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人之我见

1958~1960年究竟饿了多少人，这个问题要彻底澄清，确实不容易。即使比较接近事实真相，也要等官方有关档案公布出来；根据现在公布的资料，只能作大致的推断。我同意王怡的意见：把此前此后中国人口的变化作个比较，就能得出一个大跃进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尽管如此，这也是大致的推测，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死亡统计。

在讨论中诸位好象都没有对死亡或者饿死人这两个基本概念做个界说。我想提醒一句，即使在那个非常时期，短期内因为断绝粮食供应而立即饿死的也是少数——这种死正是标准的饿死。就在最近，我父亲告诉我，1960 年他在成都附近养蜂时，所看到的饿死人过程：他们两人下乡办事，路上碰上母女二人，母亲踉踉跄跄在前，女儿跌跌撞撞在后，边走边哭着喊饿。我父亲他们走了一会，哭声没了，回头一看，女儿不见了，母亲还在呆呆往前走。他们返回去一看，小女孩已经死在路上了。那个母亲始终没有回头。1976年冬天，我亲眼看见讨饭的农民倒毙在我们知青点外路边，一天多没人管。我相信这样直接迅速饿死的人，在三年内也许真没有3000万。

但我们更要明白，那个时代，很多人实际上是死于营养不良以及由此导致的相关疾病，比如浮肿之类，也有因饿极乱吃东西而致死的。这样的死亡政府大约是不会按饿死统计的。因营养不良而死去，这个过程可能很长，比如饥饿虽然在1963年大致过去了，但中国劳动者一直要到1980年代初才能真正放开肚皮吃饭，这中间因饥饿死亡，因饥饿致病，因饥饿折寿早死的，究竟有多少，或者究竟应该怎么算，本人数学极为弱智，只好请高明给指点个办法。

至于我本人，我们家那时的确没有饿死人。但挨饿的记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在那个时期的饥饿经验，已经转化成了某种生理机能。饥饿把我的嗅觉锻炼得极为灵敏，到1970年代初，我鼻子灵敏到这种程度，百十米开外，谁家要煮个鸡蛋，我准能闻到香味，然后就像狗一样用鼻子猛吸一通。饥饿训练出的另一个本事是吃饭贼快，尤其是面条，我五分钟能吃三大碗而且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根本就不用牙齿咀嚼，直接就吞下去了。我曾经很多次因为抢吃太烫的东西，烫得从食管到胸口都火烧火燎得痛，至于嘴里烫得掉皮，简直就是经常发生的事。直到现在，我的吃相仍然极为凶恶，常给同席者以恐怖感觉；他们经常委婉讽刺我说，你怎么吃什么都那么香啊？感谢上帝！阿城、莫言、张贤亮等作家写过不少饥饿的感受，很能引起我的共鸣。我觉得现在讨论饿死人问题的朋友们，有一个缺憾，那就是他们是打着饱嗝讨论饥饿问题的。

说这些，是想给年轻朋友们提供一点感性的材料。在数目字上的争论，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说客观的结论一定要建立在准确数目字的基础上，那么几乎所有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结论都不能成立。费孝通先生就调查了几个村庄，怎么能得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秦军坑杀赵降卒四十万，谁见过那么多白骨，怎么能就此说秦人残暴？这类例子或疑问可以无所不在。数目字当然越准确越好，除了政客、黑心的老板和别有用心的伪学者，我想没有谁不喜欢真实准确的数字。问题是，当准确数字已经无法得到时（比如秦之坑卒），我们是用大致的数字做依据呢，还是对它持彻底的怀疑态度，不予采信，从而把问题搁置下来？斯大林杀人，德国法西斯杀人，红色高棉杀人，这些大灾难的死亡数字当然都是粗略估算，用这种粗略数字就不能指控这些杀人魔头？指控了就是别有用心，就是栽赃陷害？现在的例子则有朝鲜，近几年朝鲜一直在闹饥荒，但到底有没有饿死人，饿死了多少人，在那种体制下，我估计是不可能有基本统计的，准确就更谈不上了。但我们能说朝鲜正在发生饥荒，饿死了很多人这样的消息或推测，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反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的谎言？是在给朝鲜抹黑？
《天涯》第一期上森的文章很有说服力：现代世界的大饥荒，都发生在集权国家，民主国家即使多么糟糕，也不曾发生过中国、朝鲜这样的饿死很多人的大灾难。像这样从正反两方面都作了简明论证得出的结论，难道还非得要准确数字支持，才能有说服力？

我现在深深感到，很多青年朋友在讨论历史问题时缺乏“同情的了解”，对那个时代的真实景象很少从具体事实出发去把握。我相信大家只要看看六七十年代的报纸，看看八十年代初一些文学作品和大量回忆传记，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我特别感到奇怪的是崔之元先生的思想，他总在做假设，要是当年不怎么样就会怎么样，当年如何做了就会如何。当我看到他把鞍钢宪法之类的东西评价为工人阶级民主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而且还作为制度创新的资源予以表扬时，我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讨论“学理”的对错，我认为他应该拿了他的经济方略直接去找金正日，因为前几年只有朝鲜还保留着与三十年前中国同样的企业形式。如果他嫌朝鲜太远，从美国去不方便，他还可以就近去找卡斯特罗做个国策顾问。现在可能晚了，就算他听了我的建议去朝鲜，金正日同志大概也不会听了。这真是莫大的悲哀。假如一个计划经济国家最大的计划目标是领袖如何把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这样的计划经济我看不要也罢。举这个例子的用意是想说明，一个时代的任何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有关联的。鞍钢宪法就其文字本身所表达的意思来说，不可谓不好。但与这个“宪法”前后左右上上下下相关的“人文”社会条件是什么？这才是最要命的。试设想，就算鞍钢的管理能按这一套执行，但伟大领袖一发表最高指示，大家就得放下手中的活，深更半夜上街欢呼游行，铁水冷却在炉子里也得由它去，那即便这个“宪法”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经验和制度，又有何用？！什么事也没有聆听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重要。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可是当年我们唱的歌。集会游行，开会学习，经常冲击正常生产，美其名曰“抓革命，促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宪法都成了一纸空文，还说什么鞍钢宪法，真是开玩笑！所以我经常怀疑崔之元是在用学术玩幽默，而不是在认真研究问题。饥饿问题同样如此。任何时代任何制度下都可能饿死人，包括美国。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但中国那场大灾难的特殊性在于，人们被饿死之前，还要唱歌功颂德的歌。高尔泰先生——现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在8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没能公开发表的文章，《异化现象近观》，其中几句话我这辈子是不会忘记的。高先生说（大意），在中国，人不如畜生。一头牛，你要让它耕地，就得给它喂草料；它饿得走不动了，就会躺在地上不起来；任你怎么打它也不起来。畜生没有唱赞歌的能力责任和义务。我们人不同，我们不但得饿着肚子干活，还得因此而感恩戴德，还得唱赞歌！这就是五六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中国。无论那个时代是黑是白还是红，高先生说的铁证如山的事实，到了一万年以后也改不了。朝鲜现在不还在如此吗？当有人对这样一个荒谬绝伦的情景视而不见，却去质疑饿死人的具体数字，这到底是怎样一种心态？在下实在是越看越糊涂，不说也罢。所以我对李宪源先生有个同样的建议，请他去朝鲜调查一下饥荒问题，然后再回来说我们自己过去的事。

2001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