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自述 （05：波妹之死）

一、

    我在农村时所在大队（现在叫‘村’）共有十个小队，最西边（和邻县接界）的是一队和十队（本地话中，‘十’和‘贼’同音，因此，通常把十队叫做‘么零队’）。
    一队有一家尤姓‘富农’，男的已经去世，余下女的（‘文革’时四五十多岁吧）和两个孩子，男孩叫土根，小女孩叫‘波妹’，当时还在读初中，每天都要背着书包经过我家门前，不高的个子，胖胖的脸，甜甜的笑容，这里的女孩子发育较早，可以看得出来，波妹正在那种成熟的阶段。
    本地农村，一般聚户而居，住房比邻，有的是相傍，最多也只是两屋间隔开一条很狭的小路。可奇怪的是：尤姓的住宅却是‘独立家屋’，它位于生产队的菜地中央——三年‘自然灾害’后，生产队给农户划了自留地，这成片的菜地就一方方地成为各家各户的自留地了。这屋子距村子约有六、七十米吧，和菜地隔开一个河浜就是沪宁铁路了，尤姓的屋子距铁路的直线距离也是六、七十米左右吧。
    划分自留地的时候，各个生产队都是要我去帮他们丈量分割的，我到过那里，是三间平房（那年代当地的住房一般都是这种样式。当时很奇怪，怎么这房子会和村子隔那么远。独门独户的，那个年代，村里还没有电灯，晚上一定很吓人的。我当时很随便的问了一句，是谁家住在这里？熟悉的人给我说：“是富农家。”我也就识趣地不再问下去了。因此，是祖传的房子还是大跃进时的遗留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1963年，我们那里的四清开始了，这次四清是在地区各县同时进行的，后来名气很大的顾阿桃就是这次四清的‘产品’——不识字却可以做大篇的‘活学活用毛选讲用’——是叶群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过凭心而论，这次四清还是很讲‘政策’的，对‘地富分子’，虽然‘上纲上线’，但批判时的‘事实部分’，基本上还能做到‘实事求是’，不夸大；对各级干部的‘四不清’问题，也还能够实事求是地求得真相，基本上没有刑讯逼供的事出现。
    也就是在工作队召开的‘地富子女’会议上，我认识了土根。中等个子，长相不错，沉默寡言。工作队员对土根印象似乎不错，因为他‘交代’了他母亲还想‘变天’的‘罪行’——一块绣了一个空心的‘天’字的包袱布（包的应该不是‘变天账’，因为，如果真有变天账，就不会只拿这包袱布说话了），由此，土根被工作队认定为是有了‘进步’。
    工作队结束四清离开时，离文革大约还有一年多时间，这时，土根年纪也不小了，尽管长相不错，劳动力也强，可他还是找不到对象——‘好人家’的女孩子谁会愿意嫁到‘成份高’的家庭里去受‘苦’，而‘成份高’家庭的女孩子却又想用婚姻来离开这‘成份’的梦魇，于是，‘地富子女’中的男孩子的婚姻问题就变成老大难了。
    土根还算幸运，经熟人介绍，邻县的一个贫农家庭看上了土根的人品、长相和劳力，愿意把土根‘找’来做‘上门女婿’——那家贫农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个女孩子，找了女婿，以后农田里的繁重劳动和养老就无忧了，而土根也可以‘改变’成份，变成‘贫下中农’了，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那‘成份’真是一种奇妙得紧的戏法啊！
    这是好事，出事前有一次我在路上遇到过土根，他还是那样沉默少语，交谈中，他告诉我，女方家里待他不错，我也为他高兴了一阵。可惜的是，也正因为土根的‘出走’，种下了波妹母女后来的祸根——家里只剩下了母女两个人，而且是住在那种远离村子的独立房屋内。

二、
 
    大约是1967年，正是文革风起的第二年。一天早上上工时，人们在传说，‘泾浪’（即一、十队所在村）昨天晚上烧了屋、死了人，但是，又说不清倒底是怎么回事。
    农村的消息传布其实是很快的，不只是普通人在传，大、小队的干部，只要不是上级明令禁止的，也对消息很感兴趣并乐于在熟人圈里传布的，这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因此，这一案件的消息陆续传来。
    死者是那富农家的母女两人，行凶者不只杀了人，还焚烧了死者，因而连带房子也烧穿了，据说，死者在床上都已经烧焦了，只余下后背的一小块地方没有烧焦。
  村子里的人是早上才发现这件事的，晚上没人听到什么声音。还有人说，铁路上晚间查道的工人倒是看到了那房子在冒烟，（那个时代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通讯工具）只是无法通知众人；而且，查道工都是独行者，他们也不愿意和地方上的事纠缠，因为得罪了什么人的话，对他们晚上的行走安全是不利的。
    不少人去那村子里看了，只是，公安人员已经封锁了作案现场，人们无法接近那里。第二天，我和一位同队的正好摇船经过那菜地的前面，我仔细看时，那房子的四面的轮廓还在，还在冒着缕缕轻烟，只是屋顶已经烧穿了。
    死了两个人，而且是毁尸杀人，这是重案，县里和地区的公安人员都到场了。那个年代，信的是‘大搞群众运动’，于是，公安人员和一、十两个队的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想通过这些，在村民里得到线索。
    在我这个队，人们在田头、场上，也在‘分析’这个案子。有人说，可能是流窜犯作案，先是想枪劫，看到波妹年轻，动了歪念，遇到了反抗，于是杀人、灭尸。这种说法被多数人否定，否定的理由是：既然是流窜犯，杀了人后，完全没有必要烧毁尸体，杀了人，枪了东西就可以不声不响地走了，烧毁尸体反而可能引起村人的注意，暴露行迹。
    几个消息灵通人士随即把凶手‘估’了出来，他们在田头就估计是周毛根，一队的‘政治队长’（文革开始后，生产队除了原来的队长外，加设政治队长，负责生产队的政治活动，如队员的政治学习、会议，当然还有对‘四类分子’的批判、监管、斗争）。此人是贫农，据说是苦大仇深的一类人，妻子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一个兄弟是‘耕读教师’（四清后兴起的一种教学形式，教师不脱离生产，挣工分；学生一般两天‘上学’半天，没有课本，也少有课堂——到处可以做课堂，不规定教什么，只要家长没意见就行了，学生大多是女孩子，家长并不要求她们学到什么的），已经分了家了。
    那几个消息灵通人士的理由是：据说，周毛根和那个女富农有一腿。由此，他们发挥了想像力，估计，毛根如果只是和大人乱搞，不会出事的，那大人肯定不敢说出去。最可能的是，毛根看到波妹长大了，年轻人的活力也表现出来了，上了眼，想尝鲜。很可能是在毛根的心里，人家是富农人家，又没有男丁，他又是队里的一把手，因此以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没想到的是，这个举动遭到了母女两人的坚决反抗，双方动了手，也许，杀人不是本意，但死了人以后，就不能不毁尸了，否则会暴露问题的。

三、
   
    没想到的是，那几位‘消息灵通人士’的消息的确很灵通。不久，传来消息，说很可能是毛根作案，据说，毛根的颈部和手背上有不少抓痕，那时正是热天，晚上蚊子不少，因此，毛根的妻子对此的说法是：昨晚上夫妻吵架，毛根颈部的抓痕是被她抓出来的。
    各种消息都有，不久，公安人员撤走了，又过了几天，县里公安人员来到一队，把周毛根逮捕到县里。可是，没有判刑的消息。隔了一年多，又从一队传来消息，周毛根被放出来了，再过一段日子，毛根又是自由人一个，不时要路过这里上街，当然，那队长是当不上的了。
    一个案件，就这样无影无踪地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两个活生生的人，其中一个还只是一个初中的女学生，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小女孩子。
    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抓、月月抓、天天抓’的年代，农村里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早已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打得落花流水，那里还敢有‘反抗’的意志，他们是求‘平常人的生活’而不可得啊。就以尤姓一家三人为例，如果能给他们三人以‘国民待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当场高呼‘老人家万岁’不止。他们所希望的可能只是：能够和村里人住在一起，他们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家庭财产不受到侵犯，他们中的男性（土根）条件并不差，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对象。而这些极低的要求，在那个年代，也正如天上的星星——可望而不可及，这就为更大的悲剧种下了根子了。
    如果他们能够和其他村里人一样聚居，会出现这种悲剧吗？
    如果土根（他可是一家唯一的男、壮劳动力啊）能够在家里就找到对象，这个悲剧会出现吗？
    如果母女两人是贫下中农成份，会有人这样欺凌她们吗？
    如果这是一家贫农人家，这个案件会这样不了了之吗？即使找不到真凶，那么替死鬼总要找一个吧？
    波妹那年轻的、背着书包的影子总是在我眼前飘动，唉，那个年代，那个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