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批评的态度——与邵燕祥先生商榷

对邵燕祥前辈的人格文章，晚辈素表钦敬，但为了显示批评的态度，本文决计对此不发一言。

且说今日读毕邵先生大作《批评的态度》（载《南方周末》2011年4月7日），脑海里顿时升出几朵疑云。邵先生此文，踩定一种公允立场，不少表述深具苦口婆心之态。如此行文，虽会降低观点的生鲜度，但也有如下好处：人们很难与他商榷，因为人们看到的，也许是一种略感乏味的正确。不过请恕晚辈唐突，其中可供商榷之处，仍然较多。甚至，该文最见公允的立论前提，亦未足服人。

该立论是这样的：

      你要批评一个人，总是针对一个具体的人，根据你对此人的观察和了解，做出或肯定或否定或“三七开”“四六开”的评价；总不能说，我对这个人长什么样并无所见对他干过什么事一无所知，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个人，但我认为他不该存在或索性不必出生吧？

      对一本书也是这样。所谓书评，对文学性的书就是文学批评，总是你读了这本特定的书，针对它的短长，发表你的意见。这是正常的。而一个必要的前提，是书已出版，你已读过。

邵先生此文，虽未点出被批者名号，但明指《刘心武续红楼梦》的批评者。我敢说，刘书批评者虽多，但对刘心武“这个人（的文字）长什么样”“一无所知”者，万中或有一，百里难求二。有人（比如我）早在三十年前就读过其成名作《班主任》了，读过他代表作《钟鼓楼》的读者也许更多，待到刘心武在央视开讲以“秦学”为特色的刘记红学时，俨然已是文化闻人。就此而言，邵先生“总不能说”以下的话，并不适用。当刘心武的大名分明已由文学界大举进逼娱乐界时，再要把他拟想成一颗需要额外关照的文学新星，无论刘心武还是读者、观众，恐怕都会不太自在。
邵先生的立论逻辑，不禁让我想到毛泽东《实践论》里的著名表述，略谓“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吃一吃”。该表述是否成立，其实另有前提：那家伙从未吃过梨子。对于已经吃过梨子的人，再进一步，对那些甚至还种植过梨子或从事过水果经销的行家来说，就说不通了。以后者的经验，无需亲尝，常常只消瞄一眼花纹成色，就足以得出内行判断：这是个好梨；那个梨坏了。

“对一本书也是这样”。邵先生志在推荐一种齐一的批评观，但小见以为，这种批评观并不存在。批评的态度，不同于批评的姿态，脱离了具体文本及批评所指，我们无法归纳出一种通用态度。批评者是否有必要通读全书，洵非一项固定原则，大可因书而异。正襟危坐地倾听贝多芬，多半是得体的，用同样姿态面对摇滚，辄涉嫌滑稽。十目一行地领略王羲之书法，也许还不够，一目十行地阅读市井涂鸦，多半已无聊。英国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据其传记作者包斯威尔说，“他有一种惊人的天赋，无论什么书，用不着从头读到尾，就能够一眼抓住书中的重点。”依邵先生之教，那好像是错的，世人却咸视其为批评楷模。因为，非得通读一过方能撰文批评的书，即使把范围缩小到文学，也为数不多，那是少数经典作品的专属特权，泛泛庸籍不得与焉有荣。另外，我们还得结合批评的着力点，以刘书为例，论者若意在评价篇章结构、人物命运及故事脉络，通读就是一个起码要求，舍此无二途。若笔锋仅在语言毛病、细节纰缪、景物乖舛上逗留，多读少读就关系不大，既可视病症轻重而异，亦不妨随批评者心性而定。依我的脾气，单看目录上那些糙粝得难以下咽的回目，不仅会废书不观，甚至都想揎拳而上了。

文学批评关乎经验的积累和见识的锤炼，通读云云，不过拘牵形迹而已。即就“批评的态度”而论，此处亦可作两面观，单独站在刘心武的立场上，恐生偏颇。批评者对刘心武续作心怀不忿，完全可能是出于对曹雪芹的无上爱戴。从人们对庸劣作品的态度中，并不能推导出他们对待杰作的态度，毕竟，文学世界的良性秩序是由伟大作品来维持的，出于对伟大文学的热爱和捍卫，对蹩脚之作态度粗鲁些，有时简直就是一种必要的礼节。这和商品世界的道理是一样的，出于对良性市场秩序的卫护，人们对伪劣产品的态度越粗暴，反而越能显出其文明人的教养。

没有读过《刘心武续红楼梦》的批评者，不见得就缺乏其他文学教养，他们还可能是《红楼梦》的资深读者。由于刘书的寄生性，人们有权利依据曹雪芹原著提供的特征及标准，掂量续作的斤两。假如他们从刘书中劈头撞上荒谬可笑的内容，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压制自己的愤懑。毕竟，注重性情和感受、对嬉笑怒骂持来者不拒态度的文学，不同于“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场”的礼仪场所。说到通读，我想，再认真负责的编辑，从来稿第一段中接连窥见不可原谅的错误，也会迅速丧失耐心，毫不犹豫地把它做退稿处理的。我们尝了第一口饭觉出异样之后，合乎卫生之道的做法难道不是把整碗饭扔掉，而是逐一验证每一粒米饭，以确信我们尝的那几颗米粒算不算白璧微瑕？

让庸书劣籍与优秀文学享有同等待遇，或者，要求人们对浅显毛病与繁难杂症一视同仁，恐怕只是一种纸上风度，说来固易，实行诚难。

批评者邵先生和他所批评的那位批评家（我不知是谁）一样，他们都没有读过《刘心武续红楼梦》。邵先生自解的理由是：“我在这篇小文里，未对刘书做任何评价，因为我还没有看，不能滥加评说。”但这个理由存在破绽：你没有看，你就无从判断刘书是否够格成为一本“非经通读严禁置喙”的书。放弃评说固然是邵先生的权利，但不等于别人的批评就会失去依据。关键不在于读过或通读，而在于批评什么。再则，将一本你内心并不尊重的书从头读到尾，目的只是寻找更多的荒唐可笑之处，大概只算得一种私人趣味，并不宜抬举成一项公认原则。

邵先生篇末说：“总之，你有话语权，也要尊重他人的话语权，尤其不可剥夺或意在剥夺他人的话语权。”燕祥前辈言重了吧，不就一点批评嘛，如何就变成“剥夺或意在剥夺他人的话语权”了呢？何况事实也没有对邵先生的推断提供支持，在不少畅销书排行榜上，《刘心武续红楼梦》赫然在列。挨骂非但不等于剥夺，常常还会成为促销的有力手段，这早已成为当今社会诸多怪现状之一了，我辈对此，最好佯装不见。
载《南方周末》2011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