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之洛老师的“八行书”

                                    鲁之洛老师的“八行书”

周宜地

       其实，我早就有写一写之洛老师的念头。因为，他不仅是我走上文学创作的引导者，而且同为湖南武冈人，是名副其实的老乡，从相识到交往甚深已经有三十余年，也算是知根知底了。一直没动笔写，是怕写不好他、写不准他。没想到这一次突然有了灵感，有了写他的冲动，关于他的文字便情不自禁地在键盘上如小溪水般流淌出来。

       今年国庆休假有点清闲，将随我从湖南一路辗转来到湖北的一大箱信札进行了一次清理。这一大箱尘封近三十年、纸张已经发黄的信札，绝大多数是文学界的前辈、老师和朋友写给我的。他们有的是著名作家，有的是资深编辑，有的是我文学创作的同道人。其中，之洛老师写给我的有数十封之多。与他人的信件不同的是，之洛老师的数十封信，除了一封是横写的，其他的竟然全是直写的“八行书”。淡红的八行暗格信笺透露出古朴厚实的传统文化的底蕴，行云流水般的行书体张扬着为人处世的自信与坚定，错落有致的页面文字凸显出布局的合理与精美，如面谈吐式的话语传递着待人的致爱、致诚与致真。俗话说，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我想，重读之洛老师的八行书，不也是在读之洛老师其人吗？

       是的，之洛老师也是一卷耐读、耐看的八行书。

       知道之洛老师比认识之洛老师要早得多。

       文化大革命前夕，之洛老师在武冈一中任教。其时，我在武冈二中读高中。虽不是同在一所学校，我却听说过之洛老师的许多传闻，知道他是作家。传闻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是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夫人，是他在邵东县当兵找到的，是邵东的县花。二是他发表了很多文章，正在写一部名叫《帆》的长篇小说。当时我想，要是能找到他写的书看看多好呀。让我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就听说他的《帆》是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手稿被没收了。听到这消息时，我很有些不解，曾生出许多疑问：他为什么要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他是怎么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的？

       见到之洛老师，则是在一个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场合。那是文化革命刚开始不久，到处在批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时候。那天，我正行走在武冈县城的化龙桥上，突然听到有人在说，来了来了，人们便挤上前去观看。我问旁边的人是谁来了，有人告诉我，鲁之洛，那个写黑书的鲁之洛，被抓去批斗呢。早就听说了他，却从没见到过他，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一机会。赶忙往前挤，想看看心目中早就存在的那个作家鲁之洛是一个什么样子。我刚挤上前去，就发现一伙人押着一个人从化龙桥上走过来。那是个个子较高，体魄健壮，长得一表人材，年纪还不到三十的汉子。他的两只胳膊让旁边两个人分别死死地抓着，好像怕他逃跑似的。但他并没有一点点逃跑与害怕的神态，头高高地昂着，胸也高高地挺着。不一会，他便被淹没在越挤越厉害的人流之中，离开了我追逐的目光。他那军人操练般迈着很是规范的正步往前走着的形象，从此便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再一次见到之洛老师，是1969年春在湘黔铁路建设工地。

       1967年7月，作为多年渴望读大学的“老三届”学生，我以回乡青年的身份回到了资江岸边一个名叫公堂上的小山村。因为文化大革命时在学校参与了几个月当时自以为自己是革命派而最后不知是什么派却始终受压的学生组织，不仅为此挨过整、被抄过家，而且数次招工、招干、选送当工农兵大学生的机会都被当时当权的一派断送，我面前没有离开农村之路。我只得心灰意冷的在生产队老老实实地当农民，操练并熟悉从犁田、插身、施肥、除虫到收割的每一道劳作工序。1970年湘黔铁路动工修建，抽调大量农民组成民兵师上铁路建设工地，我也被抽调参加。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我随民兵师千里迢迢从武冈步行到了湘西新晃县工地，参加所谓的“三线建设”，实际上的修铁路。当时，屡受打击的我，并未存一丝一毫离开每天挖土挑土工地的念头，我知道自己必须认命。大概是两个月之后，连队通知我去师部去，说是师政治部有事找我。我想，该不是又是因为参加过几个月文化大革命，连参加修铁路的资格也没有，要赶我回家吧？

       忐忑不安地赶到师部后，我更加大吃一惊。接待我的人，竟然是我曾经想见到、最后只是在县城化龙桥上见过一面，被人押着并军人操练般迈着很是规范的正步往前走的之洛老师。当时，之洛老师是我对立的那一派支持的人，要不然他不可能到师政治部工作的。让我感到很悲哀的，是与我曾经想见到，并很崇拜的作家这么近距离见面，却不是谈小说散文之类。让我没想到的是，之洛老师不是通知我回家，而是告诉我，要调我到师部与他一道办《铁路会战快报》。我有点不相信，最后却不得不相信。我不知道之洛老师为什么会将我弄到师部办报，也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将我弄到师部办报。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派别对立之厉害难以想象，将我弄到师部办报纸肯定有阻力并要冒风险的。事后我才知道，之洛老师是顶着压力将我调到师部办报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不到一年，我最后还是被“清洗”回到连队去筛河沙，修铁路，完成了我与之洛老师相闻、相见和相识的“三部曲”。用一般人的眼光看，之洛老师是完全用不着为我来承担这种风险的。他与我并不认识，更没有过任何接触。他知道我这么一个属于学生辈的人，也许只是听人说过而已。

       在我收存的之洛老师的八行书中，有一封记载着之洛老师在这以后对我诚心帮助的尽心尽力。那是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发表了一些作品之后的1977年的事。那一年，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第一次大学招生，条件也很宽松。可是，我却被县有关方面以种种理由阻止参加考试。不甘心的我，趁之洛老师要去省城长沙，便向省招生办写了一一封询问信，托他带去。同时还托他去湘江文艺编辑部和出版社打听一下我的两篇稿子的处理情况。之洛老师到长沙之后，除了到编辑部为我查看来稿登记，打听了稿件处理情况，还亲自到省招生办为我打听招生的事，并及时给我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关于招生之事，我专程去了招生办一趟，负责接待的同志姓刘。我把你的信交给了他，并陈述了情况。”然后将省招办同志的答复一一写在信中，并告诉我“以上是刘同志的口头答复，我要求他书面回答你，他同意了，你静候吧”。信的后面还有这么一段话：：“所有这些回答，都不会使你满足的。关于上大学一事，你要正确对待。现在，省里各编辑部都要吸收工农兵业余编辑，工作半年至一年，工资每月36元左右。虽说没工藉，但是提高较上大学还快。我拟向《湘江文艺》为你谋此一职，如成再告诉你。”

       事过三十余年之后重读之洛老师的八行书，回忆起他为我的事如此尽心尽力，不能不让人感动。对一个本无半点私交的年轻人如此一再关照与帮助，我体会到的只能是他正直、善良、无私的人格。

       重读之洛老师的八行书，不仅让我看到自己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走过的一一个脚印，更体会到之洛老师对后来者乐于提携的拳拳之心。

        文学，是我从小就有的梦。启动我文学之梦的是小学三年级时一位借给我看了的一个小册子——《三气周瑜》。文学梦让我想方设法找书来读，一边放牛一边挖草药卖攒钱买书，中学时代的我居然拥有《林海雪原》、《晋阳秋》等十多部长篇小说，不过四清工作组动员我全部捐献给大队办图书室。后来一一让我的那些父老乡亲一张张用来卷“喇叭筒”烟吃进肚子里去了。除了读书，还有就是想当记者、作家。为此还受到过一次让我刻骨铭心的打击。初中二年级时，读了当时湖南一位最有名气的作家写的书后，不知天高地厚地给这位作家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对他的仰慕和询问怎么才能当作家。寄走信之后，几乎天天盼望回信却泥牛入海没有回音。没想到此事在学校传开了，受到好些同学的讽刺与嘲弄。结识之洛老师后每每忆及此事，心里就会想，当初接到信的要是之洛老师，肯定不会是这样的结果的。

        事实上，之洛老师确实是我最终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的引路者之一。在此之前虽说在湖南日报农村版发表过快板书之类，我的真正意义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岭上渔家》，却是在之洛老师的影响并指导之下完成的。构思这篇作品，是读了之洛老师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云岭轮渡》后受到了启发。初稿写出来之后，按照之洛老师的意见改了多稿，后来又经之洛老师润色，先在之洛老师主办的《武冈文艺》上发表，后又由之洛老师带到省里，推荐给《湘江文艺》发表。

       自此之后，之洛老师一直关心着我的创作与成长。为了让我开阔眼界，他与省出版社联系好，带我去出版社住下来，将他已经出版了的一个中篇小说改为连环画脚本。利用这次机会，他带着我拜访了著名作家康濯、任光椿，以及郭味农、潘吉光、刘云、李慕贤等很有名气的编辑老师。这些作家、编辑，对我以后的创作实践和成长所给帮助极大，影响极大。尤其是前面说到的当业余编辑一事，在之洛老师与潘吉光的帮助下，我到《湘江文艺》干了8个月业余编辑，在郭味农、潘吉光、刘云、李慕贤等编辑老师的指导下，一边帮助看稿，一边写作，受益非浅。在这期间连续创作了《九癫子说书》、《郭二爹进城》、《拗相公出山》等有一定影响的小说，其中《九癫子说书》后来获得过湖南文学创作奖，老作家康濯在湖南省第四届文代会报告中还给予了肯定。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创作不断，先后发表、出版了300多万字的长、中、短篇小说等文学作品。

       在与之洛老师的交往中， 我既体会过关爱、宽容，也体会过严厉与苛刻。

       记得1993年我的小说《街坊》写完之后，首先寄给当时正在主办《新花》杂志的之洛老师，他们答应选用。由于他们的稿挤，一时排不上，我在未通知他的情况下寄给了《当代》杂志，《当代》很快就发了。我觉得此事做得有点不恰当，便写了一封信给他，作了一些解释。没想到他很快就回了信，不仅没有对我有半点指责，还在回信中说：“大作已发《当代》是件好事，我们不会有什么意见。自然发在《当代》，比发在《新花》影响会更大一点。”我原以为他会责怪我，他想到的却是我的影响大小，真让我惭愧不已。之洛老师希望我在文学创作上成绩更好一点、影响更大一点的心情，在他给我的八行书中有多处表示。1987年12月31日给我的信中这么写道：“祝贺你写作大丰收，但要赠你一言：要一鼓作气，不要操之过急；要充满成功的信心，得有失败的精神准备。”关切之情，充满字里行间。

       但是，在对待我作品的质量上，之洛老师却不但不宽容，有时甚至近乎苛刻。我曾经给《新花》杂志寄去过一个自以为很是可以的中篇小说，他看了之后很快就退了回来，附了一封长达三页多的信，对我的那个中篇小说进行剖析之后，从结构到人物、艺术氛围一一给予了否定。而且还很严肃地告诫我：“你要多读书。你过去的书读得太少，笔下功夫不硬。记得这一点，龙世辉同志（原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也跟你谈过，要切记！”对我要求严格的，还不仅仅是作品本身，更是作品以外的东西。除了要求我多读书，更要我注重生活的实践。在我调离湖南之后1989年4月24日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之洛老师针对我工作的变动而生出的对写作的担心说：“至于写作，不能说就不能搞了。什么事都不能看得太死，写作更主要的是经历。你现在虽然没写，但在经历，在为以后执笔写作作准备。退一步说，不能写也无所谓。将写作看得过重是不明智的，待有丰富的积累之后再写，才是正道。”

       之洛老师和许多文学界的前辈对我的深切关怀和严格要求，对于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深切关怀和严格要求，也许，文学之梦真的只能是我的一个梦。

       之洛老师对文学道路上后来者的关心、引导、扶持与呵护，不仅仅对于我。我曾经的文学朋友、文学创作上取得过很好的业绩并且至今还在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黄三畅、曾维浩、小牛等，都曾经得益过之洛老师的无私帮助。在重读之洛老师给我的八行书中，无数处流露出对这些人的关注与爱护。

       1984年初，我将武冈县委关心文学事业和作者的情况，给之洛老师写了一封信，他于1月13日回复一封信。之洛老师非常高兴，信中写道：“信收到，为武冈县委重视文艺人才而高兴，祝家乡不断出现文学新人！把文学搞上去，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是要活跃起来，如多开些作品讨论会、读书会，互相交流经验、探讨创作中的问题等等。再就是建议于今年召开一次武冈藉文学名人的聚会，把在京、津、沪、省会等地的武冈藉作家、教授、著名编辑请回家乡，开些讨论会、报告会，以扩大影响，造成声势，把一批青年人带动起来。以上请与领导商议，看看是否可行。”在这封信中，之洛老师对家乡的几位作家特别关注，一一问到：“曾维浩现在写些什么？小牛呢？三畅呢？请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小曾年轻，嘱他努力学习，特别要刻苦读书，但不要关门读书，要多多接触群众，把书读活。再就是嘱他先不要急于谈恋爱，此事至关重要，请他当一回事儿。”

       1986年年2月10日的信中，之洛老师这么写道：“对于文学创作，你和小牛、维浩、三畅等要好好议议，怎样才能更有成效？过来一段有成绩，但继续这样搞还不行，不能见大效，你以为如何？”    年2月1日的信中，特意嘱咐了这么一句：“请告小牛同志，他的短篇小说已由小邓初审了，第一印象很好的，现正在传阅中。”一篇作品，尚在处理中，原本不必这么急告知作者的，之洛老师如此，无非是他对作品处理之认真，对作者之关切。

       之洛老师的关心，并不仅仅只是在口头上，而总是想方设法为我们创造学习的机会。19  86年深秋，之洛老师与著名作家莫应丰一道赴怀化参加军事题材文学创作会，会议结束后，特意邀请莫应丰老师取道靖县然后到武冈，为武冈的文学作者讲学、题词，让我们受益非浅。他还先后将一些笔会放到武冈举行，以便武冈的文学作者接触更多的编辑、作家，扩大眼界。比如，1987年在武冈的旅游胜地云山举办的“云山笔会”，从京城、省会来的作家、编辑，对推动武冈县的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前期，武冈县形成一个比较有影响的作家群，省作协会员就有六七个，之洛老师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在关心家乡作者的问题上， 曾经有人说他是“老乡顾老乡”。其实，之洛老师对文学创作道路上后来者的关心、扶持与爱护，又何止限于他的家乡武冈？

       湖南绥宁作家隆振彪对此有着很深的感受。他在《鲁之洛是一本书》的文章里这样写道“那些年，市文联年年办笔会，仅本人参加过的便有武冈云山小说笔会、洞口改稿笔会、 “共产党人颂”征文洞口笔会、《小溪流》儿童文学绥宁笔会……每次笔会都涌现了一批好作品，其中离不开鲁之洛的努力与扶植。

       “在云山笔会上，鲁之洛对我的中篇小说《死亡季节》充分肯定，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这中篇已写到了七分，再努把力就能达到九分，要树立信心独力写好。我明白他的关心，在洞口改稿笔会上又删改了一次，更名《昨夜风暴昨夜雨》，但仍有近4万字篇幅。恰在这时，《芙蓉》丛刊的一位资深编辑对此稿感兴趣，准备带去，鲁之洛却不同意，说还要改。我当时听到后十分不满，觉得他太主观，使我丧失了一次机遇。几个月后，经过数次修改后的此稿被《湖南文学》主编看中，被叫到编辑部进行了文字及个别细节的修改，篇幅也压到3．3万字，在1999年第三期《湖南文学》头条发出后，翌年又获得“第四届全国少数文学新人新作奖“，这时我才理解鲁之洛的良苦用心。

       “鲁之洛肯干事能干事，工作中风风火火，虽难免有失措的地方，但总比什么也不干要好。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助人为乐，一生中乐此不疲，像那时的武冈县，一批有成就的作者如周宜地、曾维浩、黄三畅、张小牛等人，就得到他的提携与帮助。在他们的人生关口的重要时刻，是他运用自已的影响与渠道尽力帮助了他们。鲁之洛是武冈人，有人也许会说是老乡顾老乡。其实，对其它他认为有发展前途的作者，也是同样帮助的。我听说市郊农民诗人廖政治、隆回农民作者龙会呤的转干，就是鲁之洛多次向当时市委主要领导汇报情况，提出要求，引起领导的重视后得以解决的。还有他对新邵与隆回的“校园诗人”李跃、马萧萧的倾心帮助更是邵阳市文坛的一段佳话。当时的李跃、马萧萧，是两个崭露头角的中学生，他们所发表的一些诗歌受到鲁之洛的关注。鲁之洛不仅在经济上帮助他俩（如借发稿费名义支援他们），而且还十分关注他俩的成长。现在他俩都事业有成了，其中也有着鲁之洛所倾注的心意。

       “鲁之洛心中装着别人的事。九十年代初，在绥宁召开儿童文学笔会时，他亲自上门，找管党群的县委副书记与管干部的组织部副部长，为我和农民作者陶永喜转干的事极力陈说，介绍我们的创作情况。记得他还为我出具了证明，并找机会向市委有关领导要求关注我们的转干问题……这些努力，虽不能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至少产生了正面影响，特别是他主动关心我们，言行一致而不尚空谈，把这当作份内的事，其人格魅力不是常人所能具有的。”

        对之洛老师千方百计提携年轻人有着很深的感受的，远不止隆振彪。新宁县的曾令超在他《跋涉光明》一书的后记，对之洛老师如何帮助他完成书稿，写下了长长的一段深情回忆：

       “书稿写出来之后，我心中无底。我想找文友们给我看看，有的公务缠身，有的相距遥远，有的正埋头自己的创作。恰好恩师著名作家鲁之洛先生刚从珠海办报回邵阳，于是我拨通他的电话，恩师听后很高兴，爽快地要我将书稿送去。

        “8月23日，我踩着滚滚热浪，由妻子搀扶叩开恩师鲁之治先生的家门，接待我的是可亲的师母——鲁先生的夫人。师母热情地端来凉悠悠甜滋滋的西瓜给我解渴，并与我拉起了家常。师母告诉我，恩师虽已退休，但从未休息过。最近，市老干局请他去创办老年杂志，他自己又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忙得不亦乐乎，四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儿媳都劝他好好享清福，可他就不要这把老骨头。听着师母对老伴的一番数落，我既对恩师崇敬，同时，也深感愧疚，不应该加重恩师的负担。这时，恩师披着火辣辣的热浪从外面回家了，进门就对我抱歉地说：“失敬、失敬，本来我在家等候你来的，但老干局三番五次来电，请去审稿。”一见恩师这么忙碌，我的泪水不禁爬出了眼眶。他坐在我身旁，一边给我递西瓜，一边聊创作，师母已下厨了。一席热情款待后，我真不好开口让恩师受苦审改我的歪稿，但他老人家说，他这多年在外地办报，帮助我不够，现应弥补上。有了恩师的盛情美意，找还能说什么呢？厚厚的一叠书稿就叫恩师去啃了。

       “我回到家没过多久，恩师来电话说，稿已看了，写得很好，很鼓舞人，很引人入胜，并简略作了一些修改。当我翻开他老人家审改的稿子，我被他老人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所感动了……”

       此时，之洛老师已经年届七十年，退休多年，真正应了隆振彪所说“助人为乐，一生中乐此不疲”。

       读之洛老师的八行书，除了感受到他的正直、善良、无私和对文学后来者的提携，还可以看到一个少活生生的性情中人。最能体现之洛老师“性情中人”特点的，无非就是一个“真”字。这个真字，是认真、较真、情真、致真和真实。解读之洛老师的“真”，不同的人大概会有不同的理会。比如他的“较真”，你可以认为是他自信，办事认真，敢于坚持，你也可以理解为他爱认死理，过于主观。但是，你不可能否认那是他情感的真实流露，他是坦荡的、坦率的、坦诚的，与他打交道用不着防备那种拐弯抹角、说一套做一套。

        著名散文家叶梦在她的《皇城气象说武冈》一文中，披露了这么一件事：

“武冈地方这么好，难怪武冈人爱家乡。听说武冈籍作家鲁之洛读郭沫若的《洪波曲》，郭在《洪波曲》中提及长沙的凉薯如何好吃，鲁之洛读后颇为不服。他以为：长沙的凉薯怎能比得武冈的凉薯呢？据说当年鲁之洛还给郭沫若寄去武冈凉薯数枚，并附一信，请郭老回答：凉薯究竟是哪一处的好？此事在湖南文坛流传甚广。”

       叶梦先生很看准了之洛爱家乡的特性，其爱之甚，确实到了“较真”在地步。其实，关于之洛老师在爱家乡上的传闻还多的是，其中有这么一则：

        有一次，之洛老师陪同几个外地来的作家游览武岡，又吹他家乡山好水好小伙潇洒妹子漂亮。这些人知道，当着之洛老师的面是不能说他家乡一丝一毫不好的，自然任他吹去。说到武岡妹子漂亮时，有人插话说，漂亮是漂亮，就是个子矮了些。之洛老师急了，说，武岡妹子，矮也漂亮！

       传说的真实性如何虽然无从考证，但是对之洛老师了解多一些的人一定会相信之洛老师会这样说。他要是不这样说，那才不是之洛老师了。关于爱家乡，之洛老师也从不否认。之洛老师在他的散文集《走近多伦多》后记中如是说：我们都是年近古稀的老人，虽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有过不少波折，见识过种种社会世态，游历过不少地方，但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世界，却是头一回踏入。新鲜感确乎有之，但近七十年的人生阅历和故土情，却并不认为“外国的月亮圆”，反根深蒂固地觉得“月是故乡明”。我想，也许正因为这种“根深蒂固”，才有了他在爱家乡问题上的“较真”，才有了这些传闻。

       之洛老师将“真”是看得比什么都重，其底蕴是他对生活真实的看重。他在多伦多时读到白桦著的长篇小说《流水无归程》，书未看就被其序言打动了，觉得这是一个作家一生创作的刻骨铭心的体验，是金石之言，值得记取，竟然将序言摘抄在日记中：

       “作家绝不是政治家，虽然中国历代的政治家都认为作家会影响政治。今天西方的政治家大部分都已经明白了，作家绝不是政敌，作家和政治家不同之处只是：前者必须真实，后者无须认真。这是作家的上帝决定的，作家的上帝是清醒地生活在现实中的读者，更何况作家还要受历史的检验（因为人类发明了印刷术，建造了藏书楼和图书馆）。……作家的真实追求对于现代民主政治，有百益而无一害。而且，在日渐商业化和消费化的社会中，作家的作品，尤其是文艺作品成了真正的“闲书”。但对于作家来说，在创作这些“闲书”的时候必须十分严肃认真。因为这是我们的事业，为了这个事业，我们曾经受尽磨难，呕心沥血……

       “我以为，这虽是白桦自己的心得，也是值得其他作家共勉的。同时也期望《流水无归程》是白桦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

之洛老师如此看重“作家的真实”，除了是他文学理论上的认同外，更重要的在于他本人追求的就是真实的生活。他是一个实实在在写作的作家，更是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的人。他在散文《家有翠竹》中，将他的热爱生活演绎得淋漓尽致：

“家有翠竹，二十多年来和我相伴相依，为家点缀雅致，带来宁静，增添温馨。也算缘分吧！翠竹来得十分偶然。

        “一天，我正跑着，远远发现平整的土路中间晃着一丝绿影，跑近细看，是一根破土而出的小竹笋，怪逗人怜爱地挺挺直立在晨风中。我正感叹生命的伟力，忽见不远处连绵的竹丛，想来竹鞭伸到哪儿，芽儿就会从哪里爆出，不足为奇。奇的是随后的春去夏来，秋更冬迭，这长在小土路上的竹笋，未遭践踏，居然长成了结实的新竹，挺挺地披风载雪傲立路中。一日，一位老园丁荷锄而过，我问他可不可以将竹送我，移居阳台？他笑笑，连声道：要得，要得！它在这里遭受风雪，进了你屋里，就贵气啰。但不经风雨，恐怕也难把它养活。这老园丁既热情又细心，挥锄绕竹一尺见方范围开挖，保留细根的全部原土，并用桐树叶包裹好，才让我扛回家。

       “我先在阳台一角砌了个两尺见方、一尺多深的小坛，又从附近菜地里挑来三担肥泥填满，将竹子种在里面。小坛傍东面天，迎朝阳，夜漂雨。时日一久，就应了老园丁那话，那经风沐雨、常披阳光的小竹，很快成活长高，翌年春就发出许多小笋，不到两年时光，一杆瘦竹就有了子子孙孙，长成了一片茂竹，绿荫荫的一团，蓊蓊郁郁，站在阳台之上。

      “每当我看书双眼困涩，翠竹就用它满身的绿汁，浣洗我的双眼，让它清凉和顺；每当我胸存梗塞，写作不顺时，静面翠竹，它那微风中微微飘动的绿叶，像只只小手抚平我的心胸，使我茅塞顿开；每当心情兴奋，激动难已时，泡一杯绿茶，躺于翠竹旁，款款领略竹的轻歌低吟，我的心也变平静了。有时，夜半梦醒，见满窗铺着柔白月光，在对面壁上，印了好大一幅墨竹图，好像已故老画家粟干国先生笔下的浓淡相映的墨竹。千百情结，勾我难以入眠。我披衣步入阳台，徘徊在月影蒙蒙的翠竹旁。月色溶溶，夜风轻轻，那临风映月的繁茂绿叶，柔舞，轻歌，款语，像在诉说多年辛酸，又像在细述情谊……”

        操练般迈着很是规范的正步往前走着的军人也好，较真地说武岡妹子“矮也漂亮”，出版近六百万字的长篇小说、短中篇小说集、儿童文学小说集、散文集、长篇传记文学作品，年过七十仍然笔耕不已的作家也罢，我想，真意义上的之洛老师，还是这个与翠竹诉说辛酸、细述情谊的形象。

        这，也许才是我读出的之洛老师八行书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