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的眼睛是黑暗的

标题上的观点，具有一种“银样蜡枪头”的尖锐性，它貌似在撄虎须、逆龙鳞，向读者滋事寻衅，一旦牌面掀开，作者不过在说一句类似“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大实话罢了。就是说，观点本身没有太大的阐释难度，但它可能刺激一部分读者的表皮神经，正是后者，迫使这个观点长期锁在地窖里，我们只能在一些字里行间，感知它的诡异存在，比如巴尔加斯•略萨就告诫青年小说家：“作家能够获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着极其独特的走向，因为有时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谁都看得出，“读者的眼睛是黑暗的”，恰是这句话的暗码。

自打有人揭橥出“酸葡萄心理”之后，人间就多出一种“酸葡萄禁忌”：任何一件事，只要有可能被讥笑成“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那就免开尊口，少说为妙。而世人每逢有机会讥笑对方“酸葡萄心理”的场合，又总是不忍割爱的。如此一来二去，标题上的观点便沦为笔墨禁忌了，若要揭破它，免不了先得撞翻一片葡萄架。

另外，作家在面对“读者的眼睛”时，也会首鼠两端，立场飘移。只要事不关己，每位作家都会承认：书籍畅销与作品优秀，不能划等号，有一派偏激的观点，甚至认为两者呈反比关系。但是，一旦其大作跃然于排行榜之巅，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他把自己划归例外。要求一位作家把自身的畅销视为读者的无知，与期盼一位姑娘把别人对她容貌的赞美视为挖苦，难度相当。这一点，别说寻常作家，大哲巨子也难以免俗，比如叔本华，一边对黑格尔的显赫声名满怀醋意，一嘴鄙夷，一边却“雇用通讯员搜索自己名声的证据”，好像只有自己名声大噪了，才当得起实至名归。在国内，忙于用书籍畅销来佐证自家非凡的，截至目前，余秋雨堪为楷模。其他作家也有这么干的，但声音多少有点奶声奶气，总不如秋雨先生来得轻松自然。在我看来，余氏招牌式的吆喝，不过是读者眼睛黑暗性的又一佐证而已。

写出伟大作品固然谈何容易，奇怪的是，确认伟大作品，有时更加困难。别说普通读者，即使所谓的文学专家，看走眼也是常事。试以诺贝尔文学奖为例，作为地球上最权威的文学奖项，按说，它那由十余位专家组成的评委会，最有条件给我们遴选出真正的文学大师，结果却相当讽刺，斟酌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名单，我们发现一个残忍的规律：对于一流作家，诺贝尔评委多半不会看走眼，只要对方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则十有八九会遭淘汰。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哈罗德•布鲁姆在其杰作《西方正典》里，从整个西方世界精挑细拣了二十六位经典作家，其中单辟一章详加颂赞且生活在诺奖时代的作家，共有七位，你猜怎么着？他们无一获奖。按章节顺序，这份落选名单是：托尔斯泰、易卜生、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芙和卡夫卡。除弗洛伊德属于作者的别具只眼外，其余六位，无一不是帝王级的文学大师。

所以，在“读者的眼睛是黑暗的”这个陈述里，“读者”也包括专家，换言之，对于真正伟大的作品，人类的眼睛几乎具有先天的失明性。通常，只要不遇到特别倒霉的事（比如撞上骗子），花三十万元买的车子，总不会比十万元的座驾来得差；用三千元买的手机，性能上也一定比同期的千元级手机出色，但同样的规律，在出版界则彻底失控，整整一代读者中邪似地推崇一个俗物、同时把真正的大家贬为瘪三，不仅可能出现，还经常出现。因为，优秀作品志在挑战读者智力，平庸文字一味迁就读者趣味，两者的作用力正好相反，而性喜消遣的读者，总是多于喜欢面对挑战的，如此，劣币驱逐良币，遂成图书市场的宿命。一本优秀的书并非一只半斤大小的阳澄湖大闸蟹，我们并不天然具备识其美味的舌苔，实情是，在短时段内，越是具有创造性、探索性的书籍，它们越可能被读者拿去喂猪。

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优秀读物，哪怕办法有一万条，也不包括图书排行榜。排行榜是一个服务于出版商钱袋的设置，和读者毫无关系，一旦把它当真，就会接二连三地制造精神冤案。比如，那些印数动辄数十上百万的通俗历史读物，较之不过开印一万册的陈寅恪著作，就会生出滑天下之大稽的优势，依照印数为王的逻辑，好像我们的史学大师都不配给那些草台班子里的大仙擂鼓敲锣。比照花果山的格局，貌似小喽罗纷纷竖起幡旗，而我们的齐天大圣却只能弯腰曲背，给“孩儿们”添酒续茶。这种文化悲情，也只有图书界擅长制造，因为——我再说一遍——读者的眼睛具有黑暗性。

让人大感无趣的是，随着一档名叫《百家讲坛》节目的火爆，图书市场又增加了一个错乱因子，似乎书籍是否畅销，不再取决于作者的俏笔，而是取决于他的伶牙。而这副伶牙的能耐，又主要不在于传授真知、阐发思想，而在于如何把历史忽悠成“玩意儿”，那些在唱念做打、吹拉弹唱上别有一功的家伙，摇身一变就成了出版界的当红小生。暗想，王国维生逢今日，一定更加郁闷，他那枝笔固然锦绣玲珑，论起嘴上功夫，偏偏最是不济。

唉，当一代读者养成用耳朵代替眼睛的习惯，他们的阅读之眼，只会更加黑暗。

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