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中庸观

 对金庸的过分推崇与贬斥，在我看来，都有表错情，用错力的嫌疑。

 推崇金庸者，其理由不外是：金庸弘扬了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有助于道德重建和文化复兴；原本低俗浅薄荒唐的武侠，经过金庸的努力，成了高尚优雅富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杰作；在大众文化时代，原先的严肃文学纯艺术已经没有多少市场，高尚的大众文化不去占领市场，低俗的就会去占领，中国的好东西不去占领，美国的坏东西就会来占领，而金庸作品正是这样的好东西。所以有了所谓的金学，前几年还在美国开了一个国际研讨会，更有北大严家炎教授评点金庸作品，北师大王一川教授评金庸为上世纪文学大师，北京艺术研究院陈墨先生还写出了好几本金学专著。

 贬斥金庸者，理由大致相反而态度更为激烈。他们认为金庸作品简直就是精神鸦片，其陈腐虚幻的内容足以腐蚀大众灵魂；他回避现实的态度，干脆就是对五四新文学批判精神的反动，而毋宁是鸳鸯蝴蝶派的回潮；侠客的精神和行为方式与现代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念格格不入；程式化的表现手段则是对小说艺术的亵渎侮辱。所以有鄢烈山、何满子诸先生的激烈抨击。尽管如此，贬斥者也无法否认金庸几乎空前绝后的成功——拥有读者之多，在二十世纪的华人世界，大约仅次于毛泽东。
 但金庸的成功，有特定的历史条件。二战后的港台和海外华人，既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宠儿，更不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同志；他们在意识形态冷战中没有现实的精神靠山，处于一种特殊的边缘状态。力量微小，地位脆弱的港台有严重的依赖性：香港离了大陆的供应无法生存，台湾没有美国的保护马上完蛋。这种殖民地的弱势存在，要想在精神上挺住，心灵上有所依托，唯有认同传统文化。这就是以金庸为代表的现代武侠五六十年代大盛于港台的根本原因。大陆八十年代武侠的暴热，也与传统意识形态消解后的社会心理迷惘有很大关系。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社会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发展指向，老百姓虽然信仰匮乏但总有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比如发财，比如出国。他们可能痛苦，但绝对充实。充实的心灵不需要麻醉，但需要消遣。如果说过去的金庸让人着迷，让人热血沸腾，那么今天的金庸就只能让人开心，让人陶醉，让人很快忘却现实的苦恼然后在三秒钟后也忘却金庸本人。八十年代初一部武侠影视的主题歌能唱红神州天空，如今可有这样的盛况？金庸成了整个快餐式消费文化的一部分。他必须被影像化，为的就是尽快消费尽快忘掉。书本形态的金庸已成为过去。既如此，我们又何必对他那么在意？

 因此，像何满子先生那样对金庸充满仇恨和奇怪的蔑视，我就觉得过于夸张而有了点滑稽之感。中国固然需要继续五四未竟的思想启蒙，但我们不要忘了，即使五四时代，老百姓也不是只读胡适的《尝试集》，鲁迅的《阿Q正传》和陈独秀的《新青年》。他们还要看鸳鸯蝴蝶礼拜六谴责小说黑幕小说以及过去的公案小说呢；而这种种读物的效果，在我看来，既不关乎启蒙的失败，也无害于救亡的成功。意识形态冲突你死我活的时代犹且如此地“百花齐放”，现在就更没有必要去清除武侠这种“精神污染”。对于金庸，轻视可以，蔑视则不必，仇视，大概就偏执得近于病态了。

 至于推崇者，我也不敢认同。武侠作为消费文化现象，毫无疑问需认真研究。问题是研究者容易高估大众文化的价值，以为能迅速取代精英文化而成为新的经典。事实上这个时代根本就不是产生经典和大师的时代。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多作家诗人都曾经或还在被研究者授予大师的桂冠，但有几个人能受之无愧？大师像教授一样，早已大幅贬值。研究者固然有成为发现大师之大师的可能，但更多恐怕还是会留下短视或阿谀的笑柄，正如今天用来评职称的很多学术著作，实际不过是对学术的讽刺。

2000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