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卡尔楞克劳

1943年春天，就业部门把我作为非技术工人送到威利 斯克鲁特茶叶和药浴厂去上班。这还得对出订单的军队致以一个规模庞大的感谢。最初我是被安排做包装工，干的活儿就是把完工的茶装入纸盒里——那是一份非常单调的活儿，但是实际上也完全是轻松容易的：这份活儿很快就专门留给了女工。而我则被送到了车间里，和搅合桶和切割机打交道了。每当大批生的原料订货运输到了，犹太人组员还要帮着卸货和搬上货架。“斯克鲁特茶”——大概就像当时所有的合成茶——就好像一个大杂烩，名称一直保持不变，但是内容一直在变化：任何可以拿到手的东西，都可以扔进去。

那年5月的一个下午，我正站在一个地窖里,地窖又高又大、顶棚也很高，光它的单个空间就遍及了整个车间地下面积的一半。地窖只留着很窄小的通道，高高堆放着库存，一直堆放到离窖顶只有很小的空间。硕大饱满的麻袋装满了山楂干、酸柚花、石楠花、薄荷和香薄荷，等等，被交互堆放在一起。新到的货不断地从院子穿过窗子，被扔到了滑槽上，它们顺着滑槽滑下去，比拖着搬进去要快得多，然后堆放到了正确的地方。我是帮着把麻袋包从凌乱的滑槽底部中拖出来，把它们理整齐，同时还可以羡慕地看着那些搬运工艰难地背着沉重而笨拙的重负爬上爬下，寻找空着的存放空间。一个女职员从我身边走过，拿着一份订单，笑着说：

“卡尔楞克劳[1]又来劲了，他真的可以在任何一个马戏团找到活儿干！”

我问工友她指的是谁，他回答时摆出故作高尊屈就的样子，就像只要不是聋哑就应该知道他是谁，“当然就是奥拓喽！就是那个搬运工，每个人都那样叫他。”他抬起下巴朝卡尔楞克劳的方向挪动了一下。

我这才注意到卡尔楞克劳，看着他一个人在那里搬运鼓鼓囊囊的麻袋，弯着腰，但是几乎就是在飞跑。然后就见他像一条虫一样蠕动着，把麻袋从背上移动到肩膀上，再越过头顶，为它找到一个紧挨着墙的缝隙，然后用他非常长的手臂把麻袋完全推进到位。他的举动使人想到他有点像大猩猩，就好像童话里的角色。他的手臂像是猴子的手臂，他的躯体宽阔，显得精力充沛。他的大腿则显得太粗太短，而且他还是罗圈腿，一双套着平底鞋的大脚紧张地在高低不平的地面上铺开。当他转过脸来，我看清他长着一只青蛙脸，乌黑的头发下垂着，遮掩住了前额和一双小眼睛。我突然觉得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在电线杆和墙上的招贴画上看到过他，那相同的外表、姿势和貌相，我只是从来不去认真地关注它们，但是这一次却活生生地关注了。

一般讲来，纳粹的招贴人物看上去都是一样的。他们总是相同的面貌，野性、固执，就像一个个僵硬的武士，他们总是扛着旗子，或者举着枪，或者提着剑，穿着冲锋队服、党卫军装或者军装，要不就坦胸赤膊。他们总是展现着体魄的力量和狂热的意志。肌肉、强悍和完全没有思想的四肢发达就是这种出现在体育和战争招贴人物的的招牌神态，他们就是对于“元首”的意志的服从。希特勒上台不久，一个小学教师在德累斯顿语文老师聚会时，激动地声称：“我们是元首的奴仆！”从此以后，所有第三帝国的招贴画和特种邮票都在向着我叫嚣着这句话。而如果招贴是描绘妇女的，那么她们就是英雄的斯堪的纳维亚男子汉的英雄的斯堪的纳维亚妻子。如果我只是粗略地留意这些招贴画，那就真的是情有可原的。特别是因为，自从我带着星袖标，我就尽量做到离开大街越快越好，因为它带来的侮辱，也因为那些更让我尴尬的同情，使我一直感到不安。所有这些乏味的英雄招贴只是把最单调的第三帝国语言的最单调的絮叨改变成视觉的图画表象，根本就没有使他们有什么丰满起来。现在却是一个真实的拼拢在一起了，一个对于一再并列出现在那些招贴画上的形象和口号的交汇合一。“‘元首’命令我们就紧跟！”或者 “我们的旗帜确保胜利！”给他们的心灵打下的印记，就如戴个袖标那么简单，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的话语。此前我不曾见到过任何口号和形象会让我想到是可以拼在一起而属于一个人的。我也不曾想到过，一个来自第三帝国的招贴画的人物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每天都那么受到欢迎，就像眼前的这位卡尔楞克劳，一个形象和口号的结合体抓住了整个劳动工人的注意力。

自此我开始很仔细地看招贴画了：那是真实的，每天都在提供一些新的东西，一些童话传奇，一个鬼神故事人物，等等，呼唤着人们的想象力。凡尔赛有一个喷水雕塑，其灵感是来自奥维德[2]的《变形记》：所有的人物穿过喷水圈的部分都中了魔咒，他们的人形开始变成了怪兽。卡尔楞克劳与此相同，他的脚就好象两栖动物的蹼，他的外套的褶边就好象一截残留的尾巴，他的小偷一般的弓背弯腰的姿势，看上去几乎和四条腿的动物差不多。喷水池的名字选择也涉及到了神话传奇的想象作用：一方面是小心翼翼地用了民间风味的天神下凡时的“顺手牵羊”，从而比“偷盗”更加令人感激，另一方面，又用了大胆的名词（把它和劝告相比较）以及头韵法的运用使之摆脱了日常的平凡而更为富有诗意。词语和形象一起把它们自身铭刻在记忆里，就好像党卫军的词语和标志。

通常地，只有极少的企图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的，而效果则从来不会是相同的。格罗斯肯戈拉伯（佩尼 古兹勒）代表着挥霍无度或别的——它还数落着，说我已经不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好的押头韵，但是词语却比卡尔楞克劳更加淡无色彩，形象也比他缺乏吸引力。然后是一个浑身湿透的冻僵的厉鬼，它伸着爪子爬上窗户预言着灾难，然而我却找不到值得记住的名字。唯一一个与卡尔楞克劳形象相近的，是鬼魅一般的、神秘的、蹑手蹑脚地潜入的伊万斯厥劳普的形象，它的忠告总是会一连几个月地出现在装饰过的报纸的一角，橱窗和火柴盒上，用来作为反间谍的警示。不过，相关的句子“敌人也正在听”——一篇文章的省略，一种美国腔，听起来很让德国人的耳朵所忽视——已经随着这个像幽灵一样的人物出现的时候而成为一种陈词滥调。这些话早就已经出现在那些短篇传奇的想象当中，它们所描绘的，就是敌人在咖啡馆和其他相似的地方，藏在一张报纸后面，偷听着指手画脚的交谈。

卡尔楞克劳的直接的影响可以在一个主题之下的一个系列的复制和种类上加以估计。他的系列之下，还有“偷时间者”；又有扫雷艇叫做“偷雷者”；《帝国》有一幅攻击苏联制度的插图，标题是“偷波兰者”，……卡尔楞克劳本身则反复出现着，毫无变化。但是这一次他却在一面手镜上出现，下面的说明文字是“把玻璃放在你的脸上，这是你还是不是你？”并且，如果有人没有关上一间暖气房间的门，常常会有一声尖叫，“卡尔楞克劳来了！”

这个特别的招贴人物对于他人有着独一无二的影响，一个进一步准确的证明，发生在1944年。它比搬运工乌托的绰号更能说明问题——在这时，卡尔楞克劳因而也就不再是一个小说性质的或者不断翻新的想象了。我在街头上看着这么一幅小小的场景：一个年轻的妇女正毫无制服力和她的不顺从的儿子发着火。小男孩则一再从她的手挣脱出他的手，站在那里尖叫着，不想继续走。突然，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看上去和我一样，看到了这一幕，就走进小男孩，他把手放在小男孩的肩上，平静而语调严肃地说，“你是不是想做一个好孩子，和你妈妈一起回家？是还是不是？如果不是，我就把你抓到卡尔楞克劳那里去！”就在那一刻，小孩一脸恐惧地看着这个人，然后突然害怕地大声哭了。他跑向他的母亲，抓住她的裙子哭叫着，“回家，妈妈！回家，妈妈！”阿纳图勒 法兰斯有一则非常发人深思的故事，我相信它是叫做“园丁菩提尔斯”。一个特别的家庭的孩子们一直被讲诉着菩提尔斯，说他是一个恐怖的人物，是一个鬼怪。随着他进入到他们的想象当中，他就变成对于下一代的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变成了家神和超级神怪。

如果第三帝国能够存在更久，卡尔楞克劳——词语和形象的诞生——是不是也将有机会去变成一个神秘兮兮的人物，就和菩提尔斯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