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两个感想
（一）夏志清没有抓到中国现代小说的本质
本段要旨：中国现代小说的本质问题是：中国没有文明的现代性，所以产生不了夏志清所希望研讨“道德问题”之文化的现代性小说。 按照法国社会文化学者齐格蒙·鲍曼所说，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重新立法的过程。重新定义人、设计人、塑造人是这个立法过程的核心。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人的解放”。在解放思想、解除传统桎梏的背后，人的解放的经济学涵义是解放劳动力，使之成为资本要素，具有商品属性，满足市场需求。所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是从旧的概念——比如血缘、宗教、族群和共同体认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被重新建构。这个建构是按照商品生产的集约化品性来建构人及其生活，其手段是契约认同，其核心是意识形态。人的关系被重新整合，重新整合的“理性”过程，亦即福科所说的的“规训”过程，也就是“文明”的过程。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五四起，经历着这个文明的现代性的诱惑。文明的现代性高呼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人从迷信盲目中解放出来，激进而乐观。像机器具有简单明了的流程一样，社会、政治、历史都有简单明了的程序流程。“人是目的”流变为“大写的人”是目的（这导致精英文学、党化文学、无产阶级文学），人的理性是目的（这导致哲学化的文学、历史唯物主义文学、三突出文学），把一切纳入人的设计程序是目的（这导致革命文学、投枪匕首文学、政策文学）。究其原因，是社会改造和思想改造工程现实问题冲动，即所谓“国民性改造”主题，是文明的现代性对中国现代文学施加的影响。中国现代学活动最终是要在文学以外发挥作用，去促进“一盘散沙”的王朝国家向现代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的转型。
受制于现实问题，正如夏志清所说，是中国现代小说（乃至文学）的一大特色。但夏志清认为中国现代小说没有沉浸于文学的大传统，致力于道德问题，才在世界文学的源流中走了弯路。这里夏志清只看到了中国现代小说，没有在鲁迅《狂人日记》这个良好的开端之后，静下心来，关起门来，好好地探索更为永恒的人性问题。乃至于中国现代小说没有执著于小说天生的就是与文明相对抗的使命，反而在文学革命、革命文学的小传统中，为西方现代文明摇旗呐喊。说到底，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都不过是现代文明的不同表达式，中国现代小说说到底关注的是文学的旁道左门。
其实，夏志清的态度忽略了中国现代小说的现代感、现代性，是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东渐而来的产物，是伴随着物质文明才产生感召力、吸引力的现代感、现代性；具有外来的、外部进入的特征。这种送来的现代性即便接受了，也是与中国人的心性并没有发生真正冲突。因为西方渊源下的现代文明与中国本土所源远流长的文明本来就是两套生活价值系统，中国人接受现代文明本来就是丢弃了传统而另起炉灶、断了文脉的现代文明。因为毕竟，它不是自生自发的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所以，当西洋文学世界忙于以文学美学为堡垒，抵抗文明的现代性对人性、人的生存和人的感觉的侵蚀时，那是他们自己的文学文化源流的逻辑结果。而在中国，自然无法从根子上反抗、检讨这个文明而来的文明的现代性。因为我们没有西洋文学的大传统，相反，中国现代小说却正在举手热烈欢迎这种文明。
所以，就文化的现代性而言，中国的历史只有一百年；而西洋的历史自法国大革命有二百年，自基督教文化则有二千年。因此，就现代性坐标而言，中国的历史并不悠久。所以，当西洋文明世界的内部，内生出了回溯古典的浪漫主义文化来反抗文明的现代性的时候，在东方殖民世界的内部，自然而言是接过了展望未来的浪漫的现实主义文化。即便有如王瑶所概括的积极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那也是为了获得承认的相对斗争，而不是解构和瓦解对方的绝对斗争。比如今天的后现代对于现代的解构和消解。所以，具体说来，在西洋文学是因为感受到文明的压迫而消极浪漫主义地反抗现实；而在中国文学是因为感受不到、不能获得这个文明幸福而积极浪漫主义地反抗现实。
这个在西方文明世界内部生成的，关于人的生活与生存的重新想象、感受的过程——比如，人再不是经济人、理性人，而是“新人”、“超人”、“边缘人”、“另类”，乃至“颓废的人”等等——也就是西方文学世界对抗和消解现代文明压迫的“现代性”文化生成过程。可以称之为文化的现代性。这种文化的现代性在中国现代小说中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了的。原因上面说了，是由于文化的现代性对立于文明的现代性而生，而中国原本没有文明的现代性。不但没有，反而还在追求、慕求文明的现代性。另外，以现代性的生成源流而言，西方回溯过去可以抵达中世纪，甚至抵达到基督诞生之日起。而中国原本与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系统，所以进入现代性问题，中国文学到今天也才有1840年以来的不到二百年历史。
由此，夏志清祈求中国现代小说传承西洋文学大传统，关注西洋文学大传统中的“道德问题”，实在如同对一个新生孩儿提问“人生荒诞感如何”！
（二）在中国现代小说（文学）的现代性上起步
本段要旨：中国现代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现代文明的“道德探索”似乎并无理论资源和也没有实践条件。在承认的基础上，来发展这个文学天性，恐怕更符合作为殖民地而来的中国现实，也更符合中国现代文学性质本身。
两种现代性汇聚在现代小说之中，必然有强烈反映和各具特征的表现。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中所言，现代小说是伴随着现代化运动而生的崭新文体。现代小说这种文体以人为对象，区别于古希腊文学的命运主题，现代小说以性格奇崛为主题，大胆自由的行动者，暗合了个人主义的现代人性的展望与塑造。所以，现代小说恰恰是与人的重新确立、现代人的塑造之文明的现代性需求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小说中的人之行为举止不再制约于个人之外的东西，本着现实的欲望，从旧的集体依附关系中解放和独立出来成为现代个人。
但在文明的发展中，标准化、金钱通约万物的无差别性和复制性是机器时代、金融时代、传媒时代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当然也养成了生活中成批量的庸俗、浅薄、功利和无趣的人。
所以，另一方面，文学（小说）也对抗着集权政治、资本经济对人的本质的异化，以美学象牙塔作为拒绝的武器，来保卫文学（小说）的纯洁性，抵制铜锈对人体的侵蚀。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坚持面对文本本身的英美新批评视域，秉承李维斯建构英国小说的“大传统”，这个“大传统”起自简·奥斯丁，至于D.H.劳伦斯，就是试图取消文学以外的政治、经济和各种主义思潮对文学的影响。夏志清所坚守的就是仅仅以“道德问题”，来作为滋养和衡量一个好小说的条件。反对小说叙述中的“寓言向度”，赞扬小说形式揭示人性的“象征关系”。夏志清在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评中，从反面表达了他对好小说（纯文学）所具备的“道德意味”的内涵——
在这个文学运动中，没有像山姆·柯尔律治那样的人来指出想象力之重要；没有华兹华斯来向我们证实无所不在的神的存在；没有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去探索人类心灵为善为恶的无比能力。早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作品是非常现实的，很少有在心理上或哲理上对人生作有深度的探讨。 夏志清在书的《大陆版新序》中批评中国现代小说道：“那些小说家技巧幼稚且不说，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没有对人心作深一层的发掘。”批评持用的标准就是西洋文学三大黄金时代（古希腊悲剧时代、英国莎翁时代和以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小说时代）传承下来的“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参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这一传统。
夏志清这种坚守纯粹美学象牙塔的小说标准，的确，对于完成了文明的现代性的西方世界是再准确不过的。但对于正在追求现代文明的原殖民地世界，难免落入“对着新生孩童询问人生苦闷”的讥讽之中。应当说，中国现代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学，正面临外来文明压迫和内部文化压力的双重困境之中，中国现代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对现代文明的“道德探索”似乎并无理论资源和也没有实践条件。（张爱玲是个例外，正好生活在没落的贵族家族和资本主义文化的上海。）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现代性困惑，旺晖在《旺晖自选集》中对鲁迅的思想文化人格的讨论，我以为分析很到位。
当然，中国文学毕竟出了《延座讲话》“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样的现代性怪胎。但这依然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的产物。“规训”本来就是现代化的内容和标志，不过在中国具实化为现代专制罢了。所以，与其服从夏志清搬来西方文学世界标准说：“西洋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却对西方文明所代表的富强表示反叛；它们着重描写个人精神上的空虚，且攻击现代社会。”倒还不如简洁结合中国实情说：文学天生就是对现实的不满足和反抗。这个现实无论是以心理问题为先，还是以社会政治为先。
而我们需要检讨的，就是要维护和保持这个文学天性。这个，恐怕更符合作为殖民地而来的中国现实，也更符合中国现代文学性质本身。因为毕竟，中国现代文学是一个实际存在，喜欢不喜欢是洗刷不了的存在。与其一巴掌打掉它，不如用新视点来发掘它，也借鉴西洋文学来发展它。比如英美新批评“细读”的手段，夏志清就文本研读祥林嫂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附录（一）《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中给出一个新结论——
首先，根本不能说鲁思老爷剥削了祥林嫂。在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祥林嫂那样的寡妇除了到上等人家当女佣，很难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且）鲁迅并不是用共产主义观点来写这篇小说的，我们不能做出不顾时代差别的谴责。……鲁家第二次还同意雇佣祥林嫂，可以说是在做一件善事，因为很少会有人雇用一个做过两次寡妇的人，何况祥林嫂已经精神恍惚，劳动已大不如从前了。而在祥林嫂这一边来说，她之所以感到自己不被接受，并不是因为鲁家苛待了她（事实上，鲁四叔婶容忍了她干活不力和多次胡言乱语），而是因为他们不让她在祭祖的时候帮忙当下手。但在这件事上，主仆双方都是封建迷信的受害者，如果双方之中有一方不那么看重宗教礼仪，对祭祖采取不以为意的态度，那么，祥林嫂就不会有被人拒绝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