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留下了什么

“而后把他们‘九月了’，……”这一句子说明毫无章法的胡编乱造可以走多远。在1909年，我还完全是非专业地用十根手指写作的时候，写了和一个十九世纪德国政治人物的诗作的小集子及其提纲，寄给了一个畅销书的出版商。所选诗章必须是在赫尔伯格[1]的诗里提到过的人物，或者是普鲁士国王，或者是寓言式的反动分子，都是在阻止人们革命和追随革命的，“而后把他们‘九月了’”的。当时我对这个单词一点不熟，而我还对文学没有一点兴趣——颇有名望的托布勒彻底地使我对它望而却步，而我也还没有能够理解芣布勒——所以我会和让我自己去争辩着检讨小丹尼尔 单德尔斯，这是一个1900年前后，当代受过一般教育的人的引人注目的所有外国单词和正确名字的综合性索引。其中粗略地说到，指179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如同罪孽的政治性大凶杀。

这些诗章和这个单词本身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到了1914年秋冬，我再次被它们吸引了注意力，由此我对语言学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我看到维也纳的《新自由新闻》写道，俄罗斯已经在企图“鲁提西”（鲁提西化）[2]普雷策梅尔。我对我自己说，这是一个和“九月了”毫无二致的语言现象，一个历史事件已经造成了一个极其有力的和持久的影响，以至于鲁提西的名字得以普遍地应用于相同的事件。而在一本旧版的1881年的《萨克斯—维拉达法德词典》里，我发现里面不仅收了法语单词“septembriseur”、“septebrisade”和“septembriser”，而且还收了它们的德语借用词“Septembrisierer”（‘九月了’的人）！一个新的相同的构词也被提到：“十二月党人”和“十二月化”。这些词指的是拿破仑三世的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而德语翻译成的动词就是“dezembrisieren”（“十二月”）。而我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出版的词典里，再次看到了“九月”这个动词（“septembrisieren”）。这个动词的残存及其传布，越过了它的原生国家的边界，显然地，是九月大凶杀所引起的巨大的想象力的影响的结果。那些来自传统记忆中的事件的恐怖，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替代的。

1914年秋天，我已经在自问我自己，“鲁提西”是否也将会有这样长的生命力？而事实上，它根本没有能够走多远，我还认为它甚至没有让自己融入到“帝国”的语言机体之中。究其原因，无可置疑地，就是对于列日市的进攻，带来了一系列的更为激烈和更为血腥的战争行动。军事专家就可能对此提出异议，攻击列日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军事行动，是对一个现代城堡的攻击，而这个新动词是在表示这种特别的技术性很强的动词体。但是，它既不可能表达出一个专门动词的意愿性和准确性，由此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新单词，而且，广大公众的理解和想象能力也难以接受它。

动词“九月”在今天也许会继续留在老一辈德国人的记忆里，从而在法语词典里给以一个确认的动词。而“鲁提西”则将彻底消亡在一场战争的无法言说的秘密之中，继而生存的，则是得到更为实在地重生的“列日市”。

另一个词儿，也是上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杜撰出来的，也消亡了：“考文垂”（coventrieren），尽管实际上，这个词儿至少在纳粹词语里看上去更像一个要长久一点的词儿，并且，它还是伴随着的报章和广播联合喧嚷的“大德意志”的诞生而产生的。“考文垂”是一个英国“军火铺”，没有比这更是军方广为知之的了，因为，“原则”上，“我们”都只是攻击报章上所指的“军事目标”，而“我们”也只是为了在实行“报复”，确切讲来，“我们”没有挑起过任何事端，这和英国率先发动了轰炸，形成了对比，并且，这些“空中海盗”主要地把轰炸直接针对了教堂和医院。德国的轰炸，因而也就要把考文垂“夷为平地”，并开始威胁着要“考文垂化”每一个英国城镇（使之都像考文垂一样），既然它们最终都是服务于军事的。我们都记得1940年10月伦敦要遭受“无休止的报复性攻击”和“史上所知最巨大的轰炸”，它因此惨遭了“圣巴塞罗缪节的大屠杀[3]”，如果它最后不投降，就将被“考文垂化”了（将和考文垂一样）。

动词“考文垂”早已消失在视线中，它是被宣传机器掩杀的，这个机器天天在上帝和人道面前控告敌人像“海盗和土匪”，因而也就要在它处于强权之上之际，去避免提醒人民它本身行为的土匪强盗主义。而动词“考文垂”是被埋葬在德国城市的废墟之下的。

我现在每天简直都要想到“考文垂”二到四次，这取决于我离开恬静的花园般的郊外，前往市里的一个公务机构，是只在上午去，还是下午还要去。我一来到那些被摧毁区的交界处，就想到了这个词儿。然后，在我的演讲、会议以及交谈的时间里，它使我稍稍平静。但是，一旦我踏上了回家的路，它又从那些烧毁的房屋中跳到了我的面前。那电车在隆隆地辗轧着“考文垂”，那步履也在踏击出“考文垂”的节奏。

我们将会有新的有关毁灭的油画和文学，其将和十八世纪迥然不同。在过去，人们在稍纵即逝的理念中，带着愜意和充满伤感的忧郁，过着奢侈的生活。那些毁于中世纪的城堡和修道院，甚至那些在远古就被摧毁的古代的宗庙和宫殿，它们那伤悲的命运已经转化成一种普遍的人类痛苦，从而成为一种彻底地哲理化的痛苦，由此也就格外地成了一种仁慈柔和，进而更可以说是一种委婉的酸楚。然而如今，你那失去的亲人也许就躺在这一大片硕大恐怖的废墟之下，在这片可怕的被四堵墙围起来的空白废墟里，所有你在数十年里积累起来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那些无法替代的一切，你的书籍，和你的钢琴，……不！对于我们的毁灭，它们以它们自身的命运，不可能只是增添了一份仁慈柔和的忧伤。而当这一片苦痛唤起了“考文垂”这个词，就勾起我一种悲哀绝望的思绪。这就是罪孽和惩罚。

然而放到我的话题里，这就是语言学家的癖好所致的了。大家已经无从知晓考文垂和动词“考文垂”（使之像考文垂一样）的有关细节了。而对于这两个不怎么外来语化的表达而言，它们已经在来自空中的毁灭的面上，使自己在记忆中留下了烙印。我在这里完全可以向大家这样提出，因为德累斯顿大灾难之后，我们一路逃生，路上我们经过了许多省，遇到了来自全德国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阶层的的士兵和难民。到处，在铺撒着干草的福格特兰特森林小道上，在毁坏的巴伐利亚的铁路线上，在严重受损的慕尼黑大学里，在成百上千个不同的掩体里，在数以百计的村庄里，从乡村农夫和城市居民的嘴上，从工人和大学师生那里，所到之处，人们都是提醒着航空兵，而在煎熬难忍的等待空袭解除的时候，在仓惶临险的时候，我一再听到说：“那个赫尔曼说了，如果任何一个航空兵逮着了我们，我的名字就是梅耶尔了！”并且这句长句经常是被缩短成调笑讽刺的尖叫，“赫尔曼 梅耶尔[4]！”

任何记得戈林的保证的人，都会保持着一种程度上的黑色幽默。而那些开始真正愤怒的人则在引用希特勒的恐吓，他说过他将彻底摧毁英国所有的城市。

“彻底摧毁”和“我就叫梅耶尔”：“元首”以及他的帝国元帅一直就没有想到给自己一个简洁准确的终结，一方面是他的妄大自狂的罪恶的真实性格，一方面是作为人民的夏季小丑的角色。也许我不应该作什么预言，但是我仍然认为，“彻底摧毁”和“梅耶尔”将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