”的一面，从而使启蒙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人道主义问题上获得了它们的一致性。强调“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的精神，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可单靠物质变更，这是马氏学说应加救正的地方”。表明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启蒙运动一致起来。
      *这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强调意识或主观意志在变革社会的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在毛泽东，这种对主观因素的关注使他越来越倾向于用思想标准、道德标准来确定人们的阶级成分，“思想改造”的命题正是由此衍生而来。（不，因比这更早，从孔子的圣人观、鲁迅的超人，都是走伦理一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以至于经济革命，最终还是要重新开始“道德工程”，如今天江总的“三个代表”的学习热潮，就是这个工程的继续。中国的实践理性使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社会主义、家天下，核心是专制主义。要专制必要独尊，要独尊一家，必然要搞道德工程。特别是经济的理路（市场化）和伦理的思路（专制化）不一致时，更如此。何）
      ——否定：
      1-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动摇了启蒙运动的基本信念：“民主”。
      “民主”、“共和”是一种国家组织、社会制度和伦理观念。是“五四”启蒙思想反对“重在尊卑阶级”的专制主义的旗帜。法国大革命作为自由平等原则的实践而得到陈独秀等人的推崇。
      然而，1919年5月，李大钊即指出法国大革命不是“平等精神”的体现，而是代表“资本家的中级势力”；
      1929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国庆纪念的价值》，指出：“共和政治为少数资本阶级所把持，无论哪国都一样，要用它来造成多数幸福，简直是妄想”。在8卷4号《民主党和共产党》一文，批判“民主政治”，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阶级在从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的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是大错特错”。
      18年后，经历了中国革命的多次波折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陈独秀终于认识到他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主”的否定是一种“超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幻想”，认为“民主是……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他总结苏联的教训说：
  
    不幸十月革命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调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

陈独秀从“民主”的急先锋到“民主”的批判者，进而又在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思考中重新举起“民主”的旗帜，这一曲折的历程本身具有深刻的象征性。
      2-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动摇了启蒙主义的文化决定论。
      “五四”人物重视伦理的觉悟和“国民性”的改造，然而正如李大钊指出的，唯物史观认为“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治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因此，“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根本解决”的途径由伦理觉悟转向经济变革：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经济权、所有制的变革，构成了几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关心的问题。（卡尔.马克思思想的哲学基础，其根源在于德国对唯心主义和历史的传统专注。19世纪20年代，这两大思潮在格尔奥尔.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汇合到了一起，黑格尔关于周期性历史变革的概念，使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阐述了一种革命的社会理论。不过是，黑以神秘的绝对理念为动力，马以生产方式为动力。参见“政治词典”，何）
      3-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动摇了启蒙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
      “五四”启蒙思想家蔑视那“每喜从同”的“群众意识”，倡导“力抗群言，独标异见”的个人精神。对此，陈独秀进而从经济和伦理两方面加以论证：

    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动摇。

启蒙思想家把个人作为家族、群体、民族、国家、伦理观念的对立物，从而把个人的自由解放视为首要的任务。
      而马克思主义则把“阶级的自觉”、“阶级竞争”视为历史的根本特点，“既往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唯物史观事实上也动摇了“五四”启蒙思想家共同认可的“进化论”的历史观，在此后几十年的历史中，“人”或“人的解放”被作为抽象人性论的命题而遭到严厉批判，“人的解放”的信奉者无不被“阶级斗争”的风暴冲得摇摇晃晃。（汪晖：《汪晖自选集》）

7.0.0.“人”的概念与现代政治学和文学的概念的相伴相生

      民主、自由、平等、个人、趣味、偏好、性格、个性……
      民主的合法性根据，是民主能保证最大的正义；最大的正义的现代定义，是自由和平等；而自由平等的价值源泉，是个人偏好的神圣权利？——应当怎样表述。自由、公平，是最大的正义，而民主是保证这正义的最佳途径。而自由、公平的最大合法性根据，则是“个人偏向持有”的绝对价值地位。所以，一部“现代知识”（社会学的知识）就是源自于并围绕着“个人-个性”这个概念起点建立起来的知识大厦。所以，有人说，“现代性”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表征，就是产生了“个人”的概念；而“现代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产生了“个人”。而文学，从诗、散文走向了小说，产生了“性格”、“个性”的人物，这就从意象、情感、认同中，想象、构造、固定和强化了现代性和现代生活中的“个人”。个人的爱好、偏向、趣味、性格……成为了人物的中心、小说的中心，其有无成为善的标准。“个性”——价值的中心、万物的标准、行动的出发点。当“人”不再是上帝的证明——象经变文或托尔斯泰小说中的人那样；也不并列于上帝而成为某种理性的象征——象许多共产主义新人的小说，如中国50年代、如高尔基，如雨果，也如女权主义小说；而是服从于欲望的行尸走肉——象许多存在主义小说，或者隐私小说，我们从这变化中看到了越来越极端的“个人”被推向了极端，但我总觉得，这不过是将一种关于“人”的概念来取代另一种关于“人”的概念。不同的是，大家此时“认同于这个概念”。什么是真正的“人”呢？脱离于这变动而自居的“人”本身呢？似乎还没有找到。但这里要说的是，现代社会正义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这以个人偏好为核心的“伦理个人”。现代政治学，就是建立在这“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的。——何  2003-7-9. （罗伯特.达尔[美]《论民主》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