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我相信他”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4-05-29 19:26:10 / 个人分类:第三帝国的语言

 

 

每当我要想起有谁宣称相信希特勒的时候,第一个从我心里蹦出来的,总是那个波拉 碧。总是她,脸庞上妙龄淑女的青春红晕不再,但依然小巧玲珑,一双睁得大大的灰色眼睛,和蔼可亲,聪慧伶俐地出现在我的面前。她是瓦尔策尔[1]在德语系的助手,若干年里,她帮助了数不清的未来的中小学教师找到书籍,并撰写了必修课的论文。

这里还必须提到奥斯卡 瓦尔策尔。他可能还健在[2],他或许还在从直接而狭窄的美学走向广范围的唯美主义之中,犯些小错误,他嗜好附和最新时髦,偶尔地也暴露出他的趋炎附势的毛病。并且,他的那些长篇公众演讲,也是过分地想讨好许多聆听的女士、和那些被人讥讽为“下午茶听众”的听众。但是,尽管如此,一回到他的著作,对于那些在文学研究上有明显欠缺的人而言,他就总是一位优秀的研究者,一个充满思想的人。因为他整体的思想特征和态度都是面对社会的,他也就被把划到了小资的左翼,反对他的人都喜欢把他的著述抨击为“犹太人的急就章”。然而,对于这些抨击他的人们来讲,最后可能会面对一个巨大的惊讶,他——时值他在快结束他的波恩大学教职之际——可以提供出希特勒所需要的雅丽安人具有上等地位的论证来。不过,对他的妻子说来,特别是对于他的朋友圈子说来,纽伦堡法案的这种宽容是完全做不到的[3]

总的说来,芙劳琳 碧为她的导师工作是非常勤奋的,而她的导师的朋友也因此成了她的朋友。从我的方面来讲,是毫无疑问地要感谢她的热情的影响,从而使我从来就没有对瓦尔策尔的内心品质产生过错误的评价,尽管表面看来,他缺点还不少。在他的德累斯顿大学教授任上的最后一次沙龙上,他的继任者换上了粘乎乎的哲学基调。——似乎大学教授的文学研究不搞一点卖弄风情的撩拨就无法进行了,这一点已经必然地伴随着研究出现了——波拉 碧几乎没有变化,以同样的勤奋适应了新的导师。所有的活动中,她的学识和理解力都使她如同嬉水,应付自如。

她出身于一个军官家庭,她的家庭属于老贵族,她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将军,已经过世。她的哥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少校军衔复员,由此使她哥哥在一家犹太人的大公司找到了一个颇有声望的信托职务。如果有人问我波拉 冯碧在1933年之前的政治见解是什么,我也许会这样回答:她无可置疑地是一个日尔曼人,同时也无可置疑的是一个欧洲人,一个自由主义者,带有一点光荣帝国时代特征的浪漫主义的怪异,而且多愁善感。不过,我也许更会这样评介她:政治对她来讲,不是她的志趣所在,她的整个生活是以知识阶层的事物为中心的,而且,特别因为受着她在大学的职位的约束,就使她没有成为一个美学家,而这也就使她得以避免了在夸夸其谈中失去她的自我。


然后是1933年。一天,波拉 碧要到我的系里取一本书。和往常一样,那么严肃,但她仍然来到我面前,显出兴高采烈的笑脸,步履轻盈,一脸青春。我问她“你看上去喜气洋洋的,你一定遇到了什么好事,是吧?”

“一切都非常好,难道我真的需要解释吗?……我觉得我年轻了十岁,不,年轻了十九岁!从1914年起,我还没有过这样的感觉!”

“那你是来告诉我这种感觉的,是不是?你可以说说所有这些,所有你所看到的、读到的和听到的,说说那些曾是接近于你的人们是怎样谴责的,说说那些曾是你一直敬重的著作是怎样被宣布为罪恶之书的,说说人们正在抛弃你所曾(认同)的最理性的东西……

她以略带警告但仍然是非常可爱的声音打断了我:“我亲爱的教授,我没有想到你会反应这么紧张。你应该去休假几个星期,不要去读任何报纸。你是在听由你自己感到不安,你是因为那些窘困和瑕疵而听由自己心烦意乱,在这样的,令人振奋的的权力交替之际,这些窘困和瑕疵几乎是难以避免的。你很快会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断的。我能找个时间来拜访你们夫妇吗?”

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已经像一个生气勃勃的芳龄少女一样,走出了门。

这个“很快”变成了好几个月,在那几个月里,新政权的举目皆是的背信弃义以及它的肆意对待“犹太知识界”的暴政面目越来越暴露了。波拉 碧或许因为她自己的单纯而严重受到了打击,我们没有再在大学里见面。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故意在回避我。

然后是一天,她来到了我们的家。她觉得作为一个日尔曼人,她有责任对她的朋友作一次开诚的认错,同时希望她还能把自己认同为我们的一个朋友。

“‘作为日尔曼人的责任’?这是你在过去不会这样说的。”我打断了她,“‘日耳曼人’和‘非日耳曼人’,这与个体的乃至整体的人的高等品质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你是在想和我们讨论政治?”

“每一件事都涉及到是日尔曼还是非日耳曼这一问题,这关系到一切。你知道这是我,这是我们,从元首那里所学到的,也是我们重新找到了那些已经被忘记了的。他使我们找到了家。”

“那你为什么来对我们说这些呢?”

“你必须认识到,你也必须理解我的全部是属于元首的,但是我不想要你认为我这样做,就意味着我已经在感情上对你宣布决裂,…..

“你怎么才能调和这样两种感情?涉及到你的前任导师,你所欣赏的老师,‘元首’又说了些什么?你又怎么把这个和莱辛[1]以及其他的你在论文里写到的作者的人道主义调和起来呢?再有……,对不起,再问更多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

她只是一直在摇头,回应着我大声责问的每一句话,她的眼里涌出了眼泪。

“不!这真的不象是毫无意义,因为你所问的每一件事都是根据理性,而伴随着的感受却又是缘于那些只和微不足道的细节相关的苦楚。”

“难道我的疑问应该根据不是理性的东西吗?什么是微不足道的?”


“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们已经回到了家!这是你所必须感受的,你必须把你自己捐弃给你的感受,并且,你必须永远关注元首的伟大,要比关注你自己经历的痛苦更关注它,……你说到的那些古典作家?从任何角度上讲,我真的不认为他们是和元首的看法不一致的,只是你要正确地去读他们。比如亨德尔。从任何方面来讲,他们迟早会被这样确信的。”

“这种确信从何谈起?”

“这种确信从何谈起?信念。如果这还对你毫无意义,那么,是的,那么就说到底吧,元首是正确的,他出来反对……(她尽量控制着才把“犹太人”这个词咽下去,然后继续说)……反对毫无个性的知识分子是对的。因为我相信他,我必须告诉你,我相信他 。”

“好吧,既然这样,芙劳琳 碧女士,我们的友谊和有关信念的讨论最好是无限期地搁置起来吧。”……

她走了。在接下来的很短的时间里,我继续在大学工作,但是我们都可以确定地在尽量避免互相见面。再后来,我在一次偶然的集会中见到过她一次,另一次是在闲聊中我提到了她的名字。

再次见到她是在第三帝国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1938313日。

我无意之中打开了通往国家银行大楼主楼的房门,我赶紧把门关到一半以使我自己的身体至少是部分藏在半开的门后面的。我这样做一开始是因为屋里都站满了人,柜子前面后面都是僵硬一般地站立着,直直地伸出手臂,听着收音机里的一个激昂的声音。那声音在宣布把奥地利归并希特勒的德国管辖。而我继续躲在门后则是为了让自己可以不和别的人一样行举手礼。就在这聚集的人群里,我看见了佛劳琳 碧站在了最前面一排,一付完全陶醉狂喜的样子,她的眼睛里神采飞扬,她并不像别的人那样,只是站在那里倾听,她更像抽筋了一样站立着,僵直地伸出手臂保持着行礼姿势,表现出一种如癫似呆。

几年之后,一份报纸传到了犹太屋,里面的一篇文章间接地提到了大学的一些人,它略带嘲笑地报道了芙劳琳 碧是元首的最坚定的拥护者。同时,她也是一个比起许多其他党的追随者来没有伤害心的的人,因为她对告发别人或者任何蓄意伤人的行为不感兴趣。她只是彻底的满腔热忱。眼下,她逢人到处都让人看一张她组织拍的照片。在一次假日旅游,她大老远地赶去瞻仰萨尔斯堡,她没有见到元首——但是她见到了他的狗,并组织拍下了一张它的令人赞叹的照片。

我妻子听到了这件事后,谈道,“我告诉过你,早在1933年,碧就是一个把‘元首’当作她的救世主的情绪偏激的老姑娘。而他就指望这些老处女了,或者还应说他就是靠着这些老处女一路走来直到掌握权力的。”

“不过我的看法是这要与眼下的实际相一致地看,你所说的老处女情绪偏激也许是对的,但是这里应该有比这更深一层的原因,而且这在现在,特别是现在(当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已经讲不通了,尽管他掌握了所有的权力的工具,尽管他的暴政,也不必去说它是如何的残暴无情。他必须放射出信念,这种信念必须能够感染给更多的人,而不只是一些老处女。而且,芙劳琳 碧也不只是一个寻常的老姑娘。那么多年来(某些年头对她也曾是相当艰难的)我们了解得她是一个睿智达理的女性,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她有一份她非常胜任的工作,她在一个充满理智、勤奋工作的环境里成熟,那么多年,她身处那些眼界广阔的人中间,犹如处在一个家庭一般——照例说来,所有这些都应该使她不致于受到这样一种精神变态的信仰的影响。……我更认为她宣称的‘我相信他’才是重要的,……

 

就在战争结束之际,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彻底而又是无可挽回的战败之不可避免,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当这个终局近在眼前,我却在两个分开的场合,两次听到了这个信条,而且两个场合都没有出现过一个老处女。

第一次是在靠近伐芬霍芬的一个森林里,19454月初,我们全力以赴地逃亡到巴伐利亚。我们是在当地当局的文件登记过的,这本来可以使我们能够得到身份确认,但是,我们每到一处,所在的地方机构都把我们推诿给下一个机构。我们背着沉重的行李,步履沉重,已经筋疲力尽了。这时,一个士兵赶了上来,和我们同行,他一声不吭,帮我们背着最重的一件行李,跟着我们。他大概是二十出头,有一张友好而坦诚的脸膛。他看上去非常强壮结实,尽管他的制服的左袖是空空的,挂在他的身体左侧。他看出了我们背负着我们的行李的艰难,而巧的是我们走的路都是相同地要前往伐芬霍芬,他就想着难道不应该帮助一个“平民同志”吗?在路上他终于开始用友好的口气告诉我们他自己,他在“大西洋长城”受了伤,并被俘,被关在一个美国战俘营里,因为是截肢者,他作为交换的战俘释放回来。他原来在珀曼朊尼亚拥有农场,他准备尽快在从敌人手里夺回的时候赶回家。

“从敌人手里夺回来?你认为这是可能的吗?俄国人已经就在柏林周围了。并且,英国人和美国人……

“我知道,我知道,有很多人都认为这场战争已经是失败了。”

“你不认为是?你已经见到了很多,你在国外的时候,应该见到和听到很多事情。”

“他们在国外所说的都是一派胡言。”

“但是我们的敌人已经那么深入到德国,而我们的抵抗已经无能为力了。”

“你不应该这么说。你就等着看在未来的两星期里将发生什么吧。”

“两个星期怎么可能改变一切呢?”

“那是元首的生日。许多人都在说这将是一次反攻的开始。我们只有让敌人进来这么深才能更有力地全部摧毁他们。”

“你相信这?”

“我只是一个下士,我对战争的理解并不深刻到足以去作出判断。但是,元首在最近宣布了,我们肯定会赢得战争。他从来不会说谎,我相信希特勒。不会的,上帝不会在他需要的时候抛弃他的,我相信希特勒!”

虽然他一直到这里都是显得非常健谈,说到最后一句时,仍然保持了率真的语调,但是,或许还可以说更带一点凄凉,他接下来就垂下眼睛看着地面,然后就沉默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了,让我感到松一口气的是,在我们到达我们在伐芬霍芬的第一个客栈时,他离开了我们。

另一件事发生在之后不久,那时我们终于在乌特伯恩巴克的一个小村办到了身份确认,并且那里很快又被美国人占领了。零星的和成队的被打败的残余部队不断从附近的前线上涌过来。那已经是一支枯竭干瘪的军队了,每个人都知道战争结束就在眼前,每个人也都在想避免成为战俘。绝大多数的他们都在抱怨战争,盼望和平也很久了,除此之外,他们对任何事都不想关心。一些人在咒骂希特勒,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在咒骂独裁专制,甚至他们还在揣测“元首”心里自有主张,德国的沦陷应该是别的一些人的责任。

因为我们的房东有着可以想象得到的最仁慈的心灵,在他那里,每一个难民都能得到一块面包或者满满一勺热汤,所以我们得以和很多的人交谈,一个晚上,来自不同部队的四个士兵围着一张桌子坐着,他们过一会儿将睡在房东的马棚里。其中两人是来自北部的青年学生,另外两个年纪大些,一个是来自上巴伐利亚的木匠,一个是施托尔科的沙发修理工。那个巴伐利亚人带着巨大的痛苦谈论着希特勒,边上两个青年学生听着,不时表示赞同。这时,那个沙发修理工用拳头敲着桌子,说,“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羞耻!听你说的,好像我们已经在战争中失败了,就因为美国佬打到了这里?”

“啊?是的,并且你怎么看俄国佬?……还有英国佬和法国佬?!”

他们几个轮番责问着他,说到了即使小孩都能认识到当时已经是德国的最后时刻了。

“认识与此毫无干系,你们必须有信念!元首是不会屈服的,元首也是不能被打败的,他总是在别人在说无路可走的时候指明一条道路。不,他妈的,不!认识是没有用的,你们必须有信念!我相信元首!”

***

这样,我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那里听到了他们所表达的对于希特勒的信念——一个是来自知识阶层,一个是来自工人,都用了狭义直接的词语,而在时间上,一个是在希特勒的开始时期,一个是在他的最后终结时期。不幸的是,我永远也不会有任何理由去怀疑,就跟它们是发自嘴唇一样,它们还是发自心里。并且,在现在,我还能确定这三个信仰者都是无可怀疑地达到了一般正常人的智力平均水平以上的。

现在我要天天和那些恢复到正常的人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打交道了。这些人不管是怎样地在别的地方和另外一些人有所不同,都会在一件事情上普遍地相同:那就是他们都会在那里宣布自己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中的一个特别的群体。似乎他们是被迫违背他们的良好的主见,而且是因为被暴力强制什么的,才加入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憎恶的那个“党”的,他们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元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第三帝国”。最近我在街上碰到了我以前的学生埃尔,我上次见到他是在我(在纳粹时期)最后一次去州立图书馆。当时他带着悲悯的同情紧握住我的手,我则非常尴尬,因为我看到他已经戴着一个卍 字袖章。这次他来到我面前,兴奋地说,“我为你的被拯救和回到你的教授职位而高兴!”
“你的一切都好吗?”
“当然很不好啦。我被雇佣为一个建筑工人,而我所挣的钱还不够养活我的妻子和孩子。我的体力也不适合长期做这样的力气活。”
“你是不是准备回到原来的学业?我知道你是够条件的——我可以肯定你的良知还没有任何罪过。你做过党的高官没有?你是不是在政治上非常积极?”
“没有,根本没有!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既然这样,那么多人中间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回到原来的学业?”
“因为我还没有申请,而且我也不能这么做。”
“那我就不理解了。”
他沉默了片刻。带着难以回答的表情,他垂下了眼睛:“我没法不承认,我相信他。”
“但是,你现在肯定不能再相信他了。你已经可以看出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这个残暴政权的暴政罪行已经昭然若揭,令人发指。”
一阵更长的沉默。然后,他非常轻声地说:
“我承认所有这一切。其他人都歪曲着他,背叛了他。但是我依然相信着他,我真的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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