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处都是毒素。它就像饮用水一般，由第三帝国的语言传播着，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免于它的毒害。
蒂米西和莫比斯信封纸袋厂并不怎么特别地纳粹化。老板虽然曾经是一个冲锋队员，却为他的犹太工人做到了他力所能及的。他对他们说话合乎礼节，有时还要确保他们从食堂里拿到食物。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彻底和持久地让我感到慰籍：“一个马肉香肠的废料”来上班时，有时被称呼为“克伦姆佩尔先生”，有时甚至被称呼为“教授先生”。雅丽安工人都和我们这些戴着大卫星标的人分配在一起——隔离只发生在用餐时间和空袭保护的时候。在工作场所，为了隔离，交谈的禁令本来是应该执行的，但是没有人去遵守它。——这些工人并不效忠于纳粹，至少在1943-1944年的冬季，他们再也不会效忠了。每个人都畏惧工头和两三个被认为是喜欢训斥别人的女人，每当这几个声名狼藉的人出现时，大家都相互提醒，或交换警惕的眼神，而一旦他们消失了，同志式的合作马上就回来了。
最友好的是驼背芙丽达，她教会了我，并在我操作信封机有困难时，一直帮助着我。她已经为公司干了三十多年，根本不管工头试图阻止她，她为了我大声喊叫着，鼓励我，声音盖过了机房的噪音， “别以为有什么了不起，我并不是在和他交谈，我只是因为粘胶机在给他一个指导！”芙丽达了解到我妻子病在家中，一早，我就看见一只大苹果放在我操作的机器的中央，我朝芙丽达工作的地方望去，她朝我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她来到我面前，说，“这是为了表达我对夫人的最好祝愿。”然后，交织着好奇和惊讶，她问我，“阿尔波特说你的太太是个德国人，她真的是德国人吗？”
苹果带来的高兴，顿时云消雾散。这是个圣洁而朴素的人，让人感觉到完全非纳粹化地富有人情，却已经被纳粹主义流毒的最根本的毒素毒害了灵魂。她确认所谓德国人的内涵就是神奇的雅丽安人。对于她来讲，我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来自另一个动物王国的怪物，一个德国人会嫁给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的她反复而频繁地听到的就是“异种”，“德国血统”，“劣等民族”，“北欧人”以及“种族亵渎”，虽然对于这些词的意思，她不一定有一个清晰的印象——但是，她的感情却是不能接受我的妻子是“德国人”这样的事实的。
根据她的描述，阿尔波特实际是一个好人，好过她的想象。他心里保持着自己的政治见解，一点也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军事行动。他的一个兄弟已经在作战中牺牲，而他自己目前也是一次又一次地以严重的胃病为理由推迟参军体检。他每天都要提到这个“目前”：“我目前还是自由的——我希望在他们终于叫到我之前，这场不幸的战争已经结束。”就在这个“苹果日”，看到了一则含蓄的有关盟军在意大利胜利的消息。他用了超过寻常的时间，和他的同志讨论了他喜欢的话题。我当时正在往我的机器里摞放着纸，放纸的小推车正好紧挨着他工作的地方。“我希望他们不会叫上我”，他说，“最好在这场不幸的战争结束之前。”“是的，那当然。他们将被迫认识到我们是不可战胜的。他们不能打败我们，因为我们是难以想象地组织得非常良好！”难以想象地组织得非常良好！——又是它！他已经咽下了麻木神经的毒药。
一小时之后，老板叫我去帮着在做好的盒子上贴标签。他照着订单写标签，我则把标签贴到堆得像塔一样的盒子上。成排的盒子堆成了一堵墙，把我们和车间里别的工人都隔开了，这就使得和我同被隔在里面的老头健谈起来。他已经接近70，但仍然上班着。这并不是他所想象的晚年生活，他叹了一口气。但是这样的年月你就必须像一个奴隶一样地劳动，直到你为此而终生。“如果那些小伙子不再回来，对我的孙子孙女将意味着什么？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艾哈尔德的来自摩尔曼斯克的音讯了，最小的儿子正在意大利的军人医院。但愿和平会降临，……但这正是美国佬所不想要的！他们毫无干系地来到这里，……但是他们正在通过这场战争暴富起来，这群犹太猪猡！这真的是所谓‘犹太人的战争’……他们又回来了！”
警报的呼啸打断了他。我们经常会毫无预警地听到最高级别的警报，那时我们听不到预期警报，是因为它们发生得太寻常了，以致于不再会导致工作的中断。
躲进巨大的防空洞，犹太人挤在一起，围着一根柱子坐下，界线分明地和雅丽安工人分隔开。但是雅丽安人坐得并不很远，他们前面几排的人的议论也能传到我们这里。每过二三分钟，我们就会从高音喇叭里听到一次情况通报，“敌机编队已经转向西南。……新的中队从北面靠近，德累斯顿面临一次轰炸的危险。”
交谈一开始都停止了。然后是一个坐在前面一排的胖女人打破了沉默。她是一个非常勤劳和熟练的工人，操作着生产“带有地址窗的信封”的大型而复杂的机器。——她带着微笑，用平静的确定语调宣称：“他们将不会来，德累斯顿将被幸免。”
“为什么？”她边上的人问道，“看来你不相信那有关他们将使德累斯顿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胡扯。”
“哦，不，我有比这更强的理由这样确信。”
“什么理由？”
一丝满腔热忱的微笑，难看地呈现在她那土气而愚笨的脸上，她回答说：“我们三人相当清楚地看到他了。上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在安妮教堂附近。天空晴朗，略有一些云，突然，一团小云伸展出来，变成了一张脸，一张明显是轮廓分明、真实地独特的脸部侧影（她真的说了‘独特’）。我们三人立即就认出了他，我丈夫地一个叫出来，那是老福雷兹！就和一直在照片里看到的他一样。”
“那又怎么样？”“后来发生了什么？”“这和我们在德累斯顿的安全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这些人怎么会问出这样愚蠢的问题？我们三人——我、我丈夫和我的小叔子——所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吉兆，老福雷兹在护佑着德累斯顿，难道不是这样吗？他所保护的城市还能发生什么？……你们看，空袭警报已经解除了，我们可以回去了。”
毋庸置疑，四个这样的例子是普通寻常的内心表露，它们可以一起发生在同一天，是让人觉得例外的。但是，内心的表露本身，既不是这一天才有，也不是只有这四个人才有的。
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真的纳粹。
这天晚上，我又在防空洞里躲空袭。通向雅丽安人用的房间的通道离我的座位只有两米，我正在读一本书，那位腓特烈大帝的崇拜者从我身边走过，她向我喊了一声“海尔，希特勒！”
第二天早晨，她来到我面前，用柔和的语调对我说：“请原谅我昨天对你说了‘海尔，希特勒’，我当时着急，错把你当作了我应该那样致礼的人。”
他们都不是纳粹，但是，他们都给毒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