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语的生理学

——我读周实《体内》


（一）

 与人交谈，听人说话，那些好的生动的语言总能融入我的体内。
 体内？是的。不是脑里，也非心里，而是体内。
 脑里的，是记住的。心里的，是感受的。体内，是自然而然的。（《体内》）

    开篇读到这一段，注意力被“那些好的生动地语言总能融入我的体内”一句所吸引。这一句超出常人常情的关于语言感受的描述，感受着的时候，脑子里跳出一个词儿：词语的生理学。是的，阅读直觉告诉我：一个词语不会只是一个生冷的物质性符号，一个词语还会有生命、有营养，有化学基质，会生发出生理学的属性和意义。具体说，词语也往往发生着肌肉的功能，会产生肠胃的反应。我猜想也断定，词语还能勾联出一条滋养性的生命渠道，一个读好书好词的人，词语会顺应生理学机制，让体内来消化词语所带来的信息，长此以往，会生长得体态婀娜，玉树临风。

    这可能吗？对于《体内》，真名网友跟贴肯定：

  体内，准确！我们常常听到某人被夸为“满肚子都是学问”，说得文气点，则是“满腹经纶”；反之，会说这人“一肚子坏水”。发愁时，我们会觉得“满心忧愁”。“肚子”、“腹”、“心”均在体内。（云归）
  前几天我读了甘肃作家马步升先生的一片文章叫《你的身体快乐吗》，说的意思跟周先生有些相似。是的，与人交谈，听人说话，或读一本好书，那些好的生动的语言融入体内，我们的身体都快乐！（杜进明）

    这使我想起了自己也曾有相似的感悟。

    在一篇网上广泛转载的名为《把客气话当真》（署名“十年砍柴”）的文章中，我反复读了这样一句：“那位至今被许多同乡引为自豪的伟人，说了一句最大的客气话，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监督，其实他替人民作了二十八年的主。”产生了这样的感受：

    这个经验教训表明，对于一个诺言、一个概念，不是靠听见、靠信念来验证，而是要靠身体、靠体内来确证。这表明身体、体内比思维、概念、信念更根本更真实。身体的敏感程度丝毫不亚于思想。比如身体的自由而张扬，它的生物空间，就说明着环境的开放与优美。这正如说风制造了树的形状一样，树不是靠对祖先的记忆长出来的，一个树的形状反而是靠对风和阳光、暴雨的记忆长出来的。特别是，身体比思想更真实，心态可以虚伪、神态可以伪装，但体态却是无论如何也虚假不了的。最后，身体、体内有自己独立的记忆，不被思想所左右，乃至比思想更悠久。比如在自己在洪湖农村的经历，随着岁月的老去，思想的记忆不知不觉开始诗话、美化那段生活，乃至怀念那段生活，象许多知青那样：心灵对之充满了温暖了。但我的身体，我的胃，我的脚不这样看，它用反酸、用脚气，用时时不得不收藏起的一个大男人却有一双过于短小的脚，来提示那是一段痛苦的时光。

    诗人曾卓在《悬崖边的树》就是这样解说“树的形状”形成的原因——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吹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崖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

    到了这里，就可以初步得出一个方向。体内比思想接收和说明一个事物要来得更深入；词语能够迎合身体，也具有着生理学的功能和机制，能够进入体内而获得生命，能用血肉来验证其真实性和意义。

    玛丽·鲍尔斯-林琦，是美国哲学和心理学博士、临床心理治疗专家、心理教育工作者，她谈论到了“知觉的生理学”的概念，也说明了“人体内的信息传递”机制：

  从外界得到的信息制约着细胞中的化学反应，……而信息“传递”通常决定于蛋白质的生物化学机理，它像信使一样把信息传递到遍布全身器官的细胞当中。传送接收元是细胞中接传信息的一个特殊地方，承担了情感信息与身体各器官之间的绝大多数联络任务。大量的信息接收元是在胃部，……所以我们经常会用“一肚子……”来形容某种感受。
当一种情感产生时，98%的信息来源于全身的体细胞，只有2%的信息来自大脑中的接收元。
  事实上，某一种情感所展示出来的就像是由这些生理反应经过复杂而精细的共鸣而成的和弦。（http://www.yaolan.com/reading/app/article.asp?article=19340）

    我们知道，“与人交谈，听人说话”，也是一个知觉过程，词语（语言）在这个过程中也一样会生发出生理学信息，一样会进入人体内履行信息传递机制。在周实先生所说的，“那些好的生动的语言总能融入我的体内”这一句话里，其实就已经内含了词语的生理学反应全过程。分析一下可知，并非由于那些语言是“好的生动的语言”才被融入体内，因为不会存在着天生的好的生动的语言。恰恰是由于有那些语言已经融入了体内，才反馈出有哪些是“好的生动的语言”。这表明，外在词语可以通过感知感受、生理反应，转化为内在信息，进而在体内传递、来回和沉淀，最终被身体各器官享有，并由此滋养或损伤着身体。比如，口干、反胃、心悸；又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肾上腺分泌和肌肉收缩速率加快。最后这些生理反应综合展示出或者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或者气短色衰、苍白无力。而这些词语的生理学效应，所带来的生命冲动，98%储于体内，2%来自大脑。

 与人交谈，听人说话，那些好的生动的语言总能融入我的体内。
 ……是啊，体内，这个词汇，说起来是有点勉强，但是，却是非常动听。（《体内》）

    写到这里，感受着“那些好的生动的语言”这个词语的时候，在我的耳垂下方，颈项里面，肺的呼吸中，忽然蹦出了尼采对“美和艺术的本原”曾经下过的一句断言：她是身体的力量，是肉体和血液的作用。


（二）

    跟着玛丽·鲍尔斯-林琦的科学之刀，得以解剖出一个空间，为名词“词语的生理学”置放放了一张安放身体的手术台。一时间，兴奋的眼睛，在无影灯下按部就班地巡视。继续读《体内》，又开始发现眼睛的不可靠，眼前的空间形态，渐渐呈现为空洞。原来这只是一张躯体，远远不是那赋予词语充满血肉生命的“体内”——

 谁能找到体内呢？你能找到脑，你能找到心，可你找不到体内。
 就算你是搜寻大师，你也无法找到体内。
 就算你将大脑剖开，就算你将心脏切开，就算你将身体划开，你也只能看见脏器，看见血管，看见血液，看见淋巴球、神经纤维、细胞、蛋白分子、原子及其他，你仍无法看见体内。（《体内》）

    的确，说到词语的生理学就不是生物的生理学，就不是“只能看见脏器，看见血管，看见血液，看见淋巴球、神经纤维、细胞、蛋白分子、原子及其他”，而应当是穿过血肉生命、拥有生理机能的词语。于是，回头进入时间形态，在词语的生成历史上，于是看到了词语与人体的内在关系和其所蕴涵的生理学意义。

    哲学说世界是人的对象化的结果，说天地万物是人的主观投射，这是一种心理学关照。但是在词语诞生之初，人是依凭什么来投射的呢？依凭不一样，生成的世界就有不一样的结构，使用的符号就有不一样的属性。回溯到那个原初的巫术时代，先民们是这样开始的：他们拥有的只是一己原始的肌体，简单的交感巫术思维，顺着对身体、体内的模仿，按照相似逻辑法则，以人体的机能与构造来投射万物，通过身体符号来安排万物、搭建世界。如此这般，便是世界观的生理学模式。具体说，在远古中国，先民是透过肉体来看待、来构造世界万物的。比如天分阴阳便来自男女阴阳。特别是“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可以说明远古先民开启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之处，就是建立在肉身本位上的：

  在非常非常久远的时候了，天和地还没有分开，宇宙就好像一个大鸡蛋一样，黑暗混沌成一团。就在这个大鸡蛋中，盘古在悄悄地孕育着。
  ……
  盘古临死的时候，浑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口中呼出的一团团的气，变成了天上吹着的风和飘着的云；他发出的最后声音，变成了滚过天空的隆隆雷声；他的左眼睛变成了光芒万丈的太阳；右眼睛变成了皎洁明亮的月亮；他的手足和身躯变成了大地的四极和五方的名山；他的血液变成了江河；他的筋脉变成了大道；他的肌肉变成了田地；他的头发和胡须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他的皮肤和汗毛变成了花草树木；他的牙齿、骨头、骨髓则变成了蕴藏在大地下的闪光的金属、坚硬的石头、美丽的珍珠和湿润的玉石。就连他身上的汗水也变了，变成了无尽的雨露和甘霖。（《盘古开天地神化》）

    在这个发生阶段，那些比附身体来搭建世界的语言符号、那些透过人体来陈述或描摹对象的词语，怎么会不充满着血肉肌理，不充盈着生理学的属性呢？！

    说到底，我们所回忆的是远久的交感理论下的一套与人的肌体对应、毗邻、同系的关于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生成史，这个生成史最终凝聚为“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正是“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把人、社会与自然万物看作一个整体。因此也就把自然法则——当然也内含人体自然的法则——引入、用于社会伦理；也用生命肌体的原理去阐释自然本身。比如，“天父地母”，比如“大地化育万物”。另外，这种自然生命观也贯穿到了科学、医学、艺术等其他社会活动之中。比如中国书法中“筋”、“骨”、“血”、“肉”、“精”、“气”、“神”等等，就渗透了人体生命的概念，包含着一个与人体相对应的意义体系。

  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卫夫人《笔阵图》）
  下笔用力，肌肤之丽。（蔡邕《九势》）
  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宋·苏东坡）
  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清·康有为）

    这种用人的生命肌体去对应、毗邻、同系对象，则贯穿了整个语言活动的历史，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词语的生理学现象。比如，《诗经·卫风·硕人》写“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这是肌质的类比对应；比如，《释名》说“冢，肿也，言肿起也”，这是用肌体毗邻释义；比如，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清人《善始之论》说“凤头”、“猪肚与豹尾”，这是肌理的同系譬如。还有，黟县宏村承志堂偏厅水榭依水凭栏之处，偏命名为“美人腰”、“美人靠”；《红楼梦》说宝钗、宝玉、黛玉事，好用“香腮”、“香吻”、“香袖”味词；苏州园林吞纳自然山水，状写太湖石“漏”、“瘦”、“空”、“透”的四字真诀，每一个字都涵盖了人生活中某一个生理方面的愉悦要求；闻一多《神话与诗》说词语的隐与喻：“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记载了许多自古以来语借鸟兽、词托虫鱼表达生理需求的民歌民谣：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哥哥送我到河中，对对金鱼水上浮，鱼儿也知风流事，可笑哥哥好朦胧。
  大河涨水沙浪沙，一对鲤鱼一对虾，只见鲤鱼来摆子，不见小妹来探花。（《神化与诗》）
  ……

    粗浅的回溯，只是说明一个现象，字词文章、语言形象，它们从符号到思想、从形式到感觉，从物像到精神，侵染着生生地透过人之生命肌体看万物的色彩，切合着感知习惯，满足着情感需求。这正如《知觉现象学》的作者、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赞叹艺术家的“身体之眼”：让事物从他身体里面走进去，灵魂又从眼睛中飘出来，到那些事物上面去游荡，因为他要在那上面不断验证他那超人的内在视力。”发生于这样“内在视力”的感官，也正是秉有着灵魂的“体内”，凸显出《体内》所赞叹的真实生命感受力。因为它一定也会是往返在原初生命诞生时的体内，灵肉相生、气韵生动：

 只有激情燃烧之时，只有心灵颤抖之时，你才会看见体内的。看见体内迅速成形。每次成形都不一样，都随对象变化模样。（《体内》）

    到这里，联想到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身体是有感觉、意识和语言的。”又说：“情感像器官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身体中。”其实，这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正恰切本文的主旨，那就是：在感觉、意识和语言（词语）里，是实实在在存在着人的器官、人的身体的。美女作家卫慧在《上海宝贝》中，有一段谈到写作与身体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对“在感觉、意识和语言（词语）里，是实实在在存在着人的器官、人的身体的”这一句意思的形象化解释：
 
  我被自己的小说催眠了。为了精妙传神地描写出一个激烈的场面，我尝试着裸体写作，很多人相信身体和头脑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就像美国诗人罗特克住在他的百年住宅里，对着镜子穿穿脱脱，不断感受自己的裸舞带来的启示。这故事可信与否不得而知，但我一直认为写作与身体有着隐秘的关系。在我体形相对丰满的时候我写下的句子会粒粒都短小精悍，而当我趋于消瘦的时候我的小说里充满长而又唱、像深海水草般绵柔悠密的句子。打破自身的极限，尽可能地向天空，甚至是向宇宙发展，写出飘逸广袤的东西。（《上海宝贝》）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今天，在我们感受《体内》，回溯词语的身体属性史，言说着词语的感官功能的时候，并不是意味着词语仅有生理学属性。这里谈论词语的生理学发生的必然性，并不意味着赞扬身体写作，更无关肉体写作。我的意思是说，正如生活有不同的属性一样，词语也相应存有不同的属性。正如身体具有两面性，身体写作也会相应展开两种不同的世界——政治的，或消费的。唯一一个不变的现象是，词语的生理学属性成为了影响当下读写活动的主要反应机制罢了！进一步说，不过是词语活动中过去表现为隐性的反应机制，当下被抬升为显性的反应机制罢了！在词语的生理学这个属性的消长背后，既有词语功能变化的内在逻辑，又有商业生活外加的时尚需求。


（三）

    词语来自于人，也就如同一个人。她有思想，也有心理，还一定有其生理。在我们的读写生活中，词语活动着。怎么活动？就是不断地表现着它所拥有的思想属性、心理属性和生理属性，对我们发挥着它的思维学功能、心理学功能和生理学功能。

   《体内》看似短短的文字，到现在为止，其实一直占据着我读写生活近两个月的精力和注意力。这期间，我曾问自己几个问题：为什么初读《体内》，读到“与人交谈，听人说话，那些好的生动的语言总能融入我的体内”的时候，会感到陌生，甚至还有点怪癖？为什么接下来读，读来读去，又渐觉非常回味，非常有吸引力？到底是什么使我们对词语的生理学陌生了？又到底是什么使我们对它感到亲切？

    在上面的问题中，随之又生发出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既然我们现在对“语言总能融入……体内”感到不可思议，那么过去语言融入到我们哪里去了？过去那一种语言融入使我们舒适和满足吗？历史上，除了融入“体内”，语言曾经还融入过我们别的什么地方吗？有哪些地方被融入过？语言为什么能融入我们的体内？怎样融入？产生了什么后果？语言接下来将会融入到我们别的什么地方吗？……
 
    在对《体内》读与问的过程中，渐渐地发现：这些问题中隐含了一段隐隐约约的语言活动的历史痕迹。具体说，《体内》提撕我们去发掘了一段语言活动变迁的历史痕迹。更具体地说，是一段语言功能变迁的历史痕迹。这个变迁的历史，当然是指我们自己亲历亲为，能够感受和想象得到的现当代读写历史。这个历史痕迹的标志，就是从词语的哲学、词语的心理学，到词语的生理学。凭借着《体内》为基座，审视当下的读写现象，回溯我们曾经的读写生活，去清理出一段词语生活的逻辑，可能会帮助反思我们的读写生活。这不能不说是以开放的心态阅读周实先生文字的快乐！

    还是回到《体内》第一段起步，开始我们曾经的读写生活的回溯吧。

 与人交谈，听人说话，那些好的生动的语言总能融入我的体内。
 体内？是的。不是脑里，也非心里，而是体内。
 脑里的，是记住的。心里的，是感受的。体内，是自然而然的。（《体内》）

    一般来说，读写活动是人对词语的一种感知活动。什么叫感知呢？经典定义是：感知（感觉和知觉）是大脑对直接作用我们感官的客观事物的反映。感觉是对物体个别属性的反映，知觉是对物体的反映。这是一直以来的经典定义，也是一个公共的定义。我们知道，一个定义，意味着一种立场和观点，乃至一种权力。用这个定义来看待对词语这种“客观事物”的感知活动，就能看到“大脑”这个器官所巍巍凸现在读写中的价值。按照这个定义，思维的霸权地位被压倒性地竖立起来。于是回头推演，可以发现，一部以现当代的文学活动为代表的读写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围绕大脑和思维而展开的认识史、教育史，以社会理念、政治道德为核心对象的审“美”史（回忆一下那个时代大行其道的“理想美”内涵）。换一种说法，也就是一部思想、世界观的规训史。在50年代—70年代，人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关于“感知”的公共定义下进行读写的。

    即使到了80年代初，“百花齐放”的文学理论也不过是“百家一鸣”地论证。比如，依然定义“文学是思维”。这个定义区别以往，只是添加了一个修辞：“形象思维”。这就意味着那个命名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年代的读写，关注的只是词语的哲学意义。最终目的，只是在大脑中接受一个历史命题，在思想里给定一个社会结论。

    这里面，读写活动的社会意识形态控制机制，现在看来是再明显不过了。人被定义为社会的关系总和。词语的功能就是“提高”人的思维能力，统摄人的思想，从而强化人的社会性、认同意识。因为，“思维”这个东西，具有这种功能：它能够穿越“复杂”的现象直接把握“纯洁”的本质。当所有的具体的思维都化繁为简、万众一心地拥有了同一个本质的时候，社会性思维、社会意识形态便产生了。每一个个体就被整合为一个集体，松散的社会就会诞生为一个“大写的人”的社会。回忆一下，我们当年的语言模式：人民公社好！革委会好！新生事物好！从此站起来了！一去不复返了！……语体都是僵死的公理和苍白的命题。

    正是在这个本质化、集体化的读写活动中，人体浓缩为一个器官：大脑；词语片面为一种功能：思维。除了大脑以外的人体其它器官，除思维以外的人体其它感知功能，比如心和胃，比如心理的和生理的，则被隐匿了，故意地遗忘了，也从而消失了。如果把《体内》今天在这里所说的“那些好的生动的语言总能融入我的体内”，这种对词语的接收与反应的全新表达，放在那个“思想第一，人的观念第一”、“全民学哲学”、“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年代，那简直就是疯子的语言。 

    然而，被隐匿和省略了的其他身体器官及其功能，相应的感觉、感受、感知，及其蕴涵的心理学、生理学意义。这一切，由于它们的生命存在的本体性而依然在“社会的角落里”存活着、蛰伏着。具体地说，那些在大脑反映活动的词语哲学之外，那些仅仅把词语作为思维、思想工具的词语语言学之外，还存在着对于词语充满心理学、生理学感知机制的地下读写活动。文革中大量传看与偷听的日记体手抄本的存在就是证明。《少女之心》、《公开的情书》等等，其故事并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吸引人的却正是“那些好听的生动的语言”。说这些词语“好听”、“生动”，是由于它们在发挥着心理学、生理学的功能，要么幻化为环绕周身的心梦，要么“融入体内”填充了生理空虚的肌体。

    词语心理学时代的到来，紧跟着文革的结束，政治意识形态文学的消褪。80年代，在以语言、文学，乃至文化为对象的读写活动中，最为活跃的是语词语的心理学功能。孔捷生的《南方的岸》、戴厚英的《人啊，人》，还有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铁凝的《哦，香雪》等等，这里面充斥着情感呼唤性的词语。这些主旋律“小说”，算不上严格的小说，甚至有的连故事也算不上，基本是对美好空灵愿望的抒情散文。凭着一个小小的缘由，堆砌着情感性词语和主观化结构，幻化出弥天塞地的梦想。抒情性远远大于故事性，是这时期词语活动的共同特点。正是这里面词语的心理学代偿功能，填补和满足了革命年代所造成的巨大人生缺失。由此开启了80年代词语的审美心理学、文化心理学，乃至后来的符号心理学。

    之所以在新的读写活动中，是词语心理学取代词语哲学，而不是由词语生理学来取代，这其中有内外两个原委。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虽有消颓，却又死而不僵的外在原因；另一方面则是词语心理学而美学，可以通过“审美理想”来嬗变宏大思维和哲学习惯，最终借着“个性心理差异”，来打开新的词语活动这一内在逻辑。在“人化的自然”、“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些词语的美学背后，积极地联络着对于“天也新、地也新，八十年代新一辈”为标志的“新人”新联想和新想象。词语心理学中的审美创造力，在在向现实社会积极投射，不断撰写词语的政治学篇章。但终于在这个短暂“蓝色梦想”的过程中，政治性审美理想遭到了专制权力的严厉制裁，也终于使词语的心理学与词语的政治学割断了最后的联系，向内转向。80年代美轮美奂《河殇》的海洋文明梦被铁血戕杀，就是词语在心理学意义上末路的象征。

    实际上，在80年代以来的读写活动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莫过于高尔基的“文学即人学”讨论。讨论不断在词语美学，最终是词语心理学意义上深化。人是什么呢？人是性格。性格是什么呢？性格即心理。词语的心理学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丰富的人格和迥异的个性的言说。这些特质，自然地拓开了“个性解放”的时代节奏。可以说，词语的心理学不过是词语的哲学功能与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词语生理学功能之间的一个过渡。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却由于词语的心理学功能发挥了“认识自己、研究自己”的向内的逻辑，词语中的个人意识以及个人伦理在这个读写活动中间逐渐站稳了脚跟。这就为读写的个人主义伦理，为词语的生理学的到来展开了广阔的可能性。比如，女性（女权）写作；又比如，边缘（另类）写作；还比如，身体（肉体）写作等等，都是其表现。

    总之，发展到了今天，以词语的生理学现象为重心的读写活动可以说姿态万千，富丽生动，一时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词语的政治、道德和审美依然存在，所不同的只是它们都是以词语的生理学为渠道表现出来。词语的生理学是且必须是内涵政治、道德和审美的，是滋养着体内的强大，又为强大的体内所表达、所呈现的。因为，毕竟一切语言活动都是人的活动，都是呈现生命力、服务生命的活动。

 没有体内的人，感觉是麻木的。 
 体内弱的人，感觉是单调的。 
 只有体内强大的人，感觉才是丰富的。 

 你能看见体内吗？你能看见精气神是如何的旋转成星云的吗？ 
 那团星云看似模糊，实则却是又亮又明。（《体内》）

    的确，我们不能直接看见“体内”，但我们可以看见并感受服务和呈现生命力的词语。当我们说一个词语是生理性的，就意味着这个词语的勃勃与健康。反之，当我们说一个词语是器质性，就意味着从中生出了空有能指的苍白和灰质，就意味着这个词语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今天，在我们的读写活动中，这样的发生了器质性病变的词语太多了。比如，本文开篇引用到网友“十年砍柴”《把客气话当真》一文中的结论：“那位至今被许多同乡引为自豪的伟人，说了一句最大的客气话，让人民当家作主，让人民监督，其实他替人民作了二十八年的主。”这里面，曾经听起来响当当硬邦邦的一个词“当家作主”，就已经是严重钙化，成为了一个产生器质性病变、不断引起恶心呕吐的濒死词儿。这个词，在词语的政治学上是依然合法有效的，在词语的心理学上可能有人舒服，有人恶心；但是，它在词语的生理学上已经死了。

    写道这里，我忽然想到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事物的结果，往往包含着这个事物发展的全过程。我想，周实《体内》谈论词语的生理学就含有这个意思。


附：周实《体内》
（http://www.zmw.net.cn/bbs/dispbbs.asp?BoardID=12&ID=61000&replyID=&skin=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