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人之我见》补充说明

 在下忙于家务，没有时间及时参与各位的讨论。首先声明，昨日写一段文字上网，是本人生平第一次参加网上讨论。此前也没有用过其他笔名在网上露脸。有人大言刀下不斩无名鼠辈，其实在下就是用了真名，也还是无名鼠辈。而且窃以为，既然讨论的问题是公义而非私事，那用不用真名都是一样的。李陀先生的态度极对：若言论涉及个人责任问题，则一定用真名。用假名在网上撒泼使野乱骂人，为在下所鄙视，当然决不会与之同流合污。在这种讨论中，要是我用真名，还没说几句话，就被人斩于刀下，那也未免太冤了——我还不想这么快就玩完，所以在下决仍用假名。不屑于与假名辩论的请自便，此间谁也不必硬拽着谁不放。

 今天看了各位的意见，觉得还有几句话可以说说。那几年究竟死了多少人，很可能永远没有准确结论了，即使将来中国所有档案都公布出来，也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准确数据可供使用。当时大跃进放卫星其实就是数字上的瞒和骗，饿死了人这种大事就更要隐瞒了。

我想补充的是，五六十年代中国人了解自己国家和世界事务的唯一渠道就是官方的报纸和广播。收听境外电台是可以判徒刑的犯罪行为。可我们的报纸电台不会把自己国家的最基本的情况告诉人民。举一个小例子。大庆油田是五十年代末建成投产的，是中国最大的油田，可是中国老百姓直到1970年代以后才知道大庆在什么地方。在此之前的近二十年间，报上讲大庆讲得那么凶，老毛号召工业学大庆，但从不说大庆到底在什么地方，当然地图上就更不可能有了。同样的道理，中国爆炸原子弹，发射卫星，但从来不告诉老百姓具体地点。直到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才知道卫星发射基地是在酒泉和西昌。类似的例子有很多。这种可笑荒唐的保密工夫，透露出来了什么信息？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把全体老百姓都当作敌对势力的间谍和破坏力量来看待的。既然阶级敌人无所不在，那么这样的防范自然就顺理成章了。问题在于，中国人不知道大庆在哪里，外国人却都知道，敌对势力和敌对国家就更知道了。中国政府竭力保密的结果，只有自己的人民被瞒在鼓里。这难道不是天大的讽刺？！同样的道理，那个年代，中国发生天灾人祸，除了事发当地的人，其他地方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比如煤矿爆炸，水库垮坝，报纸是从不报道的。有些灾难是事后间接知道的：政府几乎每年都要推出几个英雄，号召人民学习，而这些英雄当中，有些就是在抗灾抢险中牺牲的。我们就是通过这些英雄才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而这大概要在事发以后很久，比如一年两年之后。在中国，人民没有起码的知情权，农民尤其惨。我下乡时，社员就连出外赶个集都得请假，否则是不能出村的，进县城没有大队公社的介绍信什么事也不能办，连住店都不行，当然外出坐火车就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县里偏远一点的村庄，即便一村人全饿死了，其他公社的人也未必知晓，外县外省直至中央当然就更难了解真情。这种消息要隐瞒实在是太容易了。根据这一经验，我看即使将来档案公布，我们也不可能掌握饿死人的准确数字。

理屈词穷的人最喜欢给人扣帽子，划派别，好像把发言者划入敌对派别就可以得胜回朝了。人家要划，谁也拦不住。但在下还是想表明一点对“派”的态度。下面的文字，是一年前所写，未曾发表于任何网站和报刊，欢迎诸位批评指正。

左派和右派，这是两个令我反感的词。我反感是因为这成了标签，成了攻击人的前提，也成了划分敌我阵营的最简便的方法。既然人有左右脑，左右眼，左右手，左右腿之分，那么不用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既是左派又是右派。毛泽东一辈子，早期很多时候是右派或者是右倾，湖南农运时代他是左派，江西苏维埃时代他又是右派，延安时代也左左右右反复多次。1949后就不用说了。他对人的左右评价，也没个准，比如说林彪是形左实右等等，让人弄不明白。当你弄不明白时，你要明白你不能再为这个弄不明白的问题费脑筋了。张志扬、杨小凯、张承志、韩少功们在文革时期是地道的革命理想主义者，他们现在有的人坚持过去的理想，有的人反思否定过去，你能简单地说说他们过去是左派而现在是右派，或者相反？如果过去的左派要否定，那今天的右派就一定得肯定，或者相反？韩少功在《完美的假定》里就已经很透彻地议论过这个问题。但是很遗憾，现在有更多的人把区分左右当成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区别左右显然是个假问题，但我们一直在为此耗费无数心力，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大可悲处。我建议那些愿意以左右自居并评判别人的人，如果真有勇气，应该弄瞎一只眼，砍掉一只胳膊，再锯掉一条腿。如果做不到，可以在着装上有所表示，即来个古人经常玩的把戏，左袒或右袒。你有没有这个勇气？或者，喜欢指责自由主义的人，是否应该给自己戴上二十公斤的枷锁重镣，再来骂别人，你乐意不乐意？

2001年2月9日

再补充几句
 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天涯纵横”看不见常仁先生的新高见了，多少觉得也有点寂寞。说来奇怪，他的帖子让人厌烦，但没有了，好像又缺点什么。我反省自己这种态度，戴个高帽子罢，就是喜欢不同意见众声喧哗。乱七八糟的声音中肯定有我不喜欢甚至讨厌甚至憎恶的声音，但我的感受不应影响、事实上也不能影响这种声音的存在。所以我希望常仁先生能保持他的激情，作为一个新毛分子继续演讲下去。你不要因为无人应战而罢休。
 建议常仁先生改名叫常识比较妥帖。他总说没有人回应他的挑战。为什么没有人回应？因为你的很多说法远离、背离常识，脑筋囿于常识的人无法回应。所以你要想得到回应，先回到常识。这个常识就是历史的常识，中国当代经验的常识，做人的常识，人生体验的常识，等等。前面的很多常识且不去说，就说人生体验的常识，比如饥饿的感觉，能说话想说话而不让说话的感觉，因说话被处置迫害的感觉，这些感觉的来源，本来不存在推理的问题，也不存在由现象挖本质的问题，它们是直接的赤裸裸的事实，抛开这些事实谈什么正义什么数字的精确，当然只能让过来人感到哭笑不得，又如何跟你辩论？
 建议常仁先生回到国内来讨论问题。这多少有点困难。因为照常仁先生的看法，他的态度是主流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回来可能没有说话的空间。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据我了解，立场较常仁为极端的人，在国内有的是，他们在网上发表自己意见的空间至少在目前是相当大的。还是原先那句老话，讨论中国问题，最好能处在中国语境中。美国汉学家，即使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也要到中国来实地考察，甚至长期居留中国，以掌握第一手的材料，获得直接的感性经验。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当然更应该到中国来。脱离中国现实的高论，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当然它能满足像常仁先生这种人体验崇高和正义感的审美欲望。

2001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