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现象刍议

“愤青”，字面结构与“知青”相同，故理解为“愤怒青年”，应大致不差。但正如“奇装异服”不等于“奇异”，“愤怒青年”也不见得能向“愤青”安全返航，故还需作进一步区分。

比如，人们并不愿意将文化程度有限的青年人视为“愤青”，即使他借着酒劲正在街上大耍威风；人们也不情愿将一个正对村长发脾气的农村青年（姑且假设张艺谋影片中的秋菊）看成“愤青”，这至少表明，“愤青”并非“愤怒”与“年轻”的简单之和，其身份还另有讲究。我猜想，“愤青”应指生活在大城市里的青年，得有一定知识学历。与“知青”特指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批“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不同，“愤青”的时空跨度要广得多，甚至“知青”也不妨纳入“愤青”范畴加以考察。我们再来考察“愤怒”。一个青年，即使学历很高，也生活在大都市里，但他的“愤怒”若仅仅体现在对服务员摔杯子之类层次上，想必也没资格冒充“愤青”。“愤青”的愤怒对象，通常得与家常世俗生活拉开一段距离，通常具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特征，比如为了声援巴勒斯坦人而上街游行，为了反对政府滥用权力而与警察展开街头巷战，都是当代“愤青”的常规举动。中国当代“愤青”的行为虽然缺乏此类国际色彩（部分也与游行不易得到当局批准有关），但由于互联网的出现，他们也可以方便地把游行活动拉到网上进行。与国际“愤青”一样，他们同样热衷于针对重大的社会或国际事务宣泄不满，表达仇恨，呼唤正义。“愤青”的愤怒，原本就带有“义愤”色彩，原本就体现着青年人天赋的正义感。

我不知道这么归纳是否妥贴，我且预先约束：本文所指的“愤青”，即以上面开列的内容为限。概括一下即是：充满社会（或道德、文化）义愤的当代城市知识青年。

作为一种称谓的“愤青”，时褒时贬，忽高忽低。但我要强调的是，不管是褒是贬，“愤青”都必须首先被确认为一种正常乃至寻常的人类群体现象，这一点它和青春期的躁动或更年期的狂悖，没有本质区别，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在无视生理现象的条件下大力揄扬“愤青”的可爱、可贵或可敬，我以为是不负责任的，正如社会道德家也不宜把“愤青”视为某种可以铲除的东西。以本人为例，随着马齿徒长，虽然偶尔也会被今天的青年人视为老朽，但我至今都对当年的愤青习气抱有“同情的理解”，对当年仅仅因为中国队三比零战胜科威特这点芝麻成就，便和群情激昂的同学一起敲锣打鼓上街游行一事，也不觉得脸面发烫，甚至还不无温馨。

一个文明成熟的社会，应该尽可能善待“愤青”、宽容“愤青”，在社会预防措施到位的情况下，甚至不妨鼓励“愤青”。青年人胆气旺盛，富于正义感，充满进取精神，故而成为“愤青”，原是成长过程中的寻常阶段。我甚至还想不避鲁莽地补充一句：正是一代代青年人身上旺盛的正义感，才实际维持了人类道德文明历数千年而不坠。一个社会允许青年愤怒的程度越高，它的文明基石往往也越可靠。具体到个人，我的意见是，就中老年人而言，应该尽可能对“愤青”持欣赏态度，多从积极面去评价，顶不济也得表示容忍。但就“愤青”这一面来说，仗着自己的“愤青”地位而一味自雄自傲，又明摆着不像是有出息的样子，他反而有必要多从消极面看待自身的烈火浓情，多一份内省的警觉，在青春洋溢之际不忘输入理性血液。“愤青”情绪表明了一个人还保留着向上发展的空间，表明他天赋的正义感还远远没有被凶险的社会环境消耗掉，但若停留乃至陶醉于“愤青”气质，又会使向上的阶梯发生拗断。“愤青”有义务提醒自己注意，自身天赋的正义感，固然价值连城，但它们也如“和氏璧”那样，尚处于毛坯型态，还有待精雕细镂。不假修饰的“愤青”，往往是火山爆发式的，排山倒海式的，集束炸弹式的，而我们文明社会更加需要也更为倚重的批评方式，则不妨借鉴导弹的制造工艺，外科手术的操作方法，追求精确制导，定点清除，摘除胆囊决不误伤肝脏。

我不清楚国内有多少“愤青”，对国内“愤青”的地理分布和精神走势，也不甚了了。我以为，除非机缘凑巧，不然我们是很难在大街上随便见到“愤青”的，因为日常图景中的柴米油盐打情骂俏，并非“愤青”合适的表现题材。也许我们见得最多的（也是最容易看走眼的），倒是各种“愤青”状的装束、发型。不过对此我有一个袖珍成果，不妨在此预先发布。我曾无数次留意那些发型古怪甚至发型恐怖的当代都市青年，也会纯粹出于好奇地主动与之搭讪、“套瓷”，结果意外地发现，他们的言谈举止，竟十有**出奇地温柔。我的初步统计是：古怪发型中的温柔男儿，与常规发型者比较，比例上竟高出十倍不止。这当然很容易解释，但我不想得罪青年人，且略过不提。可提的只有一条：欲观察今天的“愤青”，最好别指望从外观形貌上获得研究成果。比如，当一城所有的青年画家都披着或飘飘或洒洒的长发时，长发中的愤世嫉俗特征，也就最大程度地趋近无形。若撇开审美功能（审美上，我还是挺喜欢长发郎的），这些本意为显示与众不同的发型，竟沮丧地沦落为某种行业标志，相当于厨师的高帽。此外，据文坛耆宿章克标先生在《文坛登龙术》中揭发，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青年画家的集体留长发现象，就已经是一种行业标志了，已经算不得标新立异了。

由于互联网的存在，现在我们好像足不出户就可以见识到大量“愤青”了。在全球各大中文论坛上，“愤青”仿佛春天的油菜花，处处开放，遍布网野，而且一拨接着一拨，一茬接着一茬。这说明，“愤青”就像企鹅，在日常生活中虽然谁也看不到，一旦到了南极，却发现原来是当地最寻常的物种。而互联网论坛，正是“愤青”的南极。在那个磁场强烈、怪异的场所，你若想见识一位说话持平公正的青年，倒常常成了难事。我想，幸亏他们都被安置到了网络论坛上，不然，若生活中不时撞上这些以“一腔正义满嘴脏话”为特征的“愤青”，谁都会觉得日子没法过。

我骨子里还是喜欢“愤青”的，但对互联网论坛上的“愤青”，则不敢高评。理由很简单，若参照古代好汉标准，他们违反了“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江湖规矩，当接近百分之九十九的网络“愤青”都以匿名方式示人时（说到例外，我只想得起一个名叫“朱海军”的前网络劳模），让我又如何对他们的“愤青”素质进行界定呢？匿名方式与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暗箱操作”，难道一点也不能进行类比吗？于是，古代好汉的另一条规矩“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就被这些仗着技术优势有恃无恐的网络“愤青”毫不客气地抛诸脑后了。这是一群“大隐隐于网”的蒙面侠，一群行动无常、倏忽无迹的网络刺客。虽然我曾发现，个别匿名“愤青”，也颇具敢于担当的古风，但那也许得公正地归于例外。何况，他毕竟还有这样的方便，可以随时放弃担当。在网络世界，换一个名就是一个全新生命，转一个论坛就是一次全新活法，在同一论坛上匿名注册两回就可以具有金庸笔下高手周伯通“阴阳互搏”的大神通，便宜实在占得太多，于私于公，我都不可能再有情绪对他们唱赞歌了。我发现有些经常在网上挨骂的苦命作者，苦就苦在不具备这种便利，自己早早地报上名去，却发现陷入了孙悟空的毫毛阵，经常没头没脑地就被人暗算了，浑身刺满疙瘩还不知道找谁讨个说法去。这样的暗算者还想以“愤青”自居，即使“愤青”在我的词汇表里算不得褒义词，我也不舍得借给他们。当然，词汇是天下公器，他们真要自封为“愤青”，也不会向我借。

现在“青春写作”很流行，个别青年人仗着沸腾的青春血液，甚至已在媒体意义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自恃真理在握，仇恨满胸，遂不断慷慨高歌，把我们性格温和的汉字一个个都弄得蟋蟀似的。其中也有个把半大不小的老“愤青”，以所谓“青春无悔”的名义，在纸上不断喋喋复咻咻，不惜以宗教赞美诗的口吻，讴歌当年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灾难被诗化了，血腥被提纯了，一支牧歌般悠扬的笛子，在他人的恶梦上空盘旋。

其实，“青春无悔”的说法，若允许“别解”的话，我倒也非常赞成。依我小见，那指的只是一个无奈事实：既然当时年轻，做点傻事说点傻话，在所难免，所谓“无悔”，也是“悔无可悔”、“悔不胜悔”之意，即悔也“悔之晚矣”之意，故不如“无悔”，掉头他顾，做今天更值得做的事情去。可见，我欣赏的“青春无悔”，完全没有那股豪迈劲儿，更多地只是认栽认赔。前面说过我对自己当年的“愤青”言行抱有“同情的理解”，大致也是这个意思，可不敢杂有自矜自得之色。

所以，接着往下说，我就觉得“青春写作”也是一个可疑的借口，尤其当这种写作不是限定在艺术创造领域，而是张扬在人文批评领域之时，我的疑心立刻加重百倍。“愤青”固有其审美价值，何况缺陷美也历来属于美学家族中的重要成员，但人文批评则不能有意识地借重“缺陷美”的帮助。当一个青年人决心拿起笔从事人文批评之时，我除了不怕透支热情地预先为他叫好外，还应该争取这样理解：他显然已经准备好了，因为这地方不是闹着玩的，他既然绰着方天画戟跳上前台，自然表明对自己的实力已有足够信心，他是准备向所谓“主流文化”挑战来了。由于我自己无官无职，对主流文化的陌生程度不亚于蚂蚁社群，平时最向往的生活形态是“击壤而歌”，最热爱的古典名句是“帝力与我何有哉”，所以你可以想见，对这样的青年，我会抱有何等的欣喜。但是，突然间听到有人争辩道：我这是“青春写作”，那就别提有多丧气了。人文批评除了应该充满进取心外，难道首先不是更应该成为一项充满责任意识的行为？而在“青春写作”的声音背后，我看到的，恰恰是对责任意识的蓄意回避，好像一旦被别人拿住短处，就可以借“青春写作”之名来一个金蝉脱壳似的。在我看来，“青春写作”根本就是一种虚构状态，当它有可能暗示别人的写作都是“衰颓写作”之时，则除了虚构外，还显得不怀好意。青春不是借口，亦非帮凶，“青春”既不能确保你的写作就比别人优秀，也不等于你的写作一定要比别人毛糙。

关于后一句话，可以略加说明。

世上原多似是而非的歪理，认为青年人写作必然不如中老年人来得精密、全面和深刻，就是似是而非的一例。这个貌似不可推翻的陈述，其实一推就倒。我不在艺术家中找例子（那没有说服力），我只在学者或哲学家中随便找几个。钱锺书二十岁时的博学程度，已远超泛泛大学教授了，王国维撰写《人间词话》，年仅二十五岁。加缪写哲学小册子《西绪福斯的神话》时虽仅二十七岁，但在最讲究精研密思的哲学家队伍中竟然算不上特别神奇。埃拉斯摩还是小学生时，他的拉丁语教师就在给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万一你再写这样典雅的信，请给加上注解吧。”贝克莱最主要的哲学著作，都是二十八岁之前完成的，包括二十四岁时撰著的《视觉新论》，二十五岁时写的《人类认识原理》，休谟开始写《人性论》时，妙龄更是只有二十三岁。叔本华三十岁前完成哲学巨著《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已经没有人为作者的年轻称奇了，不然，它也不会在书店仓库里一搁三十年。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批评界三驾马车之一、被恩格斯赞许为“社会主义的莱辛”的杜勃罗留波夫，二十六岁即英年早逝，但留下的大量批评文字，何尝有一丝“青春写作”的幼稚习气？

欲说清当代社会中的“愤青”，对我确是难事一桩，但我们要格外警惕那种以“愤青”名义混迹人文队伍中的家伙，他们企图两头捞便宜，实际上却既提升不了“愤青”的思维层次，又污染了人文环境。“愤青”不过一种自然的群体现象，就生成机理来说——重申一遍——它并不比青春期躁动或更年期悖狂来得高尚些，虽然我们也可以尝试提升“愤青”现象中的积极因素（我前面提到的“延续人类正义的功能”，即属此类积极尝试），但也必须注意它的危险性。当“愤青”群体被凭空赋予某种耸人听闻的高亮度色彩时，我的经验是，通常总会预示着大势不妙。

2001-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