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世凯

我在《岳飞的当代意义》这个帖子中有这么几句话：“愚昧的爱国不能给愚昧本身增光或改变其愚昧性质。更进言之，这种愚昧的爱国到底是不是真爱国了，还要看效果，还要从民族发展的长期利益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敢说，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李鸿章、袁世凯们肯定比义和团更爱中国。”

对此表示赞同、支持、反对、嘲笑、谩骂的都有。谩骂者一般都是断章取义。这可能与我没把话说清楚有关系。我原以为会有人提供一些更客观的意见，但几天来，简单表态的多，认真讨论问题的少。从一些帖子看得出，很多人对袁世凯的看法相当单一、片面。所以我愿意先就一个常识问题做点补充，然后摘录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对袁世凯的分析评价，供朋友们参考。

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代史上最著名几个人物就是很好的例证。我们不能因为汪精卫沦为汉奸卖国贼，就一并否认他在同盟会时代激进的民族主义言论著述和辛亥前夕刺杀摄政王的行动不是爱国表现；周作人后来附逆，也不能因此抹杀他在五四时代文化启蒙的历史功绩。张国焘后来投靠国民党并不意味着1936年以前的他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定的共产党，痛骂老爸蒋介石，回国后变成了蒋总统的助手，最后自己也成了坚定反GONG的小蒋总统。李宗仁是抗战中的抗日英雄，但1936年他还同日本人打得火热，暗中与日本人勾结，买日本战机军火，请日本军事教官，以对抗蒋介石中央政府，维护桂系军阀在广西的割据。到1949年解放军大兵临江时，李宗仁还想做划江而治的美梦，当一个偏安的总统。而到60年代中期回大陆，又被视为怀抱统一愿望的爱国老人了。我们能否笼统说，李先生一辈子就是个有卖国嫌疑的分裂割据军阀，或者相反，他从来就是个伟大的民族英雄？

人一生，当然有其不变的东西。早期的某些心理、性格特征和人生价值取向，完全可以延续到晚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上过一门伦理学的课，他在课本原文旁边作了很多批注，这是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重要文献（以下涉及毛的引文均出自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湖南省委共同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引文后只注页码）。原书上说：“最圆满之道德，亦由天纵者以其本能实现之，而伦理不与焉。”毛在旁批道：“吾极主此说。”[216页]毛在另一处明确批曰：“吾于伦理学上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203页]简单说，在这些批注中，毛泽东的个人主义伦理观是非常明确的，我们说他是尼采超人哲学的忠实信徒一点都不为过。而他的“天纵之才”，在后来的岁月中，的确是无视伦理而以其本能实现的，他的名言之一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也就是可以从心所欲。事实上他确实是如此行事的，尤其是在1959年后。

但我们能仅仅根据个人心理性格分析，来判断毛的一生功过么？我们能说他是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么？能说他基本完成统一伟业，成为农民群众的“大救星”（他本人是认可这个评价的），只是早期这种超人式的个人主义人生价值——“最圆满之道德”的实现，因而不具有社会、历史意义么？

更有甚者。在1920年前后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写了10篇文章，鼓吹湖南独立，反对全国统一。其中发表于1920年10月10日上海《时事新报》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反对统一》。他在《湖南建设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1920年9月3日）一文中说，“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的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个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同上书504页）我们能否因为毛曾经主张过“分裂”，就可以大幅度贬低他后来的统一大业的历史业绩？或者反过来，就像以前无数历史书所说的那样，认定他早在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的1920年，就已经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而否认他曾经有过的“分裂”思想言论？

毛不是一贯正确，正如袁世凯也不是一贯反动。毛不是一贯错误，正如袁世凯也不是一贯正确。许多人早就说过，袁世凯本来就是个野心勃勃的乱世之枭雄。但唐德刚先生指出，他也是个中国历史上很罕见的治世之能臣。能臣的历史意义，就在于他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在这个意义上，袁世凯当然可以被看成爱国者。

事实上，现代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没有几个人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变是常态，不变的简直就是“异数”。而“异数”在这样的时代中，就不可能是识时务的俊杰，或与时俱进的精英；“顽固”坚持自己“反动”立场的人，只能或主动或被动地早早跟这个世界告别（比如王国维、梁济、陈独秀等）。功臣变罪人，或者罪人变功臣，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实。现在被人们高度赞扬的林徽因女士，她老爸林长民，曾担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下台后跑去帮助张作霖的得力大将郭松麟搞背叛，企图另立山头或另投明主，结果郭被张学良击败，林在战场上死于非命。张作霖1925年与孙中山在北京会面时说，现在的人，动辄倒戈，没有操守。所以呀，张作霖说，你的三民主义还应该再加上一条，叫“民德主义”，人无道德，国家还能有救？合起来，我们应该提倡“四民主义”。军阀而讲道德，也许现在年轻人都不大相信呢！但平心而论，当时人的这种多变善变，与道德品质并没有必然关联（比如冯玉祥的朝秦暮楚，多次倒戈，就不能简单看作一个道德品质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乃是，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形势比人强，身在其中的人，要想有所作为，就不得不紧跟“革命形势”。翻翻历史就知道，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上世纪前三十年，大家都操共同的话语。最常见的一个共用句子是：“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啊，同志呀，你得赶紧跟上形势呢，不然就要掉队啦！”而掉队，就是被历史淘汰的同义语。我们谁愿意被历史淘汰呢？形势需要人转变，于是大家几乎都成了思想上的变色龙，好听的说法是“觉悟”，从左“觉悟”到右，或从右“觉悟”到左。从共产党“归正”或“悔过”到国民党（1927~1937的白色恐怖时期此种情况尤多），或从国民党“起义”到共产党（国共最后决战时是普遍现象），总之是在不断“觉悟”。而袁世凯最后“觉悟”到要当皇帝才能解决问题，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史学家罗志田先生指出：晚清以来一百多年间，中国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各种思想呈现出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流动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潮过即落。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线，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线正是民族主义。如果将晚清以来各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的思潮条分缕析，都可发现其所包含的民族主义关怀，故都可视为民族主义的不同表现形式。（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218页）

我们把这个认识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就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好，马克思主义者也好，自由主义者也好，保守主义者也好，甚至军阀也好，几乎所有人，其实都是个人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混合体。

因此，假如摆脱意识形态的恩怨和纠缠，以人物传记体来写现代中国史，最常用的基本词汇我想大概就是：觉悟、进步、起义、革命、反革命、反正、归正、落后、保守、顽固、自首、变节、叛变、堕落、汉奸、叛徒、反戈一击、战场起义、临阵脱逃、落井下石、助纣为虐、顺水推舟、虚与委蛇、口是心非……其中最重要、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爱国。其真实含义是：利己也爱国，爱国如爱己。如此而已。

以下我主要摘录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第五卷中的原文供大家欣赏，楷体为唐先生原文，中间有些技术性删节，比如一些英文词等，没有照录。引文出注原书页码。非楷体的文字或是我综述唐先生的意见，但标出页码；或是我自己的一点议论。根据大的历史关节，可以把袁世凯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1，朝鲜期间；2，1895年至1900年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阶段；3，1901年至1907年的执政阶段；4，辛亥以后的复辟阶段。下面分别介绍。

第一阶段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处理朝鲜危机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袁世凯是立了功的，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的教授郭廷以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而袁的这一段历史如今青年人大多不清楚。袁在朝鲜的工作和成就，唐先生归纳为以下几项：

一、荡平朝鲜1882年兵变

1882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

二、督练新军、整顿财政，再平1884年之乱

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殆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1885年10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

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氏入骨。（044~045页）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048页）

……春秋时代，周天子之下有二百零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会员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有皇上（049页）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地存在着，至今未废！……若论其历史作用，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或“宇宙国家”中，“细流”逐渐融入“主流”的“历史程序”。（050页）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熔炉”，是一种“自然的组合”。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却不及“藩藩之争”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所发动的保安战争，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解决不了的，则以“武力仲裁”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所以近年越南侵寮（老挝）、侵柬，嘉庆，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下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非“转型”不可了。（051页）

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两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叠叠，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060页）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拼”的一位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052页）

第二阶段

1895年中日战争以后到1900年庚子事变或义和团运动结束，这是袁世凯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他的表现非常复杂，复杂在他在两件大事上的表现。
一是戊戌变法时他采取了投机态度，投靠了后党，而为后世诟病。但因为康梁以及六君子的政治战略是否得当，策略是否合适，学术界迄今没有达成共识，相应地，袁世凯的作用和责任好象还没有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我非专业研究历史者，孤陋寡闻在所难免，希望识者在这个问题上有以教我）。

二是义和团运动期间，袁世凯的表现也有两面性。他残酷镇压义和团民众，这当然是的他大罪行之一。站在人道主义的普世价值立场上来看，说袁世凯的残酷杀戮犯了反人类的大罪也不为过。但在反天主教的民间义和团运动被慈禧的后党利用煽动，作为向洋人要挟的炮灰和工具时，袁世凯追随李鸿章刘坤一等人拒不执行朝廷向洋人宣战的诏令，反而与列强谈判，形成东南自保的偏安局面，使半壁河山免遭再次涂炭。对国家而言，这是大功劳。而后党一意孤行的结果，皇室面子也就是国家尊严丢尽不说，还应洋人要求，诛杀负有责任的大臣，这也罢了。最要命的是，老太婆为保住自己听政权力而作的这个荒唐决定，义和团们的爱国行动，非但包括义和团在内的任何人的面子都没有保住，反而让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政府给列强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计算利息，算下来总共需要支付9亿8千余万两白银。这些钱，可是包括义和团民众在内的全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啊。就是这个结果，也是老李拼了全力，使尽手段争取来的。当条约签定后，赔款被列强开始从海关税中拿走时，慈禧安在？爱国的义和团又安在？这笔巨款是如此巨大，以至到后来连帝国主义自己都拿得不好意思了。用广东话说，拿钱拿到手发软。所以才有后来美国率先提出，把部分赔款用来在中国办学校。这个办学的最大成果，大家都知道，就是今日的清华大学。

甲午战后，中国本来已经元气大伤，根本没有力量抵抗列强的入侵，假如没有李鸿章们的竭力维持，义和团运动期间，列强进入最富庶的东南沿海各省烧杀抢掠，甚至长期占领，那中国的损失恐怕就远远不是近十亿两白银了。这情形跟1937年时，经过多年军阀混战的中国，没有力量阻挡日本入侵是一样的。假如1937年的中国领导人不是采取持久战的退却战略，而是像慈禧那样，孤注一掷地与日本人决一死战，今天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就很难说了。事实上，当时所有持理性态度的人，从毛泽东到陈诚、蒋介石，都是主张持久战的，都是主张以空间换时间（大撤退的另一种说法）的，虽然有时也要喊几句焦土抗战的口号，但那是鼓舞人心，消弭投降论调的宣传需要，当不得真的。以抗战经验为参照，回过头去看义和团期间的李鸿章和袁世凯们，他们的主张难道不比义和团更有利于国家民族和百姓利益因而更爱国？

从义和团一面说，不可否认他们有爱国激情，他们的口号就是扶清灭洋。但这种爱国激情一旦被朝廷少数顽固派利用（所谓的“民心可用”），实际上就成了危害国家的狂热。杀戮外交使者、破坏铁路、电线……凡一切与洋有关的人和事物都在他们的攻击毁灭之列，而这居然都成了“扶清”的行动。而且，他们的激情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荒唐迷信的基础上的，一旦他们发现刀枪不入的神咒魔法原来没有效力，激情就变成了恐慌，逃命犹且不及，哪里顾得上国家，当然也就没有保护慈禧的能力了。慈禧逃走了，义和团非但清没扶成，自己反倒被列强军队杀戮不少，更不用说天文数字般的赔款要全国人民来负担！如此荒谬的结局，究竟所为何来？！这种牺牲难道不是害己不利国的愚蠢行动？！如果对这样的爱国不作具体分析而一味肯定赞颂，在我看来，除了能满足某些人发泄莫名其妙令人惊诧的高调情绪的需要——这显然与他们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有关，最终的效果恐怕是对企图利用民众爱国激情的野心家有用。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无疑具有相当强烈的正义性，甚至也有合法性。关于义和团的起源，原因非常复杂，初期发展过程更是多种动力汇聚的结果，不可轻易妄断。要是当初后党不利用义和团，在政治文化层面上，义和团是民间民众反抗西方宗教入侵的具有正义性的群众运动（百姓与教民之间的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当然也很激烈，但那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传统中国，大多数地方，农民彼此间都会发生经济利益上的冲突、械斗）。而且只要处理得当，是可以在山东一带平息的，事实上在朝廷决定利用义和团时，运动已经有平息的趋势了。周锡瑞先生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有很客观、细致的分析，可以参考。唐先生对义和团源起的概括性看法，跟周书比，固然略嫌简单，但大体是到位的：

……义和拳这个邪门宗教，若说它复杂，则无法说得完。若说它简单，那就再简单不过——它是全人类共有的现象。在平时它只是个烧香拜佛，求财求子的邪门宗教而已。在乱世，那它就是作乱者的渊薮——颠覆政府的大本营，反革命或革命起义的老巢（看你各取所需的不同解释）。我国史上赤眉、黄巾、白莲教、拜上帝会、一贯道、红枪会、同善社……都是这一类的邪门宗教。高度科学化的美国，近年几乎每年都有，严重的弄到人民庙内（单按：即国内通常所说的人民圣殿教），八百老幼集体自杀……

这个土生土长的义和拳的拳民呀，在清朝末年就往往与那些洋传教士所组织的“教民”，发生冲突。洋教士出头保护教民，拳民不服，恨屋及乌，揍了洋人，甚或杀了洋人，那就成了不得了的教案了。教案闹入中国官府，中国官不敢开罪洋人，就拿捆杀拳民来消洋灾。拳民不敢抗官，益发拿仇杀洋人来报复，这一来，教案就没完没了了。而教案又以出响马出名的山东为最；而山东又有个新帝国主义的德国正在找碴儿，以便借口占领胶州湾，火上加油，山东就全省大乱了。（104页）

袁世凯为何要屠杀义和团，唐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第一，他是个洋务派官僚，对华洋两造都知彼知己。他知道洋人在华（包括传教士），是急则合，缓则分。你要搞以以夷制夷，只能分而制之。搞义和团是促使诸洋大联合，为渊驱鱼，搞不得也。

第二，他也是传统官僚，对草芥小民的黑社会、土迷信，一向也认为是盗贼渊薮，必要时他也未始不可以作袁屠夫，一杀了事。……他们那个时期还没有什么“社会问题”这个概念。他们只知道强盗土匪就是坏人，就该剿灭。偶尔虽可招抚以劝善惩恶，但是像毓贤那样大规模的招抚，只能更增加麻烦。盗贼土匪很多都是饥寒贫民铤而走险的，毓大人把他招抚了，并未能解决他们的衣食问题。当了兵还要靠抢劫过活，那就官匪不分了，这在传统官僚看来成何体统？所以他就力主剿灭了。当然剿灭也解决不了吾人今日才了解的所谓“社会问题”。但是剿灭总是合乎三千年传统的老香火。——谈什么解决社会问题，那就把19世纪错当成20世纪了。（107页）

总的说来，我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义和团运动：以正义的行动开始，而以盲目混乱的破坏杀人和被杀结束；爱国的好心，办了祸国的错事，还搭进去了自己的生命。造成这种荒谬结局的最大罪魁，除了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以慈禧为首的朝廷保守顽固势力。

第三阶段

让我回到袁世凯。袁世凯的第三个阶段是李鸿章死后，他继荣禄成为重权在握的宰相。从1901年秋到1907年末被罢免回河南，这一阶段袁的贡献不小。唐德刚先生罗列他这一段的功绩主要有：

——建立并训练出了中国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和这支军队有关的各项设施，诸如保定军官学堂、军械学堂、军医学堂、经理学堂、马医学堂等等，都是袁世凯一手创办的。他的最高目标是为大清帝国训练出36镇（相当于现在的师）现代化常备军。
——建立并训练出了中国第一批现代化的警察。根据辛丑条约，洋人不许中国在天津市及京津铁路沿线驻兵。袁世凯乃挑选身高体健的北方农民，寓兵于警，训练出数支极其现代化的警察。民初京津两地的警政是享誉世界的。1927年国府定都南京时，为着新首都市内的安全、秩序和门面，还向北平、天津两市借调数批警察呢！（118页）
——主持废除了科举制度，大力兴办学校。今日山东大学，最早就是袁世凯在山东巡抚任上创办的。
——兴办工业、从洋人手中夺回开滦煤矿，对邮政、无线电报、招商轮船局、新式币制等等，多有创建与改革。（121页）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中，李鸿章、张謇、盛宣怀、袁世凯，固经济史中之萧、曹也。然袁则颇有易于其他三人。盖李、张、盛三公均为代国家管治金融企业之高官也，然三人皆“下海”（且用今日大陆上最时髦的名词），最后自己都作了大官僚资本家，与国民党时代之孔、宋，共产党今日之陈希同、王宝森……以及无数高干子弟……一样。——李鸿章和他的儿子们，都是招商局等大企业的最大股东！（121页）

但是奇怪吧！在这传统官僚变资本家的必然转变中，袁世凯倒是个例外。他既不是个资本家，又不炒股票，也不做股东什么的。他帐目不清则有之，也多少有几个钱零花，但为数有限。不像李鸿章、盛宣怀，富可敌国！“袁世凯还是个清官呢！”——古怪吧！（122页）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他的帝制复辟闹剧了。这个问题无须多说。
总起来看，这四个阶段中，第一阶段，他是绝对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的，是爱国的。
第二阶段，他作为一个“省级干部”，并不能左右全局，但从他的举措来看，可以说功过参半。
第三阶段，他是推进政治社会制度转型的主要力量，没有辛亥前十年的变革，就没有后来的革命和建设。而他是这些变革的主角。
第四阶段，他“逆天行事”，从国家利益说，他是反动派；从个人命运说，他成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悲剧人物。（唐先生对这个阶段的袁世凯也是一分为二看待的，具体不再引述）

那么，袁世凯到底是什么人？还是听听唐先生的高妙之论罢：

袁世凯根据他晚年的所作所为，公正而深入的历史家，也无法否定他是“乱世之奸雄”。但是通观他一生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个方面的领导才能，读史者也不能否定他是“治世之能臣”。把清末民初的所有高层风云人物，若论将相之“才”来排队，我个人就觉得，诸公几乎无出其右者。李鸿章、周恩来二人或可相拟，甚或过之。但李、周二人失之太君子。尤其周恩来，简直失之软弱。辅助阿斗，周可为诸葛亮；屈居毛下，有时就助纣为虐了。……李鸿章这个翰林，也不够“跋扈”，不够“流氓气”。吃他们那行饭的，要推动工作，驾驭同官上下的大小流氓，就不能像胡适那样地畏首畏尾、脸皮薄、心肠软的白面书生了。——袁世凯在这方面比李、周二人强多了，因此他也就失之在太跋扈；失之在手硬心狠，没有高知气息，为士林所鄙。如今数十年了，恩怨早断，袁公在中国近代史上，仍难平反，其原因亦在此。有其长，必有其短。令人叹息。（115-116页）

我读唐先生此书凡三过矣。自以为，说到读中国现代史，可以用得上这样一句话：不读《晚清七十年》，阅尽史书亦枉然！本书的删节本由岳麓书社2000年推出，为海外名家名作书系中之一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其实我并不知道何种原因——这本书难看到，更难买到。我先看的是岳麓版，不过瘾，又费大周折，才看到未经删节的五卷本的台湾远流版。本文引文即据远流版。

单正平·2002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