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法里的政治学

——我读周实《写了》


    说语法里有政治学，有人会感到奇怪，但说语法里有政治，不应该感到奇怪。

    比如，生活中往往有这样一个现象，一个中国人听不懂另一个中国人说话。照理说，语音懂、词句的意思也懂，不会听不懂，但就是听不懂那同样是中国人所说的话。为什么呢？不是别的，是因为你听不懂他所说的语法。语言是由语音、语义和语法组成，语音语义懂，不懂一定是语法不懂。语法是我们用来说话的规则，词语与词语之间要按照语言规范来组合搭配。符合语言规范的搭配关系，就叫具有语法意义；不符合的，即便分开来的词句都懂，合起来就没有语法意义，人们也听来莫名其妙。如果没有意义还要听他叽里呱啦说个不停，那话说出来就会叫人惶恐。

    我为人懵懂，涉世不广博，也知道领导人说话跟平常人不一样。从领导讲话中产生惶惑感受，是在我二十几岁时开始的。

    80年代中期，我曾在省厅工作过三年，兴冲冲地走进红色大楼，发现处室领导很严肃，好容易开口讲话，却是很多我听不太懂，而且是级别越高我越听不懂。比如那时正赶上“清理三种人”，人事处有一个人须要讲清楚。讲一次不行讲二次，仅我就听了不下三次。如何从县里到了省里，如何省里开大会忍不住跳上主席台噼里啪啦讲了一番话，如何又被人推举为“司令”，又如何作了厅革委会副主任，76年后又如何下到处室，今天又如何成为一个一般科员，觉得一步一步上去又下来，这人讲得很清楚了。但厅长还是说：你人是个老实人，就是不说老实话。又说：雨嘛，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

    天呐，厅长说的什么意思？心里不懂，又不敢问。举头扫视坐在前边的各处室攒动后脑壳，彷佛都很触动，一个一个若有所思。

    时间久了，发现这些自相矛盾、前言不搭后语的话，越是级别高的领导，嘴里吐出来的越多。再进一步，级别高的领导人说话越是天马行空，听话的人越是入痴入魔。于是下级知道了：领导的话不是听出来的，而是揣摩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人们十分注意领导的动向，仔细揣摩领导的意图；揣摩者，就是揣摩话背后的那个说法，那个套路，从而揣摩出话里的意思。所以，为什么厅长的讲话是要记笔记的。专注久了，便成为习惯，习惯归结便成为套路。在这个养成过程中，领导的形象渐渐上升为威信、威严；广大人民群众或下级在反复揣摩、仔细体会、力图弄懂领导意图中，渐渐读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预见事态发展的智慧思维。由此产生了领导人的伟大，自己渺小的卑贱感，是很自然的事情。

    果然，那个人随后在厅走廊里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伴随着人的消失，领导讲话的力量和价值就更加体现出来了；领导人遣词造句的语法再混乱，也是一样会令人清晰。说到底，领导说话无须民主的交流形式。尽管有时看似装扮得五光十色，其实只有两条语法逻辑——命令与服从——一正一反，其它的都是栀子花茉莉花。关于“栀子花茉莉花”后边还要说到。现在，在周实先生《写了》所举的例子中，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语法现象，便以云龙见首不见尾的形式出现了——

1）“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也和你是一样呀！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讲，立场观点都是一样。可是，毕竟位置不同，还请多多谅解呀！”
2）“不过是些文字嘛，还是不要发表为好，还是不要出版为好。”
3）“不好说有什么问题，也很难说没有问题。”
4）“你已经是老手了，你当然明白的。”

    这里所使用的是同一种语法政治学。一方面，原本单字单词单句都认得，进入词的构成规则、句的变化规则、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组合规则，却是一塌糊涂。比如，按照语言的一般要求，说话应该满足四条准则，即：满足信息量要恰如其分的数量准则；满足说话要真实有根据的质量准则；满足话语之间要有关联的关系准则；还有就是满足说话要清楚、条理，不要有歧义、罗嗦的方式准则。但在《写了》中的这四段例子中，一条也够不上。第一段“我们”、“我”、“个人立场”、“位置”，还有“请”求，都被列为话题，但这些是过剩的不相干话题。它们稀释了、游移了核心话题，违背了恰如其分的数量准则；第二段“不过是些文字”的断语，只是在表面上这样说说，不是真心话，其实也知道不是客观事实。因此，是拿了一个虚假命题作了三段论前提，结论当然是不真实；第三段“不好说……也很难说”充满诡谬；第四段“你已经是老手了”则话题故意引入歧途。一句话，这四段例子说话不清楚、不清晰和不清白。

    然而，这些看似没有语法意义的形式，却是有背后的表意、有用心的修辞，是刻意为之的语法手段。这“语法手段”主要不是选词、词序、虚词、重叠、语调本身，而是这些手段背后的权力意图和意识形态功能。它们有自己的政治语法的意义；语言就是行动，这没有普通语法意义的语法才能彰显更大的语法，才能承载和传递后边更严重行动的信息。通过这一种语法手段生产的句子，句子关联中所包含的容量和能量，却不是普通语法规则所拥有。这里面足以意会的东西，要远远多于言传的东西。在我们经历的历史上，伟大领袖《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就是一个鲜活的无普通语法意义的语法的例子——

  有这么一些中国人，说美国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国的好。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写诗说，中国修的路，路面出水，不如美国。经过调查，美国的路面也有出水的。

  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忘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在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小时嘛。散会！

  放卫星，放了许多假卫星，还要放的。大放假卫星，有极大好处，无假哪来真？有假卫星，才有真卫星。真理与假理比较，才有真理。无谬论，哪有真理？看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跨不掉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

    在这里，没有语法意义，却有效用价值。这种效用价值不是一般语言学的，而是政治学的。在这里，约定俗成的语言交流规范被废弃了，语言所具有的超越每个人之上的关系法则被取消了，语言自在的准则没有了。在这里，个人意志、权力效用、政治目的和实际功利成为遣词造句、组成语言的潜在逻辑和原则。比如，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下，人们的语言包含了描述功能和情感功能，可在语法的政治学中，这种平衡被打破，重点倒向情感方面，倒向立场与态度。于是，语言的准确、鲜明和生动，统统不重要了。重要的不在说什么，而在要说出来，要计量化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在哈维尔《无权力者的权力》中，一个蔬菜水果商会把“全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的标语张贴在橱窗上，又为什么说它是一个虚伪的标记。

    语法里的政治学正是产生于价值对于意义的置换。即，产生于专制个人或利益集团的功利价值对于超越性、普遍性意义的置换。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大量地记载了这种极权下普通语法被扭曲的形象。超越于一切党派之上的自足自在的语言准则，被拖到地上，涂抹得花红柳绿，成为政治的娼妓，在专制个人、权力集团的欲望下安排出各种方便媾和的形状，以满足党派政治利益争斗的目的和要求。哪怕曾经是一个理论渊博的政治家布哈林——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
——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
——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
——按照事物的逻辑——是的。
——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
——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干出来。
——早可能把？
——理论上说嘛……
——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
——是，当然，当然！
——那么只剩下很小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早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
——可能……
——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

    到了这里，联想起在校读书时，那刻苦认真学过的一篇文章，那是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里边说，要学习把语言用得正确，因为现在更严重的是文理不通。举了中国一位领袖说他是精于造句的大师，所写下的每一句话都有千锤百炼、一字不易的特点。他也特别痛恨文理不通的现象，因为这文法或语法，正如苏维埃一位伟人所说，“是人类思维长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是人类思维所获得的巨大成功的指标”。只有学会语法、修辞和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够了，够了……想到了当年这“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进行的“斗争”，不仅哑然失笑，有点凄惶。因为发现它也不过是一个语法的政治学话语，清理了什么，建立了什么，今天是一目了然的。其破坏性后果，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有讲述，讲述一个语法的故事，小故事的名字叫《栀子花，茉莉花》——

  .雨是要下的，我看下不下来。
  .吃饱了，吃饱了，还想吃一碗就是。
  .我看汽车是不会来了，你最好还是等着。
  .报上这篇文章写得好，我一句读看不懂。
  .他人是个老实人，就是不说老实话。……

  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犹移、是这又是那。这种让人着急的方式，就是马桥人所说的“栀子花茉莉花”。我发现，一般说来，马桥人对此不大着急，甚至一点也不怪异。他们似乎很乐意把话说得不大像话，不大合乎逻辑。他们似乎不习惯非此即彼的规则，又是不得已要把话说明白一些，是没有办法的事，是很吃力的苦差，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勉为其难的迁就。我不得不怀疑，从根本上说，他们常常更觉得含糊其辞就是他们的准确。
……

    故事说了一个集体，再说一个人，接下来的名字叫仲琪的那一个人的悲剧，读者自己去看好了。我只是想说，读了周实先生的《写了》，从例举中看到了今天祖国的语言的的确确依然不纯洁和不健康，也的的确确有一个语法里的政治学存在。正是它，才是我们的语言生活马桥化、才是祖国的语言被使用得不纯洁、不健康的祸首和根源。


附：周实《写了》

实在忍不住，还是写下了，脾气多坏，由此见了。
写了又有什么用呢？写了也无什么用的。
心里明白，还是写了，由此可见：多固执了。
写了，就真舒服一些？也许，是要舒服一些。
写了，至少，也就多少，可把那些黑心杀手，那些不动声色的杀手，那些戴着面具的杀手，那些缩头缩脑的杀手，那些躲在幕后的杀手，暂时丢到一边去了。
真的只是暂时而已，你没办法摆脱他们，只要你还想做点事，你就必须面对他们。
面对他们笑里藏刀，面对他们，忍辱，含笑，至少目前只能这样。

“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也和你是一样呀！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讲，立场观点都是一样。可是，毕竟位置不同，还请多多谅解呀！”
谅解他的什么呢？谅解他为保险起见如此自觉“关口前移”？谅解他已“挥刀自宫”还要逼着他人自宫？谅解他这自宫之后，一夫当关，顾盼自雄？
他的身后是座深宫，阴冷，霉烂，寒气袭人。
他能露面与你相见，已是对你很讲交情。
“不过是些文字嘛，还是不要发表为好，还是不要出版为好。”
“你说，到底有何问题？”
“不好说有什么问题，也很难说没有问题。”
“那么，你说，出什么呢？”
“你已经是老手了，你当然明白的。”
我当然是明白的？想想，是应明白的。可是，却是做不到。

如果做得到，该有多好呀，也就成了他这样了，也就成了一个官了。
一个什么官？懒得再说了。
前提是你必须自宫，你才能够入那后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