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市政监察和“城管”的一些宪政基本问题的探讨

这段话中有部分内容本来是准备写在文末的，但是因为这篇文章的规模超出我自己当初的设计，大约积蓄了一两年的思考如今都按捺不住要涌出来，所以拖了半月之久，文章还没有完全脱第一稿。在写了大约原计划的三分之二以后，我将底稿陆续寄给了一些朋友，希望他们从各方面给我提供一些视角和建议，包括中文的表达方式是否妥当。我得到了几位朋友的热情洋溢的建议和非常珍贵的鼓励，但是我觉得尤其是我最希望被触及的几个地方还没有得到令我满足的意见。文稿已经快要结束，一些重要的问题也已经涉及到，因此我决定陆续的将文稿贴出来，希望看到更多的识者的见解。

鉴于最早起念写作此文的动机，就是在真名网上与老酷关于“城管”的对话，因此决定将文稿首发在真名网上。此外，同时也贴在我以前常去的莽昆仑。文稿尚没有完稿，且没有经过学术校正，因此恳请网友们不要转贴到别的网站去。

此外，因为写作的最初的动机是因为“想插嘴管一点闲事”，所以原来准备写成杂文的形式。但是在写作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犯了本行的毛病，于是开始了论证。结果这篇文章成了一篇既非杂文也非论文的文章，这可能会让杂文家和论文家都不会感到畅读。我没有进一步按照有些朋友的建议作修改，是出于以下几个想法：

1 如果改成纯粹的论文形式，我原来就觉得没有必要。因为我所分析的关于“城管”问题的案例和立法问题，本来就属于非常常识性的内容。稍微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能够判断这些是非。因而如果用纯粹学术论文的方式写，觉得真是有点糟蹋学术，“城管”们真的不配。

2 这个问题还要涉及到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在现在中国的社会里，做学术究竟是为了什么？自从我上国内网站一年多来，在思想网上已经读了不少以论文方式写就的“纯学术”论文，著者也大部分言称目的是为了“启蒙国民”，然而我总觉得目的与效果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因果关系。关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方式与引用问题，大部分国内学者的“学术”方式与我在日本接受的研究训练大相径庭，以至于我对很多学者所谓的“启蒙国民”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学者应该如何启蒙社会和国民，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难题，得不出统一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直接与“学者应该如何批评政府或者权力”这个难题息息相关，同时在这里两个难题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更为艰难的课题：在面对社会不公正的时候，一般的人们在以 “国家社会”为单位思考问题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或曰价值选择？这时候，对于作为以研究问题为己任的学者来说，为社会提供一种尽可能理性和客观的视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显得极为重要。但是，学者们将会碰见一个他们在平时做研究时无时无刻都会遇到的困难：这种社会的不公正，到底是何种程度的不公正？基于对社会不公正的程度的不同判断，人们会采取各种程度不同的价值选择，有时候差之毫厘，结果就会谬之千里。也正因为此，什么叫“理性”，什么叫“客观”等重大的价值判断问题就会接踵而至。

这当然是一系列必须花力气去研究和探讨的大问题。某种意义上，我即将贴出的文稿一部分内容也正是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些梳理。但是在价值选择问题之前，针对启蒙的意义，我决定保留这篇不伦不类的文稿的原貌，不删去开篇就很明显的文学性描述语言。法律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在法学研究时则需要时刻对文学性保持足够的距离，这是日本公法学界比较强调的原则。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文学性有着强烈的感染力和感情色彩，而法学研究为了避免偏离理性和客观，往往需要排斥过浓的感情色彩（这和法庭辩护以及法官判词是必须有区别的）。

我上面已提到，关于“城管”的很多问题没有出常识之隅，因此更多的注入一些感情色彩是不妨大碍的。更为重要的事，我觉得有必要使用一些文学性描述以便向滥用权力者们表明我的态度：滥用权力和粗暴执法是非常可耻的行为，是反人类文明的必须遭人唾面的不道德行为。他们都应该更清楚地知道一个正常的社会是非常鄙视他们的。而这些内容如果是用学术论文的方式，我觉得可能效果不大。中国的媒体，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又多是百般呵护，这就更加助长了他们以淫威为荣的心态，从而离“知耻”原来越远。

3 我的留学生活非常忙。这篇文章的写作真的是连自己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上了。也没有精力再做大的改动。我的想法是，在不出现客观性错误的前提下，能把自己最想讲的事情说清楚就行了。当然，这一切都由网友们判断了。

最后，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滥用权力的野蛮者们和因了他们的行为而受苦受难的我的同胞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