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有甚于SARS者

病毒是一种特殊的生物信息。信息也可以看成一种特殊的社会病毒。信息的特殊性在于，广而告之，扩而散之，非但无害，而且有益于社会肌体的健康；封锁压制，则会发酵变质，进而扩散成灾，危害社会甚巨。

很不幸，政府对待SARS的态度，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先是任病毒蔓延，无所作为；已经成灾时又封锁消息，粉饰太平；最后被迫公布真实情况，却很难获得国际社会相信。更重要的是，到这时，国民已经成惊弓之鸟，恐慌万状，其情形非常典型地拷贝了孔飞力在《叫魂》一书中所描写的乾隆时发生在中国的“叫魂”事件。而当政府开始采取强力措施下猛药治理瘟疫时，各地官员为保地方平安（说到底是为了保官位）则又反应过度，防疫措施无所不用其极，几乎所有健康人都成了病毒嫌疑犯，所有公民都成了地方政府的特殊人质，所有外地人都成了病毒传播者而被老百姓拒之于境外。学校停课，村庄封锁，道路阻断，商店关门，城市一片肃杀，乡村弥漫紧张。防疫行为造成的恐怖，远远超过了瘟疫本身。中央失误在前，地方失当在后，一前一后，两种错误，使此一瘟疫的破坏作用被人为放大，空前惨烈。具体评估其危害程度，恐怕要等事后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病毒，无论如何厉害，终究都是可防可治的。涉及重大灾变的信息，一旦处置失当，其为害之烈，决非任何生物病毒所能比拟。作为非医学专业人士，面对SARS，我认为应该讨论的是社会对信息的处理，而不是病毒或瘟疫本身。

已经有多人援引过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封锁信息的集权社会是导致自然灾害大面积危害人类的主要原因，信息开放的民主社会能避免任何天灾酿成大祸。他尖锐指出，20世纪所有造成人口重大损失的灾害特别是饥荒，都发生在集权国家，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发生过大面积死人的饥荒，而这与经济发展程度无关。原因很简单，封锁信息，使一个国家和国际社会无法动员相应资源，对已经发生的灾难无法救助；而开放的民主社会因为信息传播的透明及时，人们可以来得及采取各种救助措施从而避免大量人口死亡。

中国就一直处在信息封锁状态，因此各种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一直居高不下。SARS之灾，只不过是最近一次罢了。从中国历史看，封锁信息出于以下几种考虑：

首先，建立在天人感应基础上的谶纬之学，认为自然现象是朝政得失的祥瑞恶兆。皇帝出世，帝王登基，功业已成之时，群臣贺寿之际，总要弄出些“祥瑞”来，什么凤凰来仪，麒麟现身，彩云遮天，甘霖遍地之类。帝王失德，朝纲不振，天下混乱之时，权臣、造反者和欲取而代之者，必要把山崩地陷，灾荒频仍之罪归结为当权者。长此以往，呈报祥瑞，隐瞒凶兆——报喜不报忧，就成了权臣蒙蔽君主、君臣合谋欺骗民众的基本手段。而在民众，谶纬之学的影响，实际上已经内化成为一种微妙而灵敏的政治心理，习惯于借灾变凶兆讽喻政治，这反过来又加强了统治者对灾变的敏感，从而更急于控制信息。

其次，自周朝以降，儒家认为，民众对政治的反映，是君主统治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证明。所以采风察俗（也就是后世的调查研究）以观“政教之得失”，是检验统治效果的基本手段。而君主这个活圣人是不可能有错误的，因此权臣为了迎合，自然要拣好听的说，甚至编造假的民情舆论蒙蔽君主（袁克定用制造假报纸的卑劣手段给袁世凯提供民众劝进的假消息最为典型）。现在中国地方官员的隐瞒灾难消息不报，显然是为了维持其辉煌政绩，而政绩意味着官位。地方官员的报喜不报忧，其实是为了迎合上级要喜不要忧的需求。说到底，报喜不报忧、编造假信息的结果是君臣两造的皆大欢喜，各得其益，民众则被欺蒙，被强奸，诉告无门，只能在背后骂骂娘。总之，编造假信息已经成了获得政治合法性和官员政绩的必由之路，成了政客官运亨通的不二法门——林彪早有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如此饮鸩止渴，恶性循环，不能自己，直到灭亡。

第三，以上智下愚为前提，统治者总是倾向于认定民众是愚昧的，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更不会辨证地从坏消息里看到好处，任何坏消息都可能造成他们的极度恐慌，最后导致国家的混乱。因此，即使为民众自己着想，也要隐瞒一些坏消息。所谓愚民政策，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有这一层意思在里头。其实，这里的一个假象是，统治者把自己的恐慌误判为民众的恐慌，他以为他的想法就是所有国民的想法。长期如此经营的结果，导致民众真的丧失了判断力，一旦坏消息披露，人们自然会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从而引发社会混乱。统治者不追寻这种混乱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直接归罪于百姓的蒙昧，从而为进一步的控制信息提供了充分理由。

第四，与此相关，合乎逻辑的另一个结论自然是，以民众幼稚这样一个判断为前提，统治者总认为，社会要进步，民风要纯良，那就要像哄小孩一样，让老百姓听到的永远都是好人好事，民众高兴了，心情舒畅了，就能好好地过日子，就不会对未来丧失信心；而对未来丧失信心，即等同于对统治者丧失信心。所以说到底，民众开心而且具有信心，就能证明统治合法合理而且颇有德政。所谓以正面宣传为主，鼓舞人心为主，所谓“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就是这个意思。需要指出，如此大的国家，寻求几个同意、支持统治者意见的人实在太容易了。即使在饿死数千万人的大灾难时代，中国也有很多人真心实意地认为形势大好，人民肚子并不饿，这一点都不奇怪。有人他真的没有挨饿，有人他就喜欢睁眼说瞎话，那我们也只能让他说；至少，他有发表任何言论的自由。但这样的撒谎者不应该成为全体国民的代言人，我们不能被这样的家伙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奸。

第五，当统治已经丧失合法性时，任何坏消息的传播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整个统治大厦的倒塌，所以要“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种对信息的钳制，在危机时期最为突出，而且无论中外，所有独裁统治在危机关头都会如此办理，萨达姆已经如此，邻国某领袖也会如此。信息舆论的开放程度，是检验政权稳定性的最有效指标。众声喧哗，是社会具有活力的证明；只有一个声音乃至没有声音的社会，已经到了灭亡的最后关头。

无论出于善良的愿望还是基于卑鄙的考虑，任何对信息的封锁、歪曲、伪造，最终都会导致对社会的伤害。消除民众蒙昧恐惧的最佳手段不是对信息的封锁，而是彻底的公开。现代社会有种种错乱、邪恶、罪过，封锁信息，钳制舆论，是其中最大、最不可饶恕的错乱、邪恶和罪过。SARS之灾，已经而且正在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此次灾难中卫生部长、北京市长被罢免固然咎由自取，但最应该引咎辞职以谢国人的还不是他们，而应该是掌控全国媒体的有关人士。但是，这可能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3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