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至今没有写出，而且此生写不出一部中国新文学史来，真是莫大的憾事。并不是我对这门学问有什么研究，而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史如果由我来写，据说文化大革命就白搞了。
那是文化大革命初起的196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一大帮，奉令进了中央文化部的大集训班；楼适夷先生是“走资派”之一，我是“牛鬼蛇神”之一。没有多久，大集训班说是“刘邓工作组”的产物，被冲垮了。我们被揪回本单位，关进本单位的集训队。又不多久，不知道由于什么新一轮的“路线斗争”，集训队也宣布解散了，一个短时期内我们是“放在群众里面去”。后来自然又关进“牛棚”，是后话。且说集训队解散之时，开会要我们谈“学习体会”，互相批评。我谈的，回想起来非常惭愧，无非是按照当时的调子，谈我对于“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认识之类。或许是谈得还有点强词夺理的“条理”之故吧，楼适夷先生对我提意见时，竟然说我体会得不错，要我将来写一部中国新文学史。那样的时候，他那样说，显然非常不合适。我正不安。立刻，“同棚”一位女士，本是十七年中历次政治运动的急先锋，而文化大革命中也免不了被当作“文艺黑线打手”揪来与我们为伍的，尖锐地发言了：“楼适夷还要舒芜写中国新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史还要由舒芜来写，文化大革命不是白搞了吗？”顿时全场火药味浓烈，大家相顾悚然。
楼适夷先生是比我年长二十岁左右的前辈，可是往往就这么一恕我不礼貌地说，老天真。似乎几十年的政治风风雨雨，没有把他的赤子之心淘洗干净，才会在那样的场合，说出那样不得体不合适的、别人谁都不会说的话。
现在，楼适夷先生已经去世，我真惭愧没有听他的话去写中国新文学史。如果只要是我来写，即使是按照文化大革命的调子写，尚且会使文化大革命白搞；那么，现在我来写，不需要再说什么“文艺黑线”了，不管写得怎样，岂不是更能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略尽一份绵薄么？可惜不成了。
二
楼适夷是我的老领导。1953年5月，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当时社级领导人三位：冯雪峰、楼适夷、聂绀弩。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总揽全局，主要直接抓鲁迅著作编辑室。但冯雪峰的党组织关系不在出版社而在中国作家协会，出版社的党支部书记是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主管全社日常行政以及中国现代文学书稿和外国文学书稿的终审。副总编辑聂绀弩，兼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复审终审他一手。我是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的编辑，业务上与楼适夷很少关系，对他印象不深。
1954年2月，王任叔来任社党委书记、第一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他一来，取代楼适夷而为社内党组织的领导人，接管了全社日常行政；他又分工主管中国古典文学编辑室，从聂绀弩手里接过这方面的终审权，实际上免了聂绀弩的副总编辑职务，降为仅仅编辑室主任的中层干部。大约1958年秋，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招牌的“作家出版社”，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出，楼适夷被随之调出。1959年初，王任叔取代“右派份子”冯雪峰而为第二任社长。1961年夏，作家出版社合并回来，楼适夷随之回来，只是副社长，不兼副总编辑了。他这个空头副社长，没有分工主管任何社一级的领导工作，只是兼任了出版社内部新成立的编译所所长。
这个编译所，在原有各个编辑室之外另行成立，在出版社内不是很小的事。“编辑”和“编译”，一字之差，没在出版社干过的人，也许以为差不多，实际上差别很大。“编辑”的任务，是从社外投来的书稿中，退回不用的，选择可用的，以及向社外著译者约他著译某一本书，对于比较重要的退稿写出退稿意见，对于要采用的书稿写出修订意见，对于修订好了的书稿加以整理，发付排印，等等，一句话，就是为著译者服务。而“编译”的任务，则是根据出版社的计划，承担某一部书的注译、校勘、编订、选录或翻译工作，一句话，就是自己当著译者。
解放以前，规模较大的书店出版社，编辑人员的任务，主要都是根据一定计划，自己动手编书译书；对于采用的外稿，用了就是用了，不提什么修订意见。解放后，国家文学出版社才强调编辑人员对于采用的外稿要“把关”，把政治关，把思想关，把学术、艺术质量关……，逐渐明确了这才是编辑人员的主业，而编辑人员根据本社的计划自己动手编书译书，则成了非主业。特别是王任叔来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领导后，大唱“开门办社”，大批“关门办社，打伙求财”,使得编辑人员自己动手编书译书，似乎成了很不好的事。
但是，第三编辑室（苏联东欧文字编辑室）的几位主要编辑：金人、刘辽逸、许磊然、蒋路、伍孟昌……本身就是俄文翻译界的第一流翻译家，当时广大读者最需要的苏联文学书籍，首先得靠他们翻译，不可能让他们也整天看别人的译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便把他们几位从编辑室抽出来，另成立一个“编译组”，干脆明确他们与其他编辑人员不同，主要任务就是根据出版社的计划，自己动手翻译俄文（和其他东殴文）的书。那还是“反右”以前的事。
到了“反胡风”“反右”以后，各编辑室留用下来一些“右派份子”“胡风份子”，起初还在编辑室里做些审稿工作，后来大概觉得以他们的政治身份，继续代表国家出版社审阅稿件不合适，于是把 “编译组”扩大为“编译所”，把这些“份子”们都调到所里，让他们在出版社的计划之下，做些名著校勘、注译、整理之类的工作，废物利用的意思。楼适夷就兼了这个编译所第一任也是末一任所长。原来的编译“组”，比编辑“室”低，现在的编译“所”，则似乎比“室”稍高一点。其实大家都明白，楼适夷是空头社级领导，实际降为中层领导了。
我当然调入编译所。和我一起调过去的有冯雪峰、张友鸾、顾学颉、王利器、牛汀（牛汉）等人。他们的心态恐怕各不相同，我却是高兴的。我调过去接受的任务，是《杜甫集》的校勘工作，这是学术性的工作，可以结合着进行杜甫研究，比在编辑部看别人的书稿有意思，何况，说是“废物利用”，毕竟也算承认我还有一份“可用之材”吧。
听说原在编译组的一两位俄文翻译名家，很耻于与我们这些“份子”为伍，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是，事实的发展，偏偏向着相反的方向。“反右倾”运动一来，王任叔又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降到编译所来当副所长，与我们殊途同归。再后来，原在中国作家协会的“右派份子”萧乾从“劳教”中回来，原在中国中央宣传部的“胡风份子”绿原从监狱里出来，也都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来。编译所真正成了“牛鬼蛇神窝子”，我们时刻能感受到“革命群众”的侧目而视。
楼适夷这时，处于“牛鬼蛇神头子”，说得好听一点，“文史馆馆长”的地位，他不会不意识到。可是他兴致很好，居然在编译所内办起一个打印的小刊物，取名《新角》。表面上，指编译所办公室的位置，在出版社新分配到的楼房，出版社最后面的东南角落，实际上当然可以双关“新的号角”，大家都不是外行，心照不宣。刊物内容，大致不外学术文艺随笔之类。编译所的人，都是曾经沧海的，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内部小刊物，却受到大家的重视。因为那个年代里，居然还有一个离政治稍远的小园地，就不是简单的事。何况各种“份子”们久已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现在有这个发表处，也稍稍过一点瘾。楼适夷在编辑所内的这些领导作派，显然是有意在淡化政治，突出学术文艺，使得大家的心情相对舒畅一些。
更有进者，忽然有一次，由出版社请编译所全体人员到鸿宾楼吃饭；还有一次，所里组织大家集体游颐和园，晚上在五芳斋吃饭；我下放山东，全所在曲园酒家为我饯行。这些“文酒之会”，“反右”“反右倾”以来严酷的空气下，都已经久违，现在忽然恢复，似乎是种信号，让人感觉到有一点点恢复专家待遇的样子。特别是“份子”们，本来都是“阶下囚”的政治身份，这一下似乎又成了“座上客”了。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是敏感的。楼适夷在这中间肯定起了大作用。
当时谁都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逼近。而且，忽然传来一个消息，说周扬有一个意见，要把各个出版社的编译所（组、室）集中起来，另外成立一个“国家编译馆”，跟国家出版机构配合起来。国家出版机构制定出书计划，国家编译馆与之衔接，制定编译计划，一切工作都可以按计划开展。消息越传越厉害，甚至听说建馆的地点都看好了，就在西山什么地方。内定馆长都有了，是周建人，两个副馆长：叶圣陶、胡愈之。大家都对这些安排很满意，抱有很大的希望。可见大家都还好幼稚。转眼“文革”开始，这件事又成了周扬的罪名之一，说他“招降纳叛”，“试图网罗牛鬼蛇神来搞所谓国家编译馆”。
上面说过，我们从文化部集训班被揪回来，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集训队。集训队就设在编译所办公室。这个“新角”原来就是“牛鬼蛇神窝子”，现在被砸烂，用来关“牛鬼蛇神”，是顺理成章的事。
楼适夷作为编译所所长，被揭发的“罪行”材料当然不会少。材料来源之一是，编译所内有一位“右派”翻译家，本来每周向所长楼适夷交一份“思想汇报”，大量举报他周围的人们的“反动言行”。楼适夷劝他不要这样做，于是他停止向楼适夷送。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从人事科抄出这位翻译家每周送给人事科的“思想汇报”，里面可没少楼适夷的“反动言行”，包括劝这位翻译家不要搞这些小动作的话在内。
三
在中央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我与楼适夷先生“同学”多年，因为不同在一排，（干校一律部队编制，）接触极少。较有印象的是，一天，两个排劳动地点相近，我们工间休息，遥望他们那个排，也正围坐休息，利用时间开田头批斗会，楼适夷站在当中挨斗。有限的工休时间里没有几个人发言，听不请声音，一会儿喊了几句口号“打倒楼适夷”结束，重又上工。我忽然觉得好象看了一场剧情不太明白的无声电影。
干校后期，比较松弛，劳动任务少了，楼适夷那样年龄的人，劳动任务更少了。于是传出他的一件趣事：他每天一早醒来，第一件事是抓起床前桌上的大漱口缸，咕咚咕咚地喝几口冷浓茶，是昨天甚至前天泡好的。一次，他觉得有什么异味，仔细看，原来浓茶里面，茶叶底下，埋着一个大死老鼠。大家很替他担心，结果却平安过来。
新时期，有一阵子，我与楼适夷住处都离北京东单公园不远，我们往往早晨在公园中散步时遇见。后来彼此搬远了，简直没有再相见的机会。我看到他发表的一篇小文，说是曾经有一位“名编辑”，在书中发现一处赞美铁托的话，认为不该赞美修正主义，于是检举立功，受到奖励，云云。所谓“名编辑”就是我，事实却相反。那是中国与南斯拉夫两党两国改善关系的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好象是以戏剧出版社的名义）出的一本苏联电影剧本里，美国一个特务头子吩咐下面的人：“告诉铁托和兰科维奇，他们很久没有送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来了，津贴可不是白拿的。”这是斯大林时代典型的污蔑捏造的文艺，我以与我国当时的政策及外交方针不合为理由，提出此书有严重问题。王任叔对此予以通报表扬，并奖给我一套《六十种曲》。楼适夷先生可能高龄记忆力不嘉，记成相反；仍然可见他心目中印象深刻的是，王任叔奖励的只会是极左的人与事。后来，朱正先生曾经当面向楼适夷先生指出他这一个误记，他说：“是记反了，是记反了。”并不为自己回护。这使我更加钦佩他。
如果上面几点零星材料，可以供将来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者研究楼适夷时作为参考，我也算没有完全辜负他的希望。
2001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