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两次“焚书”事件
周宜地
回忆我家族的往事，不能不说到两次“焚书”事件。焚书的，一次是我爷爷，一次是我父亲。
我家是当地很有点名气的草药郎中世家，被附近我家族后辈们津津东道的自然是我们的前辈悬壶行医、治病救人的事。传说有一次武冈知州大人家眷生病，传唤前去医治，正巧老人外出出诊不在。我曾祖父便自告奋勇，说自己可以代父前去看病。当时，曾祖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差人不肯相信他能治病。但是，救人如救火，没办法只好将一个十几岁的“医生”用轿抬走了。外出出诊的老人回来后一听说，吓得脸都青了。要是出了问题，那怎么得了？就在一家人悬着心在家等待时，没想到突然院外响起鞭炮声，州府差人抬着轿子、放着鞭炮将我曾祖父送回来了。原来，少年的曾祖父不但治好了知州大人内眷的病，还得了赏赐。传说治病时不准见面，是从屏风后伸出玉手一只让曾祖父号的脉。
传说自然有后人加工之嫌。但是，几代都有在我家周围有点名气的草药郎中，却实有其事。治过不少病，救过不少人。传说尤其是长于治眼病，因为家有熊胆。
代代相传，我爷爷自然也就成为当地有名的草药郎中。关于爷爷行医治病救人的故事，流传着无数大体相同的版本。其中有一个故事，与我父亲一生的命运有着十分紧要的关联。有一年春天，犁田备耕的时候。那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第二天天一亮，爷爷就扛着犁赶着大水牯去犁一块天水田。所谓天水田，就是位置在地势高的塝上，只能靠老天下雨才能蓄水耕种的田。这种田，天一下雨就得抢先犁过来蓄上水，才能及时插上秧苗。就在爷爷将牛赶下田系好犁准备开犁时，邻近村子一个人火急火燎地赶来，说是家母突然生病，十分危急，请爷爷去救命。爷爷二话没说，将牛停在田里，打着赤脚就跟来人走了。正准备去读书的父亲，目睹了这一幕。知道雨水对天水田之重要的父亲，便作出了影响自己一辈子的决定，不去读书而替我爷爷犁田。爷爷回来后发现我父亲十二岁就能扶犁犁田，而且犁得很好，便一锤定音：“老二，你就种田吧！”此后，爷爷不再让他读书。
家中手抄医案很多，几代相传，一直传到我爷爷手上。没想到由于爷爷的一“怒”，不但焚烧了这些医案，还中止了代代相传，不肯让后人染指，让几代草医郎中在他手上断了根。唯一传下来的，是教给了我三叔一些推拿之术。三叔学到推拿之术那是真的，我亲眼见过他为人刮过痧，很管用。我所不解的是，既然可以传给三叔治病的推拿之术，为什么不传别的呢？这却是一个谜。
爷爷一怒之下焚烧医案，缘起给人看过一次病。这起焚书事件，发生于一年冬天。那天，天下着大雪，极冷。离我家十几里地的一个叫做梅树田的地方，一个很有点名气的老财主生病，派人将我爷爷叫去看病。号完脉，看了病，写下药方，财主家另外请来的一位医生也来了。那位医生不是草药郎中，是“官医”（非种田耕作为主兼行医术的草药郎中的专职医生，被称作“官医”）。他一来，财主家的人便不再将我爷爷当作一回事了，大冷天也不给火烤，将我爷爷凉在一边，全去侍候那“官医”去了。我爷爷冷坐一旁，斜眼瞄着那医生开了药方之后便迳自走了。出槽门时，他对财主所在院落的人说，你们准备吃“豆腐酒”吧。我们那里办丧事叫“豆腐酒”，意思是说你们等着办丧事吧。原来，那个医生的方子用药用反了，病人必死无疑。果不然，三天之后，那财主死了。
这件事大地刺激了我爷爷的自尊心，觉得“草药郎中是只狗，清早起来满山走”，被人瞧不起，便一怒之下焚烧了几代相传的医案，酿成我家的第一个焚书事件。
第二次“焚书”的，是我父亲。我父亲被爷爷一句话与田土结缘之后，凭着着他的勤奋、好结交朋友与脑子灵活，并没有完全成为一个地地道道专与泥巴打交道的“死农民”，而是一边耕种田地，一边干些一般农民不一定能干得好的活，养家糊口，成为当地公认的能干人。父亲泻过红著粉，打过豆腐，杀过猪，开过卖小货物的店。在我儿时的印象中，留下过许许多多父亲干这些活时的劳作印象。卖肉时，人家要买多重，他能一刀下去便八几不离十。那种神奇，曾让我感到十分的吃惊。他开的店，叫“正松顺”。他用过的一枚店号“正松顺”的印章，还让我为上面的字是反写的感到过不解。在我们家方圆十几里，他有许多讲得来的朋友。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去砍柴，住在山边的一个人拉我们进屋喝酒吃饭。吃完了饭，那家的人居然已经为我们砍好了两担柴火，让我们往家里挑。
但是，父亲留给我最为深刻的事情，还是他的“焚书”。父亲的“焚书”，严格地说，是焚烧帐本。那是用土纸装订的小本，记下的全是什么时候什么人赊帐买过什么，多少钱。人家还钱之后，再用毛笔划去。没还的，就一直记在上面。父清记帐，用的是毛笔。只读了两年私私塾的父亲捉笔记帐时，字却写得十分的工整、认真。我母亲没读过书，记忆力却格外的好。父亲外出办事时，母亲卖了什么，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不错一分一毫。父亲晚上回家后，母亲就一笔一笔告诉父亲，父亲便一笔一笔地往帐本上记。他后事焚烧的，就是好几个这样的帐本。
这些记忆，全是我七岁之前留下的。后来，办了合作社、人民公社，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则全不是这一类，全是他当上农民右派后的悲惨与压抑，直至1970年去世。
父亲焚烧帐本的事，发生于何时，我其实一点也不知情。是我母亲去世之后，我妻子告诉我的。
我母亲是1999年底去世的。她去世之前，病倒于床上两年多。我与妻子一道办了“内退”，回到老家侍候她老人家。她去世之后，我们办完丧事回到原来工作的地方，妻子才将父亲焚烧帐本的事告诉我。
原来，母亲临终前，有一次我没在场的时候对我妻子说，你们兄弟（我兄弟三人都在外地工作）现在过得这么好，你们不知道，你们花的是宜地他父亲的钱，是他父亲积的德。妻子问她为什么，她一五一十地将父亲1970年临终之前焚烧帐本的事告诉了我妻子。母亲说，他不准我将帐本留下来，也不准我将这件事告诉宜地他们兄弟，一张一张将帐本撕下来烧掉了。
当妻子将这一切告诉我之后，我一下子愣住了。
我知道，父亲做的是小生意，别人欠下的钱不会是什么大钱。问题在于，他生前居然没有向我们兄弟透露过一字半句。临死前一张一张撕下来将帐本烧掉，也不让母亲告诉我们。在农村，为了一碗米、几毛钱闹成生死冤家的事多。父亲却用这样的方式将一笔一笔旧勾销，怎么能让作儿子的我不为之动容为之敬佩？难怪母亲说，“你们花的是宜地他父亲的钱”！
从此，父亲临终前拖着病体一张张撕下帐本焚烧的形象，深深地铭刻在我心头。
现在，每当我想起我家两次“焚书”事件，眼前便会浮现出那未见过的爷爷焚烧医案、父亲焚烧帐本的情景，为之热泪盈眶。
一个那么看重作人的自尊，一个那么看重作人的宽容，我想，还有什么比留给后人这些重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