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还是需要胆量的

作家还是需要胆量的

作家职业，如果从纯粹字面理解，无非就是码字的专家，靠写文章赚稿费和版税为生的人。所以，我同意首先从技术角度来界定作家职业的特点——作家首先必须是在文字和文章上具备一定专业水准，没有这个硬指标，他都是不称职的，那是徒有其名。

作家是否应该具备胆量？周泽雄从德国汉学家对中国作家的判断里，发出了诘问。顾宾说那句话的意思，我理解为“好的作家应该敢于坚持自己的独立人格敢于维护人类的良知和正义”。我们并不能以不去直接冲锋陷阵就不是好作家为逻辑反例，事实上，存在大量的并不与现实直接冲突的好作家。但我相信，作家作为人类的一分子，甚至可以说是文明传承和创造的精英人物，虽没有理由要求他们越俎代庖地冲锋陷阵，但也绝无可能把那些在作品里大肆反人类反人性的所谓作家冠之为好作家，即便其文字文章的技术活如何出神入化。因为这是一个底线，对于一个普通人尚且要求不能杀人越货，人们完全有理由要求对于一个作家，不能以文字去杀人越货，不能吮痈舐痔，不能诲盗诲淫。

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把作家的公共身份和私人身份加以区分。一个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即成为公共产品，无论其表现手法如何，其内容也不能涉入人类尊严的禁区，如宣扬种族仇杀，民族灭绝，这其实已经接近法律的边界了，相信同样是文学伦理的边界。但作家作为一个个体，他的私人行为选择是不受作品边界制约的。诗人顾城，杀人犯顾城，诗人仍然是好诗人的顾城，而杀人犯也仍然是杀人犯的顾城。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我们更加注重的是其公共身份，而多少对他们的私身份予以宽容。孔子尚言“大德不逾闲”，那我们当然可以不管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如何荒唐，波特莱尔在忧郁的巴黎如何放浪形骸。我们只认新青年上那个激扬文字的陈独秀，只认那个作为象征派诗歌鼻祖的波特莱尔。

其二，在中国语境里，作家，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三个身份很大程度上是叠加的，这就注定了，顾宾谈中国作家没有胆量，言下之意，是用知识分子的标准在衡量。在中国，读书人的责任，就是张载所言“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立功立言立德。中国文人经世济民的思想几千年成为人生轨迹，即便人生失败选择佛老境地，也无非是退一步的心理补偿，并不构成对立功立言立德责任的颠覆。在西方，知识分子的定义颇为多样，比较权威而普遍的说法，知识分子属于人类的良知，套用一句时髦话，就是人类文明的先进代表，是最广大的人性关怀者。无论是托耳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罗曼罗兰还是萨特，无不把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对人类道义，对生命的悲悯倾注在作品里（当然，我还得重复一下，这同样无涉于他们之中，私下是赌徒或是色鬼）。所以说，中国作家的身份，已经无法纯而又纯地定义为一个写作者，即便在全面而迅速地给作家祛魅的今天，我们恐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把作家职业完全抽干为一个技术性的活计。

其三，鉴于作家职业的特点，我们也无法以纯然的技术指标参数来衡量一个作家的作品。换句话说，无法想象一部卓异的文学作品，其优美的文字，精妙的构思，恢弘的结构之下，却远离人性的光辉，排斥温暖的人类之爱，或者不是以鞭挞丑恶的方式来达到上述目的。如果说，纯技术活比如刘翔的跨栏，存在着不能服禁药不能抢跑等底线规范，那作家职业的人文特点，也势必注定了，其作品中不能反人类反人性，或者反过来说，谁能够把人性挖掘得更深，把人类美好的情感表现得更感人，也就是一个作家从文人向文豪向大师境界的标杆。

至此，想起金庸在《射雕英雄传》里的华山论剑。如果请诸位评论其间哪一位武功最高。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里，恐怕武功以王重阳或者后来的师弟周伯通为至高。但千千万万的读者，几乎都会选择洪七公为冠。无他，我们都服膺金庸的那句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所以，武功不入流自然不能论剑，而高手到了那份上，比量的又岂止是那拳脚招式呢？当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无限尊重诸位的个人选择，哪怕您选择了那个叛国投敌的铁掌帮裘千仞。说到作家职业，我也想说，好作家还是应该有胆量的，因为，没有胆量的作家，功夫再好，也缺乏泽雄兄所言的“生命的厚味”，也难享顶级万尊之誉。

 最后说句绕口令的话，好作家，大作家，大文豪，都应该具备顾宾所言的胆量——为的就是其他的作家，今后的作家，无需再具备这样的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