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1937

打不死的程咬金
　　
　　程知节，济州东阿人，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寨起义军，归唐后从太宗，破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常先登，功封卢国公。其实他本名叫程咬金，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故事脍炙人口。而“打不死的程咬金”这句话广为流传，妇孺皆知。至于程咬金为什么要挨那么多打？为什么打他不死的原因就不去查史考证了。要说的是文革时期本地也有个“打不死的程咬金”！对龙伏公社太白生产大队的人来说，这是个非常熟悉的人物。
　　他是太白董头湾人，姓刘名武成。无后，入继兄子为嗣。历年的“龙五”集训会，我都看见他在队伍里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知他戴的什么名分的帽子，总之是受监管的五类分子。五短身材、性格好强、善谈好辩、眼神犀利、下唇微突。从外表看就是一个不好惹的人。冬天，鸭舌帽檐低压，乌黑的脸容很难完全暴露。
　　落实政策摘帽后，他以学生家长名分请龙伏中学几位老师去吃过饭。他出示的证件本我也没看，一直不知他的详细经历和个人身份。但对“刘武成是打不死的程咬金”这句倒听到很多人是这样说。也未曾打听过为什么要挨打，为什么打不死等。
　　后来听他的族弟福桂说：文革爆发后，他跑到北盛参加了红卫兵组织“湘江风雷”，扬言要报复曾经多次打过他的大队干部。可他作错了用神，以为红卫兵会帮他的忙。殊不知红卫兵是奉行极左路线的急先锋，蒋司令和郭叫鸡（浑名）把他带到社港镇，派供销社某干部趁夜到太白报了信，太白干部马上派民兵突击把他抓回来，关在大队部。
　　第二天就在大队部捆绑吊打。跪在板凳加压棍，有的用四个竹尾巴捆个把子抽，背上鲜血淋漓像剐了皮一样。有的用扁担打，有的把草灰塞在眼睛和嘴巴里。打得他死去活来，只有奄奄气息了才收场。由他胞兄用土车子推回去的。这么多人打，打得这样恶，也没有打死。真是经得打，“打不死的程咬金”外号就这么出来了。
　　富贵说，没想到这个“程咬金”不但没被打死，最后居然活到九十多岁，刘武成一次对他说：打过他的人有几十个，都没活过他的寿年。其中陈刘沈等几个干部打他最多最狠最恶，可是他们都早死了，都去吃了他们的烂肉（哀筵），只差一个人还冇吃他烂肉……
　　可是就是这个仇家，他也还以他特别的方式惦记着。
　　一次同乡沈汉喜对我说：“上次路上碰到刘武成，八十多岁了，他说准备去买个猪脔心，搭车到中医院看望个人。××在那里住院，是最恶最冇良心的人，当年只想用扁担打死他。他准备去送个猪脔心换下他心肺，因为打他的仇人都死光了，只差还冒吃这个家伙的烂肉啊！”
　　八十多岁，还这么英耀（强壮），挨了那么打，反而添了寿，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一次我到龙兴寺，扯起“程咬金”，几个堂弟就说：“解放前武成在云南卢汉部下当文书，解放时，卢汉在云南起了义，他就属于起义军人。1958-1959 年还在干坑源小学教书，后来说他是兵痞划了坏分子，就成了五类分子受管制。他也有靠山，县监委宋某的妻子就是他作的媒人。据说他打报告告翻了××人，又为坳上塘争鱼的事出了主意，占了上风。所以，这些人耿耿于怀一直要搞垮他，认为划成分时把起义军人划成兵痞，就给他戴上了紧箍咒。没想到他命大打不死，活到九十多岁。后来还落实政策，晚年能拿到津贴。”
　　我五二年在浏阳读书时于北斗街碰到过这个程咬金。他说他在城关派出所工作，和平解放浏阳时迎接过解放军。
　　后来很久未见到过他，2005年冬我在黄桥遇见他，他仍是把鸭舌帽低压着，只是穿件旧式棉大衣，走路很精神。他很兴奋地说：“今年八十七了，程咬金是打不死的。增了寿年，政府有钱发下来，生活倒安逸。”去年因修浏醴高速路老家拆迁的事回乡住了几十天，才听说他于2008年正月夜间外出时，失足倒在池塘淹死了，享年九十岁。
　　兵痞也好！程咬金也好！幸而大难不死！这个老人家最后还是安然度过了晚年！只留下了“打不死的程咬金”这个长名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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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中的官印
　　
　　1966年10月26日，浏阳县委组织1600多名学生代表和 100名教师代表，去天安门接受检阅。从此红卫兵开始全国性大串连，浏阳县设立接待站安排食宿。在大串连鼓动下，浏阳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各树旗帜，以观点划线，分别成立“革筹会”、“革联站”，派性泛滥。
　　1967年 1月，上海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风暴波及长沙，浏阳党政机关被夺权，工作瘫痪。同月，中央派解放军支左的决定出台后，约束了混乱局面，抑制了局势的“恶化”（以上据地方史）。
　　在文革形势的背景下，红卫兵在公社和大队的夺权闹得火热。我所看到的是马源的陈赞黄为“红色造反者”头头，和瑞的沈喜生是“农联”的小头目，上源的刘全兵是“工联”头领。但最大的红卫兵组织，还是“湘江风雷”，龙伏的头头是李掌珠、黄觅仙、刘定一、寻扬名等。听说红卫兵夺了权，在任干部就交出公章。红卫兵坐了办公室，原干部就叫“靠边站”。不管夺权还是被夺权，也不管运动搞得如何轰烈，我都觉得没什么感觉，不出工就缝衣，为着生计在劳动在奔波。
　　一日，我的堂伯父突然来到，一番闲谈之后，他严肃和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他从纸包里亮出一枚“浏阳县龙伏公社”的公章，说“我是‘湘江风雷’的，大家推举我坐办公室，我们夺了权，干部已靠边站了。”我顿时想起此前我们几个五类分子在洞庭水库堤坝上议论文革的一番话：文革是一场政治演习，发动文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伯父以前是喜欢摇唇鼓舌、谈论历史故事的，而且是声调高亢，有时口气咄咄逼人，有时哈哈大笑。这次来的目的按说应该是亮一下当前的身份，说明已踏上仕途，走上官运。
　　但他神情异常，似乎并不显得如何得意，没坐多久就走了。他出门时只说了一句：不管什么组织的红卫兵，都是“造反有理，革命无罪”的。
　　没多久就听到锣鼓响，队上的男男女女都跑到大路边去看游行。这次队伍里被示众的人是“湘江风雷”的大小司令、五类分子以及从边地清洗回乡的地主子弟邓某。大家胸前挂着牌子，头上戴着高帽子，嘴里喊着“湘江风雷”是响当当的烂洋瓶等自我打倒的口号。从龙伏出发，经石江、黄桥、南岭、坪上、焦桥、新开、春田等地，绕道做了一个大圈子，约有二十多华里路。看游行的人很多，大家都是等着看热闹，看高帽子。
　　我堂伯父自然也在其中，他没有走上官运，倒是赚了一顶高帽子戴了，也赚到续娶老婆的几句教训和羞骂。骂他老不自爱，还去文什么革，造什么反。风雷风雷风了一个高帽子，是上了“觅仙司令”的死当。
　　不过伯父虽然没有“风雷”出什么名堂，也算是上了一个当。但不能怪“觅仙先生”，觅仙先生也应是无数上当者的一个而已。但伯父和觅仙先生、刘定一先生却因“湘江风雷”结成了朋友。
　　伯父于1985年 3月 4日去世，享年68岁。治丧期间，我为他扩绘了一个遗像作为纪念，撰写了一副灵联作了评说。而他的“湘江风雷”造反派朋友们，更重义气。黄觅仙先生前来悼唁撰奠挽联，刘定一先生送工扎了一栋灵屋。这也算是特殊时期结下的历史友谊吧。
　　有关伯父，可回眸前文“保长们”一节，以深其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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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
　　　　
　　2009年春节后，为了找到浏阳法院对“读书会”反革命案的原判判决书，我特地来到石江村村主任沈思之家。沈思之即读书会一案我的同案犯沈皆遂之子，他说好像看见过，便到一间潮湿发霉的杂房里，翻箱倒柜，对所有书报文字进行了详细清查，没找到我需要的原判书，却找到了他父亲的履历表，还夹杂了他要求平反的上诉报告、个人自传毛稿及未完成的正稿。
　　我这个早已在11年前去世的难友，在这份自传草稿里的第七页记载了这样一段文字：
　　“七零年三月十一日，我正在和社员们在田埂上干活，突然有人喊我去大队部‘有事’，说什么我又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我坚定地表示，我如果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人有反革命嫌疑没有向党交代，可以与他们同罪，甚至可以立即枪毙。”
　　“可是无情的绳子套上了胳膊，我被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武忠国主观臆断，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对我和我五岁的孩子进行了非人的迫害。甚至让孩子站在大雨中淋湿，逼得可怜的孩子从阴沟中的泥水里爬进关押我的房间里来找爸爸。我不知道他作为一个人民公务员竟有如此的残酷！结果呢？随随便便抓来，三十一天后又随随便便放了。并威吓我不准上诉，上诉了就与陈朋飞一样，送茶场，受大会批判。”
　　“回到家里，我打开上了锈的房门，看着生了绿苔的房子，我又伤心地哭了。好心的邻居老人劝说我好好抚养孩子，慢慢过。我抹掉眼泪又出工去了。”
　　在另一页正稿第一页，也记述了上面的事：
　　“七零年春，我和五岁多的孩子，关押在石江学校三十一天。我对莫名其妙的被抓，又不了了之的释放，痛不欲生。因可怜五岁多的孩子举目无亲，才未自尽。”
　　沈皆遂于1999年 3月27日因病突然去世，去世时我借给他的《庐山会议实录》还开卷摊在他床头的书案上。他留下的上述文字所幸未化为纸浆灰烬，为我写本文提供了可靠证据。而我给他写的灵联，他儿子也抄下保存了，其联是托其子之意而哀曰：　　
　　“严本一介黎民，为腹遗之子，孤子之儿。奈蹉跎岁月，命途多舛。堪叹半纪春秋，终生茹苦书难尽。
　　  椿将三冬古木，逢润泽之风，王化之雨。正夕阳灿烂，晚景无虞。顿遭瞬间厄运，几度招魂苦不回。”　　
　　我写文字时，离他去世，已经十一个年头了。而离他“无故关押三十一天”的1970年 3月11日就已隔四十年了。往事未如烟，我清楚地记住了我被传讯却未抓捕的那一天，也就是这同一天（1970年 3 月11日）。本是阳春三月柳暗花明的好时光，然而老天对人间有所感应，却很阴沉，似有不祥之兆即将降临。
　　早饭不久，队上还未敲钟出工。治保主任板着脸闯进门来，严肃地宣布：“到石江陂云公祠去开会，有重要事，可能要蛮久时间，把中饭一起带去！”
　　我提着妻子装好的饭袋，瓷盆里的米饭上放着煎鸡蛋饼，竹筷子横在瓷盆上。我走出大地坪老屋，沿着去云公祠的老路，走在前面。我没有问及去开什么会，心里已感到“来着不善”。但我没有想到此去是“传讯”，是面临一场无风起浪的“政治”迫害。
　　治保主任把我带到云公祠东边的仓房那边，有人已在等着我的到来。
　　“最近外出了吗？到过些什么地方？和哪些人在一起？”一连串的讯问我要老实交代。
　　“出工和做衣是外出了！出工在队上，做衣在市主家。出工是和社员在一起，做衣和妻子在一起！出工有记工员证明，做衣有市主证明！”我一五一十地回答了讯问。
　　然后他们指着关在仓房里的人说：“与这几个人有往来吗？和他们一起去做过什么事吗？”
　　“我与他们几个人从来没有交往。只皆遂是邻居，每日都见面，但没同他外出过！关于我的行踪，请查队上的记工簿，并可到市主上去调查。”
　　传讯的几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我回去，说有事再传我。他们先去调查一下。
　　我提着饭袋回到家里还未坐定，祖母和妻子就围过来惊恐万状地问：“看来今天的情况不同，治保主任的神色很可怕，到底开什么会？出了什么事？”我说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看见传来的几个人都是地主子弟，陈朋飞、陈不凡、沈长美，还有皆遂等。他们都关押在云公祠，只放我回来了，说再去调查，有事再传我去。要我不出远门，只准出工做衣。
　　云公祠的仓房又派上了用场，恢复了土改时的班房，私立法堂。吊打捆绑闹了几天之后，皆遂父子另外关押在石江学校，陈朋飞等送到三里坪茶场强制监管。
　　但几十天后，这事就不了了之，人都放了。既未送到火官庙去判刑劳改，也未公开解释被抓原因，更没有补记工分赔偿道歉。反正“不准上诉！”，就这样“床底下晒冻米——阴干了！”
　　四十年后，陈朋飞已是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尚健在；皆遂也是退休老师，已去世；沈长美是能源办的沼气池技师，停工在家养老；陈不凡孤身一人，进了养老院。大家都是行将就木的老人了，但回忆这起莫名其妙的关押和不了了之的释放，以及所受到的迫害和摧残，仍记忆犹深。
　　2008年秋，为了写“沈载得轶事”一文，我去陈朋飞那里查阅陈氏族谱，顺便问起他们在四十年前关押在云公祠的始末情况。
　　他说：“我们几个人去周洛买楠竹，顺便去石柱峰看看风景，却被人密告是搞反革命组织。在云公祠和石江学校关了个多月，又不敢判刑，最后就放了我们。我要求补记工分，就把我送龙伏茶场劳改，茶场回来又挨斗争。长美被吊起来挨打，鼻子都打出了血。受几十天迫害也冇办法，下面是无法无天的，胡搞乱搞的。他们私立法堂就是违法的。”
　　“不过他们这些人没一个有好下场，不讲你也晓得。政府还是明，后来落实政策救了好多受难的人。我现在每月能领二千块钱退休金，算是个好结局。皆遂更好，儿子入了党，当了村长，两个孙女都考了大学。我陈朋飞还是原朋飞，沈皆遂还是原皆遂。硬要把好人打成坏人，真是地方无鬼不遭瘟呀！”
　　五十几年前反右，我和皆遂等几个人，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送到火官庙判刑关押。罪名是组织反革命读书会，证据之一，就是去石柱峰的东山之游，被密报成反革命测量据点活动。而皆遂和陈朋飞他们几个人这一次文革中的无妄之灾，又是因为去石柱峰看风景，被人密报成反革命活动。
　　石柱峰是我故乡的祖山，本书开头的序言里，我曾经多次写到站在大地坪老屋里远眺石柱峰的景象。倘若祖山有灵，看到这种接二连三上演的悲剧和闹剧，不知会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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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三只鸡走了
　　
　　我获得社会上的一些秘密消息，是靠做耳朵生意的，当然算是马路消息了。因为多在做缝纫和出工的时候，也可称市主消息和田园消息。这种做耳朵生意的小道消息，当然都是一些无关大局的芝麻蒜皮。
　　住在大地坪老屋东横厅的成生是中共党员（社教时入党），贫农成分，历任生产队长。因与他是童年时代的玩伴，又因都喜爱木工。朝夕相见，往来密切，算是合得来的人。明摆着我是五类分子，他却不怎么介意。有时把按照政治路线不该对我说的消息也透露出来。一天，他在开完公社党员大会回来后，便轻声对我说：林彪死了，坐飞机摔死的。这个消息只下达到党内，还没有向社员宣布。
　　我听到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感到特别震惊。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十大元帅中排名“探花”（第三）的元帅，不久前还是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号称为副统帅，定为大宝的接班人。不管是亲密的战友还是亲密的朋友，他步入了接近登峰造极的地位，为什么要坐着三叉戟飞离祖国摔死在国外的地盘上呢？到底是“君不仁臣逃国外”还是“臣不忠叛逃国外”呢？我觉得这是难以说清的国家级事件。
　　这个消息当夜我只跟妻子说了，她也不敢相信最最最亲密的战友会这样突然外逃。直到后来这消息从秘密到公开，从党内到党外广为传开了。这是十一月初才向群众传达林彪事件的时候，距 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已是五十多天了。到12月才下达三批林氏集团的材料，批判清查，肃清影响。1972年 4 月，浏阳联系文革再次批林，8 月开展批林整风。1973年 7月12日全县召开3100人大会，以批林整风为纲，用大寨精神学大寨，把浏阳建成大寨县。
　　一般社员听了大会传达，都知道林彪坐飞机逃走摔死了。但弄清是坐第 256号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草原的就不多。很多老百姓去开会只是为了赚工分，不考虑听清楚和听懂大会传达的中心问题。有的说林彪坐三只飞机走了，有的说林彪坐三叉机走了。越传越走样，邻人有个口齿不很清楚的中年男子，就把林彪事件说成林彪偷三只鸡走了，还炆汤芋喝了。这样就把三叉戟说成三只鸡，把温都尔汗说成“炆汤芋喝”了。因为他土改时当过民兵班长，他把民兵发音为“门崩”。每次他来了，就有人喊：门崩（民兵）班长来了，林彪偷三只鸡走了。这又把民兵班长和林彪搅合在一起了，硬要取笑别人，惹得大家拍手打个“呵嗬”才收场的。
　　几十年过去了，门崩班长也早已辞世。可是“林彪逃走的时候还偷了三只鸡”的笑话，还是偶尔能够听到。
　　据说林彪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的各个战役中，是所向披靡的常胜将军。无论历史最终如何定论，林元帅若泉下有知，听到他死后被人当做“偷三只鸡炆汤芋喝了”的小毛贼，想必一定会啼笑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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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焚书
　　
　　自《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抓黑帮批判三家村人物，把社教已经处理了的事情再搬出来，上串下联定性小邓拓的运动已由高层到基层，由城市到农村，纷纷烈烈深入到了每个角落。
　　一个阴沉的晚上，宝乔祠的上厅里召开大会。主题是批判三家村，着重是批判邓拓和抓小邓拓。会议由龙伏公社副书记宋继龙主持，他说混进党内、政府机关、军队里及文化界各个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叫黑帮，就要清洗，就要批判。三家村是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黑帮，这三个人串联在一起就叫三家村。大黑帮已抓出来了，可是各地还有小邓拓，要把三家村散播的余毒肃清。就要发动群众检举暗藏的小邓拓。
　　他说邓拓写了一本书叫《燕山夜话》，就是邓拓把夜里在燕山讲的话写出一本书。书里都是通过故事来达到攻击社会主义，宣扬资本主义的反动目的。如果私藏这本书不坦白上交政府的，如果有宣传《燕山夜话》内容的，都是邓拓的徒子徒孙，都是与邓拓一鼻孔出气的小邓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的政策是一贯不变的。
　　这个批三家村、批“燕山夜话”的运动，好像只是一个走过场运动。因为在这偏僻的农村，知道邓拓其人的很少，读过《燕山夜话》的就寥若星辰了，几乎没有人看到这本书。
　　与会者都感到这三个人物的名字很陌生，说从来冇听见过这样苦怪的名字。有的说邓拓夜里在燕山讲话的那本书也从未听过和见过，好像三家村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以夜话为书名的古今有之，如《围炉夜话》之类。前文满盈阿公和六老倌常在大地坪老屋纳凉时讲故事扯谈等就可说“乘凉夜话”。
　　只有坐在角落里的我和皆遂就有点触电。因为我俩对这三个人物略有了解，特别是皆遂已不知从哪里买了本《燕山夜话》回来，我们都翻看过好几次了。
　　所以我俩虽坐在那里听会，但心里都在打着战鼓，回家后就商讨如何处置这本惹祸的“夜话”。皆遂认为这不是反动的黄色的书，都是一些有启发性的带知识性的内容，例如那篇写由一个蛋孵出的鸡长大后生下蛋，再孵鸡再生蛋，最后可发展成一个大规模的养鸡场，也是勤劳致富的生财之道呀！那一篇“姜够本”就是告诉你做不亏本只盈利的种植业呀！”
　　“你太天真了”我驳斥他：“硬要说你走资本主义道路，戴上新资产阶级帽子也是容易的。因为你剥削母鸡下了蛋，又剥削它孵鸡。接着你可随意吃母鸡下的蛋和它孵的小鸡。当新母鸡接替下蛋孵鸡时，你又把老母鸡宰了。到后来你当上养鸡场的场长时，你又剥削请来的饲养员。如果当初把那个鸡蛋吃下了，就不会惹出后面的祸来。再说种姜不亏本，子姜不比老姜辣，也是有文章可做的。只有把“夜话”烧成灰，就发不出祸根芽了！”
　　他也觉得坦白上交，说不定反倒会惹出一个“小邓拓”来。于是同意烧掉。于是我们就半夜焚书，把这本《燕山夜话》变成了灰蝴蝶。
　　是夜，两人才睡了个惊魂稍定的放心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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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农”与“坯分子”
　　
　　我一看到赵本山戴的那顶帽低压而走样的帽子，就想起村上的培天经（潘培根）。
　　这个干瘦的老汉常年头戴这种式样的帽子，只是黄颜色的帽布带些乌黑。背上背的油纸伞用布袋套上的，手里提着一串铁皮做的卦片，听到卦片的叮当声，就知道是培天经来了。
　　他很喜欢逢场作戏，翻些陈古八年的旧闻，说什么七军打八军的故事，说他是老红军，有时唱几句红军歌，有时讲参加地方自卫队打日本的事；有时也报导一些地方上下发生的美丑新闻。总是天经地经，嘴巴不停地唱着喊着和唠叨着，这就外号培天经的由来。
　　培天经壮年时能在队上做点篾工，捞点工分。不过他的手艺水平只能算半个篾匠，不能做市主吃百家饭。晚年就提着这一串铁皮打起卦来，进门喊几句伏羲，就把卦片摔在厅室上。卦片上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钩沉们各据一方。判起卦来总是青龙合了头，白虎最有情，前朱雀后玄武，钩沉靠了边，盘盘是好卦。谁也不看好卦孬卦，给他几毛钱或半升米就打发他出门了。
　　地方都知道他的诨名叫培天经，可他的另外两个外号就不那么有知名度了。前文已写了“反革命也是外号”，培天经也有个成分外号叫“坯分子”。五类分子中排行第四的是坏分子，为何又喊出个“坯分子”？
　　据说培天经在土改时划了成分是“坏分子”（不过我们开五类分子集训会时，从来没有他的名字。不知是后来取了帽，还是土改时没有正式“录取”入册，总之他以前是穿过“棕背褡”（绳子捆）挨过批斗的）。据说治保主任把写上“坯分子潘培根”的牌子挂在他胸前，并头一个点名叫“坯分子”。从此，“坯分子”这个外号就传开了。有时他也自嘲他是做瓦坯砖坯的，打土坯的坯分子。
　　知道“坯分子”外号的人不多，他还有一个外号叫“卡农”。据说有个工作队批评他不要“打卦送财神”，要到队上出工。问他什么成分时，他自报“卡农”成分。查阅“中国阶级成分大全”，也查不到卡农这个奇古八怪的成分。原来他做篾工是半工半农，搞农业又称不得全劳力。工不工农不农，上不上下不下，只得自号“卡农”了。
　　坯与坏的错写是笔误还是真正别写呢？当然是识字水平问题。由此又想起把文盲说成流盲这个笑话，到底是口误还是不懂文盲与流氓的含义呢！有个牛高马大的治保主任，一次在会上宣布：“现在不是搞跃进了，动作太慢，大家都要来搞飞跃。”而在坐的有个名叫“飞跃”的姑娘，于是满堂大笑，指着飞跃说要死了。该主任正色批评：“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我虽然比不上你们读了书，认得字，我只是个流氓……”又是哄堂大笑……
　　余华的《活着》已改编成电视剧《福贵》与观众见面多年了。剧中有个着单装套红袖章的治保主任，老是说话霸蛮粗俗，甚至乱套道不合情理，这是文革中典型的治保主任形象。这个历史时期的不少治保主任，不论文化素质和政治水平都很低。在疯狂的文革中，他们是盲目的急先锋，也是政治笑话的创造者。
　　以前有几次听到有人翻起治保主任的旧布袋，说有个素质很低的某治保主任在四类分子改造会上训话：
　　各位四类分子同志们！我们现在来学条语录。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我听他介绍这个训话，真是一个啼笑皆非的政治笑话。细究起来，按照他们那套话来说，这番话“犯的政治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一、治保主任是专管四类分子的。口称四类分子为同志是敌我不分，以敌为友。
　　二、被专政的四类分子是不能发红宝书的，没有喊最高指示学语录的政治资格。
　　三、世界本是我们的，南征北战打出的江山怎能说是你们的呢？！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世界永远是我们的。这个以搞阶级斗争为主要任务的治保主任，显然忘记了与会者是阶级敌人。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这些政治笑话现在还在地方流传。说明在这畸形的历史时期里或有其事，或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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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电影
　　
　　1949年前，我喜欢去看做道场，看道场中的“送食”、“串方步”和“结界”等热闹场面。灵堂里挤满了男女老幼，总是有人说“三天没戏看道场也好”。别说道场，连敬夜神、上锁等民间迷信活动也有很多人去看。不管是否有什么意义，都是看热闹。看人头攒动，看交头接耳，看拍手打呵嗬！
　　至于皮影戏，是殷实人家还菩萨的愿。因为以前祈求什么许了菩萨的戏愿是不能拖了不还愿的，所以有时也能看到皮影戏。老人看正本，妇女看登场耍戏。这个是比较难得的，有时要几年才能看到，附近村子的人都来赶热闹。
　　南普寺唱大戏（湘剧）是逢关老爷生日才唱，也不是年年生日开场唱戏。我只随祖父去过两次，看不懂什么人物，听不懂什么唱词。算是老鼠看筒车，感到无味。只好去看炸油食的摊贩，去看琳琅满目的玩具。
　　解放初土改时，办丧事禁止做道场，也禁止各种迷信活动，也没有人唱影戏还老爷愿了。可是有了农村剧团唱花鼓戏，跳秧歌舞，打金钱棍。“谁养活谁”、“翻身不忘阶级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歌曲唱翻了天，充满了热情洋溢的气氛，很有一股子新文化文艺复兴的势头。
　　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从群言堂到一言堂，从破四旧到文化大革命，文学艺术领域就唱了不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悲剧。老百姓不能领会这社会舞台唱戏的真谛是什么。一翻文攻武斗之后，又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这时有电影队下乡巡回放映，但不是百花齐放，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势，清一色的样板戏。李玉和杨子荣、沙奶奶等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座山雕、刁德一、胡传魁的丑恶形象也深入人心。好像“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和杨白劳一样，唱的阶级鲜明，看的爱憎分明。
　　看电影的消息不贴海报，不发文件通知。一般是生产队长在下午出工时宣布：“吃了打，打了吃，今天这些工夫一定要做完，好早点收工洗澡，好晚上到楼底屋坪看电影”。另一个消息是有人看到邻村（大队）的四类分子送来了电影担子，证明消息确切。等到接近傍晚时分，晒场里挂上白色幕布，明眼的过路人也把消息传开了。
　　本队的勤快人，电影开始前还要挤出时间摸着黑种菜，硬要听到脚踩的发电机响了，才匆忙赶来，随便挤在那里看一下；然后提早回家煮猪潲，洗衣服等家务，生怕明天出工迟到扣工分。
　　最高兴的是孩子们。他们最早背看椅子，扛着长板凳选在离银幕最近的较高的地方坐下。一边在招呼别的孩子，一边嚼着带来的土旱茶（炒货）。我家的老三老四带着老五喜欢扛着两条长板凳坐在在保管室的墙根下。说这地方站在凳子上不遮别人，背靠墙壁也很安全。老二牵着老祖宗（老阿婆）坐在躺椅上，我和妻子总是挨到最后才来，一是准备点炒玉米、豆子等给孩子；二是要捡场锁门。虽然没什么可偷，但还是要保住这半升米家当。
　　当银幕上亮了字幕后，大队干部就在喇叭里宣布当前的生产任务，必须如期完成什么任务，迎接什么节日，接着警示社员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坚决打击……。
　　当银幕出现“剧终”字样，人群向四面八方移动时，治保主任就宣布某某分子把电影担子送到××地方！
　　每当这时我很紧张，怕安排我去送担子，因为我已预约了明天做衣的市主。干这个义务工，一般是三个人，两人担放影机等东西，一人用土车子推发电机。我送过好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是送到耙头岭下的鹰嘴洞，一夜要送出十来公里远。
　　祖母说她民国二十几年在浏阳看过电影，是黑白的无声的电影。只看见嘴巴动，听不到讲什么话。现在是红红绿绿，说话唱歌，开枪打炮像真的一样。飞机好像从脑壳上飞过丢炸弹，吓死人。
　　露天电影场并不宁静，喇叭筒吞云吐雾，青年们调情逗俏，孩子们大喊大叫，老年人喜欢打闲讲，有的因互相遮住视线而发生吵架纠纷。真正认真看戏的人非常恼火这种乱水蛤蟆。
　　看电影不像唱大戏唱影欢那样由主家点戏。只能唱什么看什么。那时只有样板戏，随你赶到哪里去看，除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和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革命传统戏之外，就不能看到别的剧目了。不过后后来为了迎合“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这两句诗，加强激化阶级斗争，就把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搬上了银幕。这样“万众欢呼孙大圣”了。红卫兵也出现“孙大圣”组织了。可是孙大圣的本事是真正齐天的，也只能在唸紧箍咒的人的意旨下奋起千钧棒。
　　后来有人把紧箍咒改成紧箍帽，并演化成被专政对象头上的帽子。有个治保主任对分子们训话：“现在你们的紧箍帽可紧可松，谁不老实，就唸咒箍死谁。取了紧箍不要高兴，可随时套上！”
　　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得到发展，村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电视机、VCD、DVD的基本普及，都坐在自己家里看戏看新闻。戏种戏目也有百花齐放的趋势，文艺将朝真正复兴的方向前进！
　　从露天到室内、从样板到多样、从封闭到开放，随着社会的变革，意识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楼底屋场的晒场上，那人头攒动，人声鼎沸的场景只能留在老一辈的记忆中了。

ys1937

孝堂和灵堂
　　
　　我第一次看见灵堂是在橙桔峰下的烟竹坦，也是前文“沈载得”的老家所在地。那里住着几户姓沈的人家，我代替祖父跟着其他大人去那里当房族大陪东。我祖母说，你阿公不在家，跟着去吃烂肉也好！既然发“闻”（哀贴）请了，我们占一房人家，去了也不失去一个名目。
　　除看看做道场的热闹，听了半夜的夜歌外，我对于这个灵堂的布置，印象很深。它是用白棉布吊在竹牌坊上面，留着中间放灵柩，左右空间为通道。打文奠绕棺时，吊宾东进西出。横幅上面没有文字，只有纸扎的大白花。除灵柩前的灵联外，厅堂两边还有竖写的长副陪联，宾房也有门联，大门联虽不知道，一定是“哀扶桐杖，泪洒麻衣”的通用联，因为亡者是王氏阿婆。
　　听大人说，这种用白布装饰的牌坊叫孝堂。孝堂要保留三年才拆除，因为“守服三年容易过，思亲一刻不能忘”。孝服孝杖也一样等过了三年才与香灵屋（奉祀灵牌的纸屋）一起焚化。不过只有家庭殷实的孝家才扎孝堂，所以我那时仅看到过一次孝堂。
　　第二次看到孝堂是1949年，在龙伏春口田的沈邵三家。沈邵三当时是湖南省政府幕僚，其母周氏实施的治丧规模是属于官绅一类的大场面，那时我在南普寺读高小。能认识几个字，就很关心那些輓联祭轴了，对那黑白装饰的灵堂并不感兴趣。记忆犹新的是省长程潜和仇鳌等高官的祭轴文字是“母仪千古”、“阃范长存”。听说解放后沈邵三任湖南省建设厅长，后划为右派，死于狱中。
　　这时我知道了孝堂就是大灵堂。孝家在灵堂里贴挂的对联叫哀联。吊客送的对联叫輓联，吊宾送的祭轴俗称祭幛。我以为这种只写四个字的才叫祭幛，可现在的祭輓形式就很复杂了。除对联外，还有写诗词的，有的人还搞文字游戏，写上像谜语一样的各种回文诗。我很讨厌这种非正宗的悼念文字。有的母家用“借题发挥”和“敲柱头惊磉礅”或“只打鼓边不敲鼓皮”等文字来发泄对孝家的不满。这种非正面评判的挖苦文字也引起纠纷，甚至斗殴事件。
　　正当文革期间，治保主任的祖母死了，场面本很简单，不准做道场，只有两个原来农村剧团的几个老班子吹吹打打一下。最后一晚是要开个追悼会的。照样宣读语录，“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村里的人死了，要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
　　不过这回就不同其他人家的治丧，治保主任安排我和滋结子两个人在前一天晚上布置灵堂。在煤气灯（大队的）的照耀下，像白昼一样。另外几个人根据我安排的尺寸，用竹竿架成一个牌坊架子，中间留的门洞能看到瓦棺的屋脊形棺盖。瓦棺前的方桌上有点燃的香烛和斋供，两边也留着拱形的门洞，然后把麦子粉煮成的浆糊刮满所有竹竿竹片，就完成了下手工夫。
　　滋结巴负责把废纸贴上打好底子后，要等稍微干固才能由我来做上手工夫，所以各自卷着喇叭筒休息一会。我心里很想主任能各发一包火炬牌香烟。不过没得到烟，还是各喝了几口“毒杂风”（金刚刺蔸酒）。
　　不过主任很细心，检查了报纸上没有主席头像和最高指示的红头字，其实滋结巴特别注意这一点，决不颠倒文字，有头像和语录的地方都已剪下，避免麻烦，深知自己是个摘帽右派。
　　我在牌坊正上方用白纸书写“寄托哀思”四个大字就占去了很大面积。灵联是“破旧立新办丧事，移风易俗寄哀思。”大门联是“哀哀祖妣，谢谢来宾”。门楣竖写“追悼会”，是半吊着可飘动的，不需动什么脑筋就边拟边写完成了这些粗俗的文字任务。剩下的空白地方，我就用兰、黑、黄三色相间、画些边角图案，点缀些花花草草就大功告成。这是我第一次接这样俗（速）成布置和装饰。不过在座的人夸奖我又快又好。我心里倒觉得这与挖土撬石头是一样，大脚大手大“写意”（简单的写意画）。
　　主任说这也是“多快好省”，一个夜工就扎好了孝堂。我们几个四类分子稍坐一会，吃了碗土面，喝了点“毒杂风”，就一边卷着喇叭筒各自回家了。灵堂里一片寂静，那盏菜油灯仍在瓦棺盖上微微摇曳着。只等待明夜宣读那条语录的追悼会——寄托我们的哀思。
　　1976年，丙辰岁。丙属火，排在南方赤帝的离卦上；辰属龙。一条赤色的火龙，即是朱雀抬头了。在周朱两开国功臣相继去世之后的 9月 9日（农历 8月16日），主席在举国三呼万岁声中溘然去逝，走完了八十三个春秋。并没有万寿无疆，只留下“你办事，我放心”的六字遗嘱，离他最最最亲密的战友命丧朔漠的1971年 9月13日，整整五年的时光。真是永远健康不永远，万寿无疆对万寿。
　　9 月18日（农历 8月25），举国哀悼，浏阳县80多万人，汇集到 262个会场参加追悼活动，我所住的江美大队在对门屋场的正厅里（前文土改中设法庭打屁股的地方）设立灵堂，举行追悼大会。
　　这年，农历 7月28日，我拆除大地坪老屋准备起屋；在 8月25日（农历 9月18）这天，我家建房工匠都停工去参加追悼活动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工地上劳作，一直到29日。这五天没有一个匠工进门了，社员们都沉浸在悼念活动中。
　　自大地坪老屋拆掉，到毛去世，已有二十四天了，主要工作是把木材和旧砖块运到地基上，以及整理新压的土砖，还要平整屋基。一切都在准备开工砌墙了。为了 9月18日的追悼会，大队指令我在前两天和滋结巴到对门屋场正厅里去布置灵堂。
　　灵堂全用黑色布装点，贴上白色的文字和白色的纸花，整个空间构成肃穆而沉寂的气氛。一切都按上级指示在督导下进行，17日经公社干部验收后，我俩才放下余悸的心回家。
　　18日，我没资格去参加追悼会，只有两个大女儿去参加了。她俩回家说，满堂黑压压的，都穿黑衣服带黑袖章，低垂的脑壳只见黑发一片。主持人哭着致哀悼词，刘老阿婆也带头哭了，有的人用双手盖着脸皮，不知哭了没有，也看不到眼泪。
　　以后的几天，都在议论着谁真哭谁假哭，谁翻了身应多哭一些，谁用手遮住面皮低头看不到表情。
　　拆除灵堂的事，大队没叫我去。我每天都在屋基上劳动，准备起手砌墙了。

ys1937

曾荷民
　　
　　1973年 7月12日，浏阳县召开3100人大会，以批林批孔为纲，号召用大寨精神学大赛，把浏阳建成大赛县。
　　1974年 2月 5日，上面部署的批林批孔运动，均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取代。3 月15日，人民日报社论《再批克己复礼》发表后，浏阳跟着反击“右倾翻案风”。4 月15日，浏阳城区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中央 [1974] 12号文件，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
　　我在永兴寺就读高小时的一个同学，在浏阳八中任教的曾荷民老师，随中共社港区宣委王坚民，在这个时期一起住进江美大队。主要任务是批林批孔，住在我的堂阿公贫农明老星家里。
　　这时，我还住在大地坪老屋，老五出生快一年了，妻子进行节育手术也快一年了，我俩早已恢复吃百家饭的游击式手工业劳动。
　　一日我在堂阿公明老星家里看见了曾老师，他和以前一样随便、直爽，握住我的手问起阿婆还健在吗？还是1950年和几个学生为呈文交保喻民生校长的报告到泮春时，到过我家，还记得我的祖母呵！
　　他递给我一个超级草烟喇叭筒后，说等几日来我家看望阿婆；又说阶级成分和同学关系是两码事，原来关系很要好，现在还是一个样。
　　他是这样说，不过我还是不去密切接近他，怕他犯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政治错误而丢掉饭碗。
　　但一天晚上他真的来了，说我夫妻俩靠锄头把和针屁股来养活八口之家真是太艰难、太辛苦了。耐烦过日子，或许政策改变会有出头之日的。妻子早已磨好了糯米粉，就以油炸糯米团招待了他。他说又香又软蛮好吃，特别是这样边炸边吃围着灶堂更有风味，也是和同学边吃边读的难得机会。不然我在八中教书你在农村做衣，是很难相聚，这次来做驻社工作队，偏住在你们生产队，也是难得的机会。
　　“明晚我带你去买最好的草烟”，出门时他说，“今夜烦情了！明晚一同去找好烟！记住来喊我呀！”他似乎很不嫌弃我这右派同学，和以前一样的老调子。
　　次晚，购了草烟回来分手时，他说有个任务我要完成，只有我能完成的事，“不要怕，你来明老星家里我交关你就知道了！”
　　“你大胆做就是，不要你做义务工，人人要靠劳动赚钱吃饭，我叫队上记你同等劳力工分。”他继续说，“先去晒场的大道边上立块大宣传栏，上要遮盖，不能被雨水淋湿。这事由队上派人去做，你先来看看材料，然后准备纸张笔墨颜料，你会写会画，一定能搞得蛮好的。”
　　我看了一贴文字材料和漫画材料，都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遭批的一个是主席最最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一个是历代儒宗万世师表孔仲尼，一个是相武王伐纣摄政佑成王的周公旦。
　　其中林彪偷三只鸡叛逃国外的事，都是很熟闻的事。而孔老夫子的“克己复礼”和诛少正卯的事，社员就很难读懂这桩历史老案了。至于周公，老人仅记得三字经有“我周公，做周礼”两句，也不知周礼是什么东西。
　　完成这个任务是容易的，只要照葫芦画瓢，扩画不走样，文字不加不漏就是了，所用颜色特别注意红色的使用。完成后听曾王二位检查验收后就交了差。看来曾王二位也算是下队做了事，“批林批孔”的宣传栏很是醒目，但实际很少人关注这个内容，没有什么评论，收到的宣传效果只是搞些形式、造些空气而已。几场风雨把林彪、孔子和周公都批了个精光，很彻底，剩下一块光木板。后来也没补上的原因，可能是被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浪给取代了。
　　另一个驻队干部王坚民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的老熟人，不过那时他没有工作，只帮着兽医站做些管理药材的临时工，常在一起玩，也同情和帮助过他。至于他后来为何发迹当官的就不知道了。他这次来办队，就装作不认识我了，或者是他不是以前的王坚民了，必须严格划清阶级界线，但他也不找我的麻烦，应是个好人了。
　　一九八三年，我的老二老三在浏阳八中读书时，我去看了曾老师，想请他关照一下孩子的学习和钱米接济的问题。往后获得的消息，继王坚民患肝癌去世之后，曾荷民也得肝癌去世，我不能忘记这位直率有情的老同学，往八中去看望了他的夫人——左“书记”！

ys1937

照驼背树上
　　
　　据中共浏阳地方史（191 页），计划生育措施始于1963年，上环、结扎、人流、引产主要落实在党员干部身上，文化大革命中停顿下来。1980年 9月25日中央发出的公开信，1982年的宪法也把计划生育写了入了。
　　老四（男）出生后，生产队的妇女组长与祖母做计育工作。祖母说是我入继做孙辈的，上几代都是单传，还想再生个男孩，一个去种田，一个去当兵，内外有人。妇女组长说如果再生个女孩呢？祖母说硬是生了女孩，就慢慢来抚养，不过我给孙媳妇接生时看到脐带肠上有个小红色肉球，据以前经验，一定是个男孩。因那时计育工作只提倡不强制，生四至五胎的就很普遍，所以妇女组长也没再多说。
　　是年农历九月生下老五，是个男孩，祖母就说她斩嘴劲斩中了，如了她的愿。有一个种田的，也有一个当兵的，可她想的虽全面但不现实，她只知道种田是可以的，而不知道当兵是要严格政审的，她的后人是没有当兵资格的。
　　这时的计育工作已抓紧了，凡多胎的育龄妇女一定要结扎输卵管。我队就有六个妇女响应了号召，都在龙伏卫生院进行了结扎节育手术。妻子在结扎时，老五正哺乳期，并且生病发烧，只好由护理员抱着去就医和喂奶。
　　正值小阳春的初冬季节，冬修水渠如火如荼，我白天要在洞庭水库上工，只能晚上到龙伏卫生院去看妻子了。祖母带着老三老四留守在家，老大老二已进了江美小学读书。
　　手术顺利，一个星期就必须出院。我找人用两根竹杠套着躺椅把妻子抬回来，应是安静休养的，可是老大发了严重的肠胃病，疼痛得狂叫，在打针服药也未退下高烧的情况下，我只好找来土单方，用燕窝泥加扬尘拌蛋清调成粑，连续敷在腹部才得平缓疼痛，退下了高烧。这时的妻子要四处找单方，要喂奶洗衣等，根本无法休养。每天站排队购来的五角钱猪肝也只喝点汤水，肝片要分给孩子们吃。
　　真是命苦八字大，苦命人天照佑，半个月后，妻子身体恢复很快，也没有留下后遗症，她就在家做起手工缝纫来。
　　按当时规定，结扎对象出院后要休息一个月，误工由生产队补贴 300工分，津贴营养费25元，算是很公平优待的。几个手术妇女都很满意，一切都是风平浪静的，这批结扎人数最多，都愿意结扎，积极响应了号召，而且手术顺利，没有出现医疗事故。
　　我队的几个结扎对象都是生育三胎以上的妇女，都是劳少人多的欠钱户，都说应该扎了，儿多母苦养不起，现在吃了定心丸，斩劲把人混大就是。但到年终结算的时候，队上并没有记补贴工分，也没发下营养费。
　　原来社员会上没有通过这个补贴规定。因为有几个人不同意，说如果要补贴工分和营养费，他们也必须照驼背树上，同样要生四五胎才去结扎。就因为要照驼背树上的理由，使结扎补贴搁浅了，一直不能发到户。但谁也不敢答应今后的育龄对象可以照驼背树上，可以生四五胎才去结扎。而已实行结扎的妇女也认为自己已积极响应计生号召，高高兴兴去顺利结扎，发点补贴也是政府优待政策的体现，政府硬是不肯发也无可奈何！
　　曾荷民听说了这件事情，即在社员会上宣布：能响应计生号召去实行节育手术的几位妇女是正确的，按规定搞点补贴也是可以的。以后要照驼背树上，生五胎是绝对不可以的。因此，工分一定要补记，营养费一定要补发。但驼背树绝不能上，政府的政策也不准上。多生多育是过去的事，计划少生优育是现在的事。
　　驻队干部这样宣布了，队上就照章执行，按规定记了工分，也发了营养费。再以后的育龄妇女就不可能上三胎的驼背树了，因为计生政策立为国策，计生干部定期对育龄妇女进行上环、引产等节育措施。违者可拆屋赶猪，抗拒者可抓人拘留。计生工作不力则一票否决任何政绩和评比。因此驼背树上不成，也很少有人再敢上驼背树做超生钉子户了。

    注：上驼背树是一种明知不可、偏要仿效的效尤行为。

showcraft

是天益的ys1937兄吧，问好。

ys1937

是天益的ys1937兄吧，问好。
showcraft 发表于 2010-4-13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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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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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
　　
　　妻子三十岁那年，是戊午岁，因戊己归土，色相属黄，该是一只黄色的躺马。正是大揭阶级斗争盖子，上纲上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那年；也是准备打仗，全面跃进的那年；还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斗批改阶段，到处抓重点对象组织巡回批斗的那年。
　　就在那年的农历 8月28日，妻子生下老四，一个男孩。因前三个都是孙女，祖母喜得首个曾孙，十分高兴，三寸金莲扭来扭去，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接待了妇女们的恭贺，又在晚上接待了队上的送号恭维（什么是送号，参见本章《社教与文革》的第一节《送号》），队上写号时征求我的意见，我就为孩子取个“亚檀”。红纸上没有派名别名，正中只有“亚檀”二个大字，前面写着“恭维黄老太君喜获曾孙”一行小楷字，最后落款是长兴组众赠字样。
　　在鞭炮声中升完号，社员们的恭维之声使祖母笑得合不上嘴。我俩忙于招待，发烟沏茶端早茶，厨房里煮面食。这样的接待虽没有低于一般水平，但遗憾的是没有白酒，酒毕竟可以助兴。
　　托堂弟益友跑了几处供销点，只搞到一斤白酒，就是被人戏称“毒杀风”的用野生植物酿成的酒。堂阿公明老星说只有一斤酒，就莫用它了，喝个不尴不尬反而不好。打恭贺的散场回家后，只剩下几个生产队的干部还坐着扯谈闲聊。我堂阿公就提着这个酒招待了他们，拜托他们原谅一下，因为物资紧张，实在搞不到酒！
　　不料等到次年农历 3月11日晚上，离前年送号那晚，时光过去 227天了，队长成木匠突然送来一个“好消息”，他说“大队决定明天开批斗会，罪名是‘拉拢干部’。因为有人反应你去年送号喝酒，只招待了队上几个人，群众没有喝上酒。不过你也不要怕，反正站在台上听一下就是。安排我也要发言批斗你，这也算是冇办法，只好讲几句。今晚你可去请示两个大队干部，如果同意可以不挨批斗，或者就免了这场灾……”
　　我于是去请示大队干部沈××，他说你去问问潘××，我是同意可以不批斗你的。潘××硬性回答：“这是根据社员的反映决定的，不好改变……”。
　　这夜，很难入睡，一直捉摸着明天上台挨斗的事。妻子安慰我说，没犯丢人格的丑事，挨斗也无所谓，只是明天已经预约了去市主陈礼寿家里做衣，现在怎么办。不过估计礼寿也会来看斗争的，我看到他会告诉他改期后天去。另外若是上午斗完了，下午也可再去做衣。
　　次日早饭后，男女老幼都背着椅子涌向宝乔祠大厅里，妻子也照样去看丈夫上台挨斗的场面，何况也能赚几个工分。祖母蒙在鼓里忙着家务，我在大地坪里徘徊着。孝经阿公背着椅子去开会，问我今天怎么不去做衣？
　　“不去做衣，要去挨斗争，只等民兵来传我！”我只好这样回答。
　　“怎得了呀！爸爸要挨斗争！”六岁的大女儿这样叫着奔到身边，我说不要紧，别管大人的事，回家跟老祖母吧，她低着头回去了。
　　大地坪离宝乔祠会场不到一百米，能清楚听到会场的动静。听到主持人的讲话结束后，一片嘈杂的声音，或许是议论着今天上台的活靶子。
　　两个基干民兵把我带到宝乔祠的一间小屋子里，五类分子都在那里了，我是最后押来的一个。治保主任说了几句要老老实实接受群众的揭发和斗争之类的话后，由那两个民兵押着这些“运动员”依次入场，迎来的是震耳欲聋的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团结起来！向阶级敌人做无情的斗争！”
　　“不老实认罪，就是死路一条！”
　　“……”
　　大队书记宣讲了当前阶级敌人是如何猖狂的情况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以后，治保主任接着宣布上台，挨斗的站在台上前方示众，陪斗的分子一字排开站在台下，只准低头，不准东张西望，要态度老实，唯唯是诺。
　　我是安排在最后一个被斗的。我站在台上，看到江美小学校陈老师在做记录，扫视台下形形色色的脑袋，没有找到妻子的脸孔，可能她坐在最偏的角落里了。我很认真听着发言人的批斗言词：
　　功老三：“社员来送号，有酒只给干部喝，是拉拢干部的手段，想把干部拖下水的可耻行为。我们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你右派分子服务的；我们要擦亮眼睛，揭穿阶级敌人的恶毒阴谋。只有站稳阶级立场，才不会上你们右派分子的当。只有老实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张士贵：“……你婆娘离婚走到湖北的事，还怪我送去的。你坐了牢，她自己要走的……还有，你婆娘生了四个还送号，这是违反计划生育的……群众反映有一次你说‘草鞋冇样边吃边等’，本是‘草鞋冇样边织边像’，你硬要改成‘边吃边等’，这是挖苦大跃进冇饭吃，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
　　瘸手：“我当副队长时，安排你去养蜂你不去，摆客观原因，还是做你的裁缝。这就是不服从安排，劳力自由支配。等我今年没选上副队长，你就问我今年开展那些副业门路，这不是挖苦我吗？！这就是打击干部……。”
　　木匠：“那晚送号我也来了，既然只搞到一斤酒，就不该只招待我们几个人，社员当然有意见。螺丝不像厣像，说你拉拢干部也说得上，是辩不脱的。社员都喝了酒就冇事，都冇得喝也冇事，这是你自己惹来的……。”
　　于是宣布斗争结果，一阵口号声把分子们送出了会场。治保主任训告分子们各自回家，不要乱说乱动。
　　我离家最近，几分钟就进了门，正在收检裁缝担子。妻子也散会回家，进门就要我心情静下来，不要着急，搞运动是要“运动员”上台的。说散会时正好碰上陈礼寿，要我俩去他家赶中饭，下午也可做半天衣，你能去吗？我说既然约好了，半天时间也要争取，我已收检好行头，就可以出门。
　　“亚伢（老四）真多难”，妻子叹口气说：“怀上了他，捧着八九个月的大肚子出工，也受气，还要在团山嘴晒谷场换批判，说地主子弟、右派家属有劳不劳。其实我实在累得跑不动了啊！等生下来送个号，又因喝酒害你挨斗争，硬要求菩萨保佑他成人成才啊！”
　　夫妻俩挑着裁缝担子出门，在路上碰见熟人，问我为何下午才出门；我毫不掩饰回答“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后来常有人叨着这两句顺口溜，夸我心态好，把世事看得淡！

ys1937

机器、铁锤、读书声
　　
　　1969年 1月，浏阳精简城镇人口，有关人员及家属7722人下放农村插队落户。于是浏阳花鼓剧团和农村文艺宣传队解散，一部分人被重组进毛泽东思宣传队，其余下放农村或回原籍。
　　此外，七年制和五年制公办学校下放到大队，高中下放到公社，分别由工人、贫下中农管理。民办教师由贫下中农推荐，工分加补贴，城市公办教师一律回原籍任教。（据浏阳地方史P137-138）
　　这是文革时期文艺教育系统状况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我住的龙伏公社江美大队的情况是把大队工厂、茶场、医药和学校四合一，集中在江美小学也就是原宝乔祠的四合院里。隆隆的机器声、叮当的铁锤声、朗朗的读书声，交织一起，宝乔祠这地方热闹非凡，可称得上有史以来的最为鼎盛时期。
　　宝乔祠拆建成的四合院，有四间教室、六间宿舍和一个大礼堂，由六名教师分管着五个年级的学生。其中一名公办教师任校长，其余皆是由贫下中农推荐的民办教师。
　　贫管会直接管理学校，大队宣传委员直接领导学校的教学生活等事宜，一般问题向宣委请示汇报，大问题由贫管会定夺为准。教师待遇是记工分加补贴，生活是内餐内宿，参与大队工厂等组成的伙食单位，敲钟吃饭，工教合一。
　　大礼堂开了三座红炉，是打吊耳（汽车大梁弹簧附件）的锻工车间，陈椒黄与陈贺飞一座，沈喜生与沈良友一座，陈谢之与沈长美一座。按计件工分到炉，师徒再按等差分配。
　　六位铁匠，各戴翻檐帽一顶，系围裙一块，脖子上吊着毛巾，脚上拖着烂鞋，接火时火星飞溅，淬火时热气腾腾；铁锤叮当响，胳膊上下舞，风箱呼呼叫，汗滴炉下土。有时讲些毛弹话，也引起一片嗬呵和骂声。大礼堂这一道风景线是宝乔祠从未有过的，吵得观音菩萨和城隍老爷（原三善祠地址也在此）也不得安宁。
　　四合院中间砌了两座水泥乒乓球台，是孩子们的活动空间，因为礼堂没有他们的世界了。傍着操坪新盖了机械东间，有钻床和电焊机，是吊耳钻孔焊接和打磨的车间。隆隆的机器，闪闪的电火花，也算得气氛非凡。
　　车间旁边有厨房有医疗中药室，我的老同学徐九怪在当大师父，我土改时的儿童团辅导员陈老生在司药。这里虽然清净一些，但有的妇女喜来这里调侃逗俏老生和九怪，也是个闹中静处觅闲情。
　　敲了吃饭钟，老师、铁匠、钳工、电焊工、赤脚医师、司药员、守山员、茶场人员等都齐聚一起。有时采购员和主管干部也来凑合热闹，人声鼎沸，碗筷交挥，倒是一道钟鸣鼎沸之家的宏恢气象。
　　写这文字时，特走访了当年打铁的良友师傅，他说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采购员也兼营销员，几座红炉打吊耳，由陈赞黄运到外地销售，到底赚了多少也搞不清楚。我们拼命打，只是为了赚工分，不管它销售的事。只是后来清帐时，说还有很多吊耳存放在外没有销售，有些销售出去的也讨不到钱，几次派人出外讨账，倒找婆婆四两姜，倒要篓里扯出鱼去付出差费。
　　结论是：运回来要运输费，还要交屯地费，就这样做烂帐糊了！打铁的累个死！出差的要个死！到底钱进了谁的口袋——天知道！反正老师、学生和工人，热闹了一场，工分贬值，学习下降。
　　

ys1937

刚搬新居里，又要挨斗争
　　
　　1976年的冬季节，因为要营建蹉跎坡芸香居，耽误了六十多天的缝纫工作日，所以市主上的裁缝功夫就积压很多了。因此新居落成后，我们夫妻俩不得不日夜兼程来赶工，以缓解市主们冬衣要求的紧张状况。
　　闰八月二十八日，我们才从借住的邻居家搬进新居，按习俗必须把火种（燃着的硬柴块）和柴火灰一起带进新屋，烧茶的壶里也要盛着水带走，这样表示水有源火有种，何况带柴（财）回家。祖母持着扫帚进门时，也要向大厅内方向连扫三下，表示人兴财旺带福进门。从此，八口之家相聚新居，也算是安居乐业的。
　　和往日一样，收工回家只能稍坐片刻，就要挑灯夜作。祖母早已带着孩子们入睡了，妻子正在为刘医生夫人周氏赶制一件装袖棉袄。当刚刚上完一只左袖的时候，邻居秋阿婆猫着腰悄悄来到缝纫机前面，轻声说：
　　“你们为了盖屋本就劳累辛苦了，现在还要日夜赶衣服（做衣），赚了几个苦钱！可是你们不知道今天在宝乔祠学堂里开了社员大会，一个叫周组委的工作组长做了动员报告，说你们八口吃饭，只两人做事，还建栋新屋，家里有单车有收音机有手表，还带了徒弟搞剥削，是个典型的暴发户，要批判斗争，还要罚款一千块。也不知道哪个没良心的讲冤枉话，向工作队反应了。”
　　“你们也不要着急，政府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反正还要调查的！”她安慰了几句，“我是来送个信，不然你们还蒙在鼓里，现在要划清阶级路线，没有人来告诉你们的！”她说完很快走了。
　　妻子手里的棉袄掉在地上，剩下的一只右袖搁在一边，双手抱着头伏在缝纫机板上痛苦地呜咽着，泣不成声。
　　她含着泪向我诉说着：做一天单工只赚得一块二角钱，两个人做一月不停也只有72块钱，做一年不停也只八百多块钱，还要出春插双抢秋收三季农忙工，罚一千块到哪里去搞？除非把命罚！
　　“不要急坏了身子，洗脚去睡吧！”我安慰她，“工作队总要来找我的，总要调查访问的，现在并不是铁水凝了山！”
　　好容易把妻子扶到床上，她整整哭了一通宵，次早祖母问我们还不去做衣？我只好说她病了。这样，祖母和孩子们也蒙在鼓里了。
　　这天，陈田飞老师悄悄走进来通风报信，他说“我来送个信，是使你们有思想准备。昨天社员会上的报告应该是个别人诬栽的。例如带徒弟剥削就是假的，妻子带丈夫做衣也算带徒弟吗？也是剥削吗？！反正你们经得起调查！工作队不来找你们，就照常做衣吧！你们盖这几间土砖屋，不是有钱做事，是特殊环境逼迫的，地方人都知道！”
　　我很感谢这两个人的关心，感激他们冒着阶级路线不清的政治风险，把这迅雷风暴告诉我这蒙在鼓里的人。时隔已三十年了，我写这些文字时，他们关爱形象和语音历历犹在，不可忘记！
　　妻子躲在被子里抽哭到第二天中午才起来，她说脑壳打炸雷一样响，身子像死蛇一样软，一身轻浮着没四两力。冇办法，还是要起来把那只袖子缝上，怕老周晚上来取棉袄，急死了也无用，一个石头上了天总要落地的。刚搬进新屋，就流了这么多眼泪，求祈要清吉平安就好！
　　我说万一要罚，也是退财消灾，就当罚我们夫妻两个劳改一年，收入全部充公，无可奈何且奈何！（关于建房，见后文“老燕筑新巢”）

老木匠

这就是很多猫粪小左叫嚷着要回归的社会！

ys1937

这样投资才保了险
　　
　　工作队的秘书喻新民本是我一校老同事，他是整风反右肃反运动中的中坚分子，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这次来办队专管资料文书，和组长周远游同住在楼底屋场的妇联主任家里，与生产队长家相距六十米远近。
　　一个寒气袭人的晚上，治保主任传我参加一个会。队长的火炉房里围坐了一些社员，大多是生产队干部，这是秋阿婆说的动员大会以后三天的事，我心里非常清楚传我参加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暴发户罚款”的事，我不能像妻子那样受惊就急得哭，我只能去正面应对。
　　“你的裁缝工簿带来了吗？”喻氏严肃地问，我把工簿交出说：“新帐老账都在上面，有目录编号！”他随便翻开一页，正巧户主是生产队长沈改生，喻氏把今年在他家做衣的单工数和包工数目念给沈听，查对是否属实，沈改生说这个属实，不多不少！
　　喻氏最后指示：“这工簿要收缴起来查实，看你有没有隐瞒漏帐！有资不投去盖房是不老实改造的表现。明天起，不准再去做衣，与你婆娘一起去水库担土，听候处理！”
　　这时已经是下半年了，我只好恳求：“请求年关前把工簿还我，因为要投资就要收账，没有这个本子就不好与市主结算。如果不相信，政府派人拿着工簿跟我一起去收账也好！”
　　喻氏把工簿收缴放进口袋说：“这个以后再说，服从安排，老实改造，先去担土修水库！”
　　所谓投资，就是像我这种手工业家庭在外面挣的现金，必须要交一部分给生产队来购买工分，因为除了春插双抢秋收三个农忙季节外，我们要出外做缝纫，不能像生产队其他社员一样出工挣工分。
　　马上到年终结算了，生产队又要落实投资户的现金了。队长和出纳员来落实我今年投资的数目，说进钱户催得紧，队上没有多少现金收入，只等手工业的钱落实到位才好决算兑现！今天硬要落实数目，限期交齐。不然就……。
　　我说，只要按照裁缝工簿统计就是，报多了我交不出，报少了你们就会说我不老实，我左右为难，要落实好准确数目，请喻新民还我工簿。
　　他们回去找了周远游组长，说喻新民去了长沙，不回来过年，工簿也带走了。
　　“这也卡了壳，队上要钱兑现，大队要统计上报，这也不怪你，还是公道报个投资数额。”队长说。
　　我知道队上也没办法，只好自己咬牙关表态，“今年虽然盖了屋，也不要求减少投资，在去年投资数基础上，我今年再多投八十元。请你们相信，我去扯借也要完成这投资任务！这样投资才保险！只要政府不遗失工簿早点还给我就好，因为还有几年的老账未结算。”
　　是年年终决算通知到户，我家的人平口粮还是站稳了老“督名”（390 斤/ 人平）。因孩子都年龄小饭量没上来，就这样还可担回 880斤晚稻，加上农垦五八号 120斤，合计1000斤；但尚有加外借余粮1040斤待还，共有2040斤，算是口粮富余户，也是口粮欠钱户。这年粮价为 9.3元/ 100 斤，家庭结算时共欠外债264.03元。
　　妻子说前年过了余粮风暴关，今年过了个糊涂投资关，现在就只等那块“暴发户”石头落地了！

ys1937

和屎捋猪肠
　　
　　喻新民宣布我们夫妻俩停缝纫修水库，我俩只能老老实实准备上水库了。妻子认为市主上的生意是跑不了的，同去赚点泡沫工分也好！只是要把土车子搞好。听说是发筹码记工分，推一车土要抵挑三四担的。
　　是夜干了一通宵，给土车子做了一个车轮，钉上50公分宽的橡皮箍，因为原来的铁箍车轮只能走硬路，这种宽面橡皮箍才能适应在松软的黄土路上运行。
　　水库的水已放干了，库底的烂泥土踏成了纵横交错的人行路，黄土压在烂泥里，路面被踏压得闪闪发光，像极了油路，其实踩起来弹性十足略显松软，都说这是海绵路，虽不伤脚，但很不受力，运起土来反觉吃累。
　　从豺沟坡把土运到堤坝上，约有六七百米的距离，挖土的大多是一些老把式。推土（车）的都是精壮劳力，其余都是挑土的妇女劳力。人流如织，好像蚂蚁搬家。
　　发筹（竹片做的）的提着袋子站在路卡上手忙脚乱。因为要手快眼明，挑担的发一筹，推车的发三至四筹，倘有人情面子多发了，就要起哄大闹，千人眼照非常关注。因为筹就是工分，工分就是钱粮，筹的诱惑力就这样大，谁也不示弱，为了这个筹在拼命地干，不管地里能产多少粮，也不管修水库的意义有多大，上水库运土就是多拿筹多赚工分。
　　妻子的三皮尚未修成正果，咬着牙关也要争取担一担得一筹。我早已修炼好了三皮，早注重了陈礼寿说的“车子是半个崽”的道理，并且通谨记推车子的几句口诀：“闭着嘴巴慢吐气，拱起屁股少打屁，甏架脚走八字路，绕开石头看清地。”队长喊收工，我再推两车，生怕落在人后，其实也想补上妻子的筹码。
　　因为发筹，就没有人歇气（休息）。抽喇叭筒的人也就在家预先卷好装在盒子里。到时取一个喇叭，划根火柴（那时没打火机上市）就边走边抽。我推着车子走起八字路，口里吞云吐雾，倒觉得自己很有潇洒风度，与老童年们一个样，很像一个地道农民了，虽然别人眼光里仍是“改锹子”。
　　中餐是队上专人用箩筐担来饭菜茶水，送到工地上。把箩筐倒扑在地上就是菜桌，一般三个菜——粉皮汤，萝卜炒肉，辣椒蒸铇木片（淡干鱼）。菜是要吃个精光的，饭是足量的，都觉得在工地吃饭特别有口味，筷子打架样！汤勺车水样！说是吃抢食才有味，这种气氛就像野餐，比我劳改时在谭家山煤矿井下用餐有味得多。
　　妻子说她的口味历来不好，市主说她是蚂蚱肚子，可是上水库挑土，也把肚子担大了。工地上的伙食是比市主上差些，但菜食很有味，甑饭特别香；殊不知饥不择食，为了消耗与供给的平衡，饥饿时才有口味，这样的体力劳动，不但修炼了三皮，还修炼了肚皮。
　　后来妻子笑我三皮加肚皮合称四皮，只有脑皮就躲懒了。我说这是达尔文说的——“用进废退”。
　　在水库运土只搞了十多天，队长说要撤回种油菜，冬种冬播的任务蛮急蛮大；工作队才作了指示，于是我俩又去参加种油菜了。
　　不料到了年终记水库工分时，突然宣布不按筹记工分，还是按底分递增，要照顾没来修水库的调工，不能差距太大，又说发筹有鬼作弊！为了多挣筹，我们累得要死，现在又吃平均饭，自然不服气，但也没办法。这种泥鳅黄鳝都一样的大锅饭搞法，就是“和屎捋猪肠——不分好孬”。

ys1937

一块石头落了地
　　
　　周远游是个快六十岁的老头，瘦黑的中等个子，大家都尊称他周组委，因他左眼残废，背地里有人戏称他为独眼龙。他是社港区政府的干部，领导的这个工作组入住江美大队，其中供销社的寻节忠驻马源组，肉食站的廖七贤驻石江组，供销社的寻绍才驻和瑞组，他与区教革办的喻新民驻长兴组，兼管邻近的软桥和桃园两组。驻队的时间跨越三个年头（1976年冬——1978年春），算是长久驻队了。
　　喻新民收缴了我的缝纫簿，宣布停止手工业，勒令上水库。但周组委自作了那个动员报告后，一直没有来找我。我一直在捉摸着周的下本戏是如何唱法！对这个右派“暴发户”作何发落处置！这是我脑子里逐之不散的恐惧疑团，只有在水库推土时才片刻忘却。
　　一天，早饭后，周组委来到蹉跎坡新宅，把这几间门窗还没有完善的土砖屋仔细观察了好久。没有坐下，也没喝茶，一边抽烟一边问起建房的始末情况。
　　“原来住在大地坪老屋的上栋西边，因屋后修渠道过水后，室内潮湿无法安居才拆旧建新的。没有砍伐和盗购木材，也没占用队上劳力，也没拖欠上交的投资和口粮钱。只是靠我俩农忙出工，农闲做衣来维持这八口之家。”我简单介绍了一下基本情况。
　　“就是你两个人做衣，没带徒弟搞得赢吗？”他又问说着，“看来家具都是一些老东西！”
　　我说婆娘是师父，只收了我这个丈夫做徒弟。家具是祖上传下来了的老物件。想买个闹钟报时，也没买成，只是慢慢混大几个孩子。盖这土砖屋也是逼的没办法，东扯西凑扎个架子。
　　他很平实，没有打官腔。最后，带着沙哑的声调说：“自入队以来，我调查了很久，走访了周边的社员，都说你们两夫妇蛮舍得来，农忙不放过，农闲担着摇箩出身做衣。盖几间土砖屋是拆了旧材料累出来的。好，没问题了！安心去做衣吧！”
　　以后也听到被调查的社员来重复周组委的反应：“一没带徒弟，二没单车手表。拆旧翻新只是换个地方。暴发了什么户，只是劳少人多的欠钱户。”
　　第二天我俩仍是去出工种油菜。在收工回家的路上，喻新民突然要我们明天起可出外做衣，并叫队长不要安排我们出工。
　　后来妻子心有余悸地叹着气：
　　“暴发户的帽子吓死人，要罚一千元更是吓个死！没吓死也急个死，哭个死！现在一个石头落了地，一身也轻了！”
　　“过了一关又一关，过了一滩又一滩，真是难星多！”我告诉她：“凡事不要急，更不要哭！要冷静对待，要有思想准备！不过千金难买人心，社员硬要加害于你，硬要‘抓了鲫鱼横刀割’，也是无可奈何的。”
　　此后，周远游常与我交谈些什么，也借过钱给我应急买缝纫线。为了报答他，我答应为他夫人画个像，也就建立了一点私人关系。我带着孩子去山田岳家，是要路过他家门口时，也要去看看他屋里的老人家。每次要招待一下，并给孩子一点糖饼钱。说我是个有才有志的好人，只可惜却碰到了那个年代！将来会有出头的！
　　我平反落实政策后，听说他已经作古，子孙都在外工作，房子作了废品收购站！不由叹曰：远方存古道，游客忆斯人！

ys1937

零点班
　　
　　虽然我俩已恢复了做衣，结束冬播后又开始要求继续修水库。不过这次上水库不是运土填高堤坝，而是在溢洪道下面清基挖石方。根据指挥部陈保和工程师（水利局派驻）的指挥，在溢洪道坝口下深切沟槽，再灌注混凝土，以堵截坝底的渗水暗流。由于工作面很小，地质结构是变质页砂岩，不能爆破作业，只能昼夜三班倒上工。
　　我们长兴生产队就承包了这个清基的石方工程，而且只让男劳力上阵。于是我俩商量决定，我报名去上零点班，即晚上零点上班，次日早上八点下班。这样我可与妻子白天同去做衣，连续上了公私两个班，公事私事两不误，皆大欢喜。
　　于是我早上下工一进门，就匆匆洗漱换衣，马不停蹄地往市主家赶早饭，做一天裁缝，到天黑赶回家，睡不到多久就被哨声叫醒。急急忙忙吃完眼屎饭就上零点班。妻子看我蛮苦蛮累，就劝我莫白天做衣了，我觉得通过长久的三皮修炼，筋骨还是很硬，能承受这种连续作战的工夫。既赚了泡沫工分，又应付了市主的冬衣，同时也省得队上说我躲避苦工夫了。
　　上零点班并不是雷厉风行的闪电战，而是在昏暗的电灯下打柔韧战。四周漆黑，隐约看到人和影子在昏黄的路灯下移动。回程的脚步很慢，一边卷喇叭筒吐着烟雾，一边捉摸着快到吃寅时饭（3-4 时）了。
　　说实话，我到水库上工，只推车子只挑担子，从未掌过锄头和炮扦。因为带半点技术性的事也轮不到我，我也乐于这挨气力的工夫，安全。
　　在这狭窄的深沟里清基，是很危险的。只有少数担力不强的人才在深沟里挖掘石头和上石头，其余劳力从深槽里挑着石头运送到堤坝脚下。石头装在笨箕里，不管多重，都要快速挑走，好让下一个人下沟挑石。这样的进度很慢，工效不高。由于每个立方估工很紧，摊到每个工日的工分就很低，根本谈不上泡沫工分，接近基本底分了。于是大家与指挥部工程师陈保和交涉，但对方态度强硬，不肯调整工价，说你们队不做，就交给别的队承包。
　　大家都觉得不公平，一赌气就全部撤回来了。此事引起公社的关注，派干部李丙信来我队开社员会进行调解。社员们据理雄辩，不承认无故怠工。你要包给别队，我就撤回去搞冬种。陈坚持不肯让步，调解无效，最后这个工程就转包给了复新队。
　　不几天，复新队在这工作面上出了特大事故，付伟抱等几个社员被塌方的石头挤压身亡。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开后，不少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有人说社员要工分不要命，指挥部要进度不要安全。应感谢陈保和不肯加方，感谢李丙信调解无作为，逼得长兴人退包撤回去，救了几口命。众说纷纭，既反映了事实，也带有几分讽刺。祸兮福兮难调定，自然与人为的因素潜在地锁定着福祸的降临！
　　溢洪道的清基堵漏工程和高耸的护坡工程完成几年后，有个潘姓青年晚上挑树在溢洪道过，踩着污苔跌倒摔死了。便有人联想起施工时的事故，说这个地方凶煞，招惹不得。祸福之外，又添怪力乱神。

ys1937

曾家坪会战
　　
　　1968年，戊申岁，春，浏阳分四批组织县、社、大队及农民一百人，赴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学习，再次宣扬一大二公的优越性。1975年，乙卯岁，4 月28日—11月 4日，浏阳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决定苦战 3年，把浏阳建成大寨县。1977年 1月12日，浏阳县召开了四天的全县学习大寨的万人大会。在创建大寨县运动中，组织“一批双打三清查”运动。
　　龙伏公社组织开垦曾家坪的造田大会战，应该是在这一时段进行的。当年参加会战的沈良友、沈齐放回忆，1976年冬季开始垦挖曾家坪，大队男劳力全部出动，由大队干部沈天长领队指挥。内餐内宿，住在原均佳大队的袁家屋场大屋里。
　　这种声势浩大的垦挖造田工程，任何劳力都不能以任何条件请假，所以我也必须停下裁缝功夫，无条件参加这次挖山造田大会战。
　　曾家坪是坐落在原洪山大队的一片缓坡丘陵地带。土质是酸性黄色土壤，夹杂着白色鹅卵石。土层深浅不一，浅的地方红岩裸露。植被均匀，以松林和灌木混杂其间。适宜于红薯，油茶等旱土作物栽培。因为土质偏酸偏粘，在没改良土壤结构和性能条件下，不宜于水稻的生长。
　　当局发动这支无偿的劳动大军来将这一大片林地毁灭垦为良田，这个浩大工程当然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壮举，有着宏远的目标，首先是讲政治的结果。
　　曾家坪的东边是袁家屋场，我们就住在这个老旧的大屋里。屋场坐西向东，四周被树林掩映，略有深山藏古寺的感觉。只前面留有一道缺口与田垅相接，后面是曾家坪林地。
　　我们垦挖的战场就在大屋后面的缓坡林地。先头部队把丛林砍伐后，袁家屋场就暴露无遗。黄土上留下的树蔸树桩是第二梯队攻克的堡垒。第三梯队是按照石灰线挖土挑土，造出大小不等的梯田。上至江家垅，下至托塘冲，靠西留下一条南北向的临时大路。这一大片完成后，依次向西进发，一直延伸到王源村的八亩坵边界，据说有一千多亩面积。
　　在垦挖袁家屋场后山的会战中，我同样只干肩挑这老行当。肩皮脚皮并用，而手皮得到休闲，有时负责卷个喇叭筒给它的主子享用。
　　工地上搭了一个草台，既是指挥台，也是戏台。一日，在急促的哨声中传来了紧急集合的吆喝：赶快集合，要开大会了！民工们丢下锄头扁担，都集聚在草台周边。台前站着的大多是青壮年，坐着蹲着的是一些偏老的民工，形态参差，零乱得很。加之集中抽起喇叭筒，缭绕的烟雾，使阴沉的天气更加阴沉可畏。
　　大家把一个中年男子推上了“戏台”，宣布斗争民工刘荫祖。有人戏说开始耍“猴把戏”了，顿时都站立翘首看着，倾耳听着：
　　“这是江美大队马源组的刘荫祖。他在民工中宣传反动的《五公经》。说什么“毛字上面一把刀，不死要命交（方言音高）”。《五公经》是反动的迷信书籍。毛字就是指伟大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毛主席头上放把刀不是要杀毛主席吗！这是对主席的恶毒攻击，用心何在！说“不死要命交”，真是反动到了极点。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大家团结起来，与他作坚决斗争！”
　　上台发言批判斗争的，当然也是打着这个旗号，沿着这条路线，操着这个调门，一顿批了一顿斗了。没有翻出什么高深的理论来分析社会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等。总之，提起毛字，就不指中国方块汉字，一定是指毛主席。“要命交”就更露着反动而可怕了。
　　刘荫祖是我的同行，一个老裁缝师父。在修洞庭水库时，从洞庭黄大屋的附近的青头坡迁到江美大队马源组的青水塘，都喊他为移民户。他可能是看过《五公经》的，因为洞庭黄大屋的菊秋舅阿公就有一本《五公经》，一些老人也传着看。他这本《五公经》上是否有这两句话，没人去查对确定。
　　据说《五公经》有几种版本。本世纪以来，城市的地摊上，也能发现简装的《五公经》。刘师父既不是黑五类，也不是二十一种人，所以批斗之后就没事了。没听说划个什么分子，戴个什么帽子。还是贫下中的移民户，地道的老裁缝。
　　后来几个知识青年也议论过：说话一定要避讳有关毛字的语句和故事。例如羊毛笔尖快如刀，原意是指“刀笔吏”，行外人听了可引申出一些惹麻烦的事。又例如诗经是毛公（毛亨毛苌）所传，故称诗经为毛诗。如评论毛诗时，外行人就以为毛诗即毛主席的诗词。所以毛字头上一把刀，就理解为毛主席头上一把刀了。上纲上线起来就有口难辩了，万担河水也洗不清了。少说为佳，切记增广贤文上的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夜里，只有少数的人在煤油灯下打扑克。其余的把带回半干柴火架厅堂里，围着烤火乱扯淡。我一边抽起喇叭筒，一边思考着妻子的独角戏也难唱。只希望早点结束这场挖山造田战役，也去帮妻子缓解市主急需的冬衣。
　　曾家坪会战结束。听说这里组织了专业队专门整理田块，栽植桑苗，计划搞桑蚕业，所以后来又都称这里为“桑园里”，曾家坪的地名逐渐淡化。“桑园里”在附近的托塘冲盖了一栋砖木两层楼房，成桑园干部办公和职工生活的地方。
　　据沈齐放回忆：由于水利灌溉技术管理和资金来源等多种原因，桑园也没能办下去，田土分户代耕。这栋楼房就办了有机玻璃厂（也称化工厂）。他在这里干了几年后，化工厂迁到了江美村仁寿庵的铁工厂原址。剩下这栋楼房又办了个花炮厂。后来花炮厂倒闭，就请人代守管理，最后只好拆掉了这栋老楼。曾家坪会战当初开垦出来的田土，据说最终退还给各权属生产队耕种。
　　曾家坪会战，如此而终。几十年后，提起曾家坪这个名字，估计已经少有人知道，倒是批斗刘荫祖时讲的《五公经》那句“毛字头上一把刀，不死要命交”，长留在记忆中。

ys1937

佳癫子
　　
　　徐佳举这个人物，在第八章“反右”、第十章“同舟共济”、本章“社教与文革”前述文字中都已经出现过。他住在白荆村（白荆源），上了香炉山沿山脊向北不远就到了他的住处大湾岭，岭下即是燕子崖。第七章“扫盲与教书”中写到我和皆遂去橙桔峰考察经过这里时，到他家驻足休息过。
　　大湾岭只有这徐姓一户人家。原是富户人家，其兄1949年前后都在北京金融单位工作。中共建政前夕，徐佳举从华中美专毕业回乡，被安排参加教育工作，一直在老石江乡的杨源村枫树坡小学教书。那里是个单人校，几个学生围着一台方桌就可上课，绝对地简单和自由。
　　在这种环境下，他的生活散淡如云烟，遇着文人谈诗文，碰着女人谈交情，很是随和随便，狂放而不羁。杯中物更使他话语不多，故都称之为“佳癞（疯）子”。这外号看上去很是适宜于他，
　　1958年 1月12日至 2月12日的一个月，是反右前夕大鸣大放的阶段。全县中小学老师都集中在浏阳城关参加这个运动。徐佳举和我一起都在圭斋路中心完小院内，听了竭诚欢迎帮党整风的动员报告，那慈祥恳切豪爽直率的声音里传达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恳切精神。于是大家就打消顾虑畅所欲言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大鸣大放的口头发言是有专人做了详细笔录的。而贴在墙上的五花八门的大字报，也同样有专人进行登记和收检的。
　　后来我们知道了，这叫“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在这些大字报中，公认佳癫子鸣放的一张大字报最有力度。佳癫子引用了屈原《离骚》中的一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于是徐佳举成了 2月12日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正因为这两句离骚很有力度，反起右来也很有力度，佳癫子理所当然被划到了极右。在当政者看来，你徐佳举出身地主成分，有深厚的阶级根源，乘此鸣放之机，捧着离骚赤膊上阵，为屈原鸣冤抬魂，触怒了楚顷襄王，也是该反该打的。不听渔父之言，咎由自取了。
　　我因读书会反革命案判刑劳改去了。他即开除公职，带着右派帽子回到了大湾岭接受督管改造，再加上地主成分，在黑五类中是独占其二的专政对象。此后的生涯中，佳癫子失去少爷的风度，恢复了他老祖宗的内山人打扮，脚穿麻草鞋，肩扛白布袋，带着妻儿们在大湾岭作山种土。
　　1963年 8月，我出狱归来重组家庭，办婚礼时，他来帮忙宰猪，捧场闹洞房。1967年，我和他一起在公社搞社教成果展，写写画画。虽然仅仅只有两次接触，但我很喜欢他的诙谐性格，也很赞赏他能彻底放下少爷架子当起屠夫的心态。但此后一直没有看见过他，有关消息都是侧面得到的。
　　1979年12月浏阳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1980年浏阳县委提出了复查冤假错案具体操作的十条政策界限，全县 561名右派全部平反改正，徐佳举是最后摘除右派帽子的一位。
　　这次平反改正，彻底解除了无形的政治枷锁，掀掉了不冷不热的政治帽子，他的精神状态特别兴奋。于是频频走访亲友，奔走相告自己获得平反改正的好消息。从大湾岭香炉山出白荆源，再经阴森可怕的长塘地段到南岭，他与张雅颂焦贤志等几位获得平反改正的右派旧友相聚读心。
　　是夜残云掩月，他带着浓浓的酒兴回家，在路过长塘时，失足踏空，跌倒在废道缺口中，溺水而亡。当此时，他还未来得及领取第一次平反复职的工薪。
　　后事处理完后，他遗下的妻儿都由在京工作的胞兄徐汉举接进京城，幸而都落户并安排了工作。剩下大湾岭这栋孤零零的老屋，也在风雨飘摇中慢慢倒塌，淹没在莽莽草木之中。

老木匠

赞叹这位老先生！

多少历史、多少人物在他的回忆中“活”了过来！

ys1937

无奈的上访
　　
　　浏阳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一场文攻武卫的激烈斗争之后，搞起了大联合，相继成立了浏阳革委会。有些关心我们的人，对我们说斗批改阶段就是政府改正错误处理历史问题，又说造反派也可帮忙催促有关部门对冤假错案从速平反改正。于是建议我们乘此机会到浏阳去上访，要求政府对读书会反革命案进行彻底平反。如果不解决，可以赖在浏阳不回来。
　　我听到这个消息，既有些侥幸心理，或许造反派能催逼政府改正错案处理。但又不敢全信这是有效举动，因为对于过去宁左勿右的一言堂，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决不容许翻案的。上访就是翻案，翻案就是罪上加罪。我认为这是冒险的举动，所以一直不敢轻举妄动，安守缝纫苟且谋生之路。
　　沈皆遂也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演习，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在利用红卫兵去打到他想打到的对手，并不是“玉宇澄清万里埃”，文革初期我们就这样预料评价过。何况这样的文斗武斗，闹得天下不得太平，不是一个大好形势，而是社会发展的怪现象。要解决读书会问题，只能等待时光。没有真命天子出世，一切是非是不能澄清的。
　　我很同意他的看法，对于上访不抱一点希望。但恰在这时，另外一个难友焦七海突然来到，他说他的处境非常痛苦，简直无法生存下去了。我是读书会的头头，害得他家破人亡。他不能苟且偷生，不能再等待了。如果再不一同去浏阳上访，也让我不得安宁，要打烂我的缝纫机。我再三劝说和解释，也无法打消他把平反改正的希望寄托在对文化大革命造反派的认识上。
　　我们本是烂菩萨打成一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他的处境的确非常可怜和痛苦，无论如何是应该帮他的。于是最后决定我、七海与皆遂三人一起同往浏阳上访。
　　三人来到浏阳城，各机关都是冷清清的，很难找到原来的办案人员。大家处于茫然之中，只有去造反派组织“湘江风雷”指挥部去找黎昇昇。他是焦七海的邻居，现任造反派的头头。
　　在湘江风雷指挥部找到了小黎，一身黄绿色军装，腰间勒着皮带，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必须找原系统的领导干部，现在斗了批了是到了改的时候。就在他的带领下直奔县教育科，找到了干事周冬初和科长尹信达。他们听了我们的陈述和小黎的激励进言，没有作明确的表态。说目前办公没有恢复正常，主要干部都靠边站。要我们回去安心生产，等到运动后期的政策出台，会对有关问题做出处理落实的。小黎也无法再出面干涉，就与我们分手了。
　　我们三个人的心里已经凉了半截，对造反派不能抱任何希望了。只好去找法院找李广武，他是原来1962年处理“读书会”成员教育释放回家的人。我们打听到他已离开法院调任政府招待所所长，于是赶在天黑前到招待所寻到了他。
　　李广武听了我们三人的陈述，深表同情。他说他非常熟悉我们的案情和目前的处境，还是希望我们回去耐心等待，看戏唱到下半本如何！
　　他安排我们住在招待所的一间僻静客房里，三人在那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次日无奈地打道回府。
　　四十年后，浏阳县招待所挂牌浏阳河大酒店。我在那里出席淮川诗社成立二十周年大会时，见到了已年逾八十的李广武。他感慨地说：你们受了苦，受了打击！我虽然无能帮你忙，今天能看到你的大好情况，我才落心了，好人有了好报！

ys1937

“皆遂”皆不遂
　　
　　其名皆遂者，乃邻居之老童年也，也是读书会一案的受害人。顾名思义，其名当是平生安稳如意万事顺遂的。可事实却相反，如取名富贵的并不富贵，取名长命的并未长命。余华写的《活着》中的主人公福贵，却在窘境中活着；通过改编的电视剧《福贵》，能清晰地看到那一代为活着而活着的人。
　　皆遂的高祖曾祖辈都是地方豪绅，祖父任过绥和团的团总（相当于是今天龙伏镇的镇长）。他的外祖父是有名望的书香门第与富豪之家。他的父母都曾就读浏阳县高中（浏阳一中）。当他出世时，其父已去世四个月之久，称之为遗腹之子。上下四代脉络相承，皆系单传，且上三代皆英年早逝。故出生之时，取个象征吉利兆祥，安顺而长命富贵的名字，是至关重要的。
　　送号取名时乡绅族台先生们，为了取个概括包罗所有能象征吉祥顺遂意义的名字，就绞尽脑汁，以“皆遂”来概括象征意义。在添吉堂（他家堂号）大厅的墙壁上升了名号——皆遂。是年丙子岁，1936年农历 6月初 8日。顾名思义，此名并不张扬，更不显赫，纯粹意在祈祷祝福一生平安，万事皆遂，万事亨通，万事如意。
　　可是命运使他很不“皆遂”，他1982年 6月20日写的自传中如是记叙：
　　“……我出生在桃美洞的一个破落的小家庭，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父亲沈珀珊已病故四个月。我三岁多时，母亲喻晚莲又被封建势力夺去了年青的生命；相继两年，大姐琼华死于霍乱，姑妈死于乳癌。从此，三十六岁就居孀的祖母，抚养着我和二姐，三人相依为命，过着眼泪拌饭的悲惨日子……外婆家可怜我从小父母双亡，就在她家读完了六年小学……。”
　　到土改时，他二姐出嫁了，剩下他和祖母形影相相吊，后来考上湘潭师范，按说正是光宗耀祖。没读几年即因病休学在家休养，不幸又牵连到我这个读书会反革命案，一夜之间被捉入火官庙，判刑入狱。所幸尚未服满刑期即赶上特赦，出狱后先在醴陵瓷厂就业，直到1963年与陈氏结发建家，幸而生了一个男孩。未几他祖母去世，陈氏又离弃而去；他将三岁的孩子寄养他二姐家，自己飘零奔波异地他乡。
　　1974年，他再婚后的妻子黄氏不幸又患上宫颈癌。这年秋季，我和他在洞庭水库上工。他在工余经常在田间地寻找半边莲，白花蛇舌草等草药为妻治病。休息时，他很痛苦地说：“看来她不行了，已经几天躺着不能起来了，我害怕那一天会……”
　　收工刚进门，他的妻子已奄奄一息，是夜病故。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红火狂热的时候。不能按“村里的人死了要开个追悼会，寄托我们哀思”这最高指示治丧，地主子弟兼右派分子的他只能草率地把妻子送出归山。
　　我帮他把房子中污废衣物搬出焚烧，并在室内用烟火进行蒸熏消毒。之后，他再次将孩子寄养，远赴湘赣边境谋生去了。
　　第三任妻子也姓黄，夫妻性格不合，因经常吵闹纠缠，使他不能安心在龙伏化工厂工作（他这时已回来在这个化工厂下属的有机玻璃厂上班），相处不久就再次离异了。
　　平反复职后，他与平江彭氏结婚，她又因患糖尿病而去世。至此，包括他有山盟海誓（卜庚）的童婚，已是五场不幸的婚姻了。
　　1982年 6月，浏阳法院给读书会反革命案彻底平反了。他的好友沈兆颂、沈贤德、沈兆吉、陈福中等几人去皆遂家里庆贺昭雪平反，我和焦七海等几个难友也都在座。当天在他家里吃晚饭，我做了一首七律，送给沈皆遂：　　
　　莫道坎艰四五秋，而今岁月复风流。
　　黄河竞有澄清日，伏骥常怀康壮途。
　　九折回肠犹未断、一腔热血应如初。
　　当知国运中兴世，报德甘为孺子牛。　　
　　读书会案宣告无罪之后，不久湘潭师范派人落实受害在校学生的政策，皆遂被安悱在龙伏完小任教，后来调往浏阳八中，在那里退休。
　　他于1999年 3月27日早间突然中风去逝，所遗下的自传正稿是用一首七律诗开头的：　　
　　余背父兮早丧娘，他人篱下几沧桑。
　　寒窗苦读十年半，冤狱折磨四载长。
　　平反归家悔完娶，粉笔生涯苦味尝。
　　夫妻决裂祖亲故，夜寐夙兴抚爱郎。　　
　　诗的下面补记：“我为自己写的这首打油诗，没有诗味，可句句是事实。哎，世上能有几个我这样倒霉的男子汉！”叹皆遂者而皆不遂，是为志之！
　　而我为他写的挽联，他儿子也抄下保存了，其联是托其子之意而哀曰：　　
　　“严本一介黎民，为腹遗之子，孤孑之儿。奈蹉跎岁月，命途多舛。堪叹半纪春秋，终生茹苦书难尽。
　　椿将三冬古木，逢润泽之风，王化之雨。正夕阳灿烂，晚景无虞。顿遭瞬间厄运，几度招魂哭不回。”　　
　　他去世几年后，皆遂皆不遂的这个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个曾经从石江学校水沟里爬进去哭着找爸爸的儿子（见本章前文“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加入了共产党，选上了村长。两个孙女都考上了大学。到后来，又盖起了新楼房。
　　请我去书写新楼落成对联时，他儿子感慨地对我说：“以前您为我爸去世写的灵联和祭文，我都能背诵出来，一直铭记不忘。那时真是多灾多难，事事不顺，万事不遂呵！父亲若能看到今天的情况，多高兴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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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社教与文革
187、吃粉皮
188、送号
189、抓阄
190、拖垱楼梯
191、磐伯的灵屋
192、古枫与孤枫
193、打滴榨油和踩偏枯
194、棉花抵了纳税金
195、塘堧屋和万猪场
196、社教概述
197、新资产阶级分子
198、节余粮食也惹祸
199、“反革命”成了诨名
200、天口崖下的冤魂
201、语录袋、主席像和忠字牌楼
202、重踏老路上蕉溪
203、班房袋在屁股上
204、香炉山
205、冰天雪地上关山
206、刎颈惊魂
207、滋结子
208、烈士陈明兮
209、瓜棚李下话诗文
210、文革是什么
211、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212、三台与万人大会
213、红火钳挟睾子
214、冰城遗恨
215、半夜抄家
216、牧叟刘蔼姿
217、龙五
218、打不死的程咬金
219、怀中的官印
220、石柱峰上的特务活动
221、偷三只鸡走了
222、半夜焚书
223、“卡农”与“坯分子”
224、露天电影
225、孝堂和灵堂
226、曾荷民
227、照驼背树上
228、上午挨斗争，下午做裁缝
229、机器、铁锤、读书声
230、刚搬新居里，又要挨斗争
231、这样投资才保了险
232、和屎捋猪肠
233、一块石头落了地
234、零点班
235、曾家坪会战
236、佳癫子
237、无奈的上访
238、“皆遂”皆不遂
239、雨暗残阳必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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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暗残阳必分手
　　
　　前文“浏阳与湘潭”、“整风与反右”、及“火官庙”等章节里，焦七海这个人应该已不是很陌生了。他受到的政治打击和生存痛苦，与皆遂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人说他是火爆性情，嘴巴碍人。也有人说他是死老虎不倒威。其实他是最直爽的急性人，凡事不欠债，最喜欢搞兑现的。
　　他在山田完小教书时处下的女友腊梅，一直等他坐完了三年牢房，山盟海誓未改初衷，终于与他结为患难夫妻。不管下田劳作，还是上山打樵，两人朝夕相随，患难与共。但风雨偏打漏水船，他和腊梅的第一个孩子不幸夭折，只好收养了一个弃婴。不料祸不单行，不久腊梅又沉疴不起，撒手而去。七海从此带着养女过着孤寂的生活。
　　不过他还是有半个不要衣食供养的崽，那就是添置了一辆土车子（农村用的独轮车，详见第十章“修炼三皮”中的相关文字）。这“半个崽”为他的生计帮上了一些忙，有时也带来一些麻烦。
　　大湾岭和燕山岩是他采樵的老根据地。他说不能叫砍樵，只是捡点老实柴，捡些干枯的柴棍。一个鸡食袋里装着剩饭拌盐菜，中餐坐在树荫下干巴巴的填饱个肚子。后来内山人很同情他，要他提着饭袋到屋里去吃，顺便吃点他们的热菜，也喝碗热茶。并说他们内山人以前也常到他家吃饭喝茶麻烦过。又说他是读书人出身，不是遭了难，也不会来内山捡柴，这是碰着了这个时代，由事不由人。
　　他捡的柴除了自己用，要选出一些卖给供销社，换点油盐钱。与供销社的人混熟了，就搞到一份从黄桥往返于社港的运货差事。除上交生产队上的投资外，多少也可捞到一点零星开支钱。
　　车子唧唧呀！天光推到夜。每次推货都是从我大地坪老屋门前经过，有时也进门喝口茶休息片刻。不过不多讲话，只是寒暄几句就走了。因为大屋上下千人眼照，来往都在监视之中。有次他来了，就有人向治保主任密报他是特务。
　　捡柴也好，推脚也好。在每次运动中，他总是要充当“运动员”上台挨批斗的，他这种“运动员”是阶级斗争的活靶子。有时说是从柴捆里发现夹有生柴，犯有破坏森林之罪；又有时说是为供销社推货属于劳力自由支配，是资本主义的具体表现；实在找不到毛病了，就说他是嘴巴不老实，死老虎不倒威。
　　他后来对我说，倒霉的人嘴巴像庙后的老鸦——开口就是祸。有人讽刺他：“教书先生去捡柴推车，也是樵夫脚夫，还是冇离一个孔夫子的‘夫’字。从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分子，还是冇丢一个‘分子’……”。他听到很恼火，就狠狠地回了一句：“得意猫儿形似虎，失时凤凰不如鸡！”不料换来的是绳捆罚跪，又挨了一场死斗。有次斗急了，他说砧上肉网上鱼，由你们宰吧！除死无大害，讨米不再穷！
　　1978年10月，我与他同时摘帽重新录用，1982年才彻底平反改正，同时安置在龙伏初中任教。他教初一语文，我教初三理化。
　　或许是长期受到迫害打击和劳动过度的缘故，再加上耳不聪，反应迟钝，时常碰到一些歧视的眼光，七海力不从心，有点鸡立鹤群的感觉，他说根据身体状况，想早点退休。
　　我深知他的脑力和体质远不比二十年前的情况。要适应这频繁的评比检查和年终考核，特别是统考排名等诸多形式的较量，是很吃力的。我只得劝他说：“要消除别人的歧视，需要一段时间。一是要极左思想的慢慢消融，二是要干出突出成绩，显出硬功夫来！死鸟要做活鸟叫，死马要当活马骑，何况你还是只活鸟活马呢！”
　　他终于退了，与一个小学教师刘氏结了婚。刘是前文所提到的在江美村驻过队的区教革办喻新民的遗孀，也带来一个女儿。这样他们夫妻和养女与继女组成了四口之家，晚年倒很安静，称得是颐养天年，晚景无虞。
　　然而，正当夕阳灿烂，黄昏来的太快太早。他一染沉疾，竟卧床不起。进食艰难，且一反常态，性情暴躁，话多偏激。当我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硬要披衣斜倚床头，勉强支撑着，拖着非常痛苦的声调喃喃地说着：
　　“你的命比我好，你有几个亲生儿女，真是福气！你的工作也干的不错！”
　　“你夫妇是双职工，经济条件要比我好得多！这样的晚年生活是不愁什么的。还有两个女儿照顾关心你，也是福气。”我只能这样安慰他。
　　临别时，他握住我的手，眼眶红润。
　　“老同学，老朋友，老难友，最后的同事！我们快分手了！……”他说，“不能送你！”
　　2002年农历 7月 8日，他溘然长逝，享年68岁。由女儿女婿操办丧事，打了一周大鼓，很是风光隆重。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撰联挽之：
　　窗友，难友，振铎人，一生曲直似云烟，奈何雨暗残阳必分手。
　　樵夫，脚夫，黑五类，半世艰辛非舛误，幸喜恩光晚景可瞑晴。

ys1937

第十三章、建新宅与责任制
　　
老宅已非安居地
　　
　　大地坪老屋是五十四世祖宗元公所建，虽然是栋两百多年的老古董，但木结构还很牢实，没有受到损伤和蚁害。我早就打了这些木立柱等的主意，虽不是偷梁换柱，而是偷木换土，砌上砖墙换下木墙。
　　拆下木墙换砖墙是很麻烦的事，虽花工费钱付出了代价，但这五根特大的杉木柱头和几平方木板确很诱人。这些木材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土墙的价值，何况当时有钱也买不到这样的材料。政府为了亡羊补牢，弥补大跃进毁林烧炭炼钢铁的损失，林业管得特别严，有门路的办个砍伐证出口证，也要到大围山去才可搞到木材，而我的政治身份是不可能去的。我打这个换墙取木的主意，就是为了迁建新居，为了离开这个不宜安居的地方。我得先考虑木材，打这个旧材新用的主意，这只是一个肚皮官司。
　　“不宜安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到1975年冬天，屋后新修了一条土水渠，渠水沿着腐烂后的树根（大跃进把屋后大树砍光了）形成的洞穴隧道渗透到屋基地下，饱和之后涌到地面上，整个住所形成了一个湿漉漉的环境。在几次改造地面也无济于事之后，我只好在房中挖个水氹，每天从这吸水缓解潮湿。这样传开了都说，我睡房里有口自来水井，再不迁走就要得风湿病，就要得关节炎，就要抽筋缩筋，于是我就以这个理由向大队呈上拆屋迁建的报告。
　　祖母说这是祖宗留下的产业，说她住下几十年，养了几代人，舍不得这个老窠巢，要拆就留一间给她，她死也要死在这个老屋里。妻子说换木墙，改建偏屋，扩建茶堂等已花了不少精力钱财，如果再全部拆走，就是劳了空神，做了空功夫，还是再改造排水阴沟和地面结构，起屋造船星夜不眠，万一要拆走也要选个清净环境，也不能吃急火饭。我们是蛤蟆穿草鞋——脚手太小。还是先把几个人混大了再说吧，不要打肿脸皮称胖子。我们本是投资欠钱户，要盖屋就不能不投资买工分。还是摸着田埂走，莫惹出麻烦来！
　　我说这房子出水是众所周知的，不是有钱做屋，而是被逼着拆屋建屋。除这个潮湿原因外，还有很多原因你想过吗？祖母不肯走是恋旧情结的问题，你不肯拆建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有诸多内因更不能在此安居，例如你堂舅来收手工业税时（见全文第十一章第 165节“棉花抵了纳税金”），就说听到有人反应我们经常做夜工，也应交税，后来我不是用被单遮住窗子不透光吗！做夜工不能不响机子只做手工吧？！如果住在独屋里，别人就眼不见耳不听吗？！还有，有个客人来了，某人不是说特务来了吗？！总是被监视的眼睛和耳朵包围了。另外，我们成分高，几个孩子常被别家孩子欺侮，揪着头发打，有理讲不清，只能赔不是，孩子作孽大人受气！吃点累、亏些账也值得！要过安静日子，只能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起屋首先要上面批准，我听说当时公社还组织了几个治保主任到各大队调查察看拆建房子的情况，说要坚持阶级路线，经批准拆建的才发许可证。不过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凑巧地解决了。原因是为了响应晚稻超早稻的号召，队上大搞烧火土灰和沤氹肥、挖地皮（屋内）、拆老墙等积肥措施。说是“黄土三年不见天，麻枯（一种榨油后剩下的油茶残渣，可供施肥）人粪靠侧边”。这话确也不错，陈年旧墙都已硝化了，捶成粉末撒在稻田里，禾苗很快返青了。
　　于是生产队长沈天长就打了这几百年老墙土的主意，通知我在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动手拆屋，生产队帮出九个单工，但墙土要全部归队上；至于拆建许可证由他负责去办。如果那天不拆，以后就不准拆建了。于是我们就这样吃下了定心丸，形势变成了非拆非建不可了。
　　这天是妻子的生日，所有家具都搬到岭上的道吾伯父家去了。在这吃了最后一餐简便的午饭后，就举家离开了大地坪老屋。次日掀树揭瓦，倒墙捶砖，一片嘈杂，尘土弥漫。

ys1937

（续）

    天长的老弟沈富长在湖南省地质勘探队 402工程队当勘探工人，我向他借了十元钱，买了十包火炬牌香烟（每包 0.2元），打了几斤白酒（每斤 0.7元），招待生产队派来帮我拆屋的劳力，还剩几块钱就是继续用在请工运木运砖的开支了。
　　后来到安装楼栿时，天长果然送来了许可证，是公社印制的一张油印证件，只有半张材料纸大小，我很感谢天长、富长兄弟的帮忙，也要感谢大搞土杂肥催晚稻的号召，也感谢那时没有国土所，不要送礼圈红线，还感谢那时物资匮乏，不需要大鱼大肉香烟美酒的招待。工钱虽低，大家只要吃饱不苛求吃好。
　　迁建的新址是早已看中的地方——蹉跎坡。队上的孩子们常叫唱着：“蹉跎坡，鬼有多，扯的扯来拖的拖！”我选定了这个鬼地方并没有碰上鬼，八口人度过了三十二个春秋，算是安居乐业的。
　　我站在红土岭远眺这块地方，恰是坐北朝南的缓坡边沿地带。“两坡夹一嘴（小山嘴），地下必有水”，这是找泉水的谚语。挖掘掉这个小嘴就是屋基地。同时这里没有油茶竹木等经济林，是块卵石覆盖着的黄红土壤混交地段，不会有破坏森林之嫌；也无山塘水渠，也不会有影响水利之患。就这样选定了这块屋基地，我很惬意地乐在心里笑了——多幽静的地方啊！
　　我在准备动土规范屋基时，一个刘姓老熟人（算八字的）来了，他说我的八字不要算，一眼看个对穿，时来运自转。时运就是时代和运动，碰上极左时代碰上反右运动，你们知识分子不就是一样的八字吗？！碰上改朝换代碰上土改运动，地主富农也是一样八字了。不过地理风水还是有的，北方出帝王出武将，南方出才子出宰相。南京虽是六朝古都，但北京的天安门正在子午线上。我看你这块屋场只是藏风聚雨，后人衣食不愁；但右边的山嘴是白虎，比左边的青龙嘴要长些，还得谨小慎微，提防孬人害你。不过这只白虎回了头，是只返面虎，返面必有情，是有情的白虎。
　　“不管白虎黑虎，不管它有情无情，只要不吹北风不当西晒，清净一点就可以了”，我递给他一直喇叭筒，这样回答他。
　　临走时他以安慰的口气说，时人住时地，命大福自生，无福祸自来。如果将来做个槽门，不要朝着白虎，要朝看来水方向，砌个进水槽门，就能招财进宝，财帛星就可压邪！
　　隔我新屋基约一百米的地方，在两年前已盖了一栋五开的土砖屋，住户沈道吾夫妇是我在大地坪的老邻居，隔壁共墙，历来和睦相处。我家的临时住所就安在这里，道吾伯父就是那个说“只有抓阄才心死眼闭”著名口头禅的人（见第十二章第“抓阄”）。
　　我们占住了他家的三间住房，一间厅堂做木工，厨房共用。他二老每天都要帮着妻子做豆腐和烧火，很是热情体贴，常说“行要好伴住要好邻”，以前是老邻居，现在还是老邻居。
　　我们在蹉跎坡相邻共住了三十二个年头，在2009年冬拆迁后才各奔西东。而他二老已去世近二十年了，在那打扰六十天的日子里，我们记忆犹新，很感谢他们的关心帮助。

ys1937

月砖
　　
　　月砖也叫满月砖，凡新做的土坯砖（俗称土砖）要经过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干燥，才可砌墙，所以脱制土坯砖块必须在开始砌墙之前三十日动手。
　　当时的土砖尺寸是六寸宽九寸长四寸厚，简称六九寸。砖盒（砖架）是用四块樟木板合成，两端装有能活动的竹片提手，称为提架砖盒。用这种砖盒做的砖叫提架砖，比以前的水架砖要先进一点。每个单工可做砖块 600到 800块不等，做砖属于大工，工值 1元 4角；和泥属于小工，工值 1元 2角。按当时稻谷每百斤 9元 3角计，大工价是15斤谷，小工价是13斤谷。
　　其实和泥的也应是师父，要泥和的匀熟，湿度适中，还要加入适量稻草筋，才能使做砖的质量、数量提高。干了就卡盒便秘，湿了就泻肚子。和泥都是用牛踩，翻泥用锄头，人站在泥堆里赶着牛以人为圆心作圆周运动，为了不使牛脚踩在原地方，就不时吆喝抽打，迫其改变路线，使之均匀踩踏。也有人把黑布包住牛头，使牛看不到原足洞，任其牵引踩泥。一般在和熟的泥堆上部都留个水氹保湿，待第二天才能起用。
　　做砖的是三四十岁的中年老农，挖泥进架要适量利索，不多不少。用脚在砖盒内踩泥也要道路纯熟利索，收脚时要砖面光滑，扫除余泥，中部稍低（叫饿砖）。把架提到预定的地方，即用左手把木盖压住砖面，右手垂直提出砖架，互相竞争完成规矩工夫。最怕卡架或拉肚子，只要泥好晒场好，一天做 800口砖的规矩是可以做到的。
　　本来田泥砖的质量最好，但我不能损害集体利益，只能就地取土和泥，这种砖的粘结性差，有的砖叫糠头渣（未和熟），落地就成了土。
　　当晒在地面的砖块有一定硬度时就要墙砖（横向贴砌成行），两边用木板制的巴掌拍平；这是砖块定型的工序，晴天晒落雨遮，最后等砖块基本干燥了就花砖（拆开间隔成行），使其彻底干固待用。
　　这个做砖的工夫是从农历八月八日开始到八月二十一日，经历一十三天才完成，耗工七十二个。其中做砖的老农是沈美华、沈成寿、沈庄兰、沈小兰、沈训国等，都是老邻居，也是队上有名的做砖师父。他们做砖的工夫最过硬，几个人在一起，谁都不甘落后，动作快，手脚准，数量多，质量好。又说砖要做得饿，即面上中低四角高。因为砖场地面不平整，砖底出现隆肿，砌墙时都是底在上面在下，这样凸底与凹面契合，才砌得四平八稳；又说做砖劳动强度大，要多吃几碗饭才行，所以称之“吃饱饭做饿砖”。
　　因为山泥做的砖质量不好，我只好从老屋那里运来几千块青粘泥做的老砖（这些老田泥砖打不成粉末无法肥田，生产队上不要），砌在南北两扇风雨墙上。
　　闰八月八日才全面行（砌）墙。这时，新做的泥砖才真正满了月，彻底干燥。

杜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