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梦想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

——我读周实《读与写》


    写作就是对阅读的回忆，但我们常常有办法把可供回忆的过去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

    读大学的时候，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一个作家演讲。演讲者以写报告文学著称，名叫祖慰。因为一篇名为《啊，父老兄弟》写沔阳棉农苦难的报告文学，在发行头夜被省委宣传部勒令禁止发行，《芳草》编辑部坚持以毁页的方式发行，而誉声鹊起。记得祖慰的演讲题目也是谈读书与写作，因为那个时候萨特正热。萨特在那本题为《词语》的自传中将自己的一生提炼为两个词：读与写。所以祖慰在报告中，发出这样的呼吁：让读与写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祖慰顶着六月的炎暑，在讲台上说：读书和写作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就如我们每天要吃饭和睡觉一样。一个人如果一天不吃饭不睡觉，就会觉得无精打采甚至疾病缠身。那么，当我们一天不读书不写作，也会觉得精神空虚和百般无聊时，我们才能自豪地说，读书和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一种基本的生活方式。有一位名人说过：“一个人的成长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这位名人又说过：“写作应该成为一个人美丽的成长方式。”台下掌声一片，台上两台专用风扇正对着他后腰的肾部紧吹。
    在一片掌声中，祖慰他接着昭示地说，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考试，也不仅仅是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和价值。读书是一种继承文明、创造知识，并伴随着人的审美体验和成长愉悦的一种快乐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生活。对于一个男生来说，读书可以使他聪明，可以开掘他的智慧和才华；对于一个女生来说，读书可以使她美丽，可以陶冶她的气质和神采。
    台下的我们听到这里，兴奋的汗，终于满脸地淌下来了。

    祖慰那张白净书生的脸躲在眼睛后边，言辞自信，但演讲毫无表情。就像所有掌握了读与写真谛的文人一样，仿佛台下都是一群等待启蒙的白痴。这使得我想起了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比如在新文学荒地上开拓人道主义地基的周作人；比如焚烧五四文学，凤凰涅磐地建立社会主义文学大厦的郭沫若。他们就像郭沫若在《凤凰涅磐》中高唱“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那样，坚信事物总有一个神性的本源。对于读与写，都抱有名称不同，但同样坚定的目的信念：人的文学、革命的文学和改革的文学。
    结果呢，历史在他们的经历上开了一个大玩笑。周作人日伪汉奸的帽子一直压到盖棺论不定，连起码的民族人格都不配。郭沫若被舆论讽刺为革命领袖的御用文人。作家祖慰带着夫人逃避改革政府的抓捕，乘划子去了台湾，据说中间几次要回来，都被拒绝了。现在一把年纪，做起了巴黎《欧洲时报》的记者。

    在今天，别再信口说让读与写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因为首先要弄清是什么样的读和写。曾经，理性主义的语境给读与写下了这样的定义：读书是欣赏别人，写书是挖掘自己；读书是接受别人的沐浴，写作是一种自我净化。写作能使你愈来越公正，愈严格，愈开阔，愈善良。你受益于文学的首先是这样的自我更新和灵魂再造，否则你从哪里获得文学所必需的真诚？
    在这个定义里面，读与写被纳入了既定的、宏大话语下的意义系统。借用苏珊·桑塔格的话说，这样来读与写的作家，是充满了一个好丈夫可敬品德的伟大作家：可靠、讲理、大方、正派。

    然而，苏珊·桑塔格接着说，道德美这个东西，易于迅速衰败，转眼就化作了警句格言和不合时宜之物。这种情形尤其频繁地发生在诸如加缪这一类作家身上，他们直接诉诸于一代人对人们在某个既定历史处境里应体现出怎样的楷模之举的想象。除非作家拥有一种非同寻常的艺术原创性库存，否则，在他死后，他的作品就有可能突然间被掏剥一空了。（引自《反对阐释》）其实，不是许多曾经的红色经典、改革文学都被掏剥空了吗？眼下的呢？许许多多的读与写不是也处在一个具有丈夫美德的伟大作家的尴尬之中吗？

    我读到周实先生的《读与写》，想到了这么多。由此，周实先生的言说，在这个背景下具有特别的魅力。

   我很怀疑自己的阅读。因为每次阅读的时候，以为自己把握了，可是，若是一重读，却又感觉不曾读过，而且，感受不太一样。
   我也怀疑自己的写作。因为每次写完之后，隔段时间再去看时，我会怀疑自己的眼睛，感觉不是自己写的，不论写得好，还是写得不太好，或者写得很不好。
   文字，或笔，或键盘，就是这样戏弄着我，让我以为表达了自己却又没有表达自己，让我以为读懂了他人却又没有读懂他人。
   我总想从他人的文字，读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我一旦读到了，却又感觉不过如此。而且，还用自己的意思篡改他人表达的意思，他人的意思到底怎样，对我似乎不太重要。
   我不知我读了些什么，也不知我写了些什么，可是，我又还在读，读完了，还要写。
   不是在误读，就是在乱写，一种典型的自我混乱，虽然这也不算什么。

    周实先生在文字中表明了自己这样一种感觉：抓不住阅读中的既定感受，也抓不住写作中的既定感觉。其实，这正是周实作品的吸引人产生美轮美奂之处。但他习惯地认为一个东西居然变动不居地抓不住，这就应当为之而惶惑。因为人们说，要抓住世界，首先要抓住关于世界的概念。在周实先生的读与写活动中，这个固定的东西，即便不是概念、思想，或许是形象、意象、意境，还或许是感觉、感受、体验。但它们一旦是浮动的、变动不居的，周实先生便感到不安。我猜想：周实先生还在抽象化、形式化的审美范畴上打转？我说不清。我只想急于说出苏珊·桑塔格下面这句话：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众所周知，女人能够忍受情人的一些品性——喜怒无常、自私、不可靠、残忍——以换取刺激以及强烈情感的充盈，而当这些品格出现在丈夫身上时，她们决不苟同。

   我到底应怎样读，才能在读二遍时，感觉自己读过了？
   我到底应怎样写，才能在我再看时，认为是我写的呢？
   就像看见一条鱼，或者看见一只鸟，或者认识一个人。
   有的人是一辈子，即使你们天天见面，也未见得认识的。
   我这样说，你可能觉得我太夸张了，我也觉得有点夸张，但感受是真切的。
   抓住自己阅读的感受，抓住自己写作的感受，于我真是一件难事。

    看看，这文字里面或许就有丈夫品格？它们在为把握不定而焦灼。苏珊·桑塔格说：要么做丈夫，要么做情人。周实先生其实在读与写的实践中，较少丈夫的美德天赋，更多地表现着情人般的激情天赋，内心里何不安安心心作一个原本已经被自己的读者所喜爱的情人呢！雅克·德里达就是这么做的，他在《书的终结》中梦呓般吟咏道：“我梦想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他认为，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也就是经验性的写作。而传统的读与写，长期以来为理性主义所把持。它们洋洋自得地为自己编织了首尾连贯的思想体系，对各种各样的感性物、偶然性、修辞性，对各种各样骚乱的语言要素进行压抑，从而确保它的真理性。它们的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无意识。而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就是对读与写语境内的形而上学，比如理念、目的、起源、存在、主体、本真、意识、上帝、理性、人等等这些大词，采取叛逆的姿态。有质疑，有欲望的地盘，有意外的火花，有感性的位置，更有隐喻，有修辞，有歧义，有矛盾，有冲突，有争斗。（引自《书的终结》）所以，让我们如此这般地返回到读与写本身。

    此文到末了，想到了周实先生近来的以《繁星之夜》命名的一组短文。前边都是诗，后边是议论。比如《那么漂亮的一朵鲜花》写的激情洋溢，真好：

那么漂亮的一朵鲜花
谢了

那么漂亮的一朵鲜花
为何要谢

那么漂亮的一朵鲜花
如果能够永远盛开
多好

那么漂亮的一朵鲜花
想一想
心都软

    我爱读这些诗，当然也读了这些诗后边的议论。我感到用《繁星之夜》很能说明雅克·德里达的经验性写作，当然也可以比附苏珊·桑塔格的情人天赋的写作。经验性的写作最终是一种非知识性的写作。知识总是公共性的、可流通的、透明的和敞开的。经验则与人有关、与身体有关、与爱欲有关，最终与一种难以理喻的个性有关，与一种未知的秘密相关。当然，也不可否认，《繁星之夜》中形而上学语境的残余还在。所以我，在同一个标题下的文字中，既看到了丰富生动的情人天赋，也看到了被美德所限制的丈夫的影子，从而也看到了分裂中的周实。想来真有意思，从小父母教育我们要学知识、学道理。可到了后来，思想智力成为了挥之不去的噩梦，割断了我们与生命活力去耳鬓厮磨的联系。作家古清生刚刚在独角兽文字岛上发了一篇散文《香湖海带汤》，则要情人般自由得多，特别是开篇的一以贯之的感性笔致：

   武汉的夏天，照例是一个热字当头，惟武汉之热，乃头顶一颗柠檬般的太阳，复又绿荫浓郁，香樟和月桂，掩映白的建筑群落，热出一个视觉上的美夏。武汉之美，首推武昌，一片东湖阔水，波澜里荡漾柳蝉，或浓荫处，鸠啼声声，那浮云与栖鹤，以及钓者皆入了风景。

   在水一方，常见学子湖滨漫步，即是夕霞沉落，胭脂的一抹，绿树白墙，鹳鹤排空，凉意渐由湖风吹拂，此刻驻足湖滨，恰好抖落一身奔波旅尘。东湖之滨，有华科、华师、华农、武大、地大五所中国重要的大学，不知名的大学，另有许多。据此，东湖便应该是中国首湖，那波涛里，翻腾着汉字与英文罢。
   ......

这是比较典型的“像一个女人那样”的写作吗？说这是像一个女人那样的写作，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充满感性的描写，看看他给暴烈的“夏天”的唯美装饰与缠绵；也不仅仅是因为其中细腻的“情”“色”感觉；而是因为“写什么终将就发生了什么，比发生什么才去写什么，更加具有创造性，不是服从现实，而是在创造现实”。这是一种经验性的写作，这是古清生先生的一贯写作姿态。这在他《溪水长流》一文中有同样典型的表现，情人天赋的表现。所以，看到周实先生也止不住羡慕，说道：“古兄的小品自然是好的，有特色。我喜欢。” 这话语中，仿佛教我听到了周实先生亦重复了雅克·德里达的自语：我梦想像一个女人那样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