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美女”的伦理问题*

 案例

2004年5月18日新浪网有一则社会新闻，说鹤岗市一英俊男子剑锋，邂逅俏丽女子晓雨，由相识而相恋，而结婚，婚后育有一女，生活甚为美满。不料女儿相貌既黑且丑，与父母相貌差距甚大。剑锋遂怀疑女儿非亲生，要求做亲子鉴定，却为妻子晓雨拒绝。剑锋当然不能善罢甘休，以离婚相威胁。晓雨最终拿出一张照片，说上面的丑陋女子其实就是她本人。她是在韩国做了多次手术，才彻底改变自己形象的。剑锋觉得自己受了欺骗，提出离婚。晓雨非但同意离婚，还把全部家产一百万送给男方，自己带女儿回了青岛娘家。

这个故事事后证明有太多虚构。但基本事实存在：婚后生子相貌丑陋，丈夫不满妻子隐瞒做美容手术之事，导致婚姻破裂。故事的叙述者（或编撰者）显然想告诉读者一个事实：人通过手术只能改变自己的相貌，但不能改变基因构成，因此也就不能改变后代得自遗传的相貌特征。另一个隐含的判断是：人造的美并不能保证婚姻和家庭的幸福。类似的案例也曾经有过：2000年北京发生一件奇特案件：某女与丈夫关系日益冷漠，她归因于自己年老色衰，对丈夫失去吸引力，于是去美容院做了整容手术。手术后该女子的相貌变得年轻而且美丽。但丈夫反倒以为，妻子形象的改变使自己失去了原先的妻子，给他造成很大的心理伤害，遂以此为由，提出离婚诉讼。法院最终判决准予离婚。做手术的妻子后悔之余，将美容院告上法庭，认为是美容手术导致家庭破裂，要求获得赔偿。令人惊奇的是：法院不但受理这个案件，而且判令美容院给该女子赔偿3000元。这个故事的真伪同样值得怀疑。即便它是假的，同样也暗示了社会的一种意见：美容的最终后果是不好的甚至是不幸的。

打造“人造美女”已经成了近年媒体上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在网上搜索，与“人造美女”有关的信息居然有6万多条。浏览这些信息会发现，中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在推出自己的“人造美女”。打造“人造美女”，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美容业水平的标志，成为显示女性勇气的最佳方式。媒体对此类消息的热中报道炒作，则透露了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赞扬、批评、同情、质疑“人造美女”的意见更是众说纷纭，热闹非凡。在学术层面上，迄今为止，还很少有人对打造“人造美女”这个近乎狂热的文化现象从伦理、审美等方面给予充分关注。本文不揣浅陋，略陈己见，以就教于高明。

现象

人为什么要整容？是为了使自己更美丽。整容者的具体动机不外三种：1，相对单纯的审美冲动——美貌能吸引公众注意力，从而使自己有个好心情。2，审美愿望与功利动机两者兼而有之——美丽的容貌可以使自己有个好心情，更可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比如凭美貌与有钱人结婚，或由普通人而成为影视演艺人员，等等。3，纯粹的功利动机——社会不接纳形象过于丑陋的人，迫于世俗社会的压力不得已而才去整容，天津丑女张静的故事就属于这一类；但需要强调，张静这样的丑女，自然也有追求美的愿望，只是出于经济和自身形象等方面的条件限制，这种愿望只能服从于更为迫切的现实功利考虑罢了。总的说来，以上三种动机有共同特征：表面的审美冲动下面，有功利的考虑：人在社会中的价值，与其形象密切相关，形象越美，价值越高。所以打造“人造美女”说到底其实还是有强烈的功利目的。

       在个人动机的背后，有社会原因。社会对人体美的需求日益增长，对人体美的标准日益提高；这两方面共同形成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社会压力，使部分自认为形象欠佳的人去做整容，以便在这个高度“爱美”的竞争社会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社会对人体美的需求日益增长，源于人的审美需求日益物质化、官能化。传统的由自然、艺术提供给人的审美对象，已经远远不能充分满足人的官能需要：平庸的走马观花看景点的旅游已经被贬斥为最乏味无趣的行为了；公众面对传统艺术，发生了相当普遍的“审美疲劳”，艺术如果不以性为表现对象（比如“身体写作”），就很难获得公众认可。无论自然还是艺术，如果要满足乃至迎合消费者的需求，那就一定要高度官能化，因为人们希望在自然和艺术中得到更多、更强的官能刺激。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现在最大的价值是给旅游者提供具有极强刺激性的探险乃至冒险，是让旅游者在旅行中获得性冒险和性刺激的满足，所谓游人之意不在山水，在乎性之猎奇、满足也。世界主要旅游区同时也是色情业最发达的地区，根本原因即在此。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要么把性作为艺术表现的对象，要么使艺术创作活动本身成为与性高度相关联的所谓行为艺术。

人体美的标准日益提高，是因为人类交往的范围日益扩大，导致人体审美的参照标准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又由于强势文化的巨大效应和审美活动本身需要多样性这两者的相互作用，又显示出日益趋同的一面。白种人逐渐能接受黑人之美（比如美国电影中黑人演员的地位上升，世界选美活动中黑人地位的提高），黄种人对白人之美尤其认同（比如东方人的流行染金发），黑人对白人之美当然更为欣赏（比如杰克逊的漂白皮肤）。这种交互式的欣赏认同，同时也就是一种不断的比较鉴别。世界范围的各种选美活动，就是比较鉴别、寻求共同人体审美标准的过程。其结果是从整体上极大提高了全球人体审美的标准。如此一来，原来自认为形象尚可、或自认为还不丑陋的人，现在因为全社会人体审美标准的提高，开始对自己的形体容貌开始感到不满意了，开始自卑，不安，焦虑了。中国男人170厘米的身高被审美时尚裁判为“残废”或“半残废”，这是欧美人身高标准影响到亚洲人身高标准的显著例证。新浪网2004年5月20日有一则社会新闻：上海现在每年有数百青年男人到整形医院做移植胸毛胡须的手术，以使自己更具有欧美男人的形象气质。这更能说明欧洲人体特征对亚洲人体审美标准的影响。

假如把传统艺术定义为人对现实的超越性表达，那么人对传统艺术的疏远，说明了人的理想本身的失落甚至坍塌；人对自然美的疏远，则说明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人不依赖自然就能生存，长期在现代化大都市生活的人最容易产生这种错觉，也最难与自然发生交流和认同。人抛弃传统艺术，远离自然，最终使自己的身体成了最值得关注的审美对象。从总体上看，对人体美近乎疯狂的追逐，是人类一种病态的自恋。在这种自恋情结的统治下，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的精神同时被放逐了。如今在我们的审美感觉世界里，除了人的身体，几乎一无所有。

问题

从个体角度看，“人造美女”的意义在于，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人自己能主宰自己的身体，这当然可以理解成一种进步。任意处置自己的身体，是现代社会人所能获得的最大的自由了。但这并不等于人们普遍而自然地接受、并心安理得地享有了这种自由。社会舆论一方面对“人造美女”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另一方面，怀疑和否定的意见也若隐若现。

人们对“人造美女”的怀疑乃至否定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技术。有报道说，自从整容手术开始实施以来，中国已经有20万张脸被毁容。这个数字说明整容手术的失败率相当高。一旦手术失败，美容就变成了毁容。社会舆论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对美容手术有较多的怀疑和非议。很显然，美容手术失败，主要是一个医学技术是否发达、医生的责任心和手术水平是否合格的问题。随着整形外科技术的日益成熟发达，美容手术失败的比率肯定是逐渐下降的，成功率会越来越高，愿意做手术的人自然会日益增多。事实也是如此。迈克尔·杰克逊的恐怖脸面、因手术失败导致彻底毁容乃至送掉性命这一类案例，其悲惨结果并没有吓住日益增多的人加入到要求整容的队伍中来。所以从技术层面质疑美容手术的声音只会越来越微弱，爱美求美的欲望洪流，最终将把这种质疑冲得无影无踪。

经济。从经济上质疑整容的意见，其理由是，由于整容手术费用相当昂贵，除了少数富有家庭，一般人要为此付出几乎全部的财产，在手术效果尚不能有绝对把握的情况下，如此“投资”，显然具有很大的经济风险；就算手术成功，整容者能否利用漂亮脸蛋猛捞一票，收回投资，还能难说，因为光凭漂亮脸蛋不一定能挣到大钱。如果不能收回投资，就意味着投资没有产出，家庭经济因此而破产。由小康的丑陋变成美丽的贫穷，这到底是福是祸，真不好说。但这种忧虑显然不足以阻止“人造美女”运动的蓬勃开展，当事人坦然说，我连毁容都不怕，还怕破产吗？绝决到这个地步，说明他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宁要美丽的贫穷，不要富裕的丑陋。

心理。从现有报道看，“人造美女”手术后大都有一定的心理负担。主要是：1，担心手术有后遗症，不知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比如隆胸手术成功后，填充物有可能发生问题，导致病变。抽脂后导致皮肤坏死。最新的消息是，深圳第一个“人造美女”在接受了若干次手术后，和医院中止协议，不再继续打造自己，她的理由就是担心手术失败造成严重后果。2，担心公众知道自己是“人造品”，而降低对自己的评价，因此要竭力掩饰自己是“人造美女”。如此形成持久的心理负担，真我与假我总在打架。3，陷入追求完美身体的病态狂热不能自拔。局部整容成功，导致自信心“爆棚”，于是连续进行整容，修理完面容修理胸腹，胸腹完美了还有屁股，屁股美丽了还要增高……没完没了的手术，当事人似乎最终会形成这样的偏执：人生就是美容，生命历程就是跟自己身体斗争的过程，生命不息，整容不止。这显然已经成为一种病态的偏执。

道德。这是更为隐秘的一层忧虑。总体上看，整容还是富裕人群（甚至包括整个中产阶级）比较奢侈的消费行为（制造一个人造美女的费用至少要10万人民币）。一个相貌普通乃至有点明显缺陷甚至有点丑陋的人，为了追求美的身体容貌，可以付出所有的财富资源甚至不惜举债，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用来从其他各方面提高个人的整体素质，改善家庭生活状况，甚至用来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但他（她）选择了整容。这个选择显示的意义是：美的价值高于善；人希望社会承认的不是自己的善行美德，而是容貌形体。乐善好施者从社会那里得到的回报一般说来，不是直接的经济回报，而只能是道德的荣耀，而且常常是身后的荣耀。但整容者改善容貌后得到的是直接的回头率，是上镜率，是对异性的魅力，是与这些密切相关的经济收益。说到底，美容的目的只能是自我感觉的改善，是个人利益的获得，或者还能为社会贡献一点审美资源，如此而已；除此之外，就没有多少社会价值和意义了。正因为如此，社会虽然对整容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但在道德上的疑问和贬低是存在的，我们往往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能体会出那种微妙的不以为然。

如前所说，个人之所以选择整容，是因为社会需要美男美女，而且多多益善。这也意味着社会更喜欢感性的美而不是质实的善。公众对道德上的善人和英雄是相当吝啬的，但对男女美人则极其慷慨。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见义勇为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其家人不要说得到社会足够的经济补偿，有时连一个虚幻的名誉都不易得到。但一个美女或美男，只要其美丽被社会认可，就意味着能获得大量金钱，而且几乎无须任何理由，无须经过复杂的交换程序。相反，形象丑陋者非但不获社会同情，而且连谋求职业维持生计都极为艰难。这说明，浮华的肉欲的美，已经取代了朴素的内在的善，成为了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正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对人造美女从整体上是认同乃至赞同的，即使有上面所说的种种怀疑和贬斥，其表达也很微妙，更不是理直气壮的彻底否定和激烈批判。

标准

传统的人体美，其标准——如果有标准的话——是以人类再生产之需求为基础的：身体首先要健康有力，以承担繁重的劳动；生殖系统要发达（乳房、子宫等部位），以保证人类的正常繁衍。现代人体审美虽然有很大变化，但也还是以这样的功利性诉求为根基的。对“三围”的强调就是如此。

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由于性与婚姻的分离，由于婴儿哺育的逐渐社会化，由于医学技术对怀孕、分娩、哺乳等环节的有效干预和支持，使得生育过程的艰难、痛苦和危险性日益减低，人类对自身的生殖功能的要求大大降低了。这种要求的降低，是人体美的标准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现在流行的所谓人体的骨感美，其实就是专指人体那些与生育机能无关的部位，比如肩膀、后背等部位的美感效果，而这正是性愉悦与生殖脱节的产物。人体审美标准趋向于弱化、乃至否定植根于生殖功能的传统人体美标准。

摆脱生殖需要的非功能性的人体审美指标，当然还是为了满足性的快感和视觉的美感，而这两者在根本上是相通的。由于欲望的膨胀泛滥，性快感逐步超越传统的性器官满足而变成对身体各个部位的快感的要求。人恨不能使整个身体全部性感化——每个部位都能激发性，都能获得性的快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来自性器官的快感降低，而这种降低恰恰是对生育机能的忽视和放弃造成的。脱离了生殖后，性其实已经没有了先前那种巨大的强烈的满足的快感。来自性器官的快感的降低，需要从其他部位获得补偿。泛性首先是身体的泛性，而这与文化塑造有关，与对性技巧的重视有关——从身体其他部位来激发性欲。

由于对性欲的研究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对人体性潜能的开发因此看起来就好像永无止境。这样一来，随着对身体部位与性之关系的认识的变化（比如对所谓G点的研究），人体美的标准也随之发生变化（比如前文所说的骨感美）。另外，性的满足还与猎奇有重大关系，不同种族、肤色、年龄、相貌的性对象，可以激发人更强烈的性欲望。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性满足的多样性和几乎无限的可能性，也使人体美的标准日益多样化，而且其标准还将随着时尚的变化而变化。

渴望改变自己容貌的人，其实就是根据这样变化着的标准，来确定人体“美术”的设计方案的。他们看似自己做主，其实是按照流行标准来改造自己身体的。

人论

“人造美女”面临的基本伦理问题是：个体生命的规定性何在？人是否有权改变自己的身体？

从外在规定性看，个人是以姓氏、家庭、家族、宗族、种族、民族、国籍等多重身份来确定自己的唯一性的。从内在规定性看，个人是以遗传基因和外在相貌这两方面独一无二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唯一性的。

在现代社会，人的外在规定性实际上已经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发生改变，个体可以自行决定，并经由法律途径改变自己的姓氏、家庭关系（比如改变婚姻，甚至脱离父子、母子关系）、民族归属和国籍，而不会发生道德上的大的困扰和痛苦。从社会一面看，在不追问其动机和审查其效果的前提下，社会从伦理上认可一个人对自己外在规定性的改变；舆论不会因为一个人在这些方面的改变而降低或提高对他的道德评价。

那么，人是否能从遗传基因和外在相貌两方面改变自己的固有特征？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使人改变自己的基因结构成为可能，因此改变自己的相貌不但可能，而且早已经成为了现实。技术层面既然已经没有疑问，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人是否应该、是否有权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或者，他在何种程度、什么范围内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身体？

从现代文明确立的人权原则看，现代人当然有处置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权力。一个人如果决定自杀，社会最终无法阻止；社会并不能从法理上谴责、否定自杀；当然更不能给自杀行为本身定罪。但从伦理的角度看，人无权自杀。因为第一，自杀是对生命的放弃，这与尊重、珍视生命这一人类最基本的伦理原则相冲突；第二，自杀意味着当事人对所承担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的放弃；第三，自杀还意味着对社会和他人（尤其是亲人）的某种精神打击和伤害。因此，人类社会从道德上历来都是质疑、否定自杀行为的（有特殊动机的例外，例如日本武士的自杀）。

“人造美女”的性质与此不同。决定做手术的动机只是为了改造、美化身体而不是摧残身体，更不是为了毁灭生命。但手术意味着对一个生命的唯一性的“改写”，意味着一个人通过手术而变成了另一个人。前述北京女子因为美容手术导致家庭破裂的案例中，其丈夫提出离婚的理由就是：这个女人已经不是我先前所爱的那个妻子了，她是另外一个人，而这个陌生人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在这一点上，“人造美女”和“克隆人”具有相同的意义，两者都是对人的唯一性的巨大威胁。

但是，“人造美女”对自己生命的改写，等于给人赋予了变更自己、否定自己的权力。因此其伦理意义和自杀相等。

更值得追问的是，人决定改造自己身体的这个“自由意志”又是如何发生的？它真是个人运用自己的理性做出的明智选择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个体对身体美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行为。他追求美的目的最终是为了给他人观赏而非纯粹的自我满足；即便有自我满足那也是来自别人的欣赏认同。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个貌似主动的追求，其实是被动的适应。第二，同样的道理，他接受的审美标准来自社会流行审美文化，而非他自己的设定；他是按外在的标准来决定自我形象的。第三，当身体之美已经成为一种商业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时，人体审美的“意识形态”背后其实是商业资本强烈的经济动机。我们看得很清楚，鼓励、支持人体美术的，正是美容业者，包括医院。最新的例证是，宣布面向社会征集人选以制造“姑苏第一精致美女”的不是别的单位和个人，而是苏州圣爱医院（见《江南时报》04年4月14日03版的报道）。由此看来，决定作人体美容的当事人，在貌似自主决定的背后，其实是受社会摆布的。

既然整容者的决定从根本上不是来自自己的理性判断，那么，说他完全是自作主张就是一种欺骗。贩毒分子引诱人吸毒成瘾后，宣称吸毒者有选择吸毒的权力，而吸毒者也认可这样的主张；但社会从伦理意义上能给予认可么？显然不能。假如我们要尊重吸毒者自由吸毒的“人权”，就意味着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他人的人权的践踏和漠视。我们需要看清楚的是，一个人在做出所谓的独立判断和决定的背后，还有什么人、什么势力在起作用。

从经济的角度看，整容业空前繁荣的根本原因是：当资本从其他产业中无法获得巨额利润时，从人身体上打主意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在资本看来，改造地球非但没有了远大前途，而且前景黯淡；但改造人的身体尚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于是相貌丑陋反倒成了美容资本最喜欢的“审美对象”！苏州圣爱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征集，在报名的212名女子当中，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原因之一，就是报名者缺乏可塑性，即不够丑陋；只有那种全身多个部位都必须经过重大改造后才能成为美女的人选，才符合他们的选择标准。很显然，这个标准的目的有二：一是，通过复杂的多次的手术，才能体现医院的高超技术；二是，只有大量的手术才能获得可观的收益（见《江南时报》04年5月21日的相关报道）。当事人需要付出金钱来换取美丽容颜，而医院需要施行变丑为美的手术来换取金钱。美丑转换的中枢就是金钱。人体之美实际上来源于金钱？资本？是资本，而不是人的自由意志，成了美的创造者。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美容业可以视为整个医药工业（包括药品制造业和医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医药工业以人的身体作为其基本市场。医药工业扩大市场的基本手段就是编造疾病。科学家兼记者约尔格·布勒希的专著《疾病发明家》专门研究并揭示了医药界商业化操作疾病的五种模式：“将正常生命现象包装成疾病（比如掉头发）；将个人或社会问题看成疾病（比如情绪不稳定）；将可能的危险视为疾病（比如胆固醇含量）；将偶然现象视为疾病（比如丧失性趣）和把轻微小病夸大成重病（比如过敏性肠胃症）。像紧张、嗜烟、抑郁、肥胖、骨质疏松、失眠、过敏、阳痿、皮炎等都可以归入这一名单。”据统计，“2002年，全球10大制药业的利润增长率均超过了13%。《福布斯》杂志认为，美国的卫生医药业是其中最大的赢家，去年这些企业的净利润为1000亿美元。美国医药企业是布什总统第二任就职典礼的最大赞助商。而在布什寻求连任的竞选活动中，在全部医药业的捐款中，共和党得到了75%。”中国医药界情况因为没有研究，尚不清楚，但从日常生活的感受和媒体上国民对医疗服务和药业暴利的批评控诉，就可以知道，这个行业如同那些垄断行业一样，成了敲诈、盘剥国民最为穷凶极恶的金钱机器之一。医药资本的企图之所以能得逞，就是因为现代社会人的生命意识和价值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追求健康长寿和追求美貌的欲望，已经强烈到近于病态了。

在哲学意义上，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的生命，迄今为止，仍然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仍然要遵循从生到死不可逆的自然法则。既然如此，人类顺应、服从这个自然过程就是合理的。试图强行改变这个过程，征服人自身，就如同试图征服自然一样，是一种狂妄自大的表现。人类形体相貌上的缺憾、丑陋，是人类健康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人人美如天仙，如同人人富裕平等一样，固然是不错的理想，但一旦付诸行动，就跟社会实践一样，最后必然以悲剧收场。

初看起来，这种观念似乎并无不妥。但其实有问题。如果从自由意志这个角度来看人的本质，如果把人类自身的历史看成不断进行自我改造和完善的历史，那么现在的“人造美女”运动不过是这个漫长过程中新的一环，它和古人的文身断发，和前人的束腰缠足，和今人一般的描眉画目刺青绘彩，并无本质区别。因此，简单从宗教神学意义上把人的本质固定化，永恒化，理想化，以此来质疑现世大众的人体审美追求，显然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即便我们对此作出有力的论证，但在一个缺乏神学宗教传统的国家里，反对“人造美女”运动的意见注定是少数人的非主流意见，对社会公众很难发生根本性影响。

这两种对立的意见，我认为就是“人造美女”运动给我们提出的一个无法回应而又必须回应的伦理难题。

我不反对极少数相貌极端丑陋者做适当的整容，因为这种丑陋既使他本人生活在苦难中，也是对社会的伤害，就像电视剧《大宅门》续集中的丑人金二一样，他令所有见他的人感到恐怖；这样的相貌，当然应该修整，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反对一般相貌正常的人做整容手术。这种过分的追求说到底是人生欲望过度膨胀的表现。在我看来，人体“美术”成功带来的痛苦和后续种种不可知的负面效应，最终可能会大大超过“美术”失败造成的不幸，而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文化心理灾难。我宁愿把这种时髦文化现象看作人类自我毁灭的前奏和序曲。

人类的毁灭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神。神被摧毁后，神的居所大自然就合乎逻辑地也被摧毁了，这是第二阶段。摧毁大自然能满足人的物质欲望，释放人的动物本能，当大自然被摧毁，而人的欲望无法遏止时，就只能返回在自己身上寻求欲望的最后的满足。人的身体成了我们最后的资源，最后的家园，最后的精神避难所。从自己身体获得幸福的努力，将随着身体的被改变而走向反面：身体非但不是快乐的载体反而成为痛苦的根源——吸毒正是如此。而毒瘾之所以难以戒除，根本原因是人没有了信仰，没有了凭借信仰而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意志力，人因此成了欲望的俘虏。由此看来，对人体美的追逐，其实就是继海洛因之后人类追逐的新式毒品。

2004年6月10日完稿于海口，

2005年3月23日增补修订。

 

*本文凡提到“人造美女”之处，除非上下文有清楚显示，一般是泛称，也包含了“人造美男”。

详见2005年3月23日《参考消息》9版文章，《编造疾病》，原文载西班牙《荟萃》月刊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