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日耳曼之根

我被允许带到犹太屋的书籍，少得可怜，这些书里面，与我的专业相关的专业著作，就只有威廉姆 舍雷尔的《德国文学史》了。这是我在慕尼黑大学做一年级新生时就有的一本专著，从那时候以来，我反复研读，一再查阅。即使在现在，每当我回到舍雷尔的书里，也是仍然经常地，确切地说，是一直为他的思想独立，他的客观公允以及他的知识水准所打动，程度还超过了我在早期受业时初次得益于他。一次又一次，他的精辟的见解和判断，给了我比此前的年月所受更为深刻的感悟。然而，德国发生的可怕的变化，意味着人们在早期所见的德意志性格的表达方式，要换上一种不同的眼光。

现代德语和过去各个不同时期的德语之间的可怕的差别是怎样的呢？我以为一直以来，我已经找到了法语的“永恒特征”（les traits éternels），认为这是一个民族性格的不会变易的特征，这在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或者，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并且在我的著作里一直是强调它们的。难道这都错了？举例来说，希特勒之流针对赫德尔[1]宣称他们是人道的，难道是对的？歌德时代的德国人和支持阿道夫 希特勒的人们之间，是否存在任何的理智性的联系呢？

在我从事着文化研究的年月里，尤金 李尔奇[2]按照我的思路抛出了一个词儿，这个词以后一再被用到，他指出了是我发明了“长命的法国佬”（这就好比“长命香肠”）。后来，我看到了纳粹是如何恬不知耻地着手于用一种荒谬绝伦的文化研究武装思想的运动，以此从权利和从上帝的意欲两个方面把日尔曼提升成为一个优秀民族，并把其他的民族降格为较低级的动物的地位，而让我羞愧和不安的是，在这样的运动中，我曾经扮演了一个角色，确切地说，还是一个冲在前面的角色。

不过，通过整个的深入反省，我一再得以证明的，是我问心无愧：我曾抓住魏克斯勒的《精神和心灵》，抨击说这部由一个柏林教授撰写的重磅巨著充满了可笑的沙文主义，教坏了整个柏林地区的中学教师。然而问题不是我问心无愧，任何人都不会对此感兴趣，问题在于不可变易的性格特征是否存在。

那时候，塔西佗是个高度知名和经常被引用的人物。在他的《日耳曼》里，他给日耳曼祖先描绘了如此美妙的一幅图景。并且，从阿米尼乌斯[3]及其追随者起，还有一个直接的继承人，这就是经过了马丁路德和伟大的法雷德里克[4]，直到率领着冲锋队、党卫军以及“希特勒青年” 的希特勒。这些历史学的分析中，有一条激起了我去思考舍雷尔在日耳曼人问题上暗示了些什么。我是在不经意中读到他的一段话的，它使我惊愕，从某种程度上讲，它还救了我。

舍雷尔阐述了日耳曼人的智力的提升和衰退都和不折中妥协的周密古板性相关，他们引向了不同寻常的高度和深度：“缺乏一种适中的度，看起来就要成为我们的智力发展的一种阻挠。我们向上提升越高，相应地也就陷得越深。我们就像条顿人，在押注掷骰中，输掉了全部家当，就用他自己的自由下了最后一注，还是输了，于是，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被当作奴隶卖了。这里要加上塔西佗，他就是讲这个故事的人，他揭示了条顿人的宁折不弯的固执程度，即使是为了一个不好的起因。他们自己把这叫做‘忠诚’”。

在那个时候，这已经使我认识到了，德意志的性格的上佳和最坏的两个方面，都可以追踪到一个普遍而不易变更的特征。这就是说，希特勒主义的兽行和古典德意志文学以及德意志最理想的哲学的浮士德式的偏激固执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五年之后，当大灾难已经发生，当全部的兽行以及德意志人的没落的真实程度都全部无遗地昭然于天下，我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一个过时的印记又回到了塔西佗的这个章节。那是在普利维尔[5]的《斯大林格勒》提到的。

普利维尔提到了在俄国境内的一个德国路牌，“顿河上的卡拉奇，距莱比锡3200公里”。他注释说，“这是一个奇怪离谱的炫耀，即使是在实际的距离上增加了1000公里，它仍然只是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极端的冒险更为地道的表述。”

我敢打赌，作者写下这句话时，他心里既没有想到塔西佗的《日耳曼人》，也没有想到舍雷尔的学院式做派的文学史。毋宁说，他把他自己埋没在当代德意志的没落之中，以期寻找到它的终极原因，他却不知道他的意愿正巧反映了同一个性格特征，那就是极端固执和无视一切限制。

一个浪漫主义者，不管他是否把他的浪漫主义性格在诸种场合表现出来，不论是在宗教的怜悯中，还是在艺术的结构里，在哲学的理性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里，在道德的体验中还是在罪恶的感应里，都是以“漠视界限”来显示这种浪漫主义的意念和行为的最基本的构架。数百年来，德意志的每一个行动都构成了浪漫主义的一个阶段，这种阶段构成甚至还是在浪漫主义的内容和概念词产生之前就已经形成了。这对于罗曼语的研究者来讲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因为在中世纪，法国是德国的宗主，物产的供应者，不过，不管德国学到了哪一种法国的主题，它都总是要在这里或那里去违反它的原本涵义。

在舍雷尔评述的上下文里，是把第三帝国的军队和阿米尼乌斯的条顿军队联系在一起了，而普利维尔的评论则是无意地和不带研究目的地偶然涉及到了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朦胧的见解，而我则被德国过去的理性和第三帝国的背信弃义之间具体的联系所产生的问题困扰着——这种背信弃义用第三帝国语言自己的表述，则和“毫无人性”（Untermenschentum）是完全的相契合体。所有的这个民族的可恶的东西难道都只是模仿和引进来的？难道这个民族早在第一波法国病菌侵入之前的好几个世纪，就已经被一种剧毒的意大利病菌留下了毒素的巨大伤害？难道我能够从这样的答案里得到满意的解释吗？

问题是一切并不只限于它是如此地更为恶劣，它还在根本上和意大利不同，它比意大利更为有毒。法西斯宣称它要成为古罗马帝国的合法的继承者，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命中注定地要复兴古罗马帝国。然而法西斯主义没有用它的可怕的结局来给我们上课，说它的地区所要被夺回的居民都是次于罗穆卢斯[6]的继承人的低劣民族，他们也没有认为整天喋喋不休地宣称这些下等国家是没有救赎希望的，是自然而必须的。——至少在它被它的徒子徒孙，第三帝国再次传染之前，它不是这样的。

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我已经在多少年里一再提出的：我不渲染纳粹制度下的反犹太主义的作用，难道是因为我自己曾经受到过它的可怕的影响？

是的，我没有渲染它，因为它是昭然于天下的，那是纳粹主义的非常核心的部分，是涉及它的各个方面的决定性因素。反犹太主义是一种怨毒的仇恨的最毒的症结所在，它由希特勒这个败坏腐化的奥地利小资分子公开提出，反犹太主义是他政治上的偏执而狭隘的中心主题，一般认为，在斯库讷尔和鲁厄格尔时代[7]他已经开始考虑以此来从政。反犹太主义自始至终是纳粹党宣传的最有作用的手段，是它的种族教条的最有作用和最为人知的明确宣示，而对于德国的大众来讲，这的确是难以从这个种族理论里区分出来的。比如，德国大众对于所谓的黑鬼文化[8]的危险到底知道了多少？他们个人对于所谓的德国东部和南部的下等民族的见识又具体到怎样的程度呢？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个犹太人。对于德国大众来说，反犹太主义和种族教条就是同义词。而整个种族傲慢自大之下的越轨行为和要求，每一个征服，每一项暴政，每一种残暴行为，甚至那些大屠杀，都因为这个“科学的”，或者毋宁说是伪科学的种族理论，而得到了解释和辩护。

在我了解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及其毒气室之后，以及在我读了卢森堡的《神话》和张伯伦的《基础》[9]之后，我不再怀疑反犹太主义和种族理论对于纳粹主义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了。（不过，有一个问题只能从个人的原因上加以解答，即种族主义教旨是以反犹太主义为真正的出发点的，还是仅仅是作为那些种族灭绝事例的借口和幌子，在这一点上，反犹太主义和种族理论并不能天真地被看作是相同一样的。）如果这将被证明是一种日尔曼特有的流毒，一种自身散发的日尔曼理智主义，那么那些适用于来自外界的表现、个人习惯以及政治上的权衡等等的证据，就将变得苍白无力：如果这一点成立，纳粹主义就不是外来的灾祸，而是德意志性格本身蜕化的结果，是那些“永恒特征”的一种病态的表现。

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带有社会的、宗教的和经济的原因的，其发生经历了不同时代，也出现在所有的民族中，或者是张三，或者是李四，或者是缓和的方式，或者是暴戾的方式。把它描述成是日尔曼所特有和独有的种族主义是不公正的。

但是，有三件事使得第三帝国的反犹太主义完全新异独特。第一，这场瘟疫一经爆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剧烈，而且其事历时恒久，超过了此前。我的意思是说，在1933年之前，或此或彼地，发生过一些反犹太主义，这就好像曾经在欧洲沿海发生过霍乱和鼠疫一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人们本来可以确信，在文明世界里，不再存在像在中世纪那样的，让瘟疫摧毁整个城市的危险。同样地，犹太人可以像在中世纪那样再次被剥夺权利和再次受迫害也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二个独特的特征，和这个过失落伍的的主义联系一体的，是这种反动并不是过去的表现形式的延展，而是彻头彻尾的现代版，它不是一种民间的造反，一种疯狂的暴乱，或者一种自发盲目的大凶杀（虽然在一开始，自发盲目总是被用作杀人的托辞），而是一种高度组织的和设置了所有的技术细节的周密计划， 因为任何人在今天纪念那些被屠杀的犹太人，都会想到奥斯威辛的毒气室。而第三，其最关键的“发明”，就是把对犹太人的仇恨，牢牢地嵌入到了种族理论中去。在早期，对于犹太人的敌意是针对一个站在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社会之外的团体的。国家对宗教和习俗的采纳，是为了一种宗教和习俗的差别的平衡补偿，也是为了模糊淡化（至少这是为了成功的一代）宗教和风俗的差别。而要消除那融入血液里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差别，就使得任何平衡补偿不再可能，所以只有按照上帝的意旨，使隔绝永久化，并使它合法化。

这三个“发明”互相时非常紧密地联系为一体的，而这三点都是和塔西佗所论述的基本特征相关，“固执韧性，哪怕是为了一件坏事也如此。”反犹太主义，作为一种祖辈传下来的传统，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固执。它被宣称为是科学的，我还要谢谢他们，那样它就不是一种过时落伍的主义了，而是应该整个地按照现在的思路去对待才更为合适，而作为被认为几乎是它自身已经证明的结果，它应该是尽可能地用最科学的理论来进行支配的。这就是说，它应该带着极端的残暴去这样做，而这还是和那个偏激固执的基本特征密切关联的。

威利 赛德尔1920年写了《新丹尼尔》[10]，小说里面有一段故事情节，中尉楚克斯克维德特，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日耳曼人，这个人物是他那个日尔曼社会阶层的典型人物，他使得我们感到他在国外是那么受到憎恨，而在家里又是那么枉费心机地痴迷于攻击。这个人物不是不称职，他做的所有的事都说明他并不能列为小说的主要反角，而确切地讲来，他也不是一个施虐狂。但是，他被命令去淹死一些小猫，当他从水里拿起麻袋时，一只小猫还在喵喵呜咽着。于是，他就一边拿起一块石头把它砸得血肉模糊，像“草莓酱”一般，一边嚎叫着，“你这个愚蠢的畜牲，我要让你知道彻底完蛋的含义！”

有人或许期望作者能像罗曼 罗兰描述了两类性格不同法国人和两类性格不同的德国人那样，对他的判断保持着一种忠贞不移，直到故事结束，因为他基于公正，清晰如实地描述了颓废堕落的一代的一个典型。但是没有，故事的结束，却是对这个 精心冷酷的猫虐杀凶手的宽恕和同情，他被美化地披上了一种更积极的东西，相反地，在小说的演绎中，美国人却被越来越严厉地抨击，而使故事朝着民族对抗民族的方向展开。之所以会有这种宽厚和严厉，是因为德意志一直是种族纯洁的，而美利坚则是混合的种族——举例来说，辛辛那提的居住民就是被描述为“这个人口的一半是被近亲繁殖败坏了，另一半则过滥地为印第安人和犹太人的血统所污染渗透。”在另一个地方，他引用了一个日本旅行家的话来证明，“那帮爱尔兰人、荷兰人、黑鬼和犹太人的混合杂种”[11]。这里，紧接着在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到希特勒开始上台之前，这种基本特质已经被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作家展示得秋毫分明了，而他在其它诸多场合里，还是成功地做到了公正的。人们必须问自己了，是否，这种种族主张的重要性是作为掩饰一种基本的反犹太主义的姿态的托辞和手段呢？这个问题已经是无可回避，它在战争中已经有所反映：在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12]里，酷烈的拉锯纠缠，却没有任何进展，“正义的主人抖着他的山羊胡子，眨动着无表情的闪米特人眼睛，不断从对抗的这一方到那一方，换来换去。这是举世皆知的新闻”。

把纳粹主义从其它种类的法西斯主义中区别开来的，是它把种族主义的内容简化到独一的反犹太主义上，并完全以反犹太主义来发泄这种种族主义。正是在这一点上，它蒸馏产生了它的所有毒汁。在对待那些不能作为犹太人来消灭的外国的政治敌人方面，这一点表现的最为明显。由此，布尔什维克主义就变成了“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法国人就是“黑鬼化的”和“犹太佬化的”，而英国人更是可以被追踪到圣经上的犹太人，被认为是迷失的一群，等等。

日耳曼的基本特性的肆意发作，以及吊住一根筋的偏执专注，和对于终极无限的执着痴迷，为这种种族主义内容提供了最富饶的土地。然而，难道这真的是日耳曼人的发明吗？如果有人要追踪其理论上的表现，那么，就会发现一条由那些重要人物引出的不曾中断的连线，这就是从卢森堡和英籍日耳曼人休斯敦 斯特瓦特 张伯伦到“法国佬戈比诺”[13]。戈比诺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从1853年到1855年出了四卷本，他最早，也最广为人知地宣扬了雅丽安种族的优等性，针对这个纯洁无杂的德意志文明的人性，他作了堪称经典的、朴实而专门的解说，同时，他论述了“无孔不入的，不可与雅丽安人比拟的”低等闪米特血统对它（雅丽安人）的威胁，所述几乎都是有名望的人所不齿的。由此，他的所有论述为第三帝国提供了为它自己进行哲学理性辩护和它的暴政作解释所需要的原始材料。所有的后继而起的纳粹之前的种族主义的发展，以及这一类教条的运用，都可以回溯到戈比诺，他是唯一的，或者说明显应该是唯一的一个对提出这种种族血统理论负有罪责的人。

即使已经到了希特勒的帝国的最后几个小时，一项科学的研究意向仍然在试图为“法国佬戈比诺”找到日耳曼的例证。一个花费巨大，而又是煞费心机的研究项目，由帝国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其目的是要研究新德意志的历史：《十八世纪德国日耳曼主义的种族思想及其构成》。它的虔诚到愚蠢的作者是赫尔曼 布洛梅，因为他所论证的事实都非常地和他所相信的他已经证明的结论相矛盾。他的研究目标是要把十八世纪的康德和德意志日耳曼主义，论证成为“科学的先驱”，并和“法国佬戈比诺”是同路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从一个荒谬的设想出发，认为任何人只要研究了人的自然历史，或者研究了不同种族的分支，他们的本质就必须是一个戈比诺的同路人。然而，人的分支表现为种族，并不是戈比诺的的原本思想，相反，他为了他喜欢的独立的种族观念，以及他的最难以置信的区分日耳曼高等种族和令人厌恶的闪米特种族的原汁原味的方法，他宁可抛弃了一般的人的概念。在这一点上，难道曾经有过戈比诺的先驱者吗？

确切地说，根据布洛梅的观点，作为“纯粹的科学家”的布冯[14]和作为“科学地工作的哲学家”的康德是理解并使用了“种族”这个词的。而在他们之后的岁月里，直到戈比诺之前，在种族研究领域里，还出现了不少的新的论著，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在戈比诺的“原汁白骨汤”上，还是搁进了那些不同色味的汤料。

不过，就在他开始他的一个充满遗憾的考察的时候，他发现了整个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中期，种族研究竟然没有可能取得任何满意的进展（当然是纳粹主义感觉上的满意），因为都被博爱主义的理想阻碍了。这个观点在书的下文一再出现，只是有时表达略有不同而已。赫尔德本来是可以用他的聪慧的耳朵去做那些大事的，那就是倾听普罗大众的声音和去强烈地感悟作为一个日耳曼人的意义（这一点几乎就超出了纳粹语言之成为时尚的真实历史的一页），因为他没有被“一种不切实际的，一再要把人的一致性确认和强调为超过以及驾临于人的不同点之上的，染上颜色的看法”所影响。但是，那令人沮丧的是，赫尔德的第116封书信却是带着“人之自然的历史的精粹”要去“掌握人道精神！”。“在这点上，人就是要公正，就像要人自身的守护神一样。人对族群之类没有兴趣，对世界的各族人民也没有兴趣。”而“自然科学家在他考察的生物中间，是不会假设它们存在任何等级制度的。他一律平等地热爱和珍视它们。这对于那些研究人类的自然科学家来说，也是一样的。”而在亚历山大 冯 胡姆博尔德特的著作里，“什么是考察科学兴趣的的优势的问题，出现在种族主义的话题里的时候，他那一辈的有关人性的理想主义的观点，使他停止了试图得出种族主义结论的努力。”

这样，这位纳粹作家想为第三帝国的种族主义教旨追踪溯源到此前德意志的思想家的努力，根本就是徒劳的。他的荒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那就是在戈诺比之前，德国并不存在以种族主义思想为基础的反犹太主义。阿诺尔德 鲍尔在《建设》[15]上发表了《德意志思想中的反犹太主义的构成》（1946年第二期），他指出，那些学生会所高度重视的所有与日耳曼人和罗曼人相关的事务，“并没有把来自犹太人的会员排除在外作为一条原则。”恩斯特 莫利兹 阿恩德特[16]是只招收基督教学生，但是仍然视受洗的犹太人为“同等的基督徒和族裔。”“雅恩[17]作为体操之父，因为同时也是极端条顿主义者而声名狼藉，却甚至没有考虑过把受洗作为成为一个会员的资格的先决条件。”而在组建德意志学生会联盟的过程中，会员们自己也拒绝把受洗作为会员资格的条件。根据鲍尔的观点，在这里他是赞同有关纳粹学生求学是为了他们的博士学位和博士后资格的看法的，这显示了“人文主义的思想遗产，以及像拉辛那样的宽容和像康德那样的宇宙主义的”持久的影响。

然而——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章属于我的第三帝国语言，尽管我是在现在才知道布洛梅，当然，也是现在才知道鲍尔的研究——我是被迫坚持我的看法的，它得自于那恶魔的岁月：这些种族的教条被扭曲成了日耳曼人独有的一种特权，歪曲成一种由他们专断人类的种族的理由，由此，就最终得到了一份危害人类的最残暴的罪行的狩猎许可证，而这是有着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根源的。或者用另一种表述，那个发明了它们的“法国佬”其实只是德意志浪漫主义的一个信徒、一个追随者和一个门生——我对他在什么程度上算是有意识的还不清楚。

因为我在早年写作时曾反复和戈比诺打交道，所以我完全熟悉他的特点。我必须用科学家的观点去看待它，而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是属于被误导的。我可以轻易地确信这一点，因为有一点我自己知道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从性格上讲，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也从来就不是一个为科学着想的人。科学从来就是为他个人自负的固有观念服务的。他的这种走火入魔完全是可以用无可争议的证据来证明的。

孔德 亚瑟 戈比诺在法国文学史的领域有着更为重要的角色需要承担，而不是在自然科学史领域。但是从其性格特征最早认识到他的这一角色的，不是他的同胞，而是德国人。在他生前所经历的法国历史的所有阶段——他生于1816年，死于1882年，他感到自己就是被剥夺了在他看来是遗产初夜权一样的贵族身份，被剥夺了发挥他的全部潜能去成为一个人物的机会，剥夺他的是金钱法则、资产阶级以及大众的要求平等，是把他的一切都改变了的民主的统治，他憎恨这种统治，认为它要为人类的毁灭负责。他确认自己是法国封建主和法兰克老贵族的纯种直系后裔。

在法国，无疑地有一个已经发生严重后果的古老的政治理论冲突。封建贵族这样断言：我们是法兰克征服者的法定继承人，我们因而我们的臣仆，高卢罗马人拥有初夜权，进而，我们就不是我们的法兰克王的臣仆，因为按照法兰克法，法王只是“地位上居于王位”，他有的只是平等的权利，绝对不能驾临贵族之上。从法学上讲，在法官们看来，法王显然只是作为罗马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子民因而也就只能是高卢罗马人这些古罗马人的后代。根据这一理论，法国在大革命之后又复归从前，他们让自己摆脱了凯撒式的压迫者，却按照罗马共和国的模式建立了政府——这里并没有给各种各样的法兰克贵族留有余地。

戈比诺的写作特点是从他在“法兰西罗曼学校”做学生开始形成的，那所学校就是以爱慕中世纪和敌视开明资产阶级的日常世界的倾向为特征的。对他说来，在那里，形影孤单地作为一个贵族，是法兰克人还是条顿日耳曼人，那是相同的一回事。他从小就探究日耳曼和东方研究。在语言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德意志浪漫主义都和印度的史前日耳曼文明建立了一种联系，并在欧洲民族之林之间建立了一个雅丽安人的共同基础（舍雷尔的书，就是陪伴我到犹太屋的那本书，在其中的编年的1808年条目下，列举了弗里德里奇 斯克勒格尔的《印度的语言和智慧》，在1816年条目下，列举了弗朗兹 波普的《梵文的动词变化体系及其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以及德语的比较研究》）。毋宁说，雅丽安人的组成是有着它的语言学作为根基的，而不是科学。

进而言之，戈比诺即使在科学领域也绝对是受到了德国浪漫主义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被德国浪漫主义错误引导了。因为在设法抓住无限的过程中，它打破并模糊了界限，它也就认可了假设性的和象征性的思路不断地去越过界限，侵蚀了科学。因此，如果有人以非同一般的理由更加敏锐地整个夸大了他的日耳曼精神，而这个理由又正好是这位法国作家所选择的，这样，他就被引诱着，或者更应该说是被鼓励着，去用些许的猜想修饰宣扬他的科学见解，或者干脆把它们译介成深奥的哲学，的确，为了能够这样把它们抽茧拔丝地提出来，他几乎找到了他所已经习惯地要看到的理由。即对于日耳曼主义的过分强调。以戈比诺而言，这是一种国际政治压力下的产物，而导致这种浪漫主义的，是来自拿破仑的压迫。

从做“被选择的日耳曼人民”的感觉中，被认为是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人类的理想的结论，这个理想拯救了浪漫主义（或者，按照纳粹的话来说，是捍卫了浪漫主义）。但是，随着被激发成为国家主义和沙文主义，这种国家认同意识就借着这个护身符燃烧起来了。整个地，公众意识中和人本相连接的纽带，就不再存在了，任何的真正的人的价值只能在一个自己的人民中发现，而不是德意志的敌人

——“最后的审判：让他们去死！

          你的职责不是去理解为什么！”

对于那些解放战争的写手们来说，这个“法国佬”才是德国的敌人，是必须被除掉的敌人。然而，尽管有很多人可以说是反对他的，并且还有人可以把他的拉丁祖宗归类为次等于纯种日耳曼的祖宗，但是，以此却不可能把他宣判为另一个种族的一条走狗。这样一来，德意志浪漫主义把此前的没有限制的眼界，束缚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视野里，这个过程表现出来它本身只是一种拒绝一切外来的事物，只是要把所有的赞美加诸一切排外的日耳曼，不过，它还没有达到一种种族的嚣张。上文已经提到，雅恩和阿恩德特把德国犹太人列入进了德国人的行列，并没有阻止他们成为爱国的大德意志兄弟会的成员。

这是事实。——但是，三十年之后，在《论种族的不平等》[18]出版之前，早先的人本主义者阿恩德特在他1848年的《演说及评注》里面，发了一段牢骚，这段话后来被纳粹主义者布洛梅得意洋洋地引用过，“犹太人及其同伙，不管是不是受过洗礼，都会不辞辛劳地一起带着他们最极端的和最终族的素质去工作，他们站在左翼的立场，试图颠覆和摧毁任何信奉人性的东西，以及我们日耳曼人珍视的神圣的品质，试图颠覆和摧毁每一种爱国的的情操以及上帝的敬畏。……听一听，看一看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毒剂将把我们引向何方，如果我们没有任何我们自己的东西，任何真正的德国人的定西去反对他们。……”这已经不再是一场没有敌人的解放了，它已经是在家内的政治和社会的战争了，而纯种日耳曼的敌人，就是“犹太人，不管他们是否受过洗礼。”

这就留下了一个阐释的问题，人们所认识的反犹太主义的构成，本来只是涉及浸洗礼的问题，是不是由此而强化成一种种族主义的构成了？有一点是无需置疑的，博爱一切人的人本主义的理想，开始被抛在了脑后，而日耳曼式的理想由此就是处在和“犹太人的人道主义毒剂”的直接冲突当中了（这恰如在第三帝国的语言里面，——最频繁地见于卢森堡，同时也见于希特勒和戈培尔——“人道”这个词永远不会不带有一个讽刺意味的引号，并一再是带着一种有危害的贬义加以强调的）。

在纳粹岁月里，我为了证明我的文学的良知，曾经试图建构起联系戈比诺和德意志浪漫主义之间的一系列联系，而在今天，我已经使这得到了稍进一步的证实。我个人本身，就如同以前一样，完全确信纳粹主义和德意志浪漫主义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紧密联系。即便是从来就不存在“法国佬”变成了日耳曼的戈比诺，他对于日耳曼的爱护，从任何方面讲，都是比德国人更直接地超过了所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英国人，我仍然相信，纳粹主义和德意志浪漫主义两者之间，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因为所有的纳粹主义特有的特性，都在浪漫主义里出现着它的胚胎状态：废黜王位原因，人的兽性，对于权力意志的赞美、对于弱肉强食的赞美，对于金发魔兽的赞美，等等，……

难道这不是对于理性活动的一种可怕的衰落吗？难道不是德国的艺术和文学（从大众语言的意义上讲）欠缺了太多的人性价值吗？

尽管所有的价值观都是由浪漫主义来构筑的，这个可怕的衰落却是公正必然的。“我们向上飚升，最后却升得越高，栽得越惨。”德意志智性的最决定性的特征就是广袤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