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亩地是中国潜在的达尔富尔

——读丁伯刚中篇小说《两亩地》


  达尔富尔地区曾经雨水丰沛、土地肥沃。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人口膨胀、放牧过度，这里的荒漠化现象不断加剧，惯于逐水而居的阿拉伯牧民被迫南迁，并因争夺水草资源与当地黑人部落发生冲突。由于长期以来达尔富尔地区部族间的武装冲突不断，致使该地区的许多地方一直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
                                    ——《什么是“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1、 开发使两亩地成为中国潜在的达尔富尔

    达尔富尔问题的本质特点是族群对立、政府失控下丛林规则大行其道，这也是中国一个名叫两亩地地区的特点。两亩地位于江州这座城市的边缘，道路是“铺满沙石和煤渣的简易公路。这里一边是围墙，一边竟出现成片的稻田和菜地，菜地那边还有树林，树林那边便是跟树林一样成丛成簇比赛着往上直窜的白晃晃建筑物”。这是一片土地被开发撕裂，空间被无序建筑划破的“自治区”。它的问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族群”对立，一是“中央政府”控制失范，丛林规则取而代之。其结果是随结构生态沙化而来的人道生态的沙化。

    两亩地至少有两个对立的族群，一个是“来自东南西北，尽管有点南腔北调”的说普通话的外来打工群体；一个是“说着很难听的江州土语，瓮声瓮气，闷声闷气，恰似一只埋在土层深处的癞蛤蟆发出的怪叫”的本地人群体。显然，这种对两亩地土居民发声方式贬抑的形容是流动人口给定义的，里面隐含了流动人对土居民的报复。两亩地的土居民有两大优势，一是他们有自搭乱建的房屋产业，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源；两是他们居住在自己的乡土上，有心理优势。尽管在事实上，他们不过是城乡结合部在城市开发中失去土地的一群人，也是正开始沦为一个无根的族群。

    两亩地的脏乱和无序，根子在于城市开发，但两亩地土居民看到的是随外来工厂而来的大量的外来人员。两亩地原本是社会的边缘，进入开发区之后又成为社会底层。两亩地没有抽象能力，缺乏想象力，所以他们把对于变化的不满，投射到具体可见的一群群满口南腔北调普通话的外来族群身上。说蹩脚普通话本身就是一个表征，表征两亩地的外来人员他们的江湖地位、游民身份。暂居在两亩地出租屋的一群人，是一群同样的聚居在城市边缘，构成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没有技术、资金，也没有其它资源，除了年轻的身体。两亩地上以刘赛飞、张民为代表的外来人员，他们随着工业区的兴起而四面聚来，依附工业区的扩张而四处游走，他们带着一个被挤轧得再贫瘠不过的求生存的的欲望，靠出卖年轻的身体（体力），来维持最低的求幸福的愿望。这愿望是这么无法保证，实际上仅仅只是暂时的能够出卖体力的安稳。

    所以，比较而言，说杂乱普通话的外来族群是一无所有的弱势族群，操江州土语的族群是占有不多的资源和心理优势的强势的族群。两亩地上这两个对立族群生活在一个失范的真空里。这是旧的乡村社会破坏，新的城市体制还没有建立而产生的真空。没有现代类型的理念和经验，就产生不了合理化的制度。所以，控制着两亩地的伦理是暴力。暴力伦理的体现，是在小说主人翁吴建那里。吴建通过江州大街时，在众目睽睽下被“公家”的行进队伍踢出，给出了这非常态暴力存在的端倪；通过余细毛在打工者食堂虎狼般的群殴，让猜测成为现实；还通过余细毛居然以恶报善，三番五次上门暗示、恐吓、勒索、威逼，让经验成为记忆，记忆成为恶梦，直到暴力规则整个地袒露无遗、无处不在，浸到深深的神经骨子里；最后，吴建出现了精神幻想症。

    吴建，这个曾经利用自己高居体制之上的地位，借着高尚的教育、引领决定人生的高考之路的机会，居高临下，利用体制资源的优势方便地获得女性的爱情，获得未婚妻的“公家”人；“一个正正当当、体体面面的人”，“一个在整个歌珊教育界，提到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最后被被逼出了暴力恐惧精神妄想症来。小说是依此来逐渐强化、体现着暴力伦理的。而威逼他的人却相反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混混、一个人群中的痞子、两亩地上的游荡的骗子，“一个可怜虫，一个人人瞧不起，你打心眼里也瞧不起的人”，给活活逼出来的。

    这是丛林规则对于“公家”秩序的胜利。在两亩地，政府甚至连一间街边的厕所也控制不好，连一爿马路当中的西瓜摊也控制不了。但两亩地的物质界到精神界，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丛林规则却或隐或显地张显着自己旗帜一样的权威。比如，当刘赛飞、张民和江小玲们用撬门钮琐来换取房东富余的竹床，当吴建在公用电话亭惊恐报告余细毛很多人来，“反正很多，都是村庄上的那些”，正在满地寻找自己报仇的时候，当余细毛扑通跪倒在刘赛飞的面前......。在这些细节、场面和故事中，丛林规则不但事实上已经外在地控制了对立的族群的运动方向，还在习惯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更在精神上扭曲了人们的意志和想象。吴建这个公家人、这个知识分子、这个理性人，甚至被逼到精神病的边缘。

    最可怕的，甚至丛林规则影响到了人与人之间最隐秘最神圣的部分——男女爱情。恩格斯说：“爱情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但在《两亩地》的结尾，有一个东西已经生生插在床榻上的吴建和刘赛飞的爱情之间。达尔富尔的沙化特征已经全面渗透进两亩地人们的毛细血管，以致神经末梢之中。

  等张民几人陆续离去，吴建和刘赛羽也熄了灯睡觉。完全不知不觉，两个月就这么过去了，以后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以后还不知能不能再来。吴建看看身侧刘赛羽的模糊身影，忽然感觉他们应该还有点事没做。他们不能就这么睡去。他们难道能够就这么睡去。吴建当然明白他们应该干点什么。吴建简直弄不清楚，不知从何时开始他和刘赛羽之间根本没有任何亲热的表示了。记得刚见面那天，他们有多么急迫，门在身后还没关拢，两个人早没头没脑缠在一起。可现在才过去多久，连头带尾两个来月，怎么一切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

    达尔富尔的丛林规则，已经全面控制了中国江州的开发区两亩地，使之成为一个政府失控的“自治区”。

    激剧增长的开发是丛林规则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2、 吴建、刘赛飞和余细毛各自的在中国“达尔富尔问题”上的表征意味

    吴建的精神失常，表征着既定社会规则在两亩地这个中国潜在的达尔富尔“自治区”的失效。

    吴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可“是一个正正当当、体体面面的人，他是一个教师，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在自己的专业学有所成，取得了一定成绩作出过一定贡献的人，在整个歌珊教育界，提到他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说到底，吴建自认为是一个“公家”人，有着传统范式赋予的天然的社会地位，是一个有尊严，有权威的人。的确，在早年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像吴建这样的人，被描写成穿着一身干部服，左边上衣口袋别一只钢笔，可能还要戴上一枚白底红字的徽章，肩上挎一只帆布书包。这个膜样走到大街上，无论哪个方向，受到的一定都是毕恭毕敬的目光。

    问题出在吴建没有意识到他来到江洲那一刻起，并不仅仅是自然时间、地域空间的变化。短短的江州之行事实上跨越了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社会形制的变化。社会转型在《两亩地》的故事中，寓言地表现为一段空间的转移。当吴建还在以体制内的眼光看待马路上一支队伍时，被狠狠踢出队伍的七七八八的乱脚告诉他，现实中已经生活在另一种社会类型了。吴建记忆中坐享的安尊养荣的环境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质变。

  街上人很多，车子更多，吴建等过一会，正要找个空隙穿过，不远处的天桥下偏又转出一排整齐的队列，两人一行将他挡住。这大约是从哪里参加公共活动归来的公司职员或大学生之类，年纪都在二十上下，有男有女，女走前男走后，一个个表情严肃，穿统一的服装，着统一的帽和鞋，引来不少路人观看。

    站在江州大街上的吴建依然停留在一个体制人身份的环境认同中，依然保持着与国家干部身份紧密相随的制度伦理的想象中。所以，他的眼光依然是一体化时代的眼光。所以，吴健对江州街头的“一排整齐的队列”产生了严重的误读：“这大约是从哪里参加公共活动归来”。吴建“决心不再傻等了”，“对公家举行的一些有组织活动，吴建一向比较信任，认为面前的年轻人绝不至于会对他构成侵害，也许他往中间这么一插，大街上的人还满心钦佩他的勇气，钦佩他的幽默感呢。”

    结果，当第一脚踢到他身上的时候，吴健岂止是奇怪，简直难以置信。这个“公家”的队伍怎么啦？！只有当接下来的一脚从另一个方向紧跟而至，而且踢得更准，更狠。吴建被踢出队伍外边，手上的旅行包已抢先飞向街中心的时候，这一刻他意识到毕竟又一个事情发生了。但吴建并没有意识到这并非仅仅是一个事情，而是一个深刻的事件。吴建可能直到小说结尾也没有真正意识到族群已经分裂，社会已经沙化，权力已经转移，秩序正在重新洗牌。吴建这个被一排整齐的“公家”队列狠踢的细节，笼罩了后边全部小说的意味。

    一直到故事接下来的进行中，吴建从路见不平的义愤，到不得不以两亩地市井的方式炫耀自己，再到忍气吞声地一次又一次被余细毛勒索，特别是为自己通过寻找越来越无力的“公家”人的自信心、自制力的自欺欺人。最后，在失手推开余细毛的纠缠，不料竟然导致了叫这个病夫子四脚朝天这样严重的后果。这个现实说明，吴建们的认知已经蜕变成皇帝的新衣。因此，吴建们的自以为是不过是自欺欺人，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将是必然的逻辑。果然，吴建竟然恐怖得出现了精神妄想症的病灶——被侵害的幻觉。

   那个余细毛，昨夜要烟没要着，今天又跑过来耍赖，我一气之下打了他，我把他摔到门外去了，现在他回家叫了许多人来。刘赛羽顿了顿，问把人打得怎样，余细毛又叫了什么人过来，叫了多少人过来。吴建说打得怎样不很清楚，叫了多少人也不很清楚，反正很多，都是村庄上的那些。

    “公家”人吴建的迫害狂症状出现，是有意义的。这是大兴开发区的后果，也是达尔富尔规则对一元化领导的胜利。其实，我相信余细毛原本可能会是一个人民公社的五好社员，正是三十年来激剧的城市开发，使余细毛这个生活在郊区的社员，成为城市边缘的失地农民，更成为自古以来一直游荡在农业中国旷阔阡陌上的一介混混；还成为近代革命史上“痞子运动”中的一个当下“新时代”的痞子。余细毛完全可以排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列表之中。在中国近代以来，余细毛们在农业合作化中失去了耕读传统，在现代化社会进程中丧失了乡绅社会规范的约束，在城市开发的浪潮中成为失地的无生活来源的底层农民，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劳动力大军中成为榨干身体的废人，沦为地头蛇、混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地痞流氓。

    今天的余细毛们可以说更加肆无忌惮了，因为已近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们行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资源。他们没有了牵挂和顾念，因为他们没有了土地、没有新技术、没有可依靠的组织、没有知识，甚至没有传统、没有历史、没有认同、没有信仰。他们是历史上曾经引起一次又一次暴乱的流民的今日翻版。他们是中国的非洲地区，是今天非洲达尔富尔地区不在乎参加哪一个帮派和固守哪一种立场，只要给钱就烧杀抢虐的准民兵组织。因为他们唯一的信念是活着，唯一的服从是丛林规则。所以，如果说还有组织的话，余细毛们的领导人便是吃尽红黑两道的在城市开发进程中靠卖集体土地撅得第一桶金的“农民企业家”，那个江州城里与刘赛飞“绝不是一般的关系”，开鲜花店的老板。他是余细毛们的非政府组织的大佬。

    如果说混混余细毛是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失地农民，那么刘赛羽则有可能发展成为未来某一个民间社团的领袖人物。

    当然，这只是一个直觉，也是一个愿望，既来自小说故事的感觉，也来自现实生活的感觉。当一个社会整体失范，当“公家”人吴建们因僵化的体制培养出来的是一整个色厉内荏的官僚权力阶层，或者精气神苍白虚假的知识权威阶层时，当撅金的老板生长不出信仰和远大理想，执迷在香车美女的追逐中时，当余细毛们匍匐在灰尘中昏昏噩噩度余生时，只有没有包袱、冷静理性、敢作敢为的刘赛飞们沿着现实开辟的道路，经由实践的引领，在从生存到幸福的路上，有可能发展出合理化的城市生活。

    刘赛飞是今天没有任何历史的、观念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牵挂的年轻一代的代表。他们甚至没有身体的牵挂，有可能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艺术的政治、生活方式的后现代的操作，经典规范的世俗化，无主义的主义等等，来颠覆一切压迫和产生压迫的各种欲望，就像今天很多非政府组织活动中通过无政治的政治活动体现出来的一样。可以大胆猜想一下，眼下厦门的“PX事件”中，当那些充满官僚权力的城市执政官和掌管科学技术的学部委员权威双管齐下，继续着城市开发的危险游戏的时候，在行走在厦门大路上的真正的队伍中，在反对厦门有机自然生态被达尔富尔化的游行族群里，构成主体的一定是刘赛飞们的身影。

    其实，真理的流向总是简单明了的！刘赛飞非常符合这一品质，在《两亩地》再找不出另外的族群代表。刘赛飞是小说的逻辑结果，也是现实的希望逻辑。

    3、“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那种以信仰为基础的艺术”

    今天厦门的“PX事件”极有可能是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权力与资本合谋的一场大表演，也是公民意识的一场大演练。其实，任何东西一旦以压倒一切的面孔出现，不给予协商的余地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到了悬崖的边缘。在许许多多的对于悬崖处境予以警醒的策略中，“那种以信仰为基础的艺术”，是最能够提醒我们时时刻刻保持兴奋的神经不多方式中的一种。不要忘了东欧兴奋的神经，曾经就是在哈维尔以信仰为基础的摇滚等等艺术中，被一直保持下来的。

  我一直在期待着正剧的出现，期待着新的有概括力的宏大叙事的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别需要那种以信仰为基础的艺术。

    这是旷新年写在2007－2期《读书》，在《“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一文中的引题。严格说来，《两亩地》是一篇带有存在主义味道的小说。两亩地是一个陌生而分裂的小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两亩地上活动的人物是一群社会底层，没有觉悟，是一群没有理性的丑角。但骨头里我认为《两亩地》是一篇现实主义小说，也杂合着诸种艺术技巧。在非理性的表皮下，两亩地上存在者的实质是在权力的重新洗牌中，人们被侮辱被损害，渐渐失去了认同与理想。在失去认同与理想的同时，占据欲望中心的，是保证生存的饭碗成为最大的需求。由此，无序的两亩地成为强者的猎场，痞子的游戏场，人格的垃圾场......“他人即地狱”成为两亩地人与人关系的最高最现实的哲学。小说主人翁吴建进出两亩地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就被两亩地这个开发区的搅拌机搅成了一堆“祖国的大粪”。

    小说在这里有对“公家”和“公家”人深到骨子的无情嘲讽。

    吴建怀抱假期美好的想象，接到电话充满高涨的激情，到后来不得不跟着撬门钮琐，一直到心态被扭曲，意志不得不服从暴力，精神失常……他的人格行走的是一条下滑线。人格是社会风格的异体表达式。小说的结尾，吴建与刘赛飞在卧榻上各怀心思的情态，是对两亩地这个无序社会，或者说这个虎豹社会逼迫人格堕落的现状无奈叹息。

    我们借着吴建的不寐之夜问道：生活在两亩地这个中国的达尔富尔地区的土居民和外来人，到底面临着几重危机？还有希望么？解围的出路在哪里？《两亩地》没有回答，回答问题也不是小说必做的工作。然而，能够提供这样的保持兴奋神经的问题，就是这部中篇小说的最大价值。在此也向作者丁伯刚致敬！

附：丁伯刚《二亩地》（原载《收获》200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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