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听到克尼夫——Knif（想都不要想）是在战争爆发的两年前。博韬德 M在移民美国之前，过来结清他的余下的零件生意订单。（“我为什么要听任我在这里所有的努力就此中止？我们将在两年之内再次相见！”）博韬德 M针对我的问题，他是不是相信能够在第三帝国长时间地幸存下去，回答着，“Knif！”然后，我们以互相的讽刺挖苦和无动于衷，进行着乏味的对话，最后为苦涩所代替时——涉及到将因为柏林武士道而不得不隐身的话题——他又添加了一个更果断的“Kakfif！”
我好奇地看着他，他于是摆出一付屈尊俯就的样子，显得我这个人已经非常乡巴佬气，根本不知道柏林正在发生些什么：“在那里，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在用这两个词。Knif意思就是‘kommt nicht in Frage’（想都不要想），而Kakfif 则是‘kommt auf keinen Fall in Frage’（根本想都不要想）！”
欣赏事物的可疑的一面并有着挖苦嘲讽的幽默，这样的才华一直以来就是柏林生活的基本构成（这也是为什么在那个非常的日子，我会想不到纳粹主义竟然能够在柏林得逞兴旺起来）。正因为这一点，1930年代中期的柏林人开始痴迷般地用缩写来发挥着滑稽搞笑的潜能。如果你能够给幽默诙谐添上一点好色隐晦的品味，那么这种添料的笑话就可能加倍地好笑。这就是“噗噗”（popo，文学语：婴儿便溺）何以代替了“晚安”：作为一个防空手段，在轰炸之际就要整晚都在地下室里度过：“Penne ohne Pause oben（睡在那里不会被吵醒）。
之后，1944年三月，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严峻起来，来自官方和正式的禁令，开始禁止不准确地过份滥用“残缺语句”，自然，缩写也是被列入此项禁令之中。喉舌DAZ针对着话语的问题，间或在常设的 “我们的意见” 专栏发表意见。这一次它报道了这个正式禁令，以期阻止这一类混合词语的泛滥，这被认为是要控制语言。即使他们有可能通过一个单项法令来使某一些事有所收敛，他们反复在促使人们这样做，而且确实也有一些效果，但是这些事还是会按照它们自身的意愿发展，不会因为有人怂恿着试图阻止它们而停止发展。诸如“Hersta der wigru”这样的语音系列是不是比德语还要长，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它是见于经济学辞典的，解释为“商业集团的生产工厂的说明书。”
从柏林出了名的笑话到DAZ的观察出笼之间的那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些事，它们看上去异类奇特，颇有点像一种问心有愧的和推脱责任的沉闷迟钝。《帝国》有一篇题目带着诗意的文章，叫做《爱好 责任 简洁化》的，对站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立场的“滥用”缩写进行了抨击，说德国式幽默抵制所有的这种滥用，不过，它又宣称，仍然有一些成功的缩写，它们（当然是）德国人民的发明，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广为使用的作为Artillerie（火炮）缩写“阿丽（Ari）。
此文谬误皆是：缩写是完全是一种人为的新创造的词语，就好像世界语一样，是人民的创造。人们自己经常只是编造一些讽刺滑稽的模仿，而像“阿里”这样的词则是一个例外。它对于俄国人的编撰的指责，认为俄国人和语言的滥用存在着联系，并不审慎，不能成立。事实是这种滥用显然是有着它自己的源头，这见于三个月之前（五月7日）出版的《帝国.》的一篇文章。文章围绕着有关俄语在南意大利地区摆脱了法西斯主义的教条，声称“布尔什维克已经把俄语葬送在一大批不协调的缩写和新造词语里。……他们在南意大利的门徒正在学这些黑话。”
纳粹主义通过法西斯主义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复制了不少的东西（只是为了把它所接触的一切变成不真实的——就像米达斯点物成金的谎言）。但是，它不需要去偷增加杜撰的点子，因为它们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已经风行，一战之后更是迅速在全世界泛滥，不仅是德国，而且是在每一个欧洲国家。
在柏林，KDW，卡迪威商场，已经有一段历史了。HAPAG的历史就更长了。令人沉迷的法国小说《Mitsou》，米宙既是一个与工业相关的缩写，也是妓女的名字。它的色情内容是一个事实的确切证明，这就是，缩写在法国已经风行起来。
意大利拥有着大量的特别富有创造性的缩写。在那里，可以分出三个清晰的阶段：最早期的是把简单地把几个字母串在一起，比如BDM。第二阶段是组成一些可以被读成单词的语音组合。然而，第三阶段就是按照设定的语言重新早做一个既存的单词，而其间，原始的单词又是和缩写所表达的意思有着某种联系。“菲亚特（Fiat）”是一个新发明的单词（“让我们拥有”），意思是指意大利都灵汽车制造厂（Fabbriche Italiane Automobili Torino）的一款值得骄傲的汽车。但只是在口语中，它成了一个颇具感染力的词句，而在印刷中，它的完整意思却被拼写的不准确性所破坏。
据说，在日本，少男少女如果打扮和举止都像欧美风格，就会被起上“Mobo”和“Mogo”的绰号，时髦男和时髦女。
相应于缩写的地理蔓延，还可以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的跨度，确切地说，那些密码、以及早期基督教会的标志，鱼纹图案，鱼，以及此类的“基督耶稣、上帝之子和救世主”的标志，难道不是都按照希腊字母造出来的吗？
然而，既然缩写是如此超越时空地广为流行，那么，在何种程度上，它才构成为第三帝国语言的特有的标识和特有的邪恶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新回顾一下纳粹之前产生缩写的原因。
鱼纹是一个宗教信仰的秘密组织的标记，充满着秘密的协议和神秘的启迪的浪漫主义色彩。赫伯罗特（Hapag）是一个简洁的名称，作为一个电报地址，适用于商业需要和便利。但我不能确定，面对这样的更实际的内容，人们是否可以从更远的浪漫而又玄奥的、神秘的时代去推论出一种宗教信仰的表达的需要，以找到一个恰当的语言表达的意思——我同样是倾向于怀疑诸如此类的从语言和诗词领域得出的有关结论。或许就是那么简单，严肃的表达喜欢这样，比较于日常的事物而言，更像是为了和被保护的荣誉相一致。
进而，从更深入的考察而言，浪漫主义和真实之间的分界线开始越来越模糊。任何人如果使用了一个缩写的技术短语去描述一项工业产品，或者，任何人使用一个电报地址，都将或是过于准确、或者不够准确，或者过于严肃，或者不够严肃地，从受众那里体验到热烈感受的反响，作为一个出色而为人接受的缩写，依靠的是特别的知识和特别的忠诚，而想出这些恰当的缩写的专家，是非常懂得这种情感效应的，他们把这种效应发挥到了极致。而要分出缩写的工业性和科学性之间的分界线也是困难的。
缩写的现代潮流的诞生地，莫庸置疑，当然是两个在商业和工业领先的国家，英国和美国。而苏俄事实上也是在实践上开放地面对着缩写的大量涌入的——由此，俄语被抨击为“一种语言的怪胎”，这使得列宁带着他的美国情结，促使了技术发展成为最主要的优先。……一个语言学家的笔记！这是很粗略的勾勒线条，这里有太多的可以作为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的课题，太多的涉及到语言和文化的历史的感悟在等着发掘。……
然而，现代的缩写并不只是在经济学这一特别的领域发展着，在政治经济学乃至政治学本身的那些意义狭窄的语词中，也有着发展。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个协会、组织或者党团卷入，就将有一个缩写产生，它的独一无二的词语的情感价值，就会清晰地体现出来。尝试着发现这一类型的缩写的美国根基，对我来说似乎就是不恰当的。我不知道缩写SPD是否需要一个外国语言的样板。不过，对于这些外国范例的仿制，也许是这些缩写在德语中出现了极其惊人的扩张传播的缘由。
再则，具体来讲，德语本身，土生土长的缩写，也开始发挥作用。德意志帝国最强悍的组织，是军队。军事用语将所有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缩写语包容进去，简练地用作机器或小组的名称，而口令则用于对外的戒备和对内的协力。如果我现在问我自己，缩写是否是，以及为什么是第三帝国语言的基本特征，那么答案是很简单的。希特勒的德国之使得这一个语言构成如此超乎寻常地使用，是前无先例的。现代的缩写，总是伴随着新的科技和新的组织才出现的。而正如其自己所声称的，纳粹主义把新技术和新组织带给了所有的一切。由此产生了浩繁无比的缩写。不过，由于它对所有人这样声称，因而也就意味着一个控制人民的内心生活的企图，因为这还期望着成为一种信仰，把卍插遍所有地方，每一个它的缩写都同时和古老的基督的“鱼” 相关：或者是摩托化步兵（Kradschutze），或者和MGs（机枪手）的词语相关，或者是HJ成员、或者是DAF党员——每一个人都是“宣誓加入了社会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