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泽楷教授点滴

汪泽楷教授（1894—1959）是老革命家老学者，是我所尊敬的前辈，曾与我在南宁师范学院同事。一九四九年初匆匆一别，从此没有见过面，只是若断若续地听说他一九五七年也中了“阳谋”，加上“历史反革命”，逮捕劳改，死在狱中，一直不知其详。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谭丕模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遇着汪泽楷教授的小女儿汪力文女士，她送了一本纪念文集《劳人·汪泽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株洲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株洲文史》第十七辑）给我，我回家仔细阅读，才了解汪泽楷教授的不平常的悲剧的一生，回顾我们同事的年月，曾经共历艰难，对于一些难忘的事有了新的领悟。

今年是汪泽楷教授诞辰一百一十周年，汪力文女士告诉我，《劳人·汪泽楷》经过修订，将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公开出版，要我也写一篇文章加进去。我答应了，我一向认为写这种文章是后死者的不可推委的责任。尽管我在《舒芜口述自传》里已经把与汪泽楷教授有关的事大致谈过，但是那里谈得分散，这里可以集中些，而且有了《劳人·汪泽楷》中的材料，可以加上一些重要补充。

我与汪泽楷教授相识于一九四七年。那年下学期，我应聘到桂林师范学院任教。顾名思义，应该去广西桂林，但我却是去广西南宁。怎么回事呢？原来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桂林师范学院迁移南宁，改名南宁师范学院，尽管全院师生一致反对，还是迁去了。桂林师范学院是抗战期间创办的，桂林被称为“文化城”时期，进步教授云集桂林师院，风气所被，使学院获得“西南民主堡垒”之美誉。抗战胜利后，全国学生***高涨。国民政府的对策之一，便是把桂林师院这样的学校迁移到比较闭塞落后地区，孤立起来，切断它在中心城市的影响。这样做法，毫无道理。各省的师范学院都设在省会，而当时广西省的省会仍然是桂林，为什么弄得省会没有师范学院，倒在非省会的边远城市南宁办个师范学院呢？（那时的南宁当然不能与今日的南宁同日而语。）教育部说不出任何理由。师院师生的反对占足了理，“复院迁院运动” 在院内院外如火如荼地进行，谁都不敢公开使用出“南宁师范学院”的名义。院长曾作忠教授，因为反对迁院而辞职，教育部顾虑他一向深受师生爱戴，不敢批准他辞职，曾作忠教授不顾，迳自离校去上海复旦大学教书。我接到的聘书上署名是“院长曾作忠”，没有见过他，始终未曾一面。没有院长的院内日常行政由院长室秘书代行，院务大政则由四位老教授会商主持，略有“教授治校”的意思。

主持大政的四位老教授是：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谭丕模，理化系教授兼系主任谢厚藩，史地系教授兼系主任陈竺同，史地系教授汪士楷（即汪泽楷）。四位里面，国文系主任谭丕模是我久仰的进步学者，我应聘到师院就是在国文系教书；其他三位先前都不知道，逐渐才熟悉起来。与汪士楷教授熟悉得最快，我们的宿舍紧贴邻，往来方便，他又与我妻子陈沅芷是湖南醴陵同乡，与陈沅芷的哥哥陈乃一是老朋友，好象多了一分“乡谊”加“世谊”。我们新婚不久，初建家庭，日常生活中得到汪泽楷先生和杜叔林夫人许多关照指点。一九四八年七月九日凌晨，陈沅芷在南宁小乐园医院分娩生产我们的长女方非，我在医院招呼完毕，回学校休息，汪泽楷先生和杜叔林夫人赶快过来，问知大小平安后，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好！头一胎呀！叫人担心呀！昨晚我们一夜都没有睡好。”他这句话深深温暖着作为年轻父母的我们的心

汪泽楷先生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很快就清楚的。但是，由学生那里渐渐听说：“汪士楷先生是托派。”那个时代，在苏联，以及在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的地区，“托派”还是十分严重的罪名，可以杀头。在中国国民党统治地区，国民党政权固然不大管你是“托派”还是“斯（大林）派”，但在左翼进步知识分子当中，在左翼语汇里，“汉奸托匪”还是相提并论，谁被指为“托派”，谁就会受到“敬鬼神而远之”的待遇。我听到学生的说法，也不免向谭丕模教授打听。谭丕模答复道：“他的历史，我不大清楚，但是在北平的左翼文教活动里面，我们一向是在一起的。”有了谭丕模这样的政治保证，再看学生的态度，对于汪士楷老师也还是以尊敬的进步教授相待，我便放心与他相处。

当时师院还有一个全院一致进行的运动：营救杨荣国、张毕来两教授运动。两位都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半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广西省负责人，一九四七年七月被广西当局逮捕，关在南宁监狱。恰好那个典狱长程葆华，做诗喝酒，风雅自命，标榜“爱才”，平时，杨、张家属的探监送饭，受到相当的优待。谭丕模他们不知道怎么打通了他的关系，于是有了特殊方式的探监：我们去监狱拜访典狱长，在典狱长办公室坐下来。典狱长命令狱卒：“请杨先生、张先生出来！”阶下囚暂时成为座上客，大家在典狱长办公室里喝酒谈诗。及至我们告辞，典狱长一面送我们，一面命令狱卒：“送杨先生、张先生回去！”座上客恢复为阶下囚。我与杨、张本不相识，谭丕模邀我参加探监，大概为了多一个人与那位典狱长做诗唱和。我曾几次追陪他们诸老探监，汪泽楷先生每次都是参加的。

《劳人·汪泽楷》里面，关于汪泽楷先生平生的革命历史：从留法勤工俭学（1920）起头，经过加入法国共产党（1920），参加筹建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与萧朴生一道介绍邓小平加入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1922），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3），归国担任中国安源地委书记（1924），中国豫陕区委书记（1926），中国湖北区委组织部长（1926），中国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927），南昌起义时期的江西省委书记（1927），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代表（1928），因为陈独秀派的缘故被开除党籍（1929），又参与陈独秀、彭述之等八十一人向中国中央呈交《我们的政治意见书》（1929），他这些大江大河波澜起伏的历史，纪念文集里面都有清楚的记载与回忆。这些他从来没有和我谈过，只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忽然谈起：一九二八年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国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散会后，周恩来安排他暂时留在苏联，他说：“恩来，我的骨头要埋，埋在中国，不能埋在外国。”这才回国来。（此事他跟我说的就是这么简单，《劳人·汪泽楷》里有详细叙述。）我问他，如果留在苏联会怎样？他说：“那现在不知道在西伯利亚什么地方服苦役，或者早已埋掉了。”

 有一次，汪泽楷先生对我说：“今天到教室去辅导学生自习，看见学生在看《联***史》，津津有味。我心想：这些学生娃娃可怜啊！他们哪里知道这么一本书是多少血写出来的啊！”我立刻敏感到，这可能是托派观点吧。当时我对斯大林还是没有丝毫怀疑，对汪泽楷先生的话不知道该怎样理解，没有接话，只好深藏心里，没有对任何人说。现在通读《劳人·汪泽楷》，也没有记下他这方面的内心真实思想，倒是有一九四九年以后他教人要读《联***史》之类的话。我相信这也是事实，能领会他所以那样说的复杂心情，只是需要注解罢了。

汪泽楷先生谈过他与毛泽东同学时候一件逸事：现在通常知道毛泽东就读于湖南一师，其实他是先进湖南一中，后来才转学一师，而汪泽楷就在湖南一中与毛泽东同学。他说，毛泽东起床很早，宿舍采光不好，他起床后就站在宿舍窗口，就着光大声朗读韩愈文章。这同我的一种揣想很符合。我一向觉得毛泽东文章很有韩愈气味，可能他对韩文下过工夫，果然如此。汪泽楷先生说：一次，他在学校内看见一张“征友启事”的招帖，上面说征求志同道合的朋友，愿应征者请于什么时间到岳麓山爱晚亭相会，署名是“二十八画生”。他一猜，准是毛泽东，这三个字繁体是二十八个笔画。去了一看，果然是的。（多年以后，我才知道，毛泽东曾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体操的文章。这个似乎汪泽楷先生也不知道。）

 汪泽楷先生个人的历史，紧密联系着中国革命史的大波大澜，需要历史家做专门研究，不是我能随便谈论的。我特感兴趣的是纪念文集里面有汪泽楷先生的日记《劳人日记选》一件，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记载，都是他与我在南宁师范学院贴邻而居时候的事，这里汇录较重要的，略加说明——

今天只看《且介亭杂文》百余页。（1949年1月9日）

今天料理零杂事情以外，只看了几十页的《且介亭杂文》和一部分外文。（1949年1月1日）

《鲁迅全集》第六卷，包括《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篇》及《附集》共计642面，今日把它看完了。集中有关史料的记载，另纸录出，以供参考

《鲁迅全集》系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印（六月十五日初版），久想购置，均以缺款未遂。现从方管兄借阅而已。（1949年1月12日）。

鲁迅先生在近代文坛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著作是值得一读的。今天从方重禹君处借来《鲁迅全集》（共20卷）第一卷看了一百多页。蔡元培先生在序文这说：“综观鲁迅先生全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此乃蔡氏知人之言也。（1949年1月15日）

晚间，和平、文共看《鲁迅全集》第一集中的《头发的故事》及《兔和猫》两篇。一面念，一面稍加解说。平、文两人感觉更有趣味。当时叔耘坐在旁边打鞋底，有时也插嘴解说几句，更是增加一种集体阅读的兴趣。因此，在平、文睡后，耘曾停下手工，和我共看《阿Q正传》数章。这篇东西，原来我们看过的，现在重读一遍，更加了解深些了。好书不厌百回读，即此可以证明。（1949年2月8日）

从方重禹君处借来《鲁迅全集》第二卷，其中包括《热风》、《彷徨》、《朝花夕拾》、《故事新编》四部分。今晚把《热风》所收各文看了一遍，颇多令人感奋的地方。比如下面几句话，都是很对很对的——

“1.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儿光亮，不必等待炬火。

以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2.无论甚么黑暗来防范思潮，甚么悲惨来袭击社会，甚么邪恶来亵渎人道，人类的渴仰完全的潜力，总是踏了这些铁蒺藜向前进。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甚么是路？就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

以前早就有路了，以后也应该永远有路。” （1949年2月22日）

今天看完《彷徨》和《朝花夕拾》约300页。读到关于祥林嫂（见《祝福》），魏连殳（见《孤独者》）吕纬甫（见《在酒楼上》）的记载，我的喉咙有些变梗，眼睛有些发红，颇有声泪俱下的情势了！（1949年2月23日）

看完《鲁迅全集》第四卷，又借来第五卷，接着又看了数十页《南腔北调》。（1949年3月1日）

许看《鲁迅全集》第七卷200余页。人客来往，不能安然连续看书，因此进度更是缓慢。（1949年3月25日）

日记里的方管、方重禹就是我。我一直想有一套《鲁迅全集》，抗战时期没有钱，也无处可买，后来勉强有力购买，仍然无处可买。不料在南宁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一个很小的书摊上发现了。价钱不菲，大约相当于我一个月的薪水和津贴（四级教授）。我咬牙买了下来，很得意，告诉汪泽楷先生。他也很高兴，说早就想系统地读读鲁迅，约定从我这里一本一本借阅。他的日记里就这样认真记录了借阅的进程，和随时的读后感。我记得他把鲁迅小说和杂文全部借阅完毕，对我说过总评价的话：“鲁迅真是了不起！只是晚年有那么一点偏见。”当时我敏感到，他可能是指鲁迅那篇《答中国托洛斯基派的信》而言，没有接话。现在看他的日记，他是从《鲁迅全集》第六卷借起，这一卷里的《且介亭杂文末编》正有那篇《答中国托洛斯基派的信》。不知道他是有意先借这一本，还是偶然的呢？反正他先读到那件***，总是事实。他并不因为“一言不合”便“废书不观”，而是倒回去从第一卷读起，认真读完，没有因为那一点而妨碍他对鲁迅的总体的崇高评价，不像现在有的人脱离历史，因那件***而苛责鲁迅。

《劳人日记选》里面还记载了一件我们共历的更大的事：反对院长黄华表运动。

黄华表是1927年蒋介石“清党”大屠杀中广西文教界的大刽子手，血债累累。抗战时期，一度到桂林师院教国文，不学无术，被学生赶走。后来不知何时投靠了国民党C.C.系，因而于1948年末被教育部任来任南宁师院院长，以这样的身份历史，明明来意不善，师院师生严阵以待。黄于19449年1月到任，当时蒋介石政权末日在迩，沉船上的狐鼠逃命要紧，首先要务是不择手段地捞一笔钱，所以他和师生的矛盾冲突不是在政治思想上爆发，而是在经济上爆发。当时物价如断线风筝，一日三长，学生集体伙食已经无法维持，只好散为各个人（或二三人结伙）小炉自炊。反正全国解放在望，这样非正常局面不会长久，大家都是心照不宣。可是黄华表带了亲戚来办高价的“伙食团”，强迫学生加入。学生不加入，黄华表便以小炉自炊“影响校容”的借口，派他带来的训导主任李智亲自动手收缴学生的小炉子。学生对黄华表积蓄已久的怨气就这样触发，首先驱逐李智，宣布罢课。黄华表又克扣教职员1月份应该补发的薪水津贴。经过汪泽楷、吴家镇、金先杰、王西彦四位教授代表的一再力争，并决定要向教育部电报催促，才勉强发足。二月末，黄华表干脆躲起来，把教育部汇到的员工生活补助费360万金圆券全扣住不发。这一下激怒了全体员工，于是《劳人日记选》里面有下列记载——

关于360万元薪水问题，屡经交涉，尚无结果。因此，由教授谈话会议决，除次

360万中抽出90万暂维学院同学伙食，不得保留空额外，并请黄华表院长于四日午后四时以前回院办公，否则登报寻访，并电请教育部查访，促其回院。此外提议改选教授会理监事，以便处理事宜（即定明日午后二时召集教授会会员大会）。到会同事，发言踊跃，一切决议，几皆全体一致通过。（1949年3月3日）

本日午后二时在公寓八角厅举行教授会会员大会，除选出理事七人（吴家镇、马驹誉、方管、王西彦、金先杰、李世丰、及我），监事三人（谭丕模、谢厚藩及陈竺同），又候补理事二人（高天行、吴壮达），候补监事一人（谢起文）外，接受昨日教授谈话会各项，并决定即夜在本市《中央日报》和《广西日报》登出寻访黄华表院长启事及追究前天刘运桢秘书侮辱四位教授会代表（吴家镇、王西彦、金先杰及我）等。五时散会。（1949年3月4日）

 今日上午教授会理监事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各项工作，分配职务。结果理事会互选常务理事三人：马驹誉、方管及我；监事互选常务监事一人：谭丕模。致电教育部寻访黄华表行踪并请促其早日回院。午后二时半，教授会招待本市《中央日报》、《广西日报》、《南宁力行报》及《邕江晚报》的记者，报告黄华表从二月二十八日起不到院办公和寻访情况，黄院长到院以来的措施，黄院长对内对外的态度及关于教职员生活补助费的情形等。五时散会。（1949年3月5日）

 师院教授会新选的常务理事三人中，国文系马驹誉教授是南宁本地的好好老先生，不大管事，大家选他有明显的“统战”用意，而且他住在校外，也不便参加日常事务；经常真管事的就是汪泽楷先生和我两人，加上常务监事谭丕模先生，就是以这三人为轴心。我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各项文件（如上引日记中所记《致教育部寻访黄华表院长行踪并请促其早日回院电》，和在本市各报刊登的《寻访黄华表院长启事》等），实际上是个“机要秘书”式的角色，拿大主意的多是汪泽楷、谭丕模两位。教授会把事情向上级和社会公开之后，接着宣布罢教，与学生宣布罢课相配合，展开了全院一致的驱逐黄华表运动。妙的是驱逐的方式却是“寻访”。黄华表始终避居校外，我们越是公开“寻访”他，越是逼着他无法回来。中间有许多波澜曲折，包括黄华表向法院起诉教授代表，密电教育部要求解散学院，解聘谭丕模、谢厚藩、汪士楷、王西彦四教授等等阴谋。最后是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应教育部之请，从省会桂林来到南宁直接出面干预，以一方面谭丕模、谢厚藩、汪士楷、王西彦四教授被迫辞职，另方面默契更换院长为条件，结束了风潮。谭、谢、汪、王是黄华表给教育部密电中指名要解聘的，其中王西彦虽然是我们一致的立场，在教授会理事会中并不经常参加轴心活动，只因为同黄华表的秘书刘运桢直接争吵冲突过，所以名列首要。我却没有名列首要，不知道什么缘故。黄华表出身桂系而投靠C.C.系，等于桂系的叛徒。谭、谢、汪、王一走，黄华表的院长也被免职，桂系当局一向善于玩这种一石二鸟的手段。

 谭、谢、汪都是湖南人，王的夫人也是湖南人，他们离开南宁，自然都选择回归湖南长沙。据《劳人日记》，汪泽楷先生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雨中离开南宁，我就是在那天与他一别，并不知道是永别。以后我们没有直接联系过，——不，有一次联系，就是他于长沙解放后出任民国大学校务临时委员会主席，发聘书来聘我去教书，我想去，南宁领导上不放我走，没有去成，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联系。因此，这里无法，也不必在这里详述他回湖南后的情况。看《劳人·汪泽楷》，大致知道他在促成并襄助陈明仁将军起义上起了极大作用，这个起义即是湖南的和平解放。解放后，他先是在湖南大学教书，然后在中南财经学院教书，1958年4月，因“右派言论”及历史问题，定为“历史反革命”在武昌被逮捕。1959年4月，汪泽楷以“反革命罪”被湖北高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五年，先在湖北沙洋农场，后在湖北潜江畜牧场服刑，1959年12月23日病逝于潜江的监狱医院，年65岁，遗体埋在潜江广华寺广耾一桥公路西。最后于1984年照例得到学院和法院的“平反”。

我还说什么呢？

幸好还保存着他签署的给我的聘书一件，即以此作为唯一的纪念——

     民国大学聘函 教字第二五号

          兹聘

    方管先生为本校教授 此订

        校务临时委员会主席 汪士楷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 

 

         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