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征服者的语言（中 )

这两个第三帝国语言的奴隶之间的敌对状态到2月13日那一天得到了平息，他们被埋葬在了斯珀列尔嘎思（Sporergasse[1]）的犹太屋的废墟瓦砾之下了。

如果这种语言奴役仅仅是表现在每天的言词说话中，那么它至少还是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不介意他自己说了什么，是相当地有赖于他一直不断地耳濡目染些什么。但是，犹太人的印刷语言是经过了许多次的仔细彻底的检查，又可以怎样去理解它涉及的事物的呢？作者们在斟酌过他们的文字之后才把它们写下来，而在校勘时又还要再三掂量几番。

早些时候，有一些犹太人的期刊还在发行，我曾经看到过这么一个葬礼演讲的题目，“纪念我们的领导（Führer）列文思汀”。这里，这个“领导”是指一个社区机构的主席。然而我立即对自己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疏忽，在诸如演讲之类的场合里人们可能会发觉有诸多的情有可原之处，即便是一个葬礼上的演说者，他也会想着热门一点说事。

现在已经是1940年代了，犹太期刊或者公开的犹太布道书已经早就消踪灭迹了。代替它们的是，在犹太屋里，还能看到犹太现代文学。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旋即而出现的趋势，就是分化成德国人和德国犹太人两个部分。犹太复国主义在帝国找到了立足之处。所有门类的明显是犹太的出版社和图书俱乐部相继建立，由犹太作家以犹太人和德国犹太人的主题，专门出版了犹太人的历史和哲学著作，以及犹太文学著作。这些出版物通常都是通过订购成套售空。——我认为未来的语言历史学家如果想要接纳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诸种元素，就会为这种出版和流通的方法感到丢脸。——并且，我们还自然而然地看到了大量的“非雅丽安人”的这一类的出版物。尤其是我们的朋友斯坦尼茨，他就有广泛收集了这一类的出版物。对他来说，订购这些成套供应的每一本书就是他的求学受教的义务和精神上的责任。在他的收集中，我看到了布伯[2]的书，贫民窟小说，以及普林茨[3]和杜布瑙[4]的犹太历史，等等。

在斯坦尼茨的收藏里我偶然发现的第一本书，是犹太图书俱乐部出的一个集子，《从贫民窟到欧洲：19世纪的犹太知识分子的生活》（Vom Getto nach Europa: das Judentum im gestigen Leben des 19 Jahrhunderts），作者是艾路易思尔[5]，1936年在柏林出版。尽管我不了解亚瑟·艾路易思尔个人，但我一直是从他那里得到文学滋养的。在1890年代，当我开始对文学唤起了兴趣，他已经是《霍氏日报》[6]的剧院评论了，对那时的我来说，那是一个我所想得到的最为高级、最为理想的职业。如果今天由我来面对艾路易思尔的成就，那么我要说在那些日子里，他的成就是和那一时期（亦即还没有被乌尔斯坦[7]接手之前）的“沃丝姨妈”完全一致的。他的成就令人激动的，而是稳实可靠的，不是革命性的，而是体面自由的。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眼光是相当地清澈无瑕，完全摈弃了民族主义的偏见，始终把眼光放在欧洲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就是艾路易思尔在他的法国启蒙时期的剧作的重要的博士论文里写到的，而他们却永远是理所当然地在前景里整个就只有德国。没有一个人能够想到这些是出自一个德国人的手笔。而在现在，多么可怕的变化哟！从书的第一行到最后一行，字里行间都写满了一个失意落魄和被驱逐的人的那种绝望无助。这真是要字字铭记的，在书的主题格言里，用英语引用了作者的一个美国亲友的一句话,“We are not wanted anywhere”，在德文格言部分，写着“Juden überall unerwünscht”（犹太人无地可栖）。在早年希特勒的时候，一些餐馆酒店的窗户上会贴上“不要犹太人（Juden unerwünscht）”和“犹太人免入”之类的温馨周到的告示，以后这种禁令就变得肆无忌惮，以致于到处都不再需要贴这样的告示了。在书的最后章节，他谈到了贝特霍尔德·奥尔巴赫[8]的葬礼，贝特霍尔德·奥尔巴赫是一位虔诚的犹太人，也是一个热心衷肠的德意志爱国者。福尔德里奇·西奥多·菲舍尔[9]在纪念演说中说他将在死后重生，但是艾路易思尔在结论里补充说，“作者及其朋友的时代，是自由主义已然成为一种普世观点的时代，是德国犹太人已经把希望寄托在其上的时代，但这些都被埋葬在同一块土地之下了。”

不是因为一种抛下自由主义的无奈，意趣相融的文人骚客都会认同他的放弃，甚至不是因为他在绝望中已经半推半就地接受了犹太复国主义，虽然这已经是艾路易思尔的书让我诧异到震惊了。绝望和寻求救助，说到底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如被打耳光一般的侮辱，连续不断一再重复地让我感到侮辱的是，这本民间著述已然谄媚逢迎接受了征服者的语言，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着第三帝国语言特征所具的语言。易繁就简地说，就是一种趋之若鹜的羊群效应：德国犹太人要有所寄托他们的希望，而人性正在减退的是日耳曼人。

这样的语言屡屡再三地出现：

——当他们在柏林把尼古拉的启示录翻译成批判哲学的时候，就把这描述为“一个犀利的突破（einen starken Umbruch）”。

——在文化方面，犹太人相信他们自己将和日耳曼人同化（gleichgeschaltet）。

——迈克尔·比尔[10]的《贱民》（der Pariah）是一个隐晦的（getarntes Theaterstück）剧作，而海涅的《奥曼厍》[11]则是一个隐晦的犹太人（getarnter Jude）。

——沃尔夫甘格·蒙泽尔[12]只是在为在德国过上全面自给自足（Autarkie）的知识生活抗争着。——伯尼[13]只是侥幸活在男人寻衅好斗的年头，他并不是因为听从了海涅和迪士瑞黎[14]的所谓的召唤血气（Anruf des Blutes）的神秘旋律才误入歧途的。

——社会调节义务的信念 “ausgerichtet”（指定）了现代写实主义戏剧的过程。                                                                                                                                                                                                                                                                                                       

当然，他也不会漏过“强制的行动”（das Gesetz des Handelns）这么一个词组，这个词组可能得自克劳斯维茨，并一直被纳粹使用到灭亡。再有就是“装备（aufziehen）”，“群众强制（Volkhaft）[15]”，“半犹太人（Halbjude）”,“混血杂种（Mischling）和“火炬手（Vortrupp）”，等等，……

放在艾路易思尔著作边上的是鲁道夫·法兰克[16]的短篇小说集《先人和子孙》，因为它们是同一个系列，又在同一年出版的，所以放在了一起。我在日记说这个集子的非常核心之处就是通篇“飘逸着”第三帝国的语言，而如果要我今天用更贴切的形容来表达，我也无法找出更好的词儿来。诸如 “氏族”（Sippe）、“全体职工（Gefolgschaft）”、“装备（aufziehen）”等等的词都证明了小说集的第三帝国语言的词汇特点，使人更加因为作者竟还是在刻意模仿歌德的叙事风格而感到奇怪。而他在更为根本的方式上，而不是在简单的遣词表达上，陷入了征服者语言的折磨。他谈到了1935年的德国流亡者到缅甸定居，靠着回忆自己的祖先在故乡的经历来充实和满足他们的思乡之情（充满了诗意，虽然对大部分来说，这样说并不恰当）。作者这样解答他笔下的人为什么抛井离乡，从挚爱的莱茵河畔移居到异国他乡：“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其他的凡是和德国相关的文字，都保持了历史短篇小说集的风格，每篇都一律不变地带着对于传统的敏锐感觉讲述着犹太人的故事，这些犹太人都是满腔热情的德国人，而不是“超越在外的德国人”（deutschtümelei）。人们或许会在某些方面有所预期地从小说里看到作者对于这些移民的看法和态度，他们带着对于德国的传承的挚爱离去，对于那些把他们赶出去的人应该会有一丝仇恨。但是实际却远不是如此，而是它的反面！它令人看到了作为一种悲剧性的缩命，人们埋藏在心里的，只有一种爱，埋藏着一颗同样热爱古典日耳曼和古典希伯来的爱心。人们之前被驱逐离开德国的“天堂”，是难以怪罪在纳粹头上的，主要是因为人们这种感觉和判断事情的方式方法和纳粹他们做的，是一样的。

可以存在日耳曼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吗？不，不！上帝已经分开的，没有人应该聚合在一起！——我们唱着“来自杜尔塞多夫的诗人[17]的思乡曲”，“上帝为什么救助他，我没有答案”，但引起了我的乡愁思念。“我们是流浪者，我们到处流浪，流浪违背了我们的希望。”我们无法建立自己的家园，我们永远将让我们自己漂泊在流浪的日子里（从纳粹的观点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寄生虫生活”）。而现在，我们就要建造宝塔风格的教堂，我们流浪的尽头将是那片帐篷遍地的土地（Laubhüttenland）。“Deine Hand dem handwerk”（用你的双手去工作）！在纳粹当政的早期，就能读到这么一条第三帝国语言的标语，而希特勒以及他的同伙们则在那里反复指控着犹太人都是奸商和书呆子。法兰克的小说则在赞美一个犹太家族历经四代从事着同样的手艺活儿，把他们描述为一个道德的典范，毫无隐讳地宣讲着回归“自然和手艺”的道理，他污辱了那些想要再到缅甸给这些犹太人拍电影的电影制作人，——“你就等着看到我将为他们装备出什么样的产品吧”

一个叛徒和恶棍。——小说指控一个犹太人污染了一口井，他为了他自己的清洁，就到他所在的地方的所有水流去喝水，共喝了十四杯水，“小河和溪流的水流进了他，流过了他的血管和体腔，流到了他灵魂和感觉的最深处”。而他还是被宽恕免罪了，并在莱茵河畔得到了一所住房，他“跪在他喝遍了它的乳汁的土地上”，发誓将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它。难道可以认为“血和土”[18]的说教会比这更富有诗意？

当我们最后读到年轻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将要和一个孩子来到一个她们的新的故乡，作者令人尴尬地用一种似乎连他自己都不欣赏的颇为滑稽的庄重笔触，告诉我们，这“两个母亲……像姐妹一样疾步走去，……承受着新的一代进入了她们肥沃的土地。”难道我们没有从这里看到作者对于第三帝国有关生殖和妇女角色的说教是完全赞同的吗？

我非常勉为其难地把这本书读完了。一个文学史家不能因为他发现一本书是令人厌恶的而把它抛在一边。书中人物只有一个让我感到有趣，他就是恶贯满盈的福莱德·巴赫士鲍姆。福莱德来到缅甸后，继续恪守他的职业担任着电影制作人，就和他在故乡曾经做的一样。作为一个欧洲人，一个现实的人，他不愿让自己的真实内在失去。他拍了很多幽默搞笑的电影，但他从来不会对自己和别人做出搞笑戏谑的行为。不，如果每个人在犹太屋里也使用着征服者的语言，那也只能是一种未经思索的被奴役状态，这并就等于是赞同他们的教条或相信他们的谎言。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星期天早晨，我们四个人都在厨房里，斯杜勒和我都在帮助太太们洗涤。芙劳·斯杜勒是巴伐利亚人，她的外表透露着巴伐利亚人特有的健康大方，当时正在安慰不耐烦的丈夫：“一旦你能够再次为你的服装公司出差——总有一天这会发生的！——我们就将有一个佣人。”正在抹干盘子的斯杜勒先是大声喊叫着，叫人没有听出一个词儿来，然后情绪激动地强调说，“我再也不会去出差了。……他们是相当的对，这是徒劳的，这是在讨价还价。我将去做园工或其他活儿，我要和大自然亲近！”

征服者的语言。你不说这种语言，不会有任何损失。但是你和它息息相关，你要根据它来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