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的民德主义

多少有点出人意外的是，现代中国最早把道德作为基本政治纲领提出来的，不是一般政治家，而是大军阀张作霖。1923年秋，孙中山为反抗把持北京政权的直系军阀，策动粤、奉、皖三角同盟，曾让汪精卫北上，向张作霖宣讲三民主义。张作霖当即信口提出，三民主义固然不错，但还应该再加上一个“民德主义”，民众没有道德，三民主义亦无法真正实行。张作霖随口一说，并没有作解释发挥，当然更没有笔杆子给他整理成什么思想系统发表。所以这个“民德主义”也就随风而逝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各地军阀和保守势力主张南北妥协，共同反赤的声浪日益嚣张。张作霖就在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其后不久，让手下官员吴晋向新闻界披露他的意见：“以三民主义为建设国家之基础，自无不可。惟中国为礼仪之邦，自来对道德异常重视。现在人心不古，道德沦亡，即以军人而言，倒戈等事，层见叠出。雨帅（部下对张作霖的尊称）拟于三民之外，增加民德一项，共成四民主义，以维国本。”

 张作霖视军人倒戈为不道德，其实军阀们包括张本人，何尝有一个是道德模范，正人君子？军阀的唯一道德其实就是不道德，就是不择手段地保存、扩张自己的实力从而获得更大利益。这似乎是运用了五四时期雄心勃勃的弄潮儿们对伦理学的一种理解：所谓真正的道德，就是无所顾忌地按照自己的内心意愿行事；至于这个意愿是善是恶，则可以不必反省。循此逻辑，军阀们跟外国势力勾结，出卖民族利益，大概就没有多少良心上的不安。与此相比，那种政治旗号的一日三变，相互之间的背信弃义，朝秦暮楚，争战不断，在他们看来，简直就是理直气壮的正义行动了。奉系军阀如此，“基督将军”如此，西南各小军阀如此，桂系军阀也如此。抗战爆发前，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不断高喊抗日御侮的口号，背后地里却称日本为盟邦，从日本购飞机，买军火，请教官，目的是壮大自己的力量，以防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吞掉。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桂系才偷偷打发走了在广西的日本军事顾问和教官。桂系如此，其他军阀莫不如此。

由最不讲道德信用的军阀提出民德主义，实在是民国史上的一大讽刺。这点史实也再次说明了一个道理：统治者要求老百姓讲道德，照着正人君子的榜样改造自己；他们自己则十有***是“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

但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揭露统治者的不道德，并不能成为一般民众不讲道德的理由和借口。你都如此坏了，我坏坏有什么关系！你搞大腐败没事，我就可以来点小偷小摸的小腐败。按这种荒谬认识行事，造成的后果之严重，跟大贪官、大腐败分子的危害几乎相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大腐败就是由小腐败发展而来。大贪官、大腐败分子显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还是从普通百姓中诞生成长，被社会风气“培养”出来的。这些年流行的“全民腐败”之说，并非过分夸大之词。
更进言之，寡廉鲜耻者提倡礼义廉耻，并不等于礼义廉耻这些价值本身变成了寡廉鲜耻。可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思维习惯是，一些好话，因为让坏人说了，于是这些话本身就变得臭不可闻，成为一种禁忌，被社会抛弃。

总之，大腐败固然非常可恶，小腐败也绝对不可能“政治上正确”、道德上光荣而且理直气壮。无论官还是民，他人的不道德，绝对不能成为自己不道德的理由和借口。中国人能不能有所长进，大腐败能否被遏止，我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是否能服从这个人类最基本的“绝对命令”。

2002，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