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天国（下）

我和马克沃尔德谈到了犹太复国主义，我想知道就一个德国人而言，他是否对它添加了更大的重要性。政府官员都喜欢用统计来衡量事物。是的，他说他对“奥地利人运动”有深刻的印象。他也当然注意到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反犹太主义的压力已经日益增加，但是它从来就没有形成为一场遍及整个德意志帝国的运动，从来就只是一个小小的少数，是一小撮。绝大多数的德国犹太人都不可能从他们体认的德意志人中分离出来。说有一个失败的或者可以走回头路的被同化 过程，那是不切实际的。德国犹太人确实可能被消灭，但是他们的德意志人的特性却是不可能被剥光的。即使他们就想做他们犹太人自己也是不可能的。

然后我联想到了色利克桑告诉我的有关赫泽尔对于纳粹主义的影响，（向他问起了赫泽尔）。

“赫泽尔？他是谁？他究竟是谁？”

“你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著作？”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菠拉·马克沃尔德也肯定地说她以前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我把这记在了我自己的辩解里。除开我，在德国还有很多，非常多的人到头来还是把犹太复国主义完全保留为外国人的权利。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宣称这样一个地主，一个非雅丽安基督徒，一个极端的同化主义的鼓吹者，可以在这一点上做一个不怎么好的见证人。正好相反，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证人，尤其是他担任的职务使他有一种特别好的洞察力！物极必反，这一命题在那些处在对立对立相反的两端的党派来讲相当有价值，他们比任何人都了解对方。“1916年我躺在帕德波恩的医院里的时候，有神学院大主教为我提供了一批自法国启蒙以来的文学经典，……”

而希特勒则在奥地利度过了他当学徒的岁月，在一条相同的道路上，他从那里提出的“声明”（Verlautbarung），变成了德意志帝国的官样文章，所以他应该是也拿起了赫泽尔的思考和表述的方法。——要找出这一个和那一个之间的交叉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原始风格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可以推定，总体上它们是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

在这次讨论和思考后的不久，色利克桑带给我两部赫泽尔的著作。由柏林的犹太出版之家分别出版于1920和1922年。我带着近乎沮丧的绝望读完了它们。我第一篇关于它们的日记写道：“上帝把我从我的朋友那里拯救出来！如果你正处在一种正确的心态，那么就可以说这两本书为许多被希特勒、戈培尔和罗森伯格针对犹太人的指控提供了证据。这里不需要什么了不得的演绎或者曲解的才能。”

此后，借助于一些关键词和引证，我明确了赫泽尔和希特勒之间的相似和相异之处。感谢上帝，他们之间还有相异之处。

总的说来，赫泽尔从来就不热衷于（种族）压迫，更何况说消灭其他人民，他从来就不提出所有纳粹罪恶的的根本，即一个超级种族或人民被选择为高于所有其他民族，和一个超越所有人类的权力的要求。他仅仅是为一个被压迫的族群呼唤公平的生存权，只不过是要让这个被迫害和虐待的族群有一个安全的小小天国。他只用过一个“下等人”（）这样的词，而且是在谈到加里西亚犹太人的下等人待遇时提到的。而且，他并不是一个心胸狭窄和顽固不化的人，他不像希特勒那样无知而又精神上缺乏修养，他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他只是简简单单地要做一个人，但他只做到了一半，他并没能控制住自己的理性、平静和人性。他只是相信自己是一个冥冥中由上帝派到人间的一个人，他不想做摩西，却会问自己是不是成了摩西第二？他并不仅仅是一个享有着出色的想像力天分的特色作家。他只有一个硬性目标，他的计划只有一个他要目的明确地到达的方向，那就是必须为没有解放的和真正受着压迫的东部犹太大众建立一个家园，这些犹太人还在把自己保守成为一个族裔。一挨他触及到了问题的西方一面，他立即就把使他自己困扰在一个矛盾之中，这一矛盾是他在随后殚心竭虑地想要解决的。

Volk这一个词的定义开始模糊不定，要确切无疑地确定那个负责政府公务的“老板”是一个独裁还是一个议会已经不再可能了。他并不喜欢种族主义的概念，但是他想看到异族混合通婚是被禁止的。他带着望眼欲穿（wehmütig）的仰慕依恋于德国的文化和语言，希望把它们移植到巴勒斯坦，就像来自西方的其他的一切。至于犹太“人民”（Volk）则将由聚集栖息在东方犹太人居住区的普通老百姓组成，等等。从这些不确定性来看，毫无疑问，赫泽尔并不是一个天才，但是他充满热心，也风趣亲近。

然而，一旦他把自己提升到一个上帝派来的人的地位上，并认为自己就是为了他的使命而活着的，这犹太弥赛尔和那个德国弥赛尔之间在智力、道德和语言上的相似程度，就让人不断地一惊一咋了。他“高举起国家和社会的旗帜，旗帜上是七颗星，象征着七小时的工作日，他所向披靡，他无敌不胜。他是一个元首，得到了神的天命，他无所不知，知道他的人民是昏沉迷糊的沉睡中的普通老百姓，这些沉睡的普通老百姓将被他唤醒，组成一个人民。元首一定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景展望。”并且，他一定能够能够体会广大民众的心灵和需求。

尽管他自己有着自由和科学进步的思想，他却将为民众自幼形成的信念创建一个朝圣的圣地，甚至将利用他自己的光环来做到这一点。“随着我的传奇变成了现实，我扫视着，倾听着（他注解说是在一次成功的群众大会之后）。人民是感性的。民众不会看清楚什么的。甚至直到现在他们还对我没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一缕淡淡的轻雾开始围着我飘涌而起，它可能就要变成一团祥云，随我飘渺移动。”宣传就是要不择手段：当一个人面对那些天真无知的普通老百姓，就要谈正统和朝圣的地方，而在受过教育和被融合同化的圈子里，就可能远离势利地大肆宣传犹太复国主义，在维也纳妇女协会上讲话时，他提到的例子就有鲍里斯·冯·明希豪森[1]的《犹太民谣》和摩西·李莲[2]的插图。（如果要我提起这位明希豪森的轶事，虽然他在一战之前在很多犹太人协会诵读过他自己写的大量的犹太诗歌，却是一个在希特勒的帝国里被赞颂的“最伟大的德国作家”，作为一个“血和土的汉子”，他和纳粹相处得好得不能再好了，然后我已经达到了我所要达到的点子上了，当然那是题外之话了）。表面上看似肤浅的排场和招人眼球的符号象征都是不可货缺的好东西，应当高度重视制服、旗帜和节日。令人讨厌的批评都要被看作是国家的公敌。对于重要措施的反对，要严酷无情地打击，对于反对派没有必要“心慈手软”，对他们要尽情侮辱，无须节制。如果那些所谓的拉比反对派转而反对把西方纳为决定命运的精神家园，那么赫泽尔就立即宣布：明年在耶路撒冷见！“在过去几十年的国家退化——他指的是同化——当中”，一些拉比“曾通过淡化解释”一个来已久的口号来总结他们的目标：耶路撒冷的说法真的应该是指伦敦、柏林或芝加哥。“如果是这样地解释犹太人的传统，那么这些绅士们在他们的年收入之外，就当然不会给犹太教留下什么了。”威胁和利诱这两付药要掌握在同等的分量上：没有人会被强迫参加移民，但是任何踌躇犹豫或拖延晚到的人将从两方面都会有一段麻烦。“在巴勒斯坦的人民将会在那些在一段时间里为了受辱而不是为了荣誉而挣扎和受苦的人中甄别他们的真正朋友。”

这两个“元首”简直就在一般的表情和腔调上有着共同点，赫泽尔在很多场合也是用可怕的武器对待他的敌对人员的。他想强迫罗斯柴尔德家族用他们的财富来让犹太人获益，而目前他们却是在让所有世界大国的力量为他们家族的金融发展而工作着。而犹太人民——又来了，我们是一个单一的整体，我们是一个“人民”——中的日益增多的一般百姓怎样为他们自己保持和找到自己的位置呢？它将作为一个金融强头斡旋在战争中的欧洲列强之间。这在原则上将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随着一个犹太国家基础的建立，将会有足够的居住在欧洲境内的犹太人民起来，他们将会依靠他们自己的国家并为这个国家服务。这一点就为纳粹主义作出丰富的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

屡见不鲜的是他们俩的个人亲和力以及语言上的一致之处。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希特勒政权的那些被称为“历史性的”酒会、演说以及其他事件的数量。而赫泽尔在散步时向《新自由报》的总编提出他的思想也是被称为“历史性的一小时”。而只要是他为之欣喜的外交成功，无论那是何等的微不足道，都将立即被载入世界历史的史册。而且在他的日记里他倾诉了那么一个时刻，此前他的私人生活就此中止了，而他的历史性的生活开始了，……

他们之间的通信——无论是智性，还是书信风格，无论是哲学还是推理，以及政治，一再不断地显示出他们是那么相投，彼此还互相鼓励对方！赫泽尔所谈论的所有的有关一个一体的人民的思想，只有一个人是真正适合于做这个犹太人民的：那就是犹太人的敌人和迫害者。从这一观点来看，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犹太人确实是在他们的敌人希特勒的眼中联合成了一个“全世界犹太人”——这个人本身，他的复杂的迫害欲以及他的险峻狡猾的狂躁给了这个从前还只是作为一种想法存在的思想一个具体的形式，他比赫泽尔更多地把犹太人改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国的支持者。而赫泽尔则是再次帮助了希特勒——离开了他，希特勒又怎么可能为了他的目的而收罗到更加至关重要和更加实际可行的思想呢？

要准确地说清这个颇为夸张的问题所涉及的一切，恐怕要一篇博士论文都不够。毫无疑问的是，纳粹理论是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刺激和充实的，但要确切地说清楚“元首”和第三帝国的合撰稿人具体从犹太复国主义那里攫取到什么，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问题是，赫泽尔和希特勒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着同一份遗产的滋养。我曾经确定了纳粹主义的根，那就是一种堕落变态的浪漫主义，偏激固执而又冥顽不化。而在这里如果我加上这让人眼花缭乱的浪漫主义，那么就可以说我已经确定了这两个“元首”在知识和气质上的相同之处了。赫泽尔的模特就是那个在不少场合被恭维是“含情脉脉”的威廉二世。他毫无隐讳地承认威廉的英雄姿势——对他来说，用上扬的胡子来掩饰伤残的手臂，已经不是秘密——的心理根源只是让他对这位德皇产生更为深切的情感。这位犹太摩西也曾有过当一名身披银色盔甲的近卫军的梦。——而希特勒以他的眼光则把威廉看作一个对人民犯罪的贪污犯，但他仍然是和赫泽尔分享着那份崇敬英雄的深情，以及庸俗浪漫主义的Penchant, 甚至应该说，他在很多时候是超过了赫泽尔。

我自然会对“枢密使太太”爱珥莎谈起赫泽尔的理论，而她当然是了解赫泽尔的。不过她对他并不能激起任何热情，既不会有非同一般的热爱也没有特别强烈的厌嫌。她只是觉得他太过于“低级趣味”，“智商”不足。他出现在穷困的东欧犹太人面前，可以说是充满了好意，并且毫无疑问地为他们作出了值得称道的奉献。“但是他对我们德国犹太人无话可说，更要紧的是，他passe了只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才是他情有独钟的。他那里的政治倾向并不会引起我太多的兴趣，同样地，那些赞同赫泽尔的中产阶级的温和党派，极端国家社会主义党派，共产主义党派及其盟友苏联都不会引起我多大的兴趣。能引起我兴趣的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纯粹精英的领导才能，而在今天只有布博才毫无疑问地具备着这样的才能。我赞赏马丁·布博，如果我不是那么狂热——原谅我吧！——如果我不是那么完全彻底地贴身依附于德意志，我将会对他表达我全身心的支持。你所说的有关赫泽尔的庸俗浪漫主义无疑是对的，但丛另一方面讲，布博则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彻底的纯粹，完美的渊博。我几乎可以说他是一位完美的德意志浪漫主义者：为上帝起见他最终选择一个分离的犹太国恰好是因为来自维也纳——希特勒确实来讲是下令停止指责这个分离犹太国的，而其他党派却是情钟于此的，而你则在这个帝国转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德意志人。布博的最清晰表达的纯粹德意志构想，可见于布博的回复法兰兹·罗森兹维格的书信文字。我将送给你罗森兹维格的书信。”——后来她竟把她拥有的两部相同的书信集的一部，作为弥足珍贵的礼物赠送给了我，我一再对它感伤不已因为它提供了那么多的洞察智性历史时代的见识——“这里会有有关布博的一些东西”……

这里要简略插入一段有关我的哲学科学的题外话。我的记录对话的“理维（Livy）”风格只是非常名副其实地“理维杨（Livyan）”式的。它们都取自我的日记，它们都是在我印象清晰如新的时候每天逐日逐条地写下来的，而我聆听到的娓娓语调至今依然萦绕于耳。布博对我来讲并不陌生，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他已经是一位广为人知的宗教哲学家了。而罗森兹维格则少有名气，并且英年早逝，我之前从来就没有接触到他。

布博就是这么一个非凡极致的浪漫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他使非常典型的犹太主义扭曲变形，走了它的反面。这整个发展过程展示了最明确的逻辑理性，以及一个脱离了由灵敏感性构成的典型犹太主义的心灵的上帝的概念，而卡巴拉（Kabbalah[3]）和以后的神秘主义的爆发，只不过是对于这种全能超力的逆反反应，并且明显具有统合的趋势。对布博来说，犹太神秘主义最为重要，最具创造性。犹太人只是偶化产生的化石体和退化物。他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神学家。本来东方人总体上都是信仰神祗的，但是就所有东方人而言，只有犹太人达到了信仰的顶尖巅峰。并且因为千百年来他们和生气勃勃的西方世界就有着紧密的联系，和其他有着不同信仰的人也有着联系，他们当今的使命就是从地中海东部国家和西方国家当中统合整理出最为理性的思维，往返周旋其间，统合他们。正是在这一点上浪漫主义，确切地说是浪漫主义语言学家登场表演了（不过，在赫泽尔那里是浪漫主义的政客登场）。在涉及到信仰方面，犹太人已经在巴勒斯坦找到了他们的子午线，他们不再是浪迹天涯的游人走族，他们原本就是有着立足之地的原住民。所有的映像，布博对于此的所有的想像就是要指出他们的“上帝就是这片大地的法定尊贵的主人，他的庆典就是这片大地的庆典，他的法律就是这片大地的法律”。而“不管那些被先知们拔高的宇宙精神达到多高的高度，……他们的宇宙精神也总是要在迦南的这片充满灵性的土地上找到栖身之处的，……”在欧洲，犹太人的灵魂（就是那个在西方世界经历过天堂和地狱的灵魂），特别是那些恪守教规的犹太人的灵魂，已经蒙受了严重的伤害，然而“一旦它触碰到大地母亲，它就会重获新生。”布博就是这样带着脱离日常生活的清高，清教徒的克制，以及对于神秘隐晦的钟爱，沉湎于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思维和感应之中，沉湎于浪漫主义的语言世界里，特别是沉湎于新浪漫主义风格的诗风和哲学。

这样的状况在佛兰兹·路森兹威格也是相似的，虽然他并没有迷失于神秘主义之中，并且拒绝放弃在地理上和德国的联系。

我将继续揭开我的第三帝国语言的本来面目。犹太主义的本质，以及犹太复国主义的正义行都不是我的菜。（一个宗教的犹太世界将很可能只能排上个老二，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更多的世界范围的侨居子民则是深得上帝意志所愿而排在第一。然而不论是第一还是第二，都不曾在上帝的大地上拥有一块原生地，因为这个上帝为他的子民指定的使命根本就不是要他们仅仅成为子民，不要被有限的空间和短暂的肉体所束缚，而是要他们成为无根可依的，只为朴实无华而活着。然而，亲爱的上帝，为了这一切，我们费尽了多少的哲思和心计，为了那贫民窟的功能已经成为包围精神个性的藩篱，为了这一藩篱已然成为一台绞肉机，为了一个毅然决然的阿比突然爆发的方式思殚虑尽。——正如“伟大的斯宾诺莎”布博说的，在自相矛盾中展开自己的说教——另外，还为了突破和被舍弃的新的国家边界费尽脑筋。而可怕的是，苟延残喘的我们竟然还这么殚思竭虑地活着！）

我将继续我的主题。布博的性格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风格特征，就是一些特别词语，它们在他的话题里就是具有那么神圣的光泽，诸如查验（Bewährung[4]）、独一无二（das Einmalige）和唯一性（die Einmaligkeit）。这些我在纳粹那里，以及在卢森兹威格和其他一些作家那里，在各种书籍和报刊文章里是那么频繁地见到的词语。他们屡次再三地热衷于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去引导知识阶层的关注，去吸引大众的眼球。

布博和卢森兹威格之间在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他们在某些价值观上的接近相似之处——珍视农耕和神秘主义高于游牧主义和理性主义正是卢森兹威格思想的核心，难道这不比希特勒和赫泽尔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加令人不安吗？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从两个对子的共同性上讲，就是浪漫主义，不管是世俗的还是正宗的各占主导的时期，也不论那些清白无辜的和毒素交织的，是受害者还是帮凶，它们两者都是来自同一个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