瞧！那“80”后－－祝来新夏先生仁者寿

瞧！那“80后”

 

——祝来新夏先生仁者寿

  

    刘刚   冬君

 

又一本新书问世了，书名是《80后》，好青春的名字。

我们拿起来一看，作者来新夏，这不是“来公”吗？连我的导师刘泽华先生都尊称他为“来公”，可他却自称“80后”，多么青春的老头！

上网去流览一下，发现他的粉丝还真不少，其中就有80后。80后是中国的新生代，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一代，这一代人，古今中外没有先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引导和控制下出生的，没有兄弟姊妹，五伦之中少一伦，不知“悌”为何物。

计划生育在城市执行得比较顺利，城里人都有单位，有所谓“公职”，一声令下，必得就范。况且城里人对于生育问题要开通一些，生一个就生一个，几乎没有人提出生育是自己的权利，政府无权干涉。男女双方，两家生一根独苗，金贵可想而知，所以，80后宝宝成了“小皇帝”。农民没有“公职”，很难一刀切，可农民想致富，政府就教育农民：“要想富，少养孩子多养猪”。

二十一世纪，80后们都成长起来了，他们突然发现，社会开始向他们说“不”了。你想就业吗？不！金融危机来了，白领做不成了。那就做公务员吧，不！去考吧，比考大学还难。据说，还得先入党，还得是党员去做公务员。白领做不成，公务员没考上，咋办？那就回家吧。回家有父业可承，叫“富二代”，无父业可承，就叫“啃老族”。创业如何？很好，举双手赞成，可市场不仁。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市场不仁，以80后为刍狗。最可怜的，是那些农村80后，那些“超生游击队”的后代——“海南岛”、“吐鲁番”们，他们长大了，本可以到“世界工厂”去打工，可纷纷兴起的“世界工厂”，没多久，又纷纷倒闭了，连打工弟、打工妹也做不成。

这便是现实。当年的“小皇帝”，还有当年的“海南岛”、“吐鲁番”，他们都已成长起来了，在全球一体化中成长起来，从世界工厂到世贸组织，从长安街到华尔街，这么大的舞台，本该有他们一块，可谁来为他们安排？

自然规律会起作用。他们不仅拥有青春和美，而且他们很可能是中国迄今为止知识化、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一代，他们要来取代我们，是必然。倒是我们应该考虑，如何给他们让出地盘，以期将来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青春与美，既受制于自然规律，亦取决于文化心理。人老了，青春已逝。然而，“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多么踌躇满志！此乃成功者对人生的赞美，而非向青春回归。“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英雄老矣，而雄心未已，壮志驱动老迈之躯，还要建功立业，不断进取！可我们从这样的英雄气概里，还是闻不到青春的气息，他们都不及来公以80后自居，得了自由的乐趣。

先生以80后自居，这有点像孔子。某日，孔子与门人相聚，正谈着，孔子说：你们都来谈谈自己的志向吧。子路年长，率先发言：我的志向是治理兵车千乘之国。孔子听了，莞尔一笑。冉有见此，就低调了：我只想治理个六七十里地的小国，让人民吃饱肚子。孔子依然笑笑。于是，公西华就更低调了：我谈不上什么治国，只想穿上礼服，替诸侯司仪，招待宾客。一个比一个谦虚，可孔子还是不言语。那时曾皙正在弹琴，孔子就问他：点呵，你来说说看。他便起身回答：我没有他们那么大的志气。孔子鼓励他，他就说下去：我愿在春天三月里，穿上便衣，同几位朋友，带几个孩子，到沂水河去洗澡，在求雨台上乘风，唱唱歌就回去。没想到，孔子对此大加赞扬：点呵，我愿意和你一样！

跟孩子们在一起玩，让孩子们在青春的气息里自由自在的成长，难道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政治吗？孔子原以“足食”、“足兵”为政治，门人述志，便遵循了这一原教旨。可他突然转向一种带有美学风格的政治，使政治有了青春气息。青春期的人生，是自由化的人生，应该去水里游泳，在风中唱歌；青春期的政治，是自由化的民生，要让人民在仁之河里畅泳，在义之风中欢歌。

这样的理想，难道不应该放在我们的孩子80后身上？当一位八十六岁的老人，向我们自称为“80后”，我们先是会心一笑，权当幽默而又风趣的老头；接着，便肃然起敬了：世间竟有如此之人，于美有如斯追求！当年我们就在背后说他爱美而“不知老之将至”。那还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80后刚开头，我们那时才入南开大学不久，先生穿着高跟皮鞋来授课，我们所有人的眼睛几乎都立起来了：瞧！那人……他步履矫健走上讲台，风度那个翩翩，宛如美少年。

须知那年代，人们刚从“文革”中过来，脑子里“两个凡是”还在。思想解放运动，先要把思想从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然后再来排除制度化障碍。于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美的追求，也冒犯了“革命化”的制度安排。那时流行的冒犯，一是穿喇叭裤，二是穿高跟鞋，用制度化的眼光来看，二者居其一，即为不三不四。

以此，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多是涉世未深阅历尚浅的年轻人，他们的反抗，一来出于爱美的天性，二来是对教化的逆反应，再加上被社会闲置，他们就剩下了这样一点追求美的自由意志，要在青春的气息里痛快的渲泄出去。

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的老师，年近六旬，居然就穿着男式平底高跟鞋，那么神态庄严的走上了讲台，使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忍住了，没有喷笑出来，反而有些惊呆，互换着眼神，仿佛在问：他洁白似云，高蹈如鹤，难道真的是从“牛棚”里出来？身上为何没有受煎熬的痕迹，神情何以没有气馁的样子？头发一丝不乱，裤线根根笔挺，一开口便金声玉振，一抬头就眼高于顶，真是“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如魏晋之人，醉眄庭柯，目送归鸿了。

精神贵族究竟是什么样子？没见过，我猜想，大概也就是这副样子了。当年辜鸿铭在北大，拖一根辫子上讲台，惹得学生们都笑起来，他便大喝一声：你们都摸摸自己的脑后，看看还有没有留着辫子！一摸，没摸着，有形的辫子被剪掉了，无形的呢？思想上还有没有留着辫子呢？这个笑话，没有告诉我们留着辫子是好还是不好，惊人之语，多少有点炫智的味道，况且辫子决定脑袋，这样的想法有些怪。而来先生却什么也不说，只是穿着高跟鞋，站稳讲台。

我们当时虽然没笑出来，但也不太理解，如此年纪，且为人师表，为何还要穿高跟鞋？如果是在今天，我们会当作行为艺术表演，可他又那么自然，没有半点策划和设计的雕琢之痕，更没有为自我贴上前卫的标签。他想干什么？我们尽量往好处去想，想来想去，觉得有一句成语比较合适，叫做“伤心人别有怀抱”，我们的理解也就到此为止，至于这个“别”字如何求解，似乎就不关我们的事，说实在的，以我们当时那一点学识，绞尽脑汁，也只能如此。

过了“知天命”之年，我们才渐渐读懂了先生的深意，先生是在以美的形态展示其文化个体性，以美引导我们深入文化中国的根柢。他在讲台上讲司马迁，我们第一次听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讲了很多，我们都忘了，只记住了这一句。因为他反复讲这一句，讲这一句的气象格局，将历史之大美，印在了我们的脑子里。人活一世，总有几句话是用来安身立命的，对我们来说，来先生讲的太史公这句就是。过去，我们从来没有听人这样讲《史记》，听先生热血沸腾的一讲，乍闻大美，如挨当胸一拳，如遇当头一棒，颇有几分顿悟的感觉：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说！

那时讲历史，只有一种讲法，古代史讲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近代史讲反帝反封建，讲来讲去，都围绕着阶级斗争。谈历史人物，先要查他阶级出身，再来定他的阶级成分，以此为据，对他的历史作用进行阶级分析。例如，春秋时期的孔子，他究竟是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还是新兴地主阶级？居然成了历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现在看来可笑，可当时有几人提出怀疑？借古人还魂，来“古为今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想搞阶级斗争，就给古人划阶级成分。

我们一直就生活在这样的“文革”思维里。幸运的是，那时，我们在南开大学历史系，遇到了许多好老师。有几位老先生还在，如郑天挺先生，已经八十多岁了，还给我们上了一课。那一课，让我们终生难忘。他给我们讲一个“史”字，就讲了两小时，通过考证一个字，向我们展示了历史学的价值。还说，“鸳鸯绣出与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我反其道而行之，专门来度“金针”。这是老先生上的最后一课，不久他便去世，我们有幸得见历史学的“金针”。“金针”是什么？是考据，是以怀疑主义的态度来运用历史学工具。当你面对各种说法时，你要先问一下真假，然后去伪存真，这一套求真的功夫，就是考据学。

在考据工具中，目录学很重要，为此，我们选修了来先生讲的古典目录学课。来先生上课，予人以美的享受，先生一举手，一投足，都有一种仪范美，这还只是一种中规中矩的为人师表美，属于古典美学范畴，人们可以理解，也能企及。令人不可思议，而又难以企及的是，他居然将美的古典气质同流行的时尚元素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他神情庄严，有如书院先生，可头上却打着发蜡，油光可鉴；他神态雍容，一身夫子气派，却穿着高跟鞋，越发显得高贵起来。

还有他那一手好板书，也令人叫绝，让人开眼。他拿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挥洒自如，可板式一清二楚，字走龙蛇，极其潇洒，可结体谨严，一笔不苟，宛如奇葩。后来我们才得知，原来先生年轻时，随启功先生学过书画，还参加过画展，据说，偶尔也卖一两幅。但他志在学术，故于书画之道，未曾刻意深造。然其才情学识聚于笔端，随腕流转，涉笔成趣，自有光昌流丽之笔传世。可惜的是，我们还没有见过他的画，只是遥想先生，当年英发，如何起画？

最叫人佩服的是，先生能把枯燥无味的目录学，讲得美仑美奂，有滋有味，他用文化的眼光看文献，用现代性来看古籍，从《七略》讲到《四库全书总目》，从历朝《艺文志》讲到民间藏书，从史官讲到书商，从版本讲到人物，从学术讲到政治，从文化风貌讲到文化传承，在目录学的坐标上，展开了一幅文化史的画卷……他讲起来滔滔不绝，音调铿锵，一字一句落在古籍上，叮叮当当，如打铁一般，迸发出灿烂的火花，又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流丽宛转。

总之，他讲得那个神采飞扬呀！令我们至今想往。可当时，说实在的，我们并未体会到这么多，他信手拈来的那些古籍，我们闻所未闻，一股脑儿听下来，觉得新鲜，琳琅满目，很充实。我们按照先生指示的门径，背了一堆古书的名字，好像要变成“两脚书橱”了，也开始学着先生的模样“掉书袋”，那份满足感，真有点暴发户的味道，仿佛一下子就从知识贫农提升为文化富翁。

如今，当年背的那些书名，差不多都忘了，剩下了两句话，八个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好酒都有年份，酒是越老越醇的，过了二十多年，我们才真正懂得了这门课的价值。满坛子好酒，但取一瓢，只饮一口就够，就那八个字，已够我们品味一辈子。这八个字，是先生教给我们的，我们每一次见先生，都觉得先生长了一张“辨章学术”的脸，脸上有一双“考镜源流”的眼。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考据学的根，出自清代浙东学派章学诚《校雠通义》，其渊源，可上溯至汉代刘向、刘歆父子，自《别录》、《七略》始，即一以贯之。先生家学，根植于浙东，其祖来裕恂，曾与章太炎同学于晚清考据学家俞樾门下，又留学于日本，于中西之学，皆有抱负，著《中国文学史》，即以中学为“文学”，而以西学为“科学”，可谓独具只眼，别开生面，其所谓“文学史”者，融四部于一冶，实为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术史也。

此《中国文学史》之缘起，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站在喜玛拉雅之巅来看东西方，“东望亚洲”，看见了“四千余年之大陆国”，自十九世纪以来，便与西方战，“战以兵，战以商，战以工艺，战以政治，战以铁道航路，战以矿山工厂……”，然而，战无不败，何也？来子曰：“学术荒落，国势所由不振也。”“学术荒落”，指的是科学，而非文学，中国之败，原因虽多，但就学术而言，还是在于“文学盛而科学衰也”。科学之光，不偏不倚，曾同时照亮东西方，“我国二千年前，科学已萌芽矣”，先秦诸子百家已各得科学之一体，然而都未能发扬光大，反被后人所弃，以至于中西科学，成一进一退、一兴一衰之趋势，何也？来子曰：此由“泰西之政治，随学术为变迁，而中国之学术，随政治为旋转故也。”

文学虽难进取，却宜守成，当今之世，虽然“科学日见发展，国学日觉衰落”，但是，“欲焕我国华，保我国粹”，还是要靠文学，因为文学，乃国民特性之所在，而一国之政教风俗，也多由文学养成，“是故观于一代文学之趋势，即可知其社会之趋势焉。文学于国家之势力，为何如哉？述中国文学。”如此缘起，真可谓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他还有一部大作《汉文典》，也是一上来就站在地球上立论，做世界观的，曰：“地球文字，通分三类。”一类是西方拼音文字，一类是中国形意文字，还有一类，是日本文字，“取汉字，造和文”。他注意到，“何以学他国之文，则拼联之法不难领悟，学汉文，而积累之体未易通晓”？他认为，“外国文字，有文典专书，凡一切字法、词法，部分类别，以表章之，故学者循声按谱，一览而知”，可“汉文无文典，凡文章之成也，运用之妙，悉在一心，故勤苦而难成”，故叹曰：“吾国之文，难哉，难哉。不知非难之为患，无指示其难之书之为患。”

他留学日本，已知日人著有《汉文典》，但乏善可陈，斥之曰：“皆以日文之品词强一汉文，是未明中国文字之性质，故于字之品性，文之法则，只刺取汉土古书，断以臆说，拉杂成书。非徒浅近，抑多讹舛。”中国亦有《马氏文通》，他也不以为然，言“马氏之书，固为杰作，但文规未备，不合教科”。汉文欲大行于世，须以文典与时俱进，他指出，如果西方人“舍通用之文典”，而“必以希腊奥衍之文，拉丁古雅之字”，其国民读书识字普及的程度，很可能还“不如吾国也”。所以，他要古今中外广收博取各国文典之体，“详举中国四千年来之文字”，著《汉文典》，使汉字有据，汉语有法，汉文有章，“使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无不读书之人”，于我民族存亡之际，留住文化的根，“由此以保存国粹”。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原来还有这样一番怀抱！二十年前，我们听来先生的课总觉得先生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美，不是表面那种，而是骨子里头的美，此美隐隐约约，与现实差距很大，宛如深渊里的牵牛花，美在往上爬！但那时“两个凡是”还在，他内心的美，还得掩埋。如今我们才知，他讲司马迁，那司马迁身上，就有他祖父的影子，他在讲司马迁的同时，也缅怀祖父。可他在课堂上，从未提起过他的祖父。不久前，我们去看望先生，想同先生和他的夫人焦静宜老师一起吃一顿饭，先生欣然，说，硬的钢铁不吃，软的棉花不吃，其他的通吃。当我们得知先生的数百万字的大作《书目答问汇补》就要问世，不由得赞叹道：先生真了不起！哪知先生眉头一皱，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比我的祖父差远了。我们这才知道，他还有这么一位立于“喜玛拉雅之巅”的祖父。就在他书房里，先生给我们补了他祖父一课，告别时，他送我们一本书，就是他祖父那本《中国文学史》，读了这本书，我们才真正懂得了先生当年讲的司马迁。

我们初步的印象是，先生渊博而又时髦，而我们还那么土头土脑，对于先生那种特立独行的美，觉得理解不了，因而难以接受。现在看来，先生的美属于二十一世纪，他的确是太超前了，不光我们，那时有几人真懂先生？加上我们脑子里一堆“文革”后遗症要清理，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思想问题，成了有名的问题学生，脑子里就像开了战场一样，一日百战，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日之我又将于今日之我战，我们自己都不清楚，脑子里究竟有几条思想战线，当脑子被问题的马蹄践踏一番后，我们就用刚学过的考据学来打扫战场了。

有考据学在手，思想不再跟着教条走，把伪问题找出来，一个个都清除了，将真问题留下，与师友们探讨再探讨，我们那时简直就是思想的发烧友，有时通宵达旦的发高烧，还真有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劲头。有幸的是，在求真理的道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位好导师——刘泽华先生。刘先生给我们讲中国社会是等级社会，讲中国历史上的权利支配经济和王权统治社会，讲中国政治思想主要是王权思想，讲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是百家争霸，都想消灭对立面，走向王权。从八十年代初到二十世纪末，我们一直都是这些观点的忠实信徒，至今依然信奉这些观点，正是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开始走出圣化，走向自我，从对王权主义的批判，走向文化个体性的自觉。我们这样做，一如禅家所言，“真佛内里坐”，要自作“主人翁”！是啊，与其向外拜佛，何如寻找自我？

在走向自我之路上，我们不仅有刘先生指点，还有来先生鼓励。有一天，刘先生打来电话，说来公对我们评价很高。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与先生的交往，不过就是听了先生的一门课，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细一想，有了，肯定是焦静宜老师。我们当时写了一本《中国私学百年祭》，是写严范孙和南开新私学的，要在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焦老师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不久，先生竟然亲自打来电话夸我们，感动得我们心潮起伏了好几天。这是我们第一次跟先生通电话，是长途电话，先生在天津，我们在北京，先生在电话里说道，你们这本书好就好在体例创新，把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结合起来了。先生真是锐利，用他那双“考镜源流”的眼，一眼就看穿了这本书的内在价值，抓住要点提撕起来。

感动之余，我们对于先生，真的很佩服，还很感激，我们那点“发凡起例”的意识，还不都是照葫芦画瓢跟先生学的？此后，我们跟先生的交往多了起来。有一天，先生又打来电话，夸我们写的赛金花，我们问先生怎么知道，先生说，他是《人物》杂志的老作者，杂志每一期都会寄给他，他就是从杂志上看到的，说这篇文章不光文笔好，还对一个众说纷纭的妓女抱有了理解和同情，把赛金花写成了中国的娜拉。当时我们和先生来来回回说了很多，现在记得的，大意就是如此了。一通完电话，我们赶紧把《孽海自由花——赛金花“出走”以后》和另一本《儒脉斜阳——曾国藩的战场和官场》一并快递给了先生。

过了几天，先生打来电话，说他把《儒脉斜阳》一口气读完了。还说历史学的书就应该这样写，要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要多为人民写史，少为专业写史，多为人民服务，少为饭碗服务。我们知道，先生老是夸我们，并非我们真有什么成就值得他来夸奖，而是先生对我们能有所成就充满了期待。先生又问，你们还在写什么书？我们告诉他，正在写一部诗话体的中国史，书名为《青春中国》。大概“青春”两字吸引了他，要我们把提纲发给他，我们遵命。

几天以后，他又打来电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你们比我强。闻此言，我们大吃一惊，先生何许人也？先生是我们一直仰之弥高，望洋兴叹的老前辈呀！论渊博，当今有几人能及？论勤奋，惟以“天行健”言之；论成果，哪止著作等身？说汗牛充栋也不会怎么过分。有人说，近年来，先生几乎是两天就写一篇文章，这样大的写作量，年富力强也受不了，更何况是“80后”老头？

先生毕其一生，纵横文史，沉潜方志，编撰之书，可谓不胜枚举。历史学的成果就不用说了，还有目录学、方志学、谱谍学和图书馆学，在这些领域里，他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对于学者来说，在一个专业里有所开创已属不易，在多方面都有开创就更是难乎其难了，可这难不倒他。他说自己蹲“牛棚”时，就是打扫厕所，也比别人打扫得更干净，这倒不是出于什么争强好胜，而是多年的学术训练，使追求尽善尽美成为了他的本能。有了这样的本能支撑，不管对怎样恶劣的环境，都能适应，即使在苦难中，他都会把苦难当作试金石。

“文革”一开始，他就被人抓去剃了阴阳头，还被拉去游街，戴高帽子。戴帽子的时候，他头大，高帽子一戴上就掉下来，一戴又掉下来，连给他戴的人也烦了，大喝一声：把这个拉出去，下一个！结果，下一个脑袋小，一下就戴上了。除了没戴高帽子，什么批斗、游街、劳改、喷气式飞机、罚站、拳打脚踢，他都受过了。可说起那些年，他并没有怨恨，扫校园，扫厕所，干农活，甚至还学会了赶大车，那时农民拿工分，满分为十分，他能挣到九分五，能顶得上一个最好的农民。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能做好一个农民，没有多少学者能做一个好农民，像他那样，能做好一个学者，还能做好一个农民的，真如凤毛麟角。

先生在“牛棚”里，一蹲四年，白天当农民，晚上做学者，四年里面，他整理了三部旧稿，还写了一本目录学方面的书。在学校里没有的自由，在“牛棚”里反而有。他说，农民啊，中国的农民真高明，他绝对不来批斗你。农民以为，这些人是先在这里放一放的，将来还有用呢！所以也不来理你管你。你除了每天跟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收工回来以后就自由了。他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得感谢“四人帮”，没有当年下放劳动我身体哪能锻炼得这么健康？

是啊，如果没有强健的体魄，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怎么能承担像《书目答问汇补》那样沉重的工作？自称为“80后”，除了要有一付青春焕发的好心情，还要有一付能厚德载物的好体格，数百万字的工作量，搁在谁身上都够呛。学术研究以外，他还写文学作品，早年创作过戏剧，晚近，随笔一本本问世，有学术性的，也有文学性的。《80后》中，有大量的文学性的文字，写得最好的，是写他幼年与小表妹的故事，那样天真无邪而又曾经沧海的文字，也只有先生能写了。将两小无猜那么活泼泼的写出来已是上乘文字，还在这些文字上面赋予了一种年份的醇度和厚度，就更是极品了。这样的文字，如山泉、美酒，如春雷第一声中发芽的春茶，你只要品了一口，就再也忘不了，那“小表妹”的身影，就会散发着山野里的芬芳气息和古镇上那怀旧的溪花禅意，在心头久久萦绕……

这两年，先生每出书，都会签好他的名字给我们寄一本来，他的书我们都会认真拜读，因为我们当年在南开并未真正读懂先生，现在来补课犹未为晚，过了知天命之年，已到了该懂先生的时候。我们去天津，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看望先生，先生有时候也会打个电话来，问一声，那书出了吗？每一次问过之后，他都会提起书中的“魂兮归来哀江南”，他以为我们写了庾信及其《江南赋》，可我们恰恰没写，真是惭愧，只好以后再补了。前些时候，我们那本书，改了个书名，叫做《重读中国历史》，就要出版了，编辑说，请你们的师友们为这套书写几句话吧。便给了编辑几个人的名字，她一一联系了，可来先生，却没有联系到。

我们有点担心了，让学生到南开大学出版社去找先生的夫人焦静宜老师，才知道先生住院了，八十多岁的老先生住院，总是让人忐忑。没几天，先生把电话打到我们家里，我们真高兴。先生说：我刚出院，让我动笔墨题写书名，恐怕手还不稳。先生是启功的弟子，墨宝我当然求之不得，但是决不能让先生累着。我连忙说，先生，您为这本书说句话就行。第二天早晨，先生又来电：冬君，拿笔记录。听筒那边，先生一字一句：“历史是民族和国家的支柱与灵魂，不能有丝毫失忆。祈望国人《重读中国历史》。”先生有求必应，可我们那本书还是没出来，换了一家出版社，又要改一个书名出了，我们默祝先生仁者寿。

先生，近来您身体可好？请多保重。过几天，我们去天津看望您。别忘了，您可是“80后”，还是八九点钟的太阳，还是中国的希望。我们，还有我们家的“80后”，在北京亦庄，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一起为您祝寿，千言万语并一句：祝先生仁者寿！然后，在心里悄悄道一声：瞧！那“80后”……

 

 《人物》2009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