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晓云

老爺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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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日子和“老爷叔”几位朋友对戴笠的军衔一事有些不同看法，现在得万千人先生的回信，公布如下：

戴笠军衔的问题
2012年1月17日

    1945年3月8日，戴笠实授陆军少将军衔，同一批的，比较出名的 ...
ys1937 发表于 2012-1-18 11:53

我記得沈醉書中說的，戴生前只是上校，追認少將，所以沈醉到少將就不能再升了。

万千人

我記得沈醉書中說的，戴生前只是上校，追認少將，所以沈醉到少將就不能再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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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军”系统中，军事委员会（后来的国防部）以及各直属单位，只要做到处长，就是少将、科长就是上校，基本是对应着“师”和“团”两级，所以军统的“八大处”，不论资历、年功、学历，只要你是处长，就是少将、且只能是少将，因为你决不可能有当副局长的可能，当然也不可能有更高的军衔。

戴笠的手下中将不少，不过基本都在外任职，如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的几个“一把手”，周伟龙、徐志道、吉章简，都在戴笠生前就挂上了中将领章，不过这都是任职军衔，不作数的。

在军统局本部也有一个中将，即“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张国焘，不过他的情况比较特殊，要我说，授中将都嫌低了（1924年张就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了，1931年就开始搞军队了）。

万千人

戴，特工之王，平生不肯轻易照相，但有穿戴中将服的照片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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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强说，戴笠极少穿军服，但在“侍从”蒋到北平视察的时候，破例穿上军服，上窜下跳，那是1945年12月的事，这张“正装照”闹不好就是这次拍的。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乔家才（2）

    然而，周世光没有听从乔家才的劝告。
    乔回忆说：“北平的情况岌岌可危，世光果然指挥着李广和的行动组开了枪，被打的并没有打死，但却给予敌人一个破获我们组织的线索。”
    同时，由于乔始终没有接到重庆关于他接任天津站长的答复，他必须得离开北平了。乔家才说：“我的紧急电报发出去已经半个月，等候答复，却杳无消息，眼看着危机将要降临，而无法挽救。这里的任务早已完成，我不能再等待在北平，只好离开这里，继续视察我尚未看过的单位。
    1939年10月17日，乔家才离开北平，他回忆说：
    “十月十七日早晨，天空刚刚发亮，我就起来收拾行装，准备搭乘平绥车，到张家口去。秀夫每天上学，起得很早，一家人除开我们父子两人，都还在熟睡中。昨夜同妻说话很久，睡得很晚，我不忍叫醒她，秀夫夹着我的包袱，送我到胡同口外。妻为节省开支，去年从辅仁大学后身搬到西安门里居住。北平交通机构的同志已经被敌人抓去，据说押往前门车站，在敌人监视之下，守候着，指认我们同志，所以避免从前门上车。我从刘蓝塑胡同口走到西四牌楼，才叫到一部黄包车，一直拉到西直门车站，踏上平绥路列车的最末一节车箱。”

    按：“秀夫”即乔家才的长子乔秀夫。

    乔家才的目的地是察哈尔省首府——就在一个半月前的1939年 9月 1日，即法西斯德国闪击波兰的同一天，“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刚刚在这里成立，并以张家口为“首府”，德穆楚克栋鲁普和他的“政府机构”都设在这里。
    乔家才回忆说：“张家口算是旧地重游，民国二十六年春天，我曾来过一次，我爱张家口宁静朴素，更爱张家口的朋友们特别富于人情味儿。记得那一次来张家口，汉三兄陪我走出大境门，爬上对面的山顶，我给汉三拍了一张照片，他双手叉腰，真有不可一世的气盖。从山顶上面回头望那万里长城的重要门户大境门，门上刻着‘大好河山’四个大字。时间仅两年多一点，谁料河山如故，旗帜变色，景物依旧，人事全非，我们真愧对这‘大好河山’四个字。

    按：“大境门”是长城重要关隘，“大好河山”这 4个字于1927年由民国时期曾任察哈尔都统的高维岳书写，现门和题字都还在，十分难得。

    刚上车，乔家才就遇到了大麻烦。
    “一个中等身材，穿着便衣，态度凶狠，十足汉奸气派的中国人”，“恶狠狠地盯着”乔，问道：“姓什么？”
    乔家才回忆说：“我来不及思索，张王李赵，最为顺口，所以冲口而出”：“姓张。”
    “干什么的? ”
    “做买卖的。”乔家才回忆说：“我回答的也很快，毫不迟疑。这是对付汉奸检查人员的要诀，假如回答的稍为迟慢一点，若有所思，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做什么买卖? 在什么地方? ”
    “颜料行，在北京前门大街。”
    乔家才回忆说：“我们的院邻是山西平遥人，在前门外开颜料行，所以我像真的一样，顺口答复他。假如他再追问下去，问我卖些什么颜料，什么价钱，我对颜料一窍不通，可就惨啦。幸而他同我一样，不是内行，他胡问，我胡答，总算应付过去。”
    “到什么地方去? ”
    “到张家口。”
    “去张家口干什么? ”
    “看亲戚。”
    “做买卖的人看什么亲戚? ”
    这话问得匪夷所思，于是乔“理直气壮”地说：“做买卖的人不能看亲戚吗? ”
    对方恼羞成怒，说：“我看你不是个好东西，解开衣服。”
    乔家才回忆说：“他刚说完话，我赶快解开我的夹长袍和小夹袄，两手把农服敞开。他从领子一直揣摩到衣角，既而伸手揣摩我的裤裆，最后教我脱下鞋子，他把鞋子里的鞋垫揭起，仔细察看，好像已经知道我身上藏着什么重要文件似的，足足缠了有一刻多钟。”
    乔家才说：“这家伙今天所注意的，完全是别人所疏忽的，而他所疏忽的，又是最平常的地方。他检查得虽然如此认真细密，可是他却没有检查我的大褂上的襟袋，这只襟袋里面装着一件东西，一旦被他搜出来，那就颇费口舌了。这一件东西是一枚布质的良民证，那是由锁赓元同志从石家庄警察所弄到的，上面写着姓冀，一个单名。今天在车上答话，又说姓张，这张、冀两个姓，将如何自圆其说呢? 但是他偏偏不检查这一只口袋，是我的运气好吗? 还是这家伙有些草包呢? 总而言之，今天的错误，错在不应该坐在最末一节车箱里，一开头就碰上这个瘟神。”
    这人搜了半天，一无所获地走了，乔趁人不注意，将那张假“良民证”塞在“坐位旁边的缝子里”。
    好不容易挨到了张家口，麻烦又来了。乔回忆说：“走到车站出口处，我同另外两个穿长衣的人被留在左边的木栅子内，不准出站。一个东北口音的人，讲话非常野蛮，他来检查我的包袱，搜查我身上，问长问短，说我讲话讲不清楚，给了我一顿臭骂。眼看目前的景象，再回想车上的情况，今天真的要出什么岔子了。是车上通知他们来扣留我吗? 否则他们为什么留住我，不准出站呢? ”
    这时，一张名片意外地解放了乔家才，乔回忆说：“他从我的夹袍襟袋里搜出一张杨金声的名片，拿在手里向我摇晃了一下，然后询问我：‘这是你的什么人?  ’”
    乔说：“我的表兄。”
    “你为什么不早拿出这张名片来? ”乔回忆说：“他的态度立刻变了样子，说话也客气的多了，不再检查，让我走开。当我离开木栅子，抬头一看，右边的木栅子里面，圈着更多穿长衣的人，还没有放走一个呢。”
    杨金声，正是乔家才此行要访问的察哈尔站站长，公开身份是“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建设部长”，在军统干部中，有这样高“社会地位”的，还真不多见。
    总算又过了一关，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车站，首先注意有没有人跟踪我，走过一段路子，转了两个弯，并没有发觉什么可疑的人，我才放心，叫了一辆人力车，去到河北张抚之同志的家里。”
    张抚之是杨金声的搭档、察哈尔站的副站长兼书记，因杨在伪政府中有一些“公务”，因此由张抚之负责站务。
    张抚之的公开身份是伪张家口市警察局的一个高级警官，同样具有很好的保护色，便于掩护工作。
    乔家才说：“我把下车以后的情形告诉他，据他推想，大概是今天专检查穿长衣服的人，因为普遍检查，人力与时间都不许可，所以分类检查，今天检查穿长衣的人，明天也许专检查穿短衣服的人，我又获得一种新的经验。
    与张抚之住在一起的，还有察哈尔站电台台长张子文。
        乔家才在张家口住了五天，随即赶往山西大同，“视察”隶属于绥远站的大同组。
    大同组组长，又是乔家才的一位故人，他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张存仁。
    张存仁字静斋，山西灵丘人，与乔家才既是山西平民中学的同学，也是黄埔的同学。
    乔家才回忆说：“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夏天，我决定到黄埔去，正在家中，等候南方的消息。不久接到告宝（苗培成）师从太原寄来的信，是用我们事先约好的暗语写的。他告诉我，接到亨甫（梁永泰）师的信，黄埔军校正在招生，要我赶紧动身，不要耽误。”

    按：苗培成、梁永泰，都是乔家才在平民中学的老师。

    平民中学是由国民党籍的山西人士创办的，多是北平毕业的大学生，其中苗培成就是国民党“一大”代表，后成为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主任委员，因此，也可以说平民中学就是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的大本营。
    乔家才继续回忆说：“因此，离家南下，先到太原，只住了一夜。第二天乘正太车到石家庄，转往北京，这是第一次出娘子关，离开山西。我到达北京，是六月中旬。先去看亨甫师，他住在王府大街定襄董镜如家的木厂里。后来山西当局参加北伐，亨甫师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
    乔说：“到北京没有几天，就接到张敬斋（存仁）从太原寄给我的信，要我不要马上南下，在北京多等几天。因为还有好几位同学，也要去黄埔，我很欢迎。多有几位同学同行，再好不过，当然愿意等候他们。”
    1926年 7月，乔家才等十位山西青年一同前往广东投考黄埔。乔回忆说：
    “七月中旬，平中同学张静斋、李冠三（封岚）、王正生（和众）和熊昌寿四位同学，陆续来到北京，又会合了山西省立第四中学的晋城张子仁（鸿惠）、黄汇川（应海）、魏志清和朔县的吴月卿、定襄的邢伯涵（渊经），一共十个人，相偕南下。为了安全，避开南方军阀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盘据的地区，决定走海路，不走陆路。”
    到了广州之后，乔等拜会了国民党大老丁维汾，并由他介绍，到“长堤天字码头黄埔入伍生部”报名。乔说：“经过极简单的考试，全部录取。八月二十九日到广州东北十里的沙河入伍，编入第六期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一连。”

    按：同去的十人中，熊昌寿、魏志清病故，其他 8人均毕业，其中乔家才、张存仁、李封岚、王和众、张鸿惠 5人先后加入军统。

    1927年，“张黄事变”以后，乔、张均逃出黄埔，流落京沪，后来杭州成立军校学生总队，乔、张才“归队”，二次北伐开始，乔、张又一同参加了北伐宣传队。此后二人又回到军校，1929年 5月毕业。
    此后，二人又先后回到山西太原，张到母校平民中学、乔到山西省立一中当“训育员”。
    乔家才回忆说：“第二年（指1932年），全国展开复兴救亡运动，准备对日本作战。戴雨农将军主持的情报机构，在南京成立。派靳易夫（军校五期毕业）兄回太原建立工作，我和静斋予以协助，参加了此项工作。”
    此后，乔家才先是去做宪兵指导员，后又到北平，张存仁则一直在山西工作。
    抗战开始以后，军统局曾昙花一现般地成立了一个晋察绥边区，以曾当过北平区区长的李果谌为区长。乔家才说：“李系日本士官学校第十八期（一九二五 —— 一九二七）步科毕业，原名国琛，和汤恩伯及山西夏县王毓文为同期同学。时汤恩伯为第十三军军长，李果谌奉戴将军命，发展华北游击武力，征得汤恩伯同意，成立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拟向晋察绥边区发展。委派张静斋为先遣支队司令，相机向雁北绥远一带挺进。”
    山西与“中央”的关系，即在抗战时期，亦十分微妙，阎锡山最反感的就是别人插足他的地盘，尽管此时太原已经岌岌可危，也不愿意“中央”势力入晋。当时阎锡山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于是他亲电汤恩伯，要他把十三军游击队司令部撤离山西。乔家才说：
    “汤恩伯怕得罪阎司令长官，不说撤离不撤离，干脆来个十三军没有游击队组织，否定了李果谌的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就这样夭折了。”
    此前，张存仁已经奉李果湛之命，以第十四集团军卫立煌部的中校谍报参谋先期入晋，并参加了忻口会战。乔家才说：
    “张静斋于忻口会战时，收容各部队失散的官兵，多达五百多人，枪支齐全，立刻组织成军，这些官兵都愿意跟他打游击。他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先遗支队司令，有了一营实力，成了名副其实的支队司令。他既奉李果谌的命令，准备向雁北挺进，为十三军游击队建立长城以北的根据地。而汤恩伯否认了十三军游击队的名义，李果谌只好离开山西，使张静斋的五百人成了无名义的游杂部队，没有保障，很难立脚。”
    此后，张的这支“游击队”因人单势孤，无法立足，只好转移到晋西临县，恰好遇上刚刚从太原撤下来、准备退到绥远的傅作义部，即将张部缴械、收编，张本人则莫名其妙地被羁押。乔家才说：
    “张静斋在临县看守所，足足关了半年，经中央一再交涉，一直到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夏天，才被释放，到达西安。他这个十三军游击队先遣支队司令，如昙花一现，就此结束。”
    在地理位置上，山西属于华北，但在军统的序列上，却归西北区，因此，张存仁要回到西安报到。
    此时，在西安坐镇的，是复任军统西北区区长的张毅夫。
    在西安事变中，西北区垮台，因此，1937年初，戴笠派张毅夫到西安，重建西北区，其公开身份，是军委会西安行营办公厅第四科科长。
    与许多人的看法截然相反，乔家才在回忆中，对张毅夫评价极低，说他是个“标准小人”。乔还说：“因为军统局的干部．多半是黄埔同学，人数众多，张毅夫非常妒忌，看来这些人很不顺眼，无形中予以打击。”
    乔回忆说：“张静斋既是黄埔学生，现在落到张毅夫手中，成了被折磨的对象，很自然地成了牺牲者。他在西安被冷落了六七个月，受尽委曲。张静斋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张毅夫不给他痛快解决问题，使他非常恼怒，而又无可如何。他觉得在抗战的大时代，浪费半年光阴，闲着没有事干，实在不应该，太可惜了。一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春天，才决定让他到大同去，建立敌后工作。”
    当时，乔家才正在西北区所属的甘肃站当副站长，张存仁在赴大同的路上，曾给乔写了一封信，信中愤懑地说：“看到石头，我都生气。”
    乔家才说：“我想，一个人受委屈，受到这种地步，情绪恶劣到看见石头都要生气，要他到敌后去工作，实在太危险了，不是一个好现象，我真为他担忧。”
    此后，“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将晋北13县分割出来，成立“晋北省”，以大同为“省会”。这样，军统大同组的地位，陡然重要起来。因此，此次“华北视察”，于公于私，乔家才都必须到大同去看看张存仁。

    （待续）

ys1937

续

    这一趟大同，路上倒没有遇到什么意外，乔家才很顺利地见到了以开自行车修理铺为掩护的张存仁。他回忆说：
    “静斋开设了一间修理脚踏车的店铺，身穿大棉袍，手提长杆子旱烟袋，看起来，倒满像个开店铺的老板。去年我们从西安分手后，我到了兰州，不久他从山西进入敌区，到达大同。静斋勇敢负责，不失军人本色，我们同学同事足足十五个年头，我们的情谊绝非普通朋友可比，这次在敌区见面，各人的心中都感觉到格外亲切。我洗耳静听，他为我叙述这一年来的工作情形，他是英雄，冒险家，真正的爱国者。他的工作兴趣极浓厚，他在大同城里有周密的布置，他还常常出城，跟城外的游击部队连络，他的干劲，我自愧望尘莫及。”
    乔还赞扬说：“他对工作布置，很费过一番心计，非常周密。火车站有极可靠的同志，可以确实掌握平绥、同蒲两路的军运情况。伪晋北省各部门，都有他的同志，可以了解伪组织的一切活动。”
    然而，张存仁在绥远站下边，受够了气，乔家才说：“军统局在平绥路沿线有两个单位，张家口的察哈尔站和归化城的绥远站。这两个单位都有电台，可以和重庆或兰州直接通报，过去成绩很好。大同组成立后，加强了平绥线的工作。可惜张静斋出发时，张毅夫不给他配置电台，大同组成立，通信只好借用绥远的电台，所以大同组就近归绥远站指挥。”
    绥远站的站长，目前由马汉三的外甥、小字辈的陈烨如担任。
    乔还说：“假如他从西安出发时，张毅夫不存心整他，扯他的后腿，给他配备一部无线电台，可以由大同和重庆及西安直接通报，他的成绩一定更为可观。现在一切情报，必须送到归绥，才能拍发重庆。一件重要情报。时间上吃了亏，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张存仁还有个副手叫赵维城，山西大学法律系毕业，公开身份是伪组织大同“新民会”成员。
    在乔家才的回忆中，念念不忘的是山西的美食，上次在太原吃的是炸豆腐，这次变成了莜面，他说：
    “静斋几乎顿顿拿上莜面犒劳来招待我。莜面是晋北的主要食品，因为性寒，磨面以前，先炒过一番，和面用开水，然后取一小块面，推成薄薄一长条，再卷成人拇指粗的圆筒，把一个一个圆筒竖立在蒸笼里，上锅蒸熟，当犒劳出笼的时候，香气四溢，为任何面类所不及。吃莜麦面犒劳，最好蘸上羊肉丁熬成的羊汤，送到口里，味道香美。我最爱吃莜面犒劳，在我们家乡，尚可吃得到，离开山西，就只能想想，永远再吃不上了。”
    正吃得“口滑”，刚刚从北平逃出来的陈烨如来了，带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北平站全体失事。乔回忆说：
    “我到大同的第四天晚上，绥远站站长陈烨如同志从北平来。他说世光同组长安徽陈汉卿同志等多人已经于二十四日被日本宪兵队抓去了，无疑地，北平的工作已经遭受空前的打击，并且会影响到平绥在线的组织。”
    事后，经乔家才多方了解情况，北平站的出事的缘由及损失如下：“二十八年中秋过后一天。天津区区长曾澈，组长陈资一、军事专员郑恩普先后被捕。从天津波及北平，十月二十四日，副区长周世光、电台张依道、组长陈国瑞，书记杨英俊、杨福全，组员王汉云、武田寿等被捕。陈国瑞及周世光都被杀害。”

    按：陈国瑞，即杨玉珊的弟弟、在“吉鸿昌案”中一脚踢开房门的那个愣小伙。“立功”之后，陈正式加入“团体”，先是在特务队长刘乙光手下当看守，后被调回北平。

    在北平大劫难中，唯一脱险的，是尚未正式上任的北平区“候任”区长刘艺舟。乔家才说：“北平区区长原是马汉三，出事以前，已经换了刘艺舟。周世光想完成一件除奸工作，交代拖延了时间。刘艺舟虽然到了北平，还没有实际负责。他不知道周世光已经被捕，一脚踏进接头处，也被逮捕了，在日本宪兵队关了三天。也许是因为宪兵队关的人太多，有所疏忽，他伪称商人，经过一番讯问，居然获释了。”
    想到平津迭遭破坏，乔家才非常难过，他自责地说：“我到过天津，救不了曾澈兄和资一兄，到过北平，又救不了世光和其他受难的同志，内心痛苦，无以复加，大家呆呆地坐在热炕上，好半天没有作声。这一夜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眠，本来我不习惯睡热炕，再加上资一、世光、曾澈诸兄的影子像电影似的，在我的脑子里出现，我们都是多年的生死患难朋友，他们一旦遭遇这样的不幸，实在是不能忘怀的。”
    无论如何，工作还要做，次日，乔家才与陈烨如一起来到归化城，继续视察绥远站。

    按：“归化”、“绥远”，均指今呼和浩特。“归化”是明朝的老城，“绥远”是清朝的新城，后合称“归绥”，“蒙疆自治政府”成立后，曾将其改称为“厚和”市。

    在这里，乔家才还见到了陈烨如的副手赵文蔚，赵字涵忱，察哈尔人。乔回忆说：“第二天夜里，我们三个人一块儿谈论工作，陈烨如同志牢骚满腹，好像国家和团体有千万个对不起他。”
    乔见状，即劝他说：“同志，国家和团体待你并不薄，你应当知足才对。”
    陈并不买账，说：“我们出生入死，一个月拿这点子钱，还说不薄，哼。”
    乔形容说：“他自己一点也不觉得错误，自以为非常得意，态度语气傲慢到不能再傲慢。”
    作为马汉三的外甥，陈烨如本是乔家才的晚辈，论在军统中的资历，亦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再想到自己的老同学张存仁在陈手下受的气，乔家才怫然不悦，当即拉下脸孔，开始教训：
    “三年前，你在张家口担任抄写的工作，每一个月只拿到三十块钱，现在则拿到一百五十元，在短短的三年里头，你的待遇增加了五倍，你还不知满足。好！再瞧瞧我吧！三年前，我做北平站长，我的待遇是每月一百四十元，现在仍旧是拿这么多，在三年里头我没有增加一分钱。假如我也学你，斤斤两两地计较，我不是应该造反吗? ”
    乔越说越生气：“你说你出生入死，我呢? 不是同你一样在此地说话吗? 你能说我不算出生入死吗? 也许你会说你的工作好，所以仅仅三年工夫，就增加了五倍待遇，难道说我在这三年里头，连你的一半也比不上吗? 我敢说，我对国家，对工作，都比你的贡献多得多。”
    乔痛下针砭：“论资历吧，你不过小学毕业，参加工作不过四五年，我呢? 资历总此你高一些吧? 工作也比你久的多吧? 但是我现在的待遇，每月比你还少拿十元钱，我觉得已经拿得够多了，而你却很不满足。”
    说到这儿，乔家才开始讲大道理：“你要知道，抗战是每一个黄帝子孙的神圣责任，我们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子孙不作奴隶，才来参加这一项神圣的工作，并不是为赚钱而来的。国家在长期抗战的情况下，战费浩繁，税收减少，财政如何困难? 而你的待遇增加得如此多，如此快，你不但不知感激，反而牢骚满腹，说国家对不起你。”
        最后，乔家才告诫说：“同志，把头脑冷静下来，好好反省反省。”
    当着自己的下级赵文蔚，被乔家才这一通数落，陈烨如面红耳赤，恼羞成怒，恫吓说：“请你说话小心点，把声音压低些，隔壁住的是日本人。”
    乔家才听了，怒气勃发：“你以为拿上日本人就可以吓倒我吗，我告诉你，我如果害怕日本人，就不会到这里来。”
    乔拿出长辈的身份，痛斥说：“你这样狂妄，都是马先生把你惯坏的，我今天必须纠正你，教训你。马先生常说你有神经病，不能受刺激，实际上你是装疯卖傻，你比谁都清楚，拿上神经病做幌子，才会嚣张到今天这种地步。”
    这回陈烨如不敢再回嘴，“转身走出屋子”。
    乔家才说：“涵忱兄平日呕尽他的气，今天听我说话，密不作声，有时暗自点头。对他的嚣张态度，有时摇摇头。他离开房子以后，涵忱同我都没有说话。烨如同日本特务机关有点关系，他胆子再大，也不敢去告密。”
    乔回忆说：“过了大约有一刻钟的工夫，他从院子里返回房间，态度转变的判若两人，面露笑容，向我道歉，表示他自已错了，我才答应他，从明天起，开始看工作。我不存任何成见，绥远的一切情形，必须同每一位同志接触后，才能得到一个客观的结论。我对陈烨如同志所以用这种严厉的态度，完全是基于责任感，对一个幼稚而自以为有靠山的青年，应该给他一些教训。”
    次日，乔家才即开始“视察”绥远站的工作。绥远是马汉三起家的地方，潜伏人员相当多，有些还有相当的社会地位。
    乔家才首先拜访了电台台长张世杰，乔说他“忠实负责，技术烂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技术同志”。
    此外，在伪蒙古军中，马汉三安排了相当多的内线，与乔家才晤面的有两个人，一个叫阚毓华。乔回忆说：“伪蒙古军司令部的收发阚毓华是我们最得力的同志，他埋头苦干，不声不响，对于团家最忠诚，对于工作最热心。经过他的手，蒙古军的军事情况，日本军队同蒙古军联合作战计划，我们很快可以得到。
    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吴钧玉，吴本是德王手下的红人，后又成为李守信的心腹，让他到“蒙古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当了情报科科长。乔家才说：
    “蒙古军总司令部的参谋武钧玉，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同志，他是东北人，因为老早尝到亡国的滋味，所以爱国心特别强些。他对祖国的希望太殷切了，反而感觉到有些失望。电台架设在他的家里，由他负责掩护，我们对于一位如此重要的同志，绝不能让他心中存有些微的疑窦。有一天他请我在他家里吃了一餐晚饭，饭后谈了好几个钟头，他所希望了解的问题，我切切实实给他解释清楚，他想知道的情况，就我所知道的，详详细细告诉他，结果他感到非常满意。”
    乔家才赞扬说：“我们在绥远的工作，深入切实，布置非常周密适当，工作同志又很健全忠实，实为他处所不及，这一切的的确确是汉三兄多年来脚踏实地，辛苦工作，所打下的基础，绝非侥幸可以获得的。”
    事实上，马汉三安在德王身边最重要的棋子，是厚和市警察局局长那木尔，汉名为刘建华。
    刘建华是德王的“亲信”，早在1934年 8月，德王亲信韩凤林因暗通日本而被密捕时，德王就购买了军马三百匹，并派他的姨夫补英达赖和刘建华作为“特使”送往南京军政部，以斡旋此事。
    1936年 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即开始建立伪蒙古军，下辖两个军，第二军军长由德王自兼，以刘建华为宪兵队长。1937年10月，“军政府”改名“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以归绥为“首都”，并改名为厚和豪特（后简化为厚和）特别市，以刘建华为厚和市警察局局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德王暗通蒋介石，就是由刘建华牵线、马汉三策动的。
    那是1939年夏天的事，德王回忆说：“我曾与日寇发生过主奴之争，特别是在蒙疆联合委员会问题上的争执以后，我就有了出走的打算。这时，日本驻在张家口的特务机关长酒井隆，因我的态度突然消沉，也引起他的怀疑和注意，这我就更不能不谋早日出走了。但是，走向何方呢? 反复思考，既不愿走向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更不愿投向中国共产党，想来想去，还是认为以投靠蒋介石为宜。因为我知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承认蒙古封建制度的存在，还掌握着大量的军队，有统治中国的力量。更认为我和蒋介石还有过一段政治关系，总觉得他还赏识我。总之，是反动的封建阶级本质支配着我要重走这条路。出走的方向决定了，又考虑采取哪条路走向重庆。”
    德王回忆说：“（我）忽然想起厚和市警察局长那木尔( 刘建华 )曾向我说过，蒋介石派来工作人员，劝我与其联络。因为当时日本人还敷衍我，使我过得去，我就对刘建华严辞拒绝，表示绝不搞这一套，以免惹起麻烦和危险。以后刘建华也再未和我提及此事。这时我既然决定出走，觉得刘建华是联络引线（的合适人选）。
    不久后，德王借口“视察”前往厚和，并秘密召见了刘建华。刘听了德王的意思，即说：“有蒋介石派来的高荣少将，现在萨县工作，已经取得联络，近日即来此地。”
    德王回忆说：“我当即密嘱刘建华，一俟高荣到后，在新城建设厅巷我的官邸相见。俟刘建华陪同高荣见我时，我把打算出走的方向和计划告诉高荣，希望我到达苏、蒙时，重庆能照会苏、蒙准许我通过，转赴重庆。”
    高荣当即答复说：“这个事情很重要，需要我亲自去重庆请示蒋委员长。”
    德王问：“什么时候能答复我? ”
    高荣说：“往返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
    此后不久，刘建华报告德王说：“高荣见您后，认为得到意外收获，现已返重庆进行联络去了。”
    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还不见消息，德王很着急，正打算找刘建华问时，刘忽然来到张家口，报告说：“好险哪，听说高荣返经平津，几乎被捕。但是还好，高荣逃脱了，我们的事情还不至于败露。”

    按：看时间，此时正是“九二八”大逮捕前后，差点把高荣也“打在网里”。

    德王回忆说：“嗣后高荣再也未来见我，这一段秘密联络，就暂告中止了。”
    这时，马汉三出现了，德王回忆说：“高荣虽然沓无踪影，联络一时中断，但驻在陕坝的军统负责人员马汉三( 当时化名马龙文 )，潜来厚和活动。这时和军统发生关系的有巴彦塔拉盟公署官房主任贺云章，科长梁芝祥，托克托县长肖兆庚，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等。但做我这方面工作的主要是梁芝祥。

    按：“蒙古军总司令部副官处科长吴君玉”即乔家才回忆录中的“武钧玉”，本名吴钧玉。

    不久后，德王到厚和办事，梁芝祥给他送来一封重庆来的密电，电文大意是：“佛君( 德王的化名 )南来，抗战军民，无不欢迎，惟取道北路，殊不相宜。最好取道包头，渡过黄河，这边派白海风率队迎接。”
    电报的署名是蒋介石的侍一处主任、军统局挂名局长贺耀祖。
    德王看了嘱咐梁芝祥说：“这是极为秘密而且是关系重要的事情，希望你不要对任何人说。”
    梁芝祥很“郑重”地说：“请主席放心，我保证在任何情况下，绝不泄露。”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察绥祸发

    德王回忆说：“我返回张家口不久，梁芝祥又来见我，带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名义派我为蒙古自治委员会主席兼第八路军总司令，派李守信为热河省主席兼第十路军总司令的任命状。”
    梁芝祥还对德王说：“李守信的任命状是李叫我带给主席看的。为了避免检查起见，特由吴君玉穿着军装带到张家口交我的。”
    德王当即把委任状收下，认为可以作为“出走通过外蒙和苏联的凭证”。并问梁芝祥：“厚和还有蒋介石派来的工作人员吗? ”
    梁说：“还有一个马龙文。”
    德王回忆说：“我当即嘱咐梁芝祥速返厚和，通知马龙文密来张家口与我见面。为了避免发生差错，梁芝祥当将他的名片，取出一张分为两半，一半交给我，一半由他带回交给马龙文，备作前来见我时的暗号和凭证。”
    不久，马汉三潜来张家口，由德王的亲信赛吉尔胡领来相见，德王见“暗号凭证相符”，就令召见。
    见到马汉三，德王说：“前次我和高荣联络，提出取道北路通过外蒙、苏联，转赴重庆；嗣由梁芝祥给我转来复电，叫我取道包头这条路前往。经我详细考虑，认为这条路赴渝，很不妥当。因为这条路必须经过包头，渡过黄河，日本军警岗哨很多，并且我是‘主席’，举止行动，惹人注意，很容易被日本方面察觉。请你把我的意见转达蒋委员长，仍准取道北路赴渝，并请蒋委员长照会苏、蒙，对我不要留难。”
    马听了，答应“转告请示”，并说军统“在张家口的联络和掩护机关是私立华北医院，今后来往密电或文件，均由该院转递”。
    不久，“华北医院”给德王转来署名贺耀祖的复电，大意说：“德总司令，取道北路南来，绝不相宜，因为诺门汗事件业已和平解决，日苏关系已趋和缓，台端如果取道北路南来，通过苏联时，有被日本引渡过去的危险，仍宜另寻别途南来。如果无道路可寻，希勿庸前来，留在当地训练军民，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德王看了，即通过“华北医院”召来马汉三，说：“现在我已接到复电，知道蒋委员长不叫我取道北路赴渝，是对我深切的关怀，我至为感谢。今后只有按照蒋委员长的指示办理。并请你再次转请蒋委员长，准许在伊克昭盟也成立一个‘蒙古自治政府’。这样一来，那边的自治政府和这边的联合自治政府便形成对立的局面，日本方面为了避免那边的争取，可能放松对我的控制，我就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训练军民，以待将来’的工作。
    马汉三听了说：“我一定把你这个意见转报蒋委员长考虑。”
    想不到，就在这个当口，军统平津两地接连出事，并有向察绥一带扩展的危险迹象，察哈尔站书记张抚之给乔家才带来一个口信：“敌人宪兵队通知警察局：‘蓝衣社乔某张某二人在蒙疆一带活动。’
    对此，乔家才判断：“张某不是指季春，就是指桐岗，乔某无疑地是指着我自己。从这一个消息看来，我的行动已被敌人注意，这是北平工作被破坏以后的必然结果。由于华北工作，横的关系太多，牵一发而动全局，平绥线上的组织，也已面临危险的边缘了。”
    因绥远的工作已经视察完毕，乔准备二次前往山西、视察自己华北之行的最后一站——山西站的情况之后，就可以回重庆复命了。
    这时，乔接到军统局本部的一通电报，令他赴北平处理善后事宜：“北平工作被破坏，希兄星夜赴平，迟去一分钟，则失去一分钟的效用。”
    对此，乔认为：“防范于未然，尚可挽救浩劫，现在已经不堪收拾，敌人在捉拿我，我去北平，不但没有用处，反而会影响察绥工作的安全。”
    于是，乔复电重庆：“说明其中原委，并告知重庆，我已动身赴太原，督察山西站的工作。”
    为减少路上的麻烦，乔家才托吴钧玉给办了一张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护照”，即离开厚和前往山西大同。
    “果然一张护照在手，万事通顺。”乔回忆说：“到达大同，不要排队，不经检查，我就走出车站，在静斋那里住了两天。”
    不知道张存仁是否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乔回忆说：“因为这一次分别又不知何年才能重逢，彼此好像有许多话要说而又说不完似的，本来预备在大同只停留一夜，静斋硬要我多住一天，我也不忍离去。”
    乔家才说：“上次到太原，因为接头地点错误，白跑一趟，这一次到太原去，静斋告知我灵丘李继先（希绍）兄的住址，不会再像上一次那样狼狈了。静斋亲自送我到车站，一直等到开车。”
    此时，乔家才还不知道，这便是他与张存仁这位15年的老同学的永诀了。
    经同蒲路列车入长城，乔家才顺利抵达太原，找到了住在王家巷二号的山西站副站长“李继先兄”。
    李继先，本名李希绍，山西灵丘人，“继先”是他的字。
    乔家才原本并不认识李希绍，但有所耳闻，他回忆说：“继先兄系民国二十七年春天才从汉口回到太原，奉命打进伪组织，以便掩护工作。记得我从北平回到武汉，有一天在汉口看到湖南李肖白兄，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有一位在太原很有办法的医生，前两天才派回去，将来，一定会有很好的成绩。他虽然没有告诉我姓甚名谁，也已猜出十之八九。”
    乔还说：“继先兄是一个人缘很好的人，他长于交际，更因为他对人的态度非常友善，喜欢帮别人的忙，所以朋友特别多。他在七七事变以前，任山西医院的院长，在山西的人事关系非常良好，回到太原后，在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处弄到一个掩护工作的职务，同山西伪组织的中上级人员颇多往来，所以在汉奸圈子里相当活跃，知道的事情也特别多，真如肖白兄所说的，对于工作上供献很大，成绩非常可观。”
    通过李希绍的引荐，乔家才见到了他的又一位同乡、山西站站长薄有錂。
    薄有錂是山西应县人，军校四期经理科毕业。由于薄是学财会的，所以他开了一家商店作为掩护，乔家才说：
    “有錂兄系军校第四期同学，受过特种工作训练，富于工作经验。他在帽儿巷开了一间小商店，居然也变成了商店的老板，平常穿一件大棉袍，把两只手统在袖筒里，搁在胸前，的确像一个地道山西买卖人。当他走起路来，老是低着头慢腾腾地，好像不管任何闲事的样子，实际上，他并没有忽略前后左右的一切事物。”
    相比于察、绥两站，山西站的机构就大得多了。薄有錂向乔介绍说：
        “山西站下面设有几个组：正太路的中点阳泉是一个产煤的区域，北平最出名的红煤，就是指着阳泉的煤炭而言。保晋煤矿公司设在火车站附近，有好几个产煤的矿场，另外还有一个炼钢厂，所以阳泉不但在交通上占有重要地位，即在工业上也很重要。汾阳为晋西重镇，是太原通往军渡公路的中点，同蒲路有支线通到汾阳，从太原到陕北和宁夏，必须打汾阳经过。长治系白晋铁路的终点，上党的重要身份，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伪组织在长治设有道尹公署。这几个重要的地方，我们都设有一个组，由受过特种工作训练的干部担任组长。”
    此外，山西站下还有一个独立的太原组，薄有錂说：“山西的机构系双层布置，除了山西站外，还有一个比较小一点的单位太原组，直接同重庆连系，由定襄郭秀峰兄负责。山西站和太原组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这种布置的用意，在防备万一有一个组织出了毛病，还有另外一个组织可以照常工作，情报不会中断。”
    视察了太原的工作，乔甚为满意，他说：“太原的同志们工作情绪都很高，内勤工作同志只有河北石锡禄和商玉振两位同志，虽然工作忙碌，因为他们不怕辛劳，努力异常，所以业务处理的有条不紊。电台台长魏荣同志的技术很好，工作很踏实。外勤同志如甘昌生、杨镜明等同志都有很好的掩护职业，工作成绩良好。”
    在山西，乔家才还认识了一位奇人——郝亚雄。郝亚雄，生于1888年，山西汾阳人。
    郝亚雄是留英的，学机械，乔家才介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帮助英国人卜尔德回中国招募五千名华工，到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方工作。后来中国组织观战团，他担任翻译，再随观战团到欧洲，驻在巴黎。因为不时到前线活动。被德国飞机炸伤。成了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兵。”
    此后，郝回到家乡山西经商，他长袖善舞，不仅在太原独资经营着“义协信”和“义成信”两家公司，还成为晋裕公司的股东。

    按：晋裕公司就是卖汾酒的。1915年，由山西汾阳杏花村民营作坊“义泉涌”制作的汾酒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得甲等奖章，名扬四海，当时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很高兴，于是令有关部门想办法推广汾酒。在政府的介入下，晋裕汾酒有限公司成立，专门负责汾酒的推广和销售，“义泉涌”则只管造酒。

    晋裕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作坊式的“义泉涌”与他根本匹配不上，利润完全出在了流通领域，“义泉涌”的酒造得越多反而赔得越多。到1932年，“义泉涌”在商业运作中被挤垮，由晋裕公司收购，从此，“杏花村”的汾酒品牌就归了晋裕公司。
    抗战爆发，戴笠在临澧举办特训班，郝亚雄命自己的女儿郝采莲入班受训。乔家才说：“二十六年冬，郝亚雄亲送爱女到郑州，乘平汉车南下，转往湖南。他由王介夫介绍，参加军统局工作，在汉口和戴笠先生见面，鼓励有加。时太原业已沦陷，郝亚雄奉命回太原工作。返回西安，从晋西转往太原。”

    按：王介夫，即王和众，字正生，在一些军统老人的回忆中，有时也写作“王杰夫”。王和众与乔家才、李封岚三人，是山西太原平民中学、黄埔军校第六期和特务处杭训班的三度同学。乔主持北平第一站期间，王、李均在他手下工作。

    回到太原以后，郝亚雄成为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住五福庵十三号，主持山西站的交通。他在崔家巷六号开设有义成信货栈，独资经营，也作为山西站的接头机关，后果如何? 他毫不顾虑。因为工作关系，郝亚雄几乎每天要到王家巷二号一趟，所以我们天天见面。”
    乔家才说：“那时他已五十一岁（1888年），我只有三十四岁，比我大了一十七岁。他以五十一高龄，爱国心情那样炽热。工作精神那样旺盛。令人钦佩。郝亚雄不计名位，不怕危险，气概激昂，视死如归，得未曾有。当时华北各地的经费，由重庆汇到天津英租界总会计叶震，再由各站组派人到天津领取。

    按：叶震，1908年生，浙江松阳人。
    叶震是军统资深财会人员，在抗战期间对日伪的经济作战中有出色表现。但叶震的名气远不如其令妹，那就是后来成为胡宗南夫人的叶霞翟。  

    乔家才回忆说：“在敌区行路很难，人人视为畏途。山西站的经费，都由郝亚雄赴天津洽领。他来往敌区，不把日本宪兵队放在眼里。有时现款携带不便，必须购成货物，运回太原，再把货物变卖，换回现款，好像真在做生意，其实赚出钱来，涓滴归公。修理电机所需要的器材。有时在太原购买不到，必须到天津采购补充，也由郝亚雄一肩承担，他从来不顾虑购运电信材料，假如被敌人出发生危险，那种勇往迈进的精神，真是老当益壮。”
    乔赞扬说：“我在太原停留半个多月，为时虽然短暂，了解郝亚雄的工作精神，的确十分难得。”
    在太原，乔家才结结实实地过了一把“中央大员”的瘾——首先是太原美食，薄有錂他们请乔家才品尝一种叫做“头脑”的小吃。乔回忆说：
    “这一次回到太原，不但每天早上要去清和园吃‘头脑’，连日本料理都吃过了。‘头脑’是太原市上特有的早餐，而清和园的‘头脑’更出名。‘头脑’的做法系把整块的肥羊肉煮烂，将肉捞出来，然后在羊肉汤内加上些做山西黄洒的酒糟水，更加上蒸熟的面粉，使羊肉汤成为糊汤。吃的时候，每一碗糊汤里放两块核桃大小的炽热羊肉，几块长山药，几片莲藕，如果喜欢，再加上些盐韭菜，不加任何作料。吃‘头脑’要泡一种叫做‘帽盒’的硬面饼，帽盒有苹果大小，中心是空的，除了吃头脑，很少有人单独吃帽盒的。”
    乔虽然是山西人，却没有吃过“头脑”，他回忆说：“头一两次吃‘头脑’，真是难以下咽，因为酸甜苦辣一样味道都没有，却有股酒糟味。可是两次吃过以后，好像吃上瘾似的，每天早上，两条腿会不自主地跑到清和园。”
    由于“头脑”给乔留下的印象实在太过深刻，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爱吃这个东西。此后某次，戴笠到西北视察，乔家才特意请老板品尝这种“美食”，但他忽略了一个问题——戴笠是浙江人，连羊肉味都闻不得，这种东西，岂能入口！结果搞得十分尴尬。
    这天，李希绍又很热情地请乔家才听家乡戏山西梆子，乔说：“我怕遇到熟人，弄出麻烦来。他说不要紧，化装一下就行了，给我找来一顶土耳其帽子，戴在我的头上，向前一按，又给我戴了一付平光眼镜，然后端详了好半天，给我一面镜子让自己照照看。果然我的面貌好像有些走样，这样也许可以混过去，只好跟他去欣赏一次家乡的戏剧。”
    那天的戏是吉凤贞的“乾坤带”和丁果仙的“八件农”，名家名戏，尤其是丁果仙，乔家才说：
    “丁果仙以坤伶唱须生，有点像平剧的孟小冬，因为她的唱工，做工，道白都到了升华的程度，所以她在山西梆子里的地位，简直像京剧里的余叔岩。丁果仙在北平演唱时，每天满座，马连良都要去听她的戏，并且同她交换过剧本，马连良以‘四进士’交换丁果仙的‘下河东’。”
    正在优哉游哉之际，重庆的命令到了，严令乔家才必须返回北平，对此，薄有錂、李希绍认为不妥，并“极力阻止”乔前往：“他们认为北平的同志既然全部认识我，那里的组织已被破坏，许多同志被捕，敌人又在平绥路捉拿我，必定会利用被捕的同志到处认人，那么我去北平，不但难以存身，难以活动，简直是自投罗网，去作无谓的牺牲。”
        换句话说，对于北平被捕战友的“忠贞”程度，薄、李均不敢做过高的估计。
    半个月之后，乔家才的太太郭同梅从北平回来了，但已经精神失常。
    乔家才回忆说：“（她）手持一把小瓷壶，不停地喝着壶里面的冷开水，刚坐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再坐下，起起坐坐，口中念念有辞。她看见我回到家里，那种神情，表示完全不相信，好像看到鬼一样，摇摇头，再把脸扭过去。妻的脖子前面，新增加了一条两寸长的伤疤，那将成为永久的纪念，不会褪掉。”
    “老岳母虽然饱受惊骇，经过两个月的折磨和辛苦，并且还挨过敌人一顿打，可是精神很不差，他看见我真的仍旧活在人间，喜出望外。自从妻被捕、自刎、住院，孩子们完全靠他老人家照顾，度过漫长的岁月。”
    事后几天，乔陆续了解到了当时的情况：
    “世光他们被捕后两三天，敌人就到我的寓所捉拿我，他们扑了一个空，并不甘心，于是在妻的身上打主意。在他们想来，我藏在哪里，妻一定知道，于是把她捉到沙滩宪兵队，拷问我的行踪，拷问北平的组织情形，结果一问三不知，敌人光火了，揍她一顿再问，还是不知道。过了一天，又问她，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敌人更生气，灌了她一桶冷水。”
    乔家才说：“说实在话，的确妻什么也不知道，她很清楚，对于我们的工作，知道的越少越好，顶好一点也不知道，所以在平时她绝不闻问有关工作的任何情形。”
    “她在敌人宪兵队，两天没有吃什么东西，一点也不饿，就是觉得口渴难挨，可是每天供给喝的水，有一定的时间，水少人多，一抢而光，她又没有盛水的东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脱下脚上的鞋子，才抢到一点水喝。”
    “敌人在妻的身上压榨不出什么东西来，仍旧把她送回寓所。并且告诉她，我已经被捉住了。家里住了三个汉奸，有时日本宪兵还要去看看，只要有人走进院子，就被扣留起来，他们的目的是守候我回去。妻虽然没有读过书，可是她很刚强，很懂事理，对于成仁就义的道理，颇有领悟。她知道不能从她口中说出一句有关系的话，即使说出来，敌人也不会放松她，反而会增加更多的麻烦。”
    乔家才说：“她又相信了敌人说的话，以为我真披捉住，捉住只有一条死路。她觉得丈夫已经死定了，她又何必再受敌人的折磨呢? 假如再来非刑拷打，她也受不了，倒不如死了，一了百了。于是她将一只金手镯截成三段，吞到肚子里，没有想到，过了一天金子同大便一同拉下来，没有死成功。”
    “又隔了两天，地又偷偷地用切菜刀抹脖子，食道被她割断。老岳母发现她自刎，立刻呼救，监视她的那几个汉奸，才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红十字会医院，因为伤势太重，拒不收容。最后送到协和医院，才将食道接起来，缝好伤口。”
    乔家才有四个孩子，除长子秀夫外，后面三个都是女儿，长女生于太原故名秀原；次女即前面说过的、1937年生于沦陷的北平，由乔家才亲自接生，名秀平；三女儿此时还未出生。
    乔家出事时，乔秀原 6岁，许多年之后，她仍然记得当时的情形：
    “第二次抄家，我记得，日本宪兵审问母亲时，我站在母亲的身后。日本宪兵为了抓父亲，留守在家，对母亲进行了严刑拷打、审问、监禁。母亲从未供出一个人，最终逼得母亲自杀。记得那天夜里，我们挤在一个床上，半夜姥姥呼喊救命，我们惊醒，睁眼所见，满床鲜血，母亲倒在血泊中，最后幸而被救活。”
    乔家才回忆说：“她住在协和医院，还是想死，企图从楼窗跳下去，被人家拦住，没有跳成功。医院里怕她再跳楼，把她的两脚两手绑在病床上，不让动弹。等到伤口长好，赶出医院的时候，才把她放开。”
    “住协和医院的一切费用，敌人和汉奸们不负责，必须自己照付，同时还得供奉住在家里的三个汉奸吃喝，岳老太太又不是财神，变不出钱来，只好把家里的衣服首饰家俱，能当押的当押，能变卖的变卖，不到两个月的光景，已经家徒四壁，无法生活下去。”
    “敌人守株待兔，既无结果，现在又不能让老弱妇孺五口人活活饿死，只好让她们离开北平，回老家去生活。敌人在妻的衣襟上缝了一个‘精神病患者’的布条，又有杂货铺的老东家平遥粱先生照顾，听以一路上很顺利。到了太原，梁先生知道她们回家没有什么问题了，才放心回他自己的家里去。”
    乔家才痛心地说：“多少年来，妻跟着我饱受惊骇，过着不宁静的生活，现在又折磨成这个样子。虽然，她为抗战流出她的鲜血，留下光荣的伤疤，可是这一次的惊险和苦痛，实在不是一个弱女子能够承担了的。她的灾难来临，完全因为她是我的妻的原故，我真够得上一个最不好的丈夫了。”
    乔家才说：“妻似有好些话想同我说，可是家里人太多了，母亲又没有给我们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机会，晚上母亲、岳母同妻睡在东里间，我同六弟睡在西里问。在旧式家庭里面长大的男女，是拘谨的，不能放肆的，旧家庭里面夫妻说话的机会只有在夜间，可是我们被隔离了。我深信妻的精神失常，是因为精神负担太重，暂时的现象。她吞金、自刎、跳楼，再三企图自杀，可知她的理智还没有丧失。假如时间允许，经过相当的安慰和休息，很快可以全愈的。”
    但是，乔家才没有这个时间了，因为他马上就要遵照戴笠的指示“速返渝”。他说：“但是我不能留在家里，又将抛下她，踏上征途，我自己心中是一种什么滋味，连自己也说不出来。”
    1940年 2月，乔家才辗转来到西安，见到了西北区区长李人士。
    李人士，字海怀，湖南醴陵人，1906年生，军校六期毕业。
    在军统中，李人士与平江李崇诗、汨罗李肖白并称“湖南三李”，其中，李人士进入“团体”是最早的，1932年特务处一成立即加入，最初在本部搞情报，后任湖南站站长。沈醉在回忆中曾提及：
    “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此后，李人士接替张毅夫当了西北区区长。
    见到历经千辛万苦归来的乔家才，李人士夫妇摆酒为他“洗尘”。
    乔家才回忆说：“（李人士）看见我身穿黑布棉袍，头戴瓜皮小帽，非常可笑，等到听完我叙述华北同志可歌可泣的壮烈事实，却又淌下眼泪来。”
    1940年 3月，乔家才终于回到重庆，结束了这趟令人痛心的华北“视察”，他回忆说：
    “自从离开兰州，到返回重庆，差不多飞行了两千航空公里，航行了一千六百海里，火车三千公里，汽车两千多公里，徒步或骑毛驴一干多华里。所用的交通工具，从最原始的两条腿，到代步的四条腿，从脚踏车到汽车、火车、邮船、飞机。在中国的广大领士上兜了一个大圈子，绕了几个小圈子，视察过敌后四省两特别市九个单位，接触过将近两百位敌后工作同志，但是，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旅行。我视察过的地区，并没有防止住恶运降临，组织一再被敌人破坏，同志一再被敌人杀害。”
        然而，华北同志的“恶运”，还远远没有结束。
    北平出事，首当其冲的，就是北平区的“候任”区长刘艺舟。乔家才回忆说：“我离开北平的时候，世光还没有把北平区的工作移交给艺舟兄，所以他同北平的一般同志没有接上头。四天以后，北平的整个工作便被破坏了。据艺舟兄说，他不知道已经出了事，到一处接头的地方找世光，刚好自投罗网，掉进陷井，被捉到日本宪兵队。他是一个有急智的人，知道事情不妙，说他是做生意的，找错门牌，又没有人指证，挨了一顿揍，关了三天，糊里胡涂释放了。
    乔家才说：“以后四个多月，我督察完张家口、大同、绥远、太原的工作。骑驴和跑路，经过晋西、陕北，到达西安，再回重庆。艺舟兄则由海路经天津、上海，到了香港，由香港飞回重庆。结果，我还比他早回重庆几天。”
    同时脱险的，还有北平电台台长查绥之，查是一位电讯专家，“归队”以后，在军统局本部任电讯监察科科长。
    受到北平站牵连的。还有当时正在北平的张季春和张桐岗。
    许多年以后，张季春回忆当年那一段惊心动魄的情形时说：“在北平的整个组织．依然在相互隔离状态下继续活动。不久书记周世光同志不幸被捕，情况愈益紧迫。所有的同志都切断了原有的联络关系，而重加调整部署，我也迁居到西郊海甸。用李化民的化名继续工作，不过环境则日益险恶。”
    乔家才说：“季春、桐岗两兄知道北平的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特别提高警觉，所以当北平的组织遭受暴风雨袭击时，他们没有被敌人捉去。”
    张桐岗还特地到乔在北平的寓所去查看，想了解一下乔家的情况，乔家才说：“桐岗没有想到，我的家里已经遭受到牵连，敌人宪兵队挂了椿。”
    幸好，张桐岗遇上了乔家才的大儿子乔秀夫，乔回忆说：“他踏着一辆脚踏车，打算到我寓所看看，有没有发生事故，刚从胡同的南口走进胡同，正同秀夫碰个正面。秀夫怕他闯进我的寓所，被日本人抓起来，低声说道：‘我家里有日本人。’桐岗才知道情形不妙，赶紧踏快脚踏车，打胡同的北头逸去。”
    乔家才说：“重庆知道我的北平寓所有日人坐守，大概就是他报告的。”
    张季春则紧急到天津去“救火”，他回忆说：“这年的十一月，新任区长刘艺舟同志到职未久，平津区的组织即被日寇侦破。血和泪再度的洗炼了我们的组织，刺激了我们的工作，我奉派到天津站任站长，重新创建工作。”
    前文中曾说到，乔家才主动请缨，要求到天津去恢复组织，但迟迟未得到答复，原来早已派了张季春接任
    张季春回忆说：“但当我刚刚把天津方面的社会关系联建了起来，把掩护身份安排妥当，正要去正式接收原来天津站一切关系点线时，戴先生又以紧急电令，叫我担任绥远站站长。
    对此，乔家才解释说：“重庆鉴于平津先后失事，察绥工作再不调整，一定要再蹈平津的覆辙，正好得到他们到达绥远的清息，不让他们问下来，立刻命令季春负责绥远的工作，桐岗负责张家口方面的工作。可惜这两张王牌用的太迟了，敌人已经密切注意到我们在平绥线上的活动，并不能因为他们两位的努力，使察绥的工作逃过恶运。”
    张季春回忆说：“我星夜赶往归绥，挽救那里的危局。因为那时刘建华同志（蒙籍名字是那木耳）。担任敌伪方面的绥远市警察局长，他对绥远站组织和工作活动，发生着重要的安全掩护作用，可是日寇却严令他捉拿我们前任绥远站站长陈绎如同志，如捉拿不到，刘同志即受押办。刘、陈二同志受了严重的威胁，奉令撤离转至后方。我在这种情形下。前往收拾残局。重振旗鼓。”
    事实上，刘建华的暴露，正是肇因于陈绎如——
    这里要说到一个大的背景，即1940年春天，日本军部调遣伪“蒙古军”各师开赴五原，德王回忆说：“我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五原将有战争发生，又引起我借机出走的念头，子是又叫旺尔克札布把马汉三找来面谈。”
    当时德王对马说：“听说傅作义正在五原布置军事，这边日本军部也正在调动兵力迫近五原，战争行将爆发。请你和傅作义联络，把五原作战暂缓一步，我趁此机会以慰问前方军队为名，亲赴前线，找个空隙溜走，你看怎样? ”
    马听了，表示立即同傅联络。可是他刚走，五原战争就发生了，德王的“出走”计划，又成了泡影。
    德王回忆说：“我通过军统和蒋介石进行秘密联络，除了梁芝祥、旺尔克札布外，就是我最亲信人员赛吉尔胡、朝克巴达尔夫、超苦拔都尔也不详细知道，甚至对我的长子都嘎尔苏隆也未告知，仅把蒋介石给我的任命状带回我旗，交由我妻妥为保存。并计划出走时，才临时通知陈绍武、丁我愚、都嘎尔苏隆等跟着我走。就是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二人，也仅负传递电报文件及进行联络之责，所有来往密电都由我亲自翻译，绝不假手他人。我和马汉三见面谈话时，梁芝祥、旺尔克札布、丁我愚等都不在场，把马汉三领进我的官邸，他们就躲开了，我认为进行得极为秘密，万无一失，但是这个事情终于败露了。”
    事情是这样的——
    五原战争之后不久，某天，李守信来到张家口，慌慌张张地说：“坏咧! 坏咧！日本军警在厚和搜查通敌事件已经三天了。我们的事，可能都暴露了，你还不知道吗? ”
    德王回忆说：“他这样一说，我也断定必然败露，但这个事情究竟怎样败露的，日本方面怎样发觉的，我是不知道其中的底细的。据我推断，可能在刘建华身上引起的。”
    德王说：“因为在五原战役中，日本军打了败仗，据说，策划这次战役的桑原特务机关长，在战场上自杀了。指挥这次战役的日本军部，为了泄愤和推卸责任，就在厚和、包头一带大事搜查寻找‘通敌’线索，偷听‘通敌电台’。”
    三查两查，还真被日本人发现一条线索，德王说：
    “当时驻在厚和的日本宪兵队长去找厚和市的警察局长刘建华，质问他说：‘你曾推荐一个人( 忘其名 )在土默特旗工作，现在发现这个人是军统分子，有通敌的事情，但是这个人逃跑了。这个人既然是你推荐的，你可能知道逃往何处，希你提供线索，以便进行逮捕归案法办。’”
    德王口中这个“忘其名”的人，正是原绥远站站长陈绎如。乔家才说：
    “绥远的工作既然由季春兄负责，陈绎如同志就应该立刻离开归化城，可是他并没有那样做。因为他有一个女朋友，在敌人宣抚班做事，两个人正打得火热，难解难分。那个女孩子因事到张家口，预定二十天以后，返同归化城，到时候，绎如到车站去接她。没有想到，只去了十天，事情办完，就回来了。她想立刻找到他的情人，但她一向不知道他住的地方，只知道他同日本特务机关有关系，于是到日本特务机关去打听他。”

ys1937

华北崩溃，祸起平津——祸延山西

    这一下等于是不打自招：乔家才说：“特务机关长正在注意他（指陈绎如），现在知道他仍在归化城，于是展开积极的调查。最后查出他在伪厚和市政府有个名义，而且是警察局长那木尔做的保人。特务机关把建华找去，问他要人。陈绎如知道情况不好，不敢再呆下去，性命交关，也顾不得什么爱人，赶紧逃往后套。”
    陈绎如的命是逃掉了，却暴露了整个绥远站的机关，还连累了原本隐藏得很深的刘建华，因此一回重庆，陈即为戴笠羁押。后因文强被派到北方工作，需要一个熟悉情况的人当助手，遂将陈绎如保出来，给自己做“秘书”。
    现在要看刘建华的了。德王说：“刘建华是个狡黠的人，听了这话之后，马上答复说：‘这还得了，我仅给这个人介绍工作，哪知人心叵测，竟敢干出通敌这样重大的事情，真使我大吃一惊！我们警宪是一体，搜捕通敌要犯，我与你有共同的责任。我一定用尽方法找寻这个人，找到以后，交你处理。’日本宪兵队长信以为真，当又嘱令从速寻找归案就走了。刘建华恐怕这事大败露后，株连到他的身上，就与吴君玉同到包头，乘坐蒙古军的汽车混出城门岗哨，渡过黄河，经过后套陕坝，投向重庆。
    乔家才说：“建华在特务机关应付得不错，他很有把握地答应把陈绎如抓回来，才没有被扣留。他回到警察局，虚张声势，在张罗捉拿人，实际上赶紧准备逃走。吴钧玉同志是一个极富感情的人，知道建华要逃走，坚持亲自送他到黄河边去。”
    吴钧玉此举——铸成大错！
    乔家才说：“他（指刘建华）潜逃时，带着警察局的一个职员，声言出差捉人，结果过了黄河，逃到国军防区，一去不复返。警察局的那个家伙返回归化城，立刻报案自首，结果吴钧玉同志被捕了，日本人搜查他的住宅，电台和文件都被搜去，绥远的工作就这样被破坏了。”
    比绥远站被破坏更严重的后果，是德王和李守信暗通蒋方一事就此暴露无遗，乔家才说：“日本人从吴钧玉同志身上，知道伪蒙疆自治政府的首脑德王，伪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都和重庆有关系。”
    德、李二人已处于这场绝大风波的边缘！
    德王回忆说：“日本人发觉刘建华逃脱，追查到吴君玉身上，在吴家中搜查出密藏的小型发报机和参加军统的名单，接着把贺云章、梁芝祥、肖兆庚等也逮捕下狱，供出我和李守信通过军统与蒋介石的勾结关系。”
    乔和德王的回忆，都没有明确指出吴钧玉在本案中扮演的角色，但李守信说得很清楚：
    “德王庇护着马汉三( 国民党军统特务 )的电台，被归绥日本特务机关破获，经管这部电台的武钧玉是我的总司令部参谋处报情科长，被打得遍体鳞伤，把一切都招供了，除我而外把德王以及‘蒙师’和‘汉师’的不少师长、团长都牵连在内。”
    关键时刻，李守信头脑很清楚，知道此时能保住别人就是保护自己，德王说：“这时马汉三正在张家口，但是不知他住在何处，无法通知他。李守信就故意放出风声说，军统案件败露了。马汉三听到这个消息，即从张家口逃脱。”
    经过紧急商议，德王与李守信决定，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主动找日本人把事情讲清楚，看你怎么办。
    于是李守信去找日本人“自首”，他回来后对德王说：“我已经和岗部司令官说了，你也去说了吧。”
    德王听了，即赴日本军部，找到参谋长田中信一，开门见山地说：“我今天来是对你谈谈我和蒋介石联络的一段经过，大概这个事情你也知道了吧。”
    田中信一说：“这事我也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和蒋介石联络呢? 对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事情吗? ”
    这时，德王考虑了一下，认为还是从“大的方面说”较好，于是回避了“取道外蒙、苏联南下”等等比较“要命”的情节，只是简单地说：“因为我不满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成立，不满意取消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的合并方案，更不满意不许蒙古独立建国。适在这时蒋介石派人联络我，我就要求蒋介石许可蒙古独立。”
    田中信一听了，发现一个重大漏洞，于是追问说：“蒋介石如许可蒙古独立你怎么办呢? ”
    这是所谓“诛心之论”，极难回答，看来田中信一也是个厉害角色。果然，德王被问住了，瞠目不知所以。他后来回忆说：“这使我颇为窘迫，一时不知如何应答才好。正在筹思之际，朝克巴达尔夫在翻译时，看出我的窘态，即用蒙语向我提醒一下。我当即领会他的意思。”
    于是德王说：“蒋介石即便许可蒙古独立，我也不能凭信一句空话，就冒然从事。因为我知道蒋介石说话一向是不兑现的。要看看实际上能否实现，才能解决我的行止。”
    此前，在德王与马汉三之间牵线的梁芝祥已经“有限度”招供，而恰好德王的说法与梁的说法一致。德王说：
    “不意我的这番话正与梁芝祥的供词不谋而合。据梁芝祥获释后对我说：他在宪兵队供称是蒋介石派人潜来策动我去重庆，我没有去。关于取道外蒙苏联一节，他因不知，也未供出。”
    田中信一听了，“转怒为笑”说：“这个事情的经过我也全部知道了。蒋介石叫你走，你没有走，这就好。希望你不要为此担心，我对你完全谅解。”
    德王此时的心情“象一块石头落了地，心境平稳下来”，趁机请求说：“对于其他人员的处理，能够使我知道才好。”
    田中信一说：“可以。”
    此时，绥远站旧有人员，除站长陈绎如逃脱，副站长赵文蔚已调到后套工作外，该站埋伏在“蒙古军”的“内线”吴钧玉、阚毓华以及“通讯员”刘长荣、崔公睿等均已被捕。
    此时，绥远站的新任站长张季春正干得起劲。他回忆说：“我的工作方式是：一面恢复原有组织、原有工作关系。在更为隐蔽的情形下，继续发展工作：一面创建一个新的组织体系，和原有组织采取绝对隔离，别辟蹊径，展开工作，作第二线的必要布置。此项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有快速的发展与演效。”
    然而，“吴钧玉电台案”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张季春牵连进去，他回忆说：“当我正在戒慎恐惧，然而却是兴致勃勃的进行着这些充满希望和有意义的工作之际，想不到竟有飞来横祸降临在我身上。”
    1940年 3月29日，张季春及绥远站电台台长张世杰被捕。
    绥远站下的大同组亦不能幸免，乔家才的老同学张存仁及他的手下均被捕。乔家才说：“大同方面，除了静斋已经在太原被捕，以伪新民会作掩护的灵邱赵维城同志，平绥路大同警务段巡官徐完达同志，交通员郝锐同志，都被逮捕，也押运张家口。”
    张存仁，本来已经离开大同、准备与薄有錂一起去接任北平区的，他俩去北平是乔家才推荐的。
    ——1930年 3月，乔回到重庆以后，军统准备重建北平区，人事科长李肖白就北平区的继任人选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乔说：
    “我觉得旧有组织，既已解体，倒不如重建新的组织，来得容易些。为了时间经济，我建议调薄有錂兄到北平负责，张静斋兄去协助工作。有錂静斋都受过训练，又富经验，山西的工作有继先负责，有錂离开以后，不影响工作。静斋在大同，大才小用，到北平可以发展所长，使北平的工作迅速恢复。白莲丞兄同他太太梁秀娟女士部在北平有极良好的社会关系，调到北平，可以开展新的关系。
        乔回忆说：“肖白兄很赞成我的建议，立刻签报，调薄有錂任北平区长，张存仁任北平区书记，很快批准实施。”
    然而，还没有等张存仁到北平接任，他就被捕了，说起来，也是张存仁大意了。乔家才回忆说：
    “大概张静斋接到调职的命令时，平绥路沿线的情形，已经是风声鹤唳，情况十分恶劣。他为避免经过张家口，先到太原，再往北平，以为这样，比较安全。殊不知大同的日本宪兵队早已对他监视了，他没有察觉罢了。当他离开大同南下，日本宪兵跟踪而至。”
    乔家才说：“张静斋从大同到达太原，走进王家巷二号李继先（希绍，原山西站副站长，已升为站长）寓所，还没有来得及洗脸，日本宪兵就到达，不问青红皂白，把张静斋抓走。抗战以前，李继先做过山西医院院长，现在是伪山西省政府卫生处有相当地位的高级职员，日本宪兵队没有弄清楚关系以前，不敢对他下手，所以当时没有逮捕他。”
    当夜，日伪即提讯张存仁，张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无疑，再做抵赖，不惟无任何意义，且徒然受皮肉之苦，现在的关键是不要连累李希绍和他的山西站，于是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日本人问：“你是黄埔学生吗? ”
    “是的。”
    “是蓝衣社吗? ”
    “也可说是。”
    “李希绍也是蓝衣社吗? ”
    这问到关键了，张存仁说：“绝对不是，我和他同一个县，又有亲戚关系，来了太原，当然要去看他。”
    赶“寸”了，张存仁和李希绍确实都是山西灵丘人。
    日本人听了，再次问到一个很老套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抗日呢? ”
    张听了，开始长篇演说：“你们为甚么要侵略中国呢? 因为你们大兴不义之师，无缘无故侵略中国的土地，杀害中国的人民，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要抗日，何况我是黄埔学生呢。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军队无缘无故打到你们日本，你是不是也要反抗中国呢？所以不只我一个人抗日，每一个中国人都痛恨你们日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抗日，你明白不明白? ”
    乔家才说：“太原的日本宪兵队很尊敬他这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态度，没有再问他什么，只在太原宪兵队关了一夜，第二天就押回大同，解往张家口。”
    此时，继绥远站之后，察哈尔站也已经全军覆没。张季春回忆说：“因为在敌寇的严追紧索下，我们在天津和唐山的工作组织全被日寇侦破。日本特务机关。以大批人力极尽其能事的，一面严加监视跟踪，一面尽力深入追索。终于波及到察省张家口，将站长杨金声同志逮捕。杨同志以伪蒙疆自治政府建设部长为掩护身份，他以为这是最安全的保护色，他在毫无朕兆的情形下，猝不及防而被捕，这使我们的组织和工作受到惨重的损害。”
    杨金声以下，书记张抚之（张家口伪警察局督察长）、电台台长张子文等全部被捕。乔家才说：“电台台长张子文、译电员王宝云和张抚之住在一个院里。假如不是受到北平方面的牵连，察哈尔站是不会出纰漏的，这完全是发生了横的关系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这一次，变节的是张抚之，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逮捕张抚之等以后，去外科医院逮捕院长刘旭初。就在日本宪兵走进前门的时候，马汉三刚踏出后门，只差那么一刻工夫，没有被捕。他赶紧离开张家口，走到张家口以东一站，搭上平绥路开北平的班车；到达北平，幸免于难。”

    按：刘旭初，即德王回忆中提及的，在他与马汉三之间担任交通的“私立华北医院”某人。此外，宗化民曾提及：“包头联络员卢浚又名卢子英，在包头开设诊疗所打针买药作掩护。”说的估计是同一个人。

    乔家才回忆说：“二十九年三月的一个早农，塞外的天气还是非常寒冷。日本宪兵队已经有人爬上张抚之的屋顶监视全院。然后敲门，街门打开，张抚之夫妇、张子文、王宝云四人都被捕了。张抚之是个胖子，经不起敌人的非刑拷打，什么话都说了，连电报怎样翻译也都招了供。米缸里藏着一些还没有翻译的电报，也因他招供，故敌人搜了出来。”
    王宝云，即察哈尔站的女译电员，德王与重庆之间的通报，均由她一手掌握，王宝云一旦开口，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
    日伪首先提审的是张子文，张回答说：“我只管收发电报，有电报，我拍发出去，来的电报，我抄下来。至于电报内说什么，我一无所知，也不需要知道。我不管人事，没有和任何人接触过。所以除收发电报以外，一切我都不知道。”
    张子文说的其实是大实话，电台报务员只管收发电报，译电的密码本他不掌握。乔家才说：“王宝云是负责翻译电报的，日本宪兵要她把米缸里取出的电报译出来。这些电报是重庆拍给马汉三的，关于策反德王和李守信的指示，一旦译出来，不但影响德王和李守信的安全，也关系着整个蒙古军的存亡问题，她绝对不能给日本鬼子译出来。”
    对此，王宝云回答日伪说：“这些电报都是无法译出来的，所以才搁在那里。”
    王还解释说：“电报译不出来，不能怪我。因为一份电报要经过四通手续，先把一份电稿译成密码，交给电台拍出来，这里的电台抄下来，再由我译成文字。是最后一道手续。前三道手续不论那一道错误，到了我手里，就译不出来。而且这种密码本子非常复杂。最容易错误，翻译不出来是经常的事情。并不奇怪。”
    乔家才回忆说：“经她这么一说，好像是真的一样。日本宪兵并不好欺骗，当然不会相信。不过王宝云年纪轻轻，态度非常诚恳，是一位值得敬爱的女孩子，有时日本宪兵好像也相信她。”
    于是日本宪兵换了个问题：“杨金声是不是蓝衣社的负责人? ”   
    王说：“不是。”
    “你怎么知道? ”
    王早已料到对方有这么一问，很从容地说：“因为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这里，假如他是一位负责人，能不来吗? 能不和我这个译电的人碰头吗? ”
    乔家才回忆说：“米缸里取出来的电报，王宝云推三阻四，不给日本宪兵队翻译出来．于是宪兵队进行刑求。她从北平第一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军统局的工作。是一位非常纯洁的女孩。哪里受得了非刑拷打呢? 她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日本宪兵打死她自己，不过死一个人。如果把电报译出来，蒙古军的许多愿意反正的师长团长，不知道要被日本人杀死多少。她应当牺牲自己一个人，来救许许多多人，绝对不能把电报译出来。”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给她最痛苦的一次非刑。是坐老虎凳，一直到现在，回忆起来，余悸犹存。把她的大腿捆绑在楔子上。让两条腿伸直，在脚后跟下面垫砖，垫第一块砖的时候，还不觉得怎样。等到一块一块加上去，腿后面的一条筋越绷越紧。痛苦难忍，冷汗出了一身又一身。连她自己也有些不敢相信。以她软弱的身体，能熬过这一次刑讯，电报还是译不出来。”
    日本人大怒，狠抽了王宝云一耳光，接着又将一把石灰摔到她的眼睛里上，随即将王下狱。
        抗战胜利以后，王宝云出狱，但其右眼视力已经严重退化，左眼则完全失明，落下终身残疾。
    至此，军统局察、绥两站的所有被捕“地工”人员，均转送至张家口。乔家才说：“张家口监牢里关着军统局的察绥工作同志，有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伪蒙疆自治政府建设部部长）、书记张抚之（张家口伪警察局督察长）、电台台长张子文、绥远站站长张季春、电台台长张世杰、通讯员崔公睿、刘长荣、大同组组长张存仁、副组长赵维城等。”
    之所以要将这些人集中到张家口，是因为要将他们送上“军事法庭”。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抗战初期，日伪对于抓获的“抗日分子”，是没有“依法处理”这一说的，事实上亦无“法”可依，因此在这个阶段，大批“地工人员”死于刑求，甚至被秘密“处决”。最著名的如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委员张小通，被“七十六号”抓获以后，死得不明不白，尸骨无存，只知道是苏成德干的。抗战胜利以后，苏被判处死刑，杀害张小通是其主要罪状。
    张季春说：“当时日寇的特务机关、宪兵队和伪地方警察机关，都可以对中国人滥捕滥杀，没有人敢加以干涉，也不受任何限制。那时被捕的人，先受酷刑拷打，然后任意处决，所以每一个被捕的人都自知必死，谁都不怕苦刑，不肯真实招供。”
    张季春等人的“运气”比较好——恰在他被捕的次日，即1940年 3月30日，汪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当时的“中国派遣军司令官”西尾寿造应汪伪政府的请求，“颁布”了一部“军律违反条例”，其中规定不准侵华日军及伪政权机关滥杀中国人，一应“人犯”都须经过“军律会审法庭”的审判。张季春说：“因此我和一些被捕的同志，都被解送张家口日本驻蒙军司令部，接受军律会审法庭之审讯。”
    在被捕的人当中，还有一部分是德王的手下，并非军统人员，日军本拟全部处决的，后经德王请求，日军卖了个人情，放了几个蒙古族人。德王在回忆中曾提及此事。他说：
    “过了几天，田中信一邀我到日本军部，他拿出一个准备判刑的名单来。记得上面有梁芝祥、肖兆庚、贺云章，还有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 察南政府的财政厅长 )等，拟一律处死。”
    德王看了说：“这件事情应由我全部负责，其他人员均是从犯，既然对我谅解，希望也宽恕他们。”
    田中信一说：“既然你这样说，对于其中的蒙古人，可以从宽处理，”
    于是德王提出：“贺云章、梁芝祥是蒙古人，肖兆庚虽不是蒙古人，但在蒙古工作多年，也等于蒙古人了。”
    田中信一说：“这几个人究竟如何处理，俟和有关部门研究后，再告知你吧。”
    过了几天，田中信一找到德王，说：“贺云章业已病死( 据×××从日本宪兵队翻译探听，说是被用凉水灌死的 )，粱芝祥、肖兆庚二人从宽发落，各判徒刑八年，其他人员仍处死刑。”
    德王回忆说：“我认为再提出要求也是无用，因此我就未再谈什么。日本军部就把吴君玉、刘长荣、杨金声等按‘通敌抗日罪名’执行枪决了。”
    另据德王说：“事后，蒙古军总司令部顾问潘井少佐，曾向第九师师长包海明说，他曾参加过讨论处理这个案件的会议。田中信一参谋长主张对我和李守信不究，大桥雄熊政务参谋主张严办，经田中参谋长说明不究的理由是因为我俩是蒙疆的军政首脑，如果深究下去恐牵涉面广，影响太大。”
    日本人的这一招很绝，估计是看过《三国演义》，学的曹操那一招。李守信说：“因为马汉三通过德王给‘蒙古军’团长和科长以上的军官差不多都发了委任状。日本人处理这个案件时，只把武钧玉一人枪决，对于其他跟马汉三有勾搭的人，搞了一个假装不知。这样使我部下许多人反而觉得很对不起日本人，把柄又被日本人抓在手中，越发不敢与不好意思轻举妄动了。所以后来‘蒙古军’的军官和日本人的关系，已经变成了‘认贼做父’，‘化敌为友’和平共处起来。”
    事实上，日本人杀害的，远不止吴钧玉一人。
    1940年 7月24日，经日伪“军律会审法庭”宣判，伪“蒙古军”吴钩玉、阚毓华、李锦章等 4人；察哈尔站站长杨金声、电台台长张世杰等 2人；绥远站书记张抚之、电台台长张子文、外勤刘长荣、崔公睿，以及大同组组长张存仁等 5人，合共11人被判处死刑，并于当日被枪决。
    张季春回忆说：“随后我和另十五位同志都被判处徒刑，其中我被判十五年刑期为最重，即送张家口监狱服刑。在狱中先四年带脚镣，服苦役，其后除镣到工厂做工，直至三十四年抗战胜利。”
    对此，乔家才说：“季春兄是察哈尔的大人物，张北县的望族，日本人对他客气三分，没有被杀害，只判了十五年有期徒刑。他是抗日英推而兼察哈尔省的大绅士，在监牢里，受到坐牢和看牢的特别尊敬，身体虽然失去自由，精神上还不感受痛苦。”
    在被捕人员中，大同组副组长赵维城没有等到“军法审判”已经就义，据与他同在狱中的张季春事后告诉乔家才说：“赵维城在张家口监牢里，有一天突然慷慨陈辞，痛骂日本军阀，然后撞墙而死。一个文弱书生，视死如归，死的这样壮烈。”
    至此，在察绥两站的重要干部中，除华北区区区长马汉三、前任绥远站站长陈绎如以及刘建华外，其他人员全部“失事”。
    “恶运”还在继续，察、绥、晋三省唇齿相依，察绥出事，不可能不延及山西。
    前面说过，山西站的机构很大，在各重要地区都有潜伏组，其中多是临澧特训班刚刚毕业不久的学员，乔家才说：
    “二十七年冬，临澧训练班结业，部分山西籍的同学奉命回山西工作。关清华任阳泉组组长，阳泉是正太铁路的中点，煤炭出产区。胡濬哲任忻县组组长，忻县在太原正北，旧为直隶州，是同蒲路经过的城市，古代军事上的重要关隘石岭关就在太原、忻州之间。张立钧任汾阳组组长，汾阳为晋西重镇，通往陕北必经之地。郝采莲回太原后，考入女师，以学生身份来掩护工作。岳玉珍和关清华是夫妇，没有到阳泉去，留在太原。做了女警察。”
    1940年 5月，太原独立组的交通员被捕，祸及太原组组长组长郭秀峰和书记张松涛，接着山西站几乎全站被破获。
    首先被捕的就是山西站的交通员郝亚雄和他的女儿郝采莲。乔家才说：“五月十四日下午七点多钟，天色快要黑的时候，日本宪兵队到了郝亚雄家里，逮捕他和他的女儿郝采莲。郝亚雄的同信义杂货店同时也被日本宪兵队抄了，所有的店员一一被捕。”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看见郝亚雄体格魁梧，气度轩昂，又知道他曾经到过欧洲，不是一个平常人物，硬说他是蓝衣社的重要负责人，想从他身上压榨更多的资料，逮捕更多的人。自从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捉到宪兵队，对他就毫不放松，很看得起他，不到一个月，连续审问了十一次，每次总在五六小时以上，每次都要用刑逼供。郝亚雄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三次被打得死过去，经医生打针，才得苏醒过来。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骨气、能够硬挺下去。”
    与刘培初一样，郝亚雄也经历了一次“陪法场”。乔家才说：
    “有一天，郝亚雄突然被带出牢房，和另外三个人上了绑，那三个人他都不认识。他们四个人装上一辆卡车，驰出城外，驰到小东门外刑场，一个接一个，从卡车上拖下去，准备行刑。郝亚雄以为必死，一路上在想，在汉口看到戴先生，和他谈得很投机，戴先生的那种豪爽的态度，深远的眼光，使他心服口服。他本打算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以报答知遇，谁想到回太原两年，并没有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现在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窝囊死去，真有些死不瞑目，死不甘心。”
    “枪声响后，看看那三个人，一个一个倒下去，第四个自然轮他了。郝亚雄觉得他也倒下去了，爬起来，跟着那三个人往前走，飘飘荡荡，糊里胡涂，莫名其妙。其实刽子手并没有开抢打他，等到日本宪兵又把他拖上卡车，他才清醒过来，原来他还活着，并没有死。他被日本小鬼拿来穷开心，心里非常愤恨，以为日本小鬼侮辱了他．暗自咒骂：‘日本小鬼，你们不必用陪斩来吓唬人。老子早就预备死了，我不在乎你们这一套。’”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队用这种无聊的办法，并没有吓倒郝亚雄。郝亚雄仍然是那样倔强，他们从他身上得不到什么口供。后来日本宪兵队弄清楚，郝亚雄的确不是甚么站长、组长，没有担负什么重要职务，才放松他，不再从他身上下功夫，以后不再刑讯，不再陪斩。”
    在这里要重点说一说的，是郝亚雄的女儿，年仅18岁的郝采莲。
    郝采莲也是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生，不久前刚刚派回山西，以太原女师学生的身份活动。
    郝采莲被捕以后，日伪令汾阳组组长张立钧与她“对质”，乔家才说：“张立钧已被拷打得不成样子。大概郝采莲被捕，是他招供出来的。”
    当时张立钧说：“采莲! 承认了吧! 再过二十年，还不又是这么大吗? ”
    郝采莲听了，知道张已经变节，于是机警地说：“你这个人太没良心! 你借了我父亲的钱，不还也就算了。为什么又要陷害我们父女两人呢? ”
    张立钧说：“反正是个死，何必再受刑受罪呢，承认了吧! ”
    郝采莲抵死不认，日本人大怒，上去就是两记耳光，郝采莲的左耳当时就聋了，从此落下终生残疾。乔家才说：
    “郝采莲牢牢记得，受训时老师们讲过的话，被敌人捉去，死也不要招供，招供不但害了同志，自己也保不住性命。因为她不肯招供，凶恶的日本宪兵对这个十八岁的女孩展开各种刑讯。最轻的要算脚踢。可是日本兵穿的皮鞋既重又硬，鞋底钉满铁钉，郝采莲的腰部被踢成重伤，留下永不磨灭的伤痕。”
    在晚年的回忆中，乔家才曾专门找到郝采莲，对她进行“采访”，乔说：“有一次审讯，中岛把三支铅笔夹在郝釆莲的四指中间，然后魔掌用力一握。十指连心，痛彻心肝，郝采莲痛得昏了过去，这时候，她才知道为什么张立钧要她承认呢。”
    “日本人残忍凶恶，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出像他们这样的民族。日本宪兵队对郝采莲逼供，毫不放松。在审讯中，随便用香烟头烧她的皮肤，顺便抓起一件东西敲她的脑袋，他们很快乐地欣赏她的痛苦表情，毫无恻隐之心。一次她被绑在一条长凳上，脸面向上，日本宪兵提一桶冷水灌在她的脸上。那种痛苦真是无法形容。她本能地用力挣扎，居然挣扎断一条凳腿，这样一灌再灌，终于昏厥，抬回牢房。”
    在回忆中，乔家才说：“我为了撰写那些可歌可泣、英勇壮烈的感人故事，曾和三位在北方工作过的女同志晤谈。她们回忆往事，引起无限的悲伤和惨痛，泣不成声，好久好久都无法平静。她们都曾遭受日本宪兵队残酷的非刑拷打，都曾坐过敌伪监牢，她们能够活到现在，是从死亡里挣扎出来的。”

    按：乔说的这三位“女同志”，即郝采莲和前述的天津站交通员张秀君、察哈尔站译电员王宝云。

    郝采莲回忆说：“日本宪兵队的牢房，高不过四尺，长宽也不过四尺左右，站起来伸不直腰，躺下去伸不开腿。郝亚雄和郝采莲关在一间牢房里，白天面对面坐着，不准说一句话，不准动，动一动就得挨揍。郝亚雄每次看到爱女受刑回来的悲惨情况，心痛如绞。郝采莲生了一身疥疮，奇痒难忍，又不准用手抓痒，她恨不得立刻死去。她在宪兵队四个月，幸而害了一场伤寒病，才离开牢房，送往医院。”
    乔家才说：“郝采莲住医院，由两个中国警察轮班看守，一个十八岁的警察郅连升非常同情她，在她清醒以后，悄悄地问她，究竟因为什么被日本宪兵捉起来? 郝采莲告诉他，抗日的地下工作人员。这个警察一听是抗日英雄，敬佩得不得了，才到她家里给她母亲送了个信。”
    “自从郝采莲父女被捕以后，她母亲得不到任何信息，心急如焚，又想不出一点办法。一直到郅连升送了消息，才知道女儿生病住在医院里。她要求郅连升让她们母女见上一面，死也安心。郅连升告诉她：‘日本宪兵队有交代，不准任何人去看。如果让人看了，先砍我的头，你愿意我的头被日本人砍去吗? 老太太!  ’”
    郝老太太听了，即去日本宪兵队，大哭大闹，说：“你们捉去我们的人，为什么不让我们见面，我也活不成了。”
    乔家才说：“日本宪兵对于一位准备不要命的老太太，也不能再耍什么凶狠了，虽然不准见面，但是准了她隔几天送点吃食和换洗的衣服。郝亚雄才把他身上穿的又脏又臭爬满虱子的衣服换下来。”
    乔家才回忆说：“最感人的故事，是范骥鹏的老母亲。范骥鹏已年过五十，在警察局做事，他的母亲七十多岁，自从他关到日本宪兵队。她老人家每天去给儿子送饭，一天也没有间断。那一种伟大的母爱，十分感人。最悲惨的，要算胡濬哲的父母了。自从儿子被捕，家被抄了，无法生活，沦为乞丐，讨饭度日。”
    乔家才说：“岳玉珍最幸运，被捕时正在害伤寒病。日本宪兵队只好派人看守在她家里，等到病好，再送日本宪兵队的时候，高潮已过，不再严重，所以没有遭受非刑拷打，没有在宪兵队呆几天。”
    在这次大逮捕中，唯一侥幸逃脱的，是山西站站长李希绍。乔家才说：“太原组失事，继先知道山西的情况已经十分危险，随时都在注意中。这天早上，他比平时早起来几分钟，匆匆出去，当日本宪兵到王家巷二号捉拿他的时候，刚好迟慢了一刻钟，扑丁一个空。日本宪兵捉人不到，赶紧追到卫生处，看见他的办公桌上有张纸条，墨迹未干，以为他一定藏在卫生处，立刻展开搜查，可是不见他的踪迹。最后，关闭城门，实施全城搜查，捉拿‘蓝农社’要犯，闹了半天，连影子都摸不着。其实，日本人搜查卫生处的时候，他正在出城途中。等到关闭城门的时候，他老早出了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
    乔家才说：“这一次事件，牵涉很广，日本宪兵队乱抓乱捕，一共逮捕了一百二十多人，闹得太原风声鹤唳，人心惶恐。郝亚雄的义成信和义协信的店伙以及许多邻居都被捉到宪兵队，经过好些日子审讯，才陆陆续续把无辜的人释放，最后只剩下军统局的同志四十四人。”

ys1937

重新振作，再次覆没——剌杀天皇特使案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乔家才回忆说：“到了十一月，举行了一次军法会审，四十四人分成四排，每排十一人，坐在地上静听宣判结果。太原独立组组长郭秀峰、电台台长曲学人、山西站电台台长魏荣、榆次组组长甘昌生、关清华、胡濬哲、张立钧、张立钧的叔叔张果全、李丕绩、潘汉卿、徐福全、张俊德、高乐士、贾荫高等二十五人判了死刑，三人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七人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九人判了七年有期徒刑。”
    乔家才说：“静听敌酋宣判是最凄惨的一幕，有几位听到宣判死刑的人，站都站不起来。岳玉珍听到关清华被判死刑，放声大哭，郝采莲也跟着哭起来。”
    岳玉珍和他的丈夫关清华，都是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在毕业分配时，适逢长沙大火，临澧特训班学员史焕章在“随侍”戴笠视察军统的物资转运时，恰遇日机前来轰炸，史奋不顾身扑倒戴笠，戴安然无恙，史却被炸成重伤。当时在他们身旁的，就有关清华，史焕章曾回忆说：“劳临训班同学关清华兄背负乘车上船，以致将其制服染红多处。
    在回忆中，史焕章特别注明：“二十九年（关清华）在山西太原被敌宪兵逮捕，已壮烈成仁。”
    生离死别之际，关清华却十分冷静，对岳说：“主任（军统特训班学生均称戴笠为“主任”）不是勉励我们‘不成功，便成仁’吗? 我为××××光荣地成仁，光荣地死去，有什么难过? 你们不能成仁，还要为××××继续努力，继续奋斗，祝你们成功。玉珍! 不要难过了，就当一场梦吧! ”
    随即，关又对郝采莲说：“采莲! 请你替我照顾玉珍，永别了! ”
    次日，军统山西站25人被日伪枪决。
    此外，郝亚雄被判了 7年，郝采莲被判了 3年，郝家的产业，自然也荡然无存。乔家才说：
    “郝亚雄被捕以后，他的义成信和义协信两处货栈都被敌人没收，损失将近十万银元。这两处货栈，完全是郝亚雄私人的产业，他个人损失，非常惨重。胜利以后，他并没有向政府要求补偿，他说国家多难，被敌人侵略，全国老百姓生命财产损失，无法统计，现在总算胜利了，谢天谢地。个人损失两个货栈，算不了什么。豪爽豁达，真是英雄本色。”

    按：抗战胜利之后，郝家父女出狱。此后，乔家才重返山西主持“肃奸”事宜，共逮捕汉奸55人，羁押在临时看守所中，担任看守所副所长的，正是浴火重生的郝亚雄！

    至此，从1939年 9月开始，在 9个月时间里，军统在北方的势力被日伪无情扫荡。
    对于军统来讲，这次失败，堪称空前绝后的一场浩劫，平、津、察、绥、晋五个省级区、站和“忠义救国军”北方支队几乎被连根拔除，还折损重要干部近40人，其中区、站、组长、电台台长占了几乎一半，戴笠用了近十年时间在北方培植的“菁英”尽失，酿成军统在抗战期间最大的一波失败，也是军统损失干部最多的一次（此后，军统的“地工”们就都比较“识时务”了，一旦被捕，马上服软，先保住命再说）。
    谈到肇致华北崩溃的原因，生存环境的恶劣自不待言，干“地工”本就不是儿戏，搞不好掉脑袋，这很正常。但如果从军统的自身找原因，概括地说，有两个问题：
    一是地下机构过于庞大。
    早在特务处时期，其本部和派出机构（即各地的所谓“外勤单位”）就是秘密的，但时间长了，不免就染上些“官僚”习气，机构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健全”，失去了原有的机动灵活。这一点，在抗战前还不明显，因泄密和暴露所引起的危害并不严重，至多是失去工作条件而已。
    但抗战开始以后，戴笠未能及时地根据“秘密机构”转为“地下机构”所带来的变化、而做出积极的调整，导致在敌后依然存在着一个个庞大的“地下机构”，应该说这是他的一个失策。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不管任何组织，一旦做“大”了，人多了，层级多了，都很难做到100%的严谨，何况是以保密为生命线的特工机构！
    二是横向联系太多。
    以山西站为例，从上到下，不是同乡就是同学，彼此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没有工作关系，还有友情在其中，怎么可能保持单线联系？还有察哈尔站以及伪“蒙古军”中的“情报网”，每一条线索都直接指向张季春，这样的人际关系，一个人出事，马上就是一趟线、一个面。
    甚至，在抗战已经开始的前提下，派乔家才这样一位“特使”，长途跋涉几千里地，连续“视察”五个省级“单位”，接触几百名“同志”，本身就极不适宜、极可能带来危险——试问，万一乔家才本人出了问题怎么办？
    上述两点，都是搞“地工”的大忌，日后，陈恭澍在上海全军覆没，不过重蹈华北地区的“覆辙”而已。
    还有一点，即重要干部的变节，如天津站的曾澈是特务处时期的元老，华北区的周世光也是军统的基本干部，在敌人面前，其表现居然还不如军统的“运用人员”郝亚雄，与最基层的交通员张秀君、译电员王宝云比较，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与年仅18岁的郝采莲相比，更是判若云泥。
    经这一轮打击之后，军统在整个北中国的抵抗力量，察绥地区，只有马汉三还在孤军作战；天津，还有舒季衡的一部电台（此君在天津站被破获之后进入天津潜伏，居然能挺到抗战胜利而不暴露，也是奇事一桩）；此外，成建制的“单位”，就只剩下重建的华北区北平站了。
    华北区新任区长薄有錂是在1940年3、4月间“上任”的，接着，张桐岗也来到北平，此后，一直没闹出什么大动静。不料，就在这一年的11月底，北平站居然石破天惊般地搞出了一起“刺杀天皇特使案”。
    说起麻克敌主导的这起“刺杀天皇特使案”，传说很多，但许多东西都不是第一手资料，甚至还有当小说写的。其实，真正了解这件事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叫侯化均，另一个叫张承福，都是当年北平站的干部。
    侯化均与刺杀“天皇特使”的主角麻克敌，都是原冀东保安队张砚田的手下。
    侯化均是天津市蓟县人，他回忆说：“当时北平军统组织中绝大部分人，包括我在内，都是原河北省保安队张砚田的部下。通州事件后，张部撤出，因受日军的截击和飞机的轰炸，化整为零，转赴河南周家口集中。张砚田化装成商人回到天津英租界家里，然后间道至河南周家口接收失散的队伍扩军。”

    按：“通州事件”即前述1937年 7月的冀东保安队“反正”事件。

    l937年底，张砚田部改编为陆军 ll8师，张为师长，1938年春调驻湖北广水。侯化均说：
    “张砚田因不是蒋的嫡系，处处受排挤。台儿庄会战后，国民党政府将张部番号取消，补充到孙连仲的26路军。26军原属西北军系统，我们属于东北军系统，很多人担心过去后受排挤，不愿去。这时戴笠找到张砚田，让他从部下选出几十名有作为的年轻军官，交戴笠培训。”
    侯化均回忆说：“张为戴笠选了36人，经筛选留下28人，我也在其中。训练地点初在汉口，后因日军南侵，武汉告急，遂将我们并入湖南临澧中央警校第一期同训，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于伯醒。1938年底毕业后，我们这28人或被选入国民党军委会开的谍报参谋班第一期，或被选入特警复训班受训，地点则迁至湖南黔阳。”

    按：侯化均口中的“于伯醒”当指军统训练专家余乐醒。

    1939年10月，侯化均等人“毕业”。此时，正值“九二八”大逮捕之后，因侯等原本就是北方人，派回北平，人地相宜，戴笠遂以他们为主题，着手重建北平站和天津两站。
    侯化均回忆说：“l939年中秋节毕业后，我们这28人，除一二人另行他派工作以外，其余分别被派至华北的济南、天津、北平三处的军统组织。在北平，以我们这些新派赴的人为基础，成立了新的军统北平站。”
    被派赴北平的，除了侯化均，还有麻克敌和张承福。
    侯化均说：“麻克敌化名麻景贺，河北省遵化县平安城镇麻家庵村人。他和我都是原河北省保安队张砚田的部下，一起在湖南受训后回到北平的。麻当时住北海东墙根胡同，与他哥哥同院居住。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哥哥在英美烟草公司任职。”
    不久后，军统新任华北区区长薄有錂上任，侯化均说：“当时军统华北区区长薄有錂也在北平，但先后只见过两次面。”
    据侯化均说，新建的北平站，站长叫刘文修，山西人，是“原北平站的老军统人员”。
    ——很奇怪，刘文修其人，除了在“刺杀天皇特使案”中，由侯化均、张承福提到过，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其他人在回忆中提及。
    重建后的北平站，机构依然不小，下设两个情报组，两个行动组，每组大概二三个人。侯化均分在情报组，他回忆说：
    “我所在的情报组组长是张清江，组员有我和张承福、金琅；另一个组长赵慰民，组员于子和。两个情报组除了张承福、金琅是学生出身，是从特警班来的，其余均是原保安队同事。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组员邱国丰；另一个组组长是周良辅，组员杜玉州。这 4个人都是原保安队同事，是从谍报参谋班来的。另外还有特警班的陈大东不知是哪个组的。
    此外，刘文修还有个搭档，即北平站书记，叫李效愚，也是“谍参班”出身。
    北平站的交通员叫任国伦，湖北运阳人（注：原文如此，疑为“云阳”），“特警班”出身。
    除了站长、书记，任国伦是北平站最重要的人物了，因他是全站的枢纽，所有人的联络都要通过他。侯化均回忆说：
    “（任国伦）住当时的湖北会馆，公开身份是做小买卖的。上级的电报指示全由他传递给我们，我们有什么汇报的，也要通过他转达。具体电台在什么地方．他如何与上级电台联系，我们全不清楚。”  

    按：上述之“特警班”即指临澧特训班，因毕业证书上全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而得名；另外，在临澧特训班中原有一个“参谋系”，此后独立成为“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遂简称为“谍参班”。
    在“谍参班”中，最出名的应该是1975年 3月特赦的张铁石了，他是“谍参班”第二期毕业生。

    侯化均回忆说：“l940年秋，任国伦传达了戴笠的指示，要我们找机会刺杀日本军政人员，无论是官兵都可以，成功者有赏。刺杀本是行动组的任务，但由于戴笠有令，所以大家全行动起来，寻找目标。”
    恰在此时，日本的两位“特使”来到了北平。
    侯化均回忆说：“l940年，日伪已统治华北几个年头。据说当时日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峻曾给天皇上了奏折，说日军在华北的治安已很有‘成绩’，人民已经‘臣服’，为此天皇才派两个特使进行‘宣抚’，也就是视察慰问的意思。两个特使都是贵族院的。”
    这两个“特使”，即我们所熟知的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俩人的“阶级”并不高，都是中佐。
    刺杀特使的经过情形，许多材料描写得很细，但在事实上，因当时并无旁人在场，因此均系子虚乌有。即便是侯化均、张承福等人，也是后来才听说的。张承福说：
    “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直接行动人是行动组组长麻克敌，组员邱国丰。我所说的情况，除我亲历的以外，都是后来被捕在狱中听另一个行动组组长周良辅、情报组长张清江和任国伦讲的。他们和麻克敌有联系，对内情了解。”
    张承福间接听来的情况很简单：“11月29日上午，麻克敌、邱国丰在查清了两个特使的行踪之后，骑自行车在其必由之路锣鼓巷皇城根下尾随狙击。当时两个特使都被击中，高月保当时毙命，另一个受重伤。两匹马也被打死。东皇城根路口有个警察阁子，警察出来看时，麻又打了两枪。当时有两个拉洋车的正经过那里，将两个特使拉走了。”

    按：据伪《新民报》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头版头条消息《京师一大不幸事日本军官突被狙击》载，案发的地点，在皇城根十四号、远东宣教会门前。

    案发时，张承福正在北平，他回忆说：“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在北平乃至华北引起很大震动。据说当时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压力很大，因为上头要求他们限期破案。当时一些省市的日伪宪兵特务机关派人来支援。事件发生后，北平全城戒严，城门紧闭。城头拉上电网，禁绝任何人出城。北平通外地的火车全都停开。市民不准上街买菜，连出殡都要申请，到城外去就更不允许了。”
    张承福说：“当时还规定非直系亲属不能留宿，住旅馆需要有两个以上铺保。每条路口都有宪兵特务把守，检验身份证。宪兵特务还分区入户搜查，有的连房顶、地板、炕都得扒开。当时无辜受刑讯被抓的人太多了。大概过了一周时间，火车才开出，市民才可凭身份证出入城门。

    按：据当时伪政权“治安部”主办的《武德报》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刊载的启事称，“悬赏大洋五万元捉拿制杀者”。

    几天的严辑紧索下来，日伪一无所获，这样终于发生了“北平全城抓麻子”的大笑话。
    说起来，日伪的做法，也不是全无依据。张承福回忆说：“麻克敌这个人好冲动，不够谨慎，刺杀日本天皇特使后，很得意，没几天，他又在夜问刺杀伪政府负责财政的‘华北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在越墙时被人发现，在后接应的邱国丰喊他‘老麻’，这样北平城内才大抓麻子。”

        按：汪时璟是华北著名的经济汉奸，据陈恭澍回忆，早在1938年初，在戴笠发给他一份的“制裁令”上，除了华北头号大汉奸王克敏，另一个就是正在积极筹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汪时璟。
       
    张承福说：“其实麻克敌脸上只有几个浅浅的白麻子，不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当时北平内不仅是麻子都抓，就连脸上有疤的人也不放过。所有被抓的麻子都要一一‘过滤’，查原籍、出身、年龄、职业、麻子特征等，查清后，将这些情况统统填在一个证件上给你，人称‘麻子证’，然后才能持此出入。”
    正在没奈何处，峰回路转，一个叫马元凯的人，莫名其妙地承认——是他制造了“刺杀天皇特使案”。张承福回忆说：
    “提到破案，其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日本有关部门是要北平日特务机关限期破案的，可到了限期，案子仍然没破。这时在东兵马司发生了一件持枪抢劫案，案犯名叫马元凯，在重刑之下承认是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主犯。当时北平的一些报纸都登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小实报》上登载了。”
    这位马元凯不知何许人也，也不知他把这个惊天大“屎盆”抓过来扣在自己头上是何用意，估计是觉得反正难逃一死，与其籍籍无名，不如死得“壮烈”些，或许还能“载入史册”。
    如果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倒简单了，麻克敌们也不用搭上一条命。可惜，被一个“明白人”看出了破绽。
    张承福说：“北平日特务当局可能想以此结束这个案子，但据说日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参谋茂川不相信此事，让裴级三侦破。”

    按：茂川即指茂川秀和，前面说过，天津沦陷之后，茂川曾在高凌蔚等人的积极“配合”下，运作成立了伪“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属于日军中的老牌特务了。
    但张承福说茂川系“日驻华最高特务机关参谋”这句话是不对的。天津，因在中日开战前就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所在地，因此天津成为日军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大本营，茂川的特务机构（在习惯上称之为“茂川公馆”）只是其中一个。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人的特务活动已无须再遮遮掩掩，因此在天津公开成立了“陆军特务机关”，其负责人中，比较出名的，是议我诚也。
    议我诚也是石原莞尔在“陆士”的同学，曾当过张作霖的私人秘书，张在皇姑屯遇刺时，议我就在车上，还受了伤。
    此后，议我被派到天津任陆军特务机关机关长，并参与组织了天津、北平两个伪政府的成立。
    1938年 1月，议我诚也突然暴病而亡（有人说是被药死的），由原任日本陆军省军务课长的柴山兼四郎接任，很快柴山又离任，此时的特务机关长，由曾任日驻华武官的雨官巽担任。
    而此时的茂川秀和，早已调任日华北方面军（日方称为“北支那方面军”）参谋。

    裴级三，前面曾经提到过，这又是一个活在传说中的人物，除了知道他曾引发了天津、北平两地的“大地震”之外一无所知。张承福说：“裴级三原是军统天津站工作人员，和军统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旧识。裴投日寇后在北平日特务机关当‘主顾’，他估计此事很有可能是军统干的，便在北平到处寻找刘文修。”

    按：“在北平日特务机关当‘主顾’”这句话显然不通，当为“嘱托”（即顾问）之误。

    最终，事情确实坏在了刘文修身上，侯化均回忆说：“据我所知，刘文修是被裴级三率日本宪兵便衣在电车上捉住的，当时刘正下车，裴在上车之际发现了他。”   
    张承福说：“刘文修也被带到什锦花园的茂川公馆，在威胁利诱之下，将北平军统组织的情况全交代了。刘文修并不知道所有北平军统人员住址和公开身份，有的是一些被逮捕的人又供出的。我是任国伦供出的，12月l2日被捕，当时公开身份是‘大东银行’的职员。”
    任国伦一开口，事情就非常麻烦了，因所有人的情况都在他的脑袋里——
    12月21日，麻克敌被捕；转过年来，1941年 1月 8日，麻克敌的搭档邱国丰被捕；接着，新北平站所有人员几乎被一扫而空。张承福回忆说：
    “我们被捕后，先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分别单独关押。在宪兵队除了被审讯、对质外，还受到鞭抽、灌水、用烧红的铁钩子烫等酷刑。有一天我被打得昏死过 3次。在宪兵队呆了近一个月，然后被送到炮局监狱，当时称‘外寄人犯收容所’。炮局监狱分东院和西院，东院属日华北军法会，关押待判决的‘犯人’；西院是监狱，关押判刑以后的‘犯人’。我们开始先被送往东院，在那里受到两次审讯，一次是在侦察厅，一次是在审判厅。”
    张承福回忆说：“以前我在宪兵队始终没有见过麻克敌，审判时才见他一面。薄有錂以前也从未见过，是通过审判才认识的。在东院不再单独关押，几个人关在一个屋子里。我被关的屋子大一点，人也就更多了。和我关在一起的同事我记得有行动组组长周良辅、情报组组长张清江、交通任国伦，还有刘心一等人。在屋子里都要面壁而坐，不准说话。看守在夹道中来回巡视，发现谁说话，便拉出去打一顿。”
    张承福了解的“刺杀天皇特使案”的有关情况，其实都是在这时、经与同伴彼此交流才知道的。他回忆说：“当时我们想这次生存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都找机会将各自了解的情况进行了交换，或有什么事交代一下，希望有能活着出去的将情况汇报给上头，将需要交代的转达给亲属。”
    张还说：“我们那个屋子虽然有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组织，但都是被日伪宪兵特务抓进来的，都成了难友，互相照顾。平时，由一个人监视看守，大家谈话，看守过来，监视人做一手势，大家再坐好。”
    在这一轮大逮捕中，唯一幸免的，是侯化均。他回忆说：“事件发生的前五天，我奉了戴笠的命令去了保定。当时保定的军统组织被日伪破坏尚未恢复，让我去重建。我在保定发展了两个人，一个是我同族的哥哥，一个是我的侄子。他们一个在伪省政府民政厅当主任科员，一个在道尹公署当科员。”
    侯化均说：“去保定后的第五天，是我通过电台发报向戴笠汇报保定军统组织发展情况的日子，于是，我从保定赶回北平。到丰台站时，见中国人都在此下车，车上除少数日本人外，中国人只我一个。我觉得北平出了事，不敢坐到前门站，坐到东便门就下了车。雇辆洋车去天桥，从车夫嘴里才听到天皇特使在北平被刺了。但进了城也没有办法了，当时的北平城是许进不许出。”
    换句话说，正好在麻克敌、邱国丰俩人“动手”的当天，侯化均返回北平——这一下等于自投罗网，没办法，只好先回寓所。侯化均说：
    “回到东直门家里，房东刘心一以日军规定非直系亲属不得留宿为名，不让我再居住。刘心一是张清江新发展的，他以为我这几天不在家，此事一定是我干的，怕受牵连。好在‘狡兔三窟’，平时我还结交了一个叫王萌生的好友。他也是以前河北省保安队的，此时在华北警防军司令部当上尉书记官。王薪水少，维持一家人生活，经济不富裕。当时军统发给我每月 120元的薪水( 属少校级 )，活动费20元，再加上我公开身份在兴华女子职业学校任教收入的60元，很宽裕，所以常周济他，这样他才以妻兄的名义收留了我。”
    此后，风声越来越紧．王家也呆不住了，侯化均必须设法逃离北平，正当他急得不行的时候，机会来了。
    侯的一个熟人、驻北苑的伪军齐燮元部的连长董春荣来找他，让他到齐手下当“书记官”，并表示：“只要你答应这份差事，我可以帮你出城。”
    侯听了正中下怀，于是假意应允，并在“东来顺”请董“暴搓”了一顿烤全羊。当天下午，董带着全套的伪军军服回来，让侯换上，并带着他混出了城。侯化均说：
    “和董分手后，我绕路步行去丰台坐车赶到保定，通知我发展的那两个人停止活动。保定不能呆下去，因为刘文修知道我以前去过保定。通知那两个人后，我担心北苑也不安全，便到正定投奔了原河北省保安队同事、齐燮元部十团姓周的连长。在正定潜了3 个月，后辗转去重庆找戴笠了。”
    侯化均脱出樊笼，剩下的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张承福说：“在东院呆了近一个月，进行了宣判。被判处死刑的没有和我们一起宣判。我们也没有当厅宣判，在送西院监狱前，将大家叫出来排成队，由翻译宣读了判决书。我被判刑 5年，周良辅 5年，任国伦7 年，金琅 7年，其余不记得了。”
    被判死刑的，就是薄有錂、张清江、麻克敌、邱国丰等 4人。
    其中张清江其人值得考究——查乔家才回忆，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有錂失踪以后，桐岗到北平去负责。第二年，因为麻克敌同志在皇城根打死到北平劳军的日本某亲王，北平的工作又被破坏，桐岗兄终于牺牲了。”——根据乔的记载分析，或许张清江即张桐岗，也未可知。
    1941年 2月15日，麻克敌、邱国丰等在北平就义。 麻克敌，1905年生，河北遵化人，享年35岁。 邱国丰，1915年生，奉天营口人，年仅25岁。
        至此，在1932年就建立起来的军统北平站、以及比他更早成立的天津站不复存在，我们再回来，要到抗战胜利以后了。

ys1937

孤岛孤军——王天木上海被捕，上海区险遭灭顶  

    1939年夏，军统局天津站“直属情报员”王天木在上海被捕，随即落水。
    事实上，王天木出事，早有端倪。
    这年年初，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因与自己的搭档赵理君“窝里斗”，搞得上海区一塌糊涂，戴笠一怒之下，将王天木的职务“拿下”，贬回天津站做了一名“直属情报员”。上海区区长，则由赵理君“暂代”。
    同时，戴笠将原华北区区长毛万里调到上海，任命他为军统上海地区“总督察”，继续主持“制裁”汪精卫的工作，华北区区长则由马汉三继任。
    把自己的老朋友、军统的元老王天木“一撸到底”，戴笠的举动，看似有点“狠”，但其实在军统中并不少见。对于站、处级的高级干部，别说撤职，关起来都不新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让戴笠给“毙”了，总归以后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王天木就曾经被判过“无期徒刑”，关了几年还不是放出来，继续当区长？
    但这次，王天木不打算受这个气了。
    陈恭澍回忆说：“自此以后，王行踪飘忽，常往来于天津、上海、香港之间，究竟有些什么活动，是否系负有上级所赋予的秘密使命，那就无从得知了。”
    因此，1939年 6月30日，当乔家才从重庆启程、准备开始他的“华北视察”时，戴笠到机场送他，说：“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
    王天木曾是乔家才在北平时的顶头上司，俩人搞得不甚融洽，乔对王是了解的，但对于他被“贬”回天津以后的情况却不清楚，遵照“不该问的不问”的原则，乔家才说：“只要我能够看到天木，一定会把戴先生的意思告诉他。”
    戴笠接着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乔说：“我觉得，由我传达戴先生的意思，一定能够使他相信的，请戴先生放心吧！”
    此后，乔家才来到天津，才从天津站站长曾澈的口中听说，王天木已经离开天津，跑到上海去了。
    一回上海，王天木即落入“七十六号”手中。
    对于“七十六号”来说，王天木被抓，是他们的“特务”工作在与军统的PK中，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因此，“七十六号”的“顾问”晴气庆胤在回忆中有详细的记载。他回忆说，某天，李士群打来电话，对他说：“晴气先生，请来看一个有趣的快要逮捕的人。”
    晴气说：“我穿着便服，在他的部下陪同下，在陌生的地方七转八弯地来到李士群的秘密办事处。这个办事处面朝南京路，李士群独个儿呆在那里，他盘算着时间，已等得不耐烦了。”
    见到晴气，李士群说：“等着你。今天有个有趣的快要逮捕的人，务必请你来看一下，烦你特地劳驾一趟。”
    李士群介绍说：“今天要抓一个王天木，他是长期来到处乱跑的蓝衣社高级干部。这个人是蓝衣社首领戴笠的代理人，是上海地下工作的最高领导。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七十六号，竭尽全力窥测他们的动静，结果了解到他有一个习惯，每隔三天下午三时左右，总要来到那里( 指指窗下 )的一家茶室，同他的部下接头。今天正好是他来接头的日子。是的，那家茶室的老头子说不定是他的同党。王今天也干了蠢事。如果他查清了这里的情况，早就不会来了。今天才顺利地诱骗了他，你来看看这家茶室。”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一面说，一面领我走到窗边。这里是三层楼。关得紧紧的窗子配上了深绿色的玻璃，从外面看进去，里面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窗子下面是热闹非凡的南京路，在这条大马路上，群众乱哄哄地依然十分拥挤，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李士群接着说：“行人往来少，要诱骗就感到困难。这里混杂，为了防止发生犯罪活动，正象你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巡捕摇摇晃晃地在人行道上巡逻。工部局的戒备是森严的，因而敌人产生了一种笃定的思想，结果却麻痹大意。这就使我们有机可乘。”
    说到这里，李士群“大胆地笑了起来”，接着就向晴气介绍了他制定的诱捕方案说：“你瞧! 王总是在那家茶室二楼，靠窗帘旁边找个座位。当他办好事情后信步走到人行道上时，我们准备突然一声恐吓，迫使他乘上早已准备好的汽车。一共有四辆汽车，分别以那家茶室为中心，在电车路两旁各停着两辆，而且已经发动了引擎。待王来到人行道上后，不管他朝什么方向走去，汽车可以随时出动。每辆车子周围，各潜伏了十个行动队员，如果遇到麻烦，或有人起来抵抗，他们就出来相助，将这些人强行扭走，以此来牵制巡捕，转移巡捕的注意力。”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的话，越听越觉得他考虑周到。”
    这时，王天木出现了，李惊喜地说：“看! 客人终于走过来啦。是个大胆的家伙。他不带卫兵，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晴气回忆说：“王一来，似乎就走进茶室，我连他的后影也没有看到。行道树的绿叶，正好遮住了二楼的窗子，看过去甚不方便。李士群的脸一直紧贴在窗玻璃上，不想离开。我以极大的兴趣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场搏斗，心情为之激动。”
    晴气说：“十分钟，二十分钟……时间过得十分紧张，简直感到喘不过气来。但始终未见王出来。又发生恐怖活动了吗? 满载巡捕的卡车疯狂地发出了警笛声，它穿过人群的浊流向什么地方疾驶而去。可是在眼睛底下的这家茶室，却很少有人出入，还未发生什么变化。我感到有些厌倦起来，于是离开窗子，点燃了香烟。”
    此时，李士群大呼：“晴气先生，快! 快! ”
    晴气回忆说：“我慌忙地走近窗边一看，只见一个潇洒的绅士正好出现在茶室门前，他头戴灰色呢帽，一身轻便的春装，站在那里环顾四周。他想要去什么地方呢? 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马上又快步朝西走去。不出二十步，一个身材魁伟、穿着中式大袖口服装的青年，不声不响地走了过来，靠近他的背后。这时停在旁边的一辆汽车自然而然地打开车门，顺利地把绅士和青年吞了进去。”
    这位“潇洒的绅士”正是王天木，晴气说：“于是，汽车就消失在人群里。瞬间出现的出色的诱骗活动，干得十分麻利，连站在五十步以外的巡捕对此也没有察觉到。”
    李士群看了，得意地说：“成功了! 好极了! 他是在背后手枪的威逼下，一声不响地被撵进我们汽车里的。”
    看到李士群志得意满的神情，晴气觉得稀松平常，认为这样抓人“太不尽兴”，于是说：“不就简单地抓人，多轻而易举啊! ”
    晴气回忆说，李士群听了他的话，“一时露出了吃惊的神情，不一会儿，慢腾腾地指出了我的无知”：“给你看了那个现场，你也许会有这种想法，但过去的准备工作是花了很大力气的。近一个月来，部下们废寝忘食，工作十分努力。今天的成功，全靠大家的那种努力。请夸奖夸奖吧! ”
        说着，李士群坐在椅子上，“脸上浮现出会心的微笑，仿佛颇有味似地吸起烟来。”
    这时，晴气换了个话题，问起对王天木的措置：“王也还是让他进反省室吗? ”
    李士群说：“不，我也想把他的家属叫来，尽可能给予优待。而且让他们生活在一起，对他仁至义尽地尽量进行说服，打算努力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
    晴气问：“如果他怎么也不肯转向，那怎么办? ”
    李士群说：“我想优待两、三个月，继续进行说服，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放了他。”
    晴气听了大感意外：“花了一个月时间，废寝忘食，好容易抓到手的人，却又要把他放走，这是怎么回事? ”
    李士群听了更得意了，说：“同样是犯人，有的不进反省室是不转向的，有的不进反省室也会转向，有的进了反省室还是不转向。听说贵国有句俗语，叫‘看人行事’，中国也同样如此。”
    他进一步解释说：“象王天木这样的人物，不管你如何在肉体上折磨他也是无济于事的。对不转向的大人物，不是杀，就是放，没有别的办法。但，即使不转向，只要他不危害我们，也可不杀。给我们抓来后长期给予优待的大人物，再让他回到敌人那边去，也会引起敌人怀疑，不会取得重要职位。加之，我们可以通过他，作为宣传材料，去扰乱敌方，让敌人的势力自行垮台，因此，这要比硬要他停止活动或去杀掉他，更有意思。”
    说完这番话，李士群“越发满面春风”。
    听了李士群的宏论，晴气十分感慨，他在回忆中说：“诚然，中国人是想得很周到的。我深深感到，他们在蒙受夷狄欺凌的四千年间，其手腕之高明，呆板的日本人无论怎样也是望尘莫及的。”
    李士群这一招很管用，王天木本已动摇，至此恰好“就坡下驴”，成为军统当中第一个“落水”的高级干部。
    紧接着就是第二个、上海区主管人事的“助书”陈明楚。
    ——是的，就是上海区当中、唯一与王天木“投契”的那个陈明楚。
    应该说，王天木的落水，本来危害不大，因他早已离开上海区，原有人员与他的联系已被切断，但陈明楚就不一样了，他是“人事干部”，上海区的一切，他非常熟悉。
    果不其然，此后不久，就发生了“七一四事件”，这也是继1938年冬天周伟龙被捕之后，上海区面临的第二次危机。
    时任上海区书记的郑修元回忆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我因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于前两天发现有可疑人物，在附近徘徊窥伺，很不放心，又值代理区长赵理君兄，病假住院。我当时又成为沪特区之实际负责人。职责所在，不敢因病偷安。迨我抵达麦阳路七十一号（我原长驻爱棠新村二号区本部，因该处告警，临时暂移麦阳路办公。）正在披阅当日收到文电之际，忽接沪上总督毛万里兄电话，他用隐语告诉我，王鲁翘兄被人捕去，嘱速设法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
    这段回忆的信息量有点丰富，需要解释一下：
    第一，赵理君“住院”，并非治病，而是被日本人追得无处容身，不得不躲进医院。因此，当时上海区的工作由书记郑修元主持。
    此后不久，赵理君即调离上海到洛阳工作。
    第二，王鲁翘是在河内刺汪失败后不久，即被戴笠调到上海的，其上级即“沪上总督”毛万里，他俩的主要任务是继续追杀汪精卫，因此，毛、王二人是游离于上海区的组织体系之外的。陈恭澍解释说：
    “毛万里兄并不属于上海区，他的名义是上海地区的总督察。也就是说，除上海区之外，凡属上海市及其邻近地区内军统局所有工作单位的总督察。而实际上，万里兄除了督导各单位的一般工作之外，还负责相机制裁汪精卫的特殊使命。王鲁翘兄从河内调到上海来，当然就是为了执行此项任务的。所以只个别的受万里兄指挥，并不隶属于地方组织──上海区。”
    同理，王鲁翘被捕，毛万里只能求助于郑修元，因他无权指挥上海区。郑修元说：“由于鲁翘兄系奉戴先生命派沪，担任一项临时重要使命，只受总督察毛万里兄之直接指挥，而未列入沪特区组织。故在当时只须从事对鲁翘兄个人之营救，而不虞沪区组织之有何影响。”
    郑修元回忆说：“我立即电话情组第一组组长朱啸谷，请其速洽刘俊卿、刘绍奎两兄，打探鲁翘兄究为何方捕去，并尽一切可能，予以营救。千万勿使敌寇引渡以去。”

    按：刘俊卿、刘绍奎都是上海区埋伏在租界巡捕房中的内线。其时，日方不能直接在租界中抓人，须先照会租界方，将他们要抓的人扣留，再办理“引渡”手续。

    然而，郑修元很快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巡捕房的“二刘”带来了新的消息。郑回忆说：
    “惟待我将区部文电事务阅核完竣，于下午两点时，接到朱组长电话，他向我报告，对营救鲁翘兄的事情，已经转知两位刘同志。然另承刘俊卿兄见告，租界当局将于本日下午在两租界内作多处搜查，要我加以注意。因是时尚不知将予搜查之地址门牌，当时我只择要以电话指示各内勤工作单位同志，注意防备。”
    当天下午，郑修元赶到刘俊卿家中，刘带回来的消息，令郑极为震惊：“他（指刘俊卿）刚从公共捕房托词因病服药而疾返寓所，将所知日本人要两捕房会同搜查之地区路名清单，偷偷抄出，他给我一看，使我大为惊惶。清单中十四个路名，恰是沪特区所属内勤部门之办公处所。
    在回忆中，郑修元特地注明：“日人狡狯，故意不列出门牌号码，盖防人走漏报信也。”
    换句话说，上海区所有内勤单位的秘密据点，居然全部暴露！
    在回忆中，陈恭澍评价当年危机四伏的形势时说：“总之，这是一件不太寻常的事。就在当天，上海区所属十四处办公地点被搜查，且警讯频传，情报中证实，敌伪方面侦骑四出，必欲抓到代理区长赵理君才罢休，一时之间，风声鹤唳，使得上海区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到上级为什么不任命赵理君负责上海区的理由了。”
    许多年以后，刘绍奎也曾在回忆中提及当年那惊心动魄的时刻。他说：“民国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上午十一时，日方特务部率宪兵到第八科（陈恭澍注：公共捕房专为处理此类案件新设的一个科）科长克莱登（陈恭澍注：克莱登，英国人，已吸收协助我方工作）处，声请协助搜捕重庆特工人员。克莱登一方面电话约我到其办公室，扬言立刻派人协助捉人，在说话之间，暗中示意在他办公桌左边抽屉内有东西。”
    刘回忆说：“我趁克莱登与其它人员谈话之际，从抽屉内取得一小纸卷，待我回到办公室打开一看，系一张详细地址并附简图，却无门牌号数。我立即打电话召刘俊卿速通知郑修元兄，并抄下一份图址与俊卿出外连络。”
    刘绍奎说：“如此一来，在时间上已拖了一小时之久。”
    事实上，正是刘绍奎、刘俊卿的密切配合，为郑修元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避免了上海区的一次灭顶之灾。
        陈恭澍说：“此刻，上海区群龙无首，只有仰赖区书记郑修元兄一人内外兼顾独撑全局了。我可以这么说，倘若他再一旦有失，整个的上海区必将不可收拾。”
    许多年以后，当年“独撑全局”的郑修元回忆说：
    “当时感到事态十分严重。便在俊卿兄寓所，先对装有电话之各单位，指示同志，立即停止工作，速将文件、密码、电机等，隐藏于秘密机关之内。工作人员俱可外出，只留次要员工一、二人在家看守。打完电话之后，我就会同朱组长（他那时也由于俊卿兄之通知，赶到了刘宅。）由他驶他的自备汽车，赶到没有装设电话的工作单位，要同志们立即采取安全措施。我自己当然不能再去区本部或麦阳路七十一号。”
    刘绍奎回忆说：“迨至出发行动后，按图址共搜索十四处，结果全部扑空，而无一人被捕。其中有几处饭菜摆在台子上，尚未食用。日本人见此情形，大发雷霆之怒，随后由特务长官（陈恭澍注：可能是日方宪兵队特高课长）横山秋马会同兴亚院岩井英一行文给公共租界公董局声明警务处内部有高级人员暗通重庆，要求严惩。”
    对此，刘绍奎说：“案经第八科长克莱登提出解释称：自始至终皆由其亲自经办，何来通重庆份子之有，纯系日方无故生非，别具用心等语。乃不了了之。”
    在紧急处理险情当中，郑修元巧遇上海区电讯总督察杨震裔，“经将上情奉告，他立即返回电讯总台，采取紧急部署。”
    郑修元回忆说：“我在霞飞路上闲逛了不少时候，进入法大马路座落吕班路对面的冠乐粤菜馆，叫了一碗鸡丝汤面，利用他们店里装在一间小室中的电话，打到爱棠新村二号本部，接电话的是湘籍厨师老萧。我问他下午有无客人（客人即捕房人员之隐语。）来过？他说来过好几个客人，还到处查看过。不过没有拿走什么东西。”
    郑修元说：“事后我们获悉，十四处机关地点，均已被他们光顾过。会同搜查的除公共捕房及法捕房探员外，还有日寇方面人员内。但没有搜出任何物证，也没有拘捕去人员。”
    事后，郑修元庆幸地总结说：“对于这样一个大风浪而在当时未曾遭受损害”，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幸赖俊卿、绍奎两兄，事前获知消息，及时告警，使我得以迅速措置防备。”
    在回忆中，关于刘绍奎的身份，陈恭澍特地做了一个说明：“当时，刘绍奎先生的职务是公共租界警务处老闸捕房司法主任，不久升任为督察长。在本局则列为上海区第一组的通信员。”
    第二，英国人克莱登暗中相助，帮了大忙：“承法捕房法国籍警务处长，在无形中帮了一个很大的忙。缘当日本人会同公共捕房探警到达法租界总捕房时，日方曾出示此次搜捕所谓‘蓝衣社’六要员之名单，第一名为当时沪特区代理区长赵理君，第二名为毛万里兄，第三名为笔者郑修元，第四名为情报第二组组长刘健，第五名为情报第一组组长朱啸谷，第六名为女交通萧杰英同志。惟名单所列均为各人之化名。”
    郑修元说：“法国籍警务处长当即指示派出参加搜查警探，若到达日方所开之十四处地点，苟未能发现上开名单中之人物时，则不可随意搜查及逮捕云云。”
    说到这里，陈恭澍又做了一个说明：“在修元兄的记述中，有一个很不容易使人了解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人既然要到法租界去搜捕‘重庆份子’，为什么还要知会英、美人主管的公共租界？”
    对此，刘绍奎解释了当时租界方与作为占领方的日本军方的关系：“由于上海地区辽阔，主管治安之部门众多，曾经两捕房商定，凡在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内办案，必须会同两捕房警探办理。公共捕房的员警，不仅有英美等国籍者，尚且有日本人担任中上级职位的。并在公共捕房内，设立一个第八科，专司其事。”
    正是利用了日方与租界巡捕房的这种微妙的关系，克莱登才得以从中上下其手，暗助了军统一把。
    第三，还有一个偶然因素——当天适逢法国国庆，郑修元说：“又因七月十四日为法国国庆纪念日，法捕房人员本可放假，由于日人要求会同搜查（按上开十四个地点，全部都在法租界内，非会同法捕房不可。）耽误了他们的休假，内心极为讨厌。对于搜查工作，毫不起劲。”
    第四，“华探”的爱国心：“也因为法捕房中国籍探警，大都为爱国同胞；抗战军兴，敌忾同仇，在感情上自然对于张牙舞爪的日本军警，心怀反感。”
    郑修元说：“假若没有上述种种原因，则此次事件之后果，诚属不堪设想。”
    因此后不久，陈恭澍即接任上海区区长，对当时的危急情形有切身体会，故在回忆中，陈由衷地赞扬郑修元说：
    “上海区十四处办公处所被搜查后，大大影响了正常作业，从修元兄的描述中，不难看出，此刻的上海区，不仅连个安全的办公地点都没有，甚至于有许多内勤人员也住在旅馆里。可以说上海区的重寄，完全集于修元兄一身，如果不是靠他的聪敏机智以及冒险犯难的精神，若奢谈恢复工作机能，又岂是短期之内可能做得到的事。这可不是胡吹乱捧的奉承之词，在当时能够实际领会到处境艰危的，相信只我一人而已，所以我才敢于这么肯定的说。”
    经过郑修元一天的忙碌，上海区初步度过了难关，下面是他个人的遭际了。
    郑回忆说：“当晚我自然不敢遽返已被搜查过之处歇宿，同时须找到总会计白绳祖，要他拨付经费，以便另顶房屋，重新建立内勤工作处所。一方面由于下午各机关地点遭受搜查，也不敢投宿旅馆，乃预备在舞厅中混过一夜（那时上海有几家舞厅是通宵营业的），明天再作计较。”
    “当时和我在一起的是区本部会计张璜，当我俩去西藏路上爵禄舞厅时，又遇到情报第五组组长朱岑楼。为了寻觅会计白绳祖，我们离开爵禄舞厅后，终于在新新公司五楼刚于那晚开幕的云裳舞厅，找到他了。他答应明天拨给我三千元，以为另顶办公房屋之用。”

    按：看来，我们今天的文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点依据，最起码上海的“地工”们，经常会在舞厅中流连的。

    郑修元说：“约莫午夜一点左右，我们三人又转到位居麦特赫斯脱路之丽都大舞厅。我们坐不久，因为丽都午夜两点打烊，我们又于一点半左右，赶到愚园路（此处为越界筑路系属敌伪势力所及之范围。）伊文泰舞厅。我走在前面，一进入该厅之后，觉得灯光较为暗淡，气氛也不太好，马上掉头又转至邻近兆丰花园之惠尔登舞厅。此处较为宽敞，大门内左方是一片旷场，右方一条甬道，长约二十尺左右，甬道尽处，上三步石阶，进入内厅，是长方形的。乐队位居后座，即面对舞厅正门。”

    按：这地方离“七十六号”已经非常近了，不知道郑修元他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还是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

    这时，郑修元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人——
    郑回忆说：“我们三人就在乐队左边靠舞池一张小台子坐下来，坐定不久，忽见陈第容同志（区部主管人事）走进舞厅，是时恰值朱岑楼兄起身如厕，我乃招呼他坐在右侧空位上。”

    按：陈第容即陈明楚。

    见到郑修元，陈明楚也不寒暄，劈头就问：“凌先生好吗？”

    按：郑修元原注：“凌秋云系代理区长赵理君之化名，因病假住院，多日未到区部办公。”

    郑说：“很好呀！”
    陈又问：“要不要去见见王先生，他现在丽都舞厅。”

    按：“王先生”当指王天木。

        郑修元听了，当即警觉起来——王天木早已离开上海区，陈明楚怎么会与他有联系？再说了，我去见王天木干什么？
    于是郑回答说：“没有什么事嘛？我不想去见他。等到有必要时，我再和你联络好了。”
    随即郑又问：“刚才我也由丽都出来，怎么没有见到王先生呢？”
    郑回忆说：“他支吾其词，察其神态，有点不大自然，而且时逾午夜，何以会在越界筑路之舞厅闲逛？我表面不动声色，内心却多少有点疑虑。在他起身离去之后，我用右脚在台子底下，踢一下张璜的脚尖，并且说：‘明楚（即陈第容之化名）有点可疑，你赶快跟出去看看。’不料因为乐队声音响亮，张璜竟未听明也未起身，我仍自己赶出去。”
    郑修元说：“先在打‘兵戈’的小门内，侧身探首向外，忽见陈明楚停留在舞厅门外的甬道上，面向大门，背对舞厅，因此他未能发现我在他后面对他窥探。站在他对面的是一位彪形大汉，上穿白色短衫，下穿黑色香云纱长裤，完全是一副上海白相人打扮。由于我所站的地点与他们还有五、六步的距离，明楚对那个大汉，又系交头接耳的讲话，我虽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内容，但立时感觉事态相当严重，可能对我有所企图。乃不敢再折回舞厅，于是疾趋打‘兵戈’的房间内，杂入人群之中。”
    郑修元说：“一看见明楚偕该大汉进入舞厅，我便穿出甬道，疾奔对面银色汽车行，坐上汽车，把头低下来，嘱司机驰向西藏路，当我车经静安寺路向南飞驰时，回首向后眺望，目相距不远，有黑色轿车，像在追踪似的。乃向司机诡称：‘我头痛得很厉害，请你开快一点。’”
    “还好，当我们的车子在静安寺路转至西藏路时，再看后面，那部车子并未转弯追来，方才知道并无人跟踪我，稍觉宽慰。车抵西藏路，我在大中华旅馆附近下车，俟所乘银色汽车远去，再步行进入大中华旅馆。约莫喘息了二十分钟，惊魂稍定，便以电话与暂住远东旅社之张璜太太（她也是女交通）询问，张璜兄已返抵该处。”
    郑修元令张璜来接听电话，并问他：“我看明楚好象有什么毛病吧？我走后情形如何？”
    张说：“你离开后不久，明楚带一个大块头至舞厅到处找你，我看也不大对劲。”
    次日，郑与张璜找了一个可靠的地方见面，并问张，“得知如下情况”：
    “明楚先带白衫玄裤之大块头进入舞厅，没有发现我之后，过了几分钟，又重偕三个像打手一类的人物，再度进入舞厅以及乐队后面甚至厕所都已找遍，仍然不见我的踪影，始悻悻而去。”
    “翌日清晨，张璜太太，因事途经五马路外滩附近，遇见陈明楚等一行四、五人，他一发现张太太便问她：‘郑先生那里去了？’张太太答以：‘我不知道呀，我先生也在到处找他哩。’”
    郑修元回忆说：“根据上述两项情况，加以宵来之可疑举动，证以区部十四处工作机关之遭日寇会同捕房搜查，殆可证明陈明楚已叛变投伪！”
    这样，经过郑和巡捕房“二刘”的努力，将陈明楚叛变所造成的损失，降到了最低限度——仅“折”了王鲁翘一人。
    事实上，王鲁翘是被王天木亲自设计诱捕的，诱饵就是他自己的女儿！
    ——王天木有两个女儿，一个叫王亢子，一个叫王因子。陈恭澍回忆说：
    “王亢子又名蝉红，是大小姐，王因子又名蝉绿，是老二，单从名字看，这两位小姐已经不寻常了。他们姊妹俩只相差一岁，当时不是十八九，便是十七八。在民国二十三年天木兄判刑坐牢、二十四年笔者违纪守法时，不知道根据那一条，家属亦连带受过，内人和王家姊妹也都关在一起，正因为他们共过一场患难，也就很自然的结为至好，好得连辈份都不分了，说起来也真好笑，平时，我管天木兄叫大哥，可是他两姊妹却管内人叫‘小姐姐’，这不是很有意思吗？”
    陈恭澍说：“二十五年底，西安事变后天木兄获释，亢子、因子重获自由，他们暂时住在南京，不知是偶然呢？还是有意的撮合，亢子和因子姊妹二人前后都和戴公子藏宜交过朋友，甚且戴王两家有即将结为秦晋之说。其所以没有成为事实的原因，恐怕并不在于小一辈的感情上的变化，多半还是受了政治气候的影响。”
    也是这个时候，王家的二小姐王因子认识了戴笠的警卫王鲁翘。此后，王家的两个女儿随王天木到上海就任，王鲁翘则与陈恭澍赴河内刺汪。
    刺汪失手，陈恭澍回重庆接受处分，王则回上海继续追杀汪精卫。在此期间，毛万里将陈恭澍的太太杨小姐也接到了上海。陈恭澍说：
    “那么，他们这些人是怎样连系上的呢？细节说来话长，首先是毛万里兄派来上海后找到了内人；王鲁翘从河内调到上海后，归万里兄指挥；天木兄的二小姐因子在南京时就和鲁翘相识，据说此番异地重逢，过从甚密，时有约会；就这样一个牵一个的串连起来了。”
    陈还说：“就我们的组织而言，这是不许可的，是违反原则的；可也是私底下在所难免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出的——
    陈恭澍说：“有一天，万里兄、鲁翘兄，还有上海区会计白绳祖和内人四个人打麻将，不多久，王家二小姐因子打电话来给鲁翘，约他出去见面，大家都希望鲁翘不要去，他去了变成‘三缺一’是小事，现在正值多事，一夕数惊之际，万一发生什么意外，那可不得了。鲁翘认为绝不会有问题，而且去去就回来，也不致使大家多等。果然，不到二十分钟，鲁翘就回来了。”
    这一天，就是1939年 7月14日。陈恭澍说：
    “于是大家松了一口气又继续玩牌，没有再问长问短。只有打了两三副牌的工夫，电话又响，鲁翘抢着去接，大家一听口气，仍然是二小姐打来的，鲁翘没说什么，放下电话就要走，万里兄耐不住了，也开口劝阻他不能去，并动以个人安危及于工作影响的说词，可是鲁翘认为把这点芝麻绿豆的事看得太大了。结果他还是执意的赴约去了。这一去，中了计，回不来了。”
    仅仅根据陈恭澍的叙述，当然不好断定，王因子就是日本人的帮凶，但很显然，王天木是利用了王鲁翘对自己女儿的倾慕和信任、给自己未来的“女婿”下了套。
    不过，风水轮流转，过不了多少日子，戴笠还要利用王天木的另一个女婿呢！
    再说王鲁翘，陈恭澍回忆说：“起初，只知道鲁翘兄被捕，尚不知被何方捕去，后来才晓得是‘沪西歹徒’（上海人对汪伪特工的称谓）在日本宪兵队嗾使下，由日本方面知会法租界捕房，在马路上截住了王鲁翘兄的去路而加以逮捕。迨押至法捕办理‘褫解’手续时，法捕房因为也要照例问问话留一个记录，不期却发现王鲁翘原是河内汪案的‘通缉犯’。这么一来，法捕房歪打正着无意中捕获了‘通缉犯’，而鲁翘兄近乎自投罗网竟成为法国人的‘阶下囚’。”
    就这样，被捕的王鲁翘本应被日本人“引渡”，却意外地因他曾在河内参与刺杀汪精卫而被送往安南“归案”。因此陈恭澍说：“幸与不幸，很难论定，虽然免不掉一场牢狱之灾，但终究逃过了敌伪的生死一劫！”
    此后，王鲁翘在安南被判处“无期徒刑”，抗战胜利以后，王与张逢义、余鉴声、陈邦国等同时获释。

ys1937

戴雨农重建沪区二套班子

    此时，聚集在王天木周围的军统叛徒越来越多，除了陈明楚之外，还有林之江、何天风、谭文质等人。此后，王做天津站站长时招募的几个行动人员、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人也随之落水。一时间，在“七十六号”中隐隐然地出现了一个以王天木为首的“军统派”。
        上海的形势恶化至此，戴笠知道，自己的一张王牌，是打出去的时候了。
    这张王牌，就是已被冷落许久的陈恭澍。
    陈恭澍已经回到重庆好几个月了。
    ——1939年 3月31日，陈恭澍率部在河内“制裁”汪精卫，结果“误中副车”，随即接到戴笠指示，令其速回重庆。
    怀着沉重的心情，陈恭澍乘船来到香港，准备从这里坐飞机回重庆，他回忆说：
    “今年年初，奉召从天津转上海到香港，和这一次奉召从河内经海防到香港，虽然一样都是单人孤旅，海上来去，却是逈然不同的两般心情；来的时候是满怀希望，无限信心，回去的时候则恍然若失，一片渺茫。失败之苦，是非常折磨人的。前文说过，我有勇气承担的责任，这可不是一句充门面的话，实际上，既然自知失误，有辱使命，当然责无旁贷，也就只有准备接受工作检讨，该责该罚，悉听上级处分了。”
    陈恭澍说：“可是这一次的失败，从心坎里就自承有负于上级的重托，更不可原谅的是误了国家大事，甚或影响到抗战前途，罪咎是何等重大！此一观念的建立，相信已较五年前成熟多了。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明知道回去之后将会受到严厉的责罚，但却无怨无尤，处之泰然了。”
    几经周折，陈恭澍经香港乘飞机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他回忆说：“我找了半天，不见有人来接，可能是联络不及，也可能是一种有意冷淡。不管怎样，正因为没有人来接，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
    陈恭澍解释说：“照我们内部的习惯，在通常情况下，凡是即将受处分的同志，一下飞机就会被人‘接走了’。目前，既然不派专人来接我，也许事态不会太严重吧？”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陈恭澍还是第一次到重庆，连军统局的大门都找不到，也没有住处，这可怎么办。
    事有凑巧，正在此时，陈恭澍一眼看到了王云孙，此时，王已调到航检系统，在珊瑚坝航检所当所长。陈恭澍说：
    “他是我任北平站站长时的书记，不但熟，也有交情，现在既然碰上了，赶忙喊住他，开门见山的请他替我暂时安置一个落脚的地方。“
    王一听，“冲口而出”说：“不如先到阿姐家去，她那里有的是空屋子。”
    王云孙所称的“阿姐”，就是他的姐姐、在淞沪抗战中有突出表现的王持平。王持平是王兆槐的夫人，这两口子跟陈恭澍渊源极深，一方面，王兆槐与陈恭澍是好朋友，另一方面，王持平还是陈恭澍夫妇的媒人。
    其时，王兆槐已经接替了刘乙光——当年的特务队，已经扩编为特务总队，这是军统局的直属部队，负责军统各机构及看守所的执勤警卫，此外还包括戴笠、宋子文公馆的警卫工作（在国民党高官中，宋子文与戴笠关系颇不一般，因此宋公馆得到了戴笠的特殊关照），由王兆槐任总队长。此后，特务总队又改编为特务第五团，由杨清植任团长。
    陈恭澍回忆说：“经兆槐兄指点，我去‘小巷子’局本部报了到，并会见了‘小巷子’的实际负责人毛人凤先生。那时候他的名义，虽然只是‘书记’，或者是‘秘书’，可是什么事都管，也可以说是代表戴先生处理一切公务。毛人凤先生之上，原有一位‘书记长’周伟龙先生，此刻已经呕气不上班了。”
   
    按：所谓“小巷子”即指海关巷一号，军统迁到重庆之初，有一部分内勤机构设在这里。

    陈恭澍回忆说：“毛人凤先生什么都没有说，既不问河内事，也不谈工作问题，我自己心里在想：怎么会这样冷淡呵？”
    这段时间，陈恭澍极为郁闷，他回忆说：“现在，我已经‘失业’了，大有‘住闲’之感。既听不到从河内传来的消息，也不知道天津那方面的情形怎么样了，连我家里的景况如何，也一无所闻。寞寞长日，无聊、空虚，俱不懂得如何打发才好。如果说，这就是我所应得的处罚，可要比坐牢还不好受。”
    陈恭澍说：“据我所知，戴先生并没有离开重庆，可是他始终都不约我见面。这到底为了什么，也没有地方去打听明白。虽然如此，我不曾跑到戴公馆写个名字求见，也不愿意打一张书面报告表白一番。因为他万一不肯接见我，或是在报告上批上几个臊人的字，那又多么难为情。”
    戴不肯见陈，陈又赌气不愿主动求见，就这样僵持了一个多月。
    某天，在一个很别扭的场合，陈恭澍意外地见到了老板：“我到重庆已有一个多月，日子不好过可也过了。有一天，又拉警报，在防空洞里竟和戴先生不期而遇。”
    陈回忆说：“我们站立的位置有一段距离，当中又间隔着三五成伙的人群，声音嘈杂，除非是大声喊叫，否则打招呼也听不清楚。我和戴先生只是四目交投，一瞬而过，彼此都没有作任何表示。我觉得他是有点故意不理我的样子，不过，却不是恶形相向；也许是我太执拗了，或者是实在没有勇气凑上前去找两句话说。”
    陈恭澍说：“警报解除，戴先生在家人簇拥下扬长而去，原本期待着他可能传话给我，或是稍稍竚立等我上前见面，结果却失望了。”
    就这样，好不容易出现的一个机会，又被陈恭澍放过了，他回忆说：“这种弃而不顾的滋味好难受！这叫什么？难道也算是一项罚责吗？我憋了一肚子的窝囊，很不好意思把这刚才的事情讲给别人听，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羞辱。还有呢，随着戴先生身后的一些熟朋友，也好象没有看见我这个人一样；真是怪事，莫非这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另一个道理吗？”
    意外地是，就在第二天，局本部派人送来一份任命：“奉戴先生核定，派陈恭澍同志为本局代理第三处处长，盼即日到局办公。”
    军统局的第三处即行动处，下设行动科和司法科，其中行动科长即当年蔡孟坚手下的宋良。事实上，由于军统局的“行动工作”均由各外勤单位执行，行动科基本无事可做。
    当天中午，陈恭澍即到“小巷子”找毛人凤“报到”，他回忆说：“‘小巷子’是个地名，名符其实，连一辆小型汽车都开不到门口。楼高两层，东一间，西一间，简陋的不成格局。仔细的回忆一下，好象大门口连个便衣警卫都没有，不像后来门禁森严、武装把守的那么有气派。一进门楼底下是怎么个样子，已经印象模糊，想不起来了。”
    陈恭澍说：“上到二楼，有一间能容二十多人的大厅，厅内，摆了一张大条桌，铺上一块蓝布可以开会，拿掉那块蓝布，也可以开饭。大厅的周围，有好几个门，朝着楼梯口的一间，就是这幢房子里最大的一处办公室了。靠窗子的一张有七只抽屉的大写字台，是毛人凤先生坐的；进门右侧，是一张五个抽屉的写字台，由第二处长何芝园先生使用，与这两张写字台成犄角之势的，还有一张只有三个抽屉的办公桌，原是给局本部‘书记长’周伟龙预备的，据说他连坐都没有坐，看了一眼就拂袖而去了。现在，指定给我用，也就成为军统局第三处长的宝座了。”
        就这样，自加入“组织”以来，一天办公室都没有“坐”过的陈恭澍，万分不情愿地当上了军统局“第三处处长”。
    陈恭澍回忆说：“笔者参加工作八年以来，一向担任外勤，对于坐在办公桌上处理公文，简直是外行。所以就不得不请教于毛人凤先生了。”
    毛人凤对陈恭澍很好，陈回忆说：“就拿服装来说吧，因为大家都穿中山装上办公，而我却没有，想做一套也做不起，他看不过去，就把他自己穿过的一套送给了我，虽然屁股上有一个不大显眼的小窟窿，可是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份不薄的人情了。”
    毛人凤还教他怎么“当官”，陈说：“说到处理公文也是一样，他指教我该怎么签、怎么批、怎么办，同时把他伺候长官如何得体的那一套诀窍，和如何应付下属许多要求的对策，也多多少少传授了一些。可惜太玄妙了，很难学到好处。”
    此时的陈恭澍，当然还想不到，若干年之后，他的一条命，差一点就断送在毛人凤的手中！
    不久，毛人凤的弟弟、陈恭澍的好友毛万里从上海打来电报，说已经将陈的家小从北平迁到上海，让他放心。陈感慨地说：“别看只是这么一纸电文两句话，其中，万里兄却作了两项担当；第一，以公报发私电，违纪；第二，他怎么知道我在重庆？泄密。这都是不许可做的事呵！单就私谊来说，这就是珍贵的友情。”
    陈恭澍说：“我在局本部上了一个多月的班，已渐渐觉察到这个第三处长，原来只是一个‘名誉职’而已。也可以解释为：如果不获上级重用，的确是有我不多，没我不少。而事实上，坐在那里一天到晚也看不到几件公文，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业务需要处理。有时，毛人凤先生看我闲得无聊，也好意的分个两三件文件给我看看，说得难听一点，解闷罢了。”
    坐冷板凳的滋味不好受，一气之下，陈恭澍准备写“请调报告”，不干了。正在这时，又来了一纸命令，让陈到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受训，时间是一个月。
    ——就在受训完毕的当天晚上，陈恭澍意外地接到了戴笠的召唤，他回忆说：
    “一个月的时间，说快转瞬即届。就在中训团党政训练班第三期结业的当天晚上，大概是在二十八年七月底吧，戴雨农先生派人知会我，指定下午七点钟到他的公馆吃晚饭。”
    陈回忆说：“通知中没有说明事由，而我们军统局同时受训的五个人中，也只有我一人被邀请，这说明并不是例行的邀宴性质了。
    陈恭澍说：“我和戴先生自河内一别后，虽然在防空洞中照过一次面并未交谈外，这是半年来首次聚晤，他面带笑容的和我握了手。在座的还有‘公馆秘书’潘其武先生等数位，都是熟人。出奇的还有一位身材高大的女客，不认识她是谁，更不清楚她的身份。因为有女人在座，气氛就显得不怎么严肃，又兼戴先生本人有说有笑，大家也就觉得不太拘束了。”
    陈回忆说：“这顿饭连吃带喝，已经足足进行了两个小时，我心里虽然明知道必有所为，可是他却一点口风都不露，到后来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也就放肆起来，我在那位女客的怂恿之下，竟而乘兴高喊了四句不大入调的《长板坡》，总算藉此吐出了几个月来憋在肚子里的一块郁积，觉得好不痛快。”
    吃晚饭，陈恭澍以为“就这样结束了，有什么事或许明天再说”，正准备告辞，戴笠示意陈“到他书房去坐”。
    陈回忆说：“起初，我认为这回他必定会对河内工作提出检讨，甚至宣布给我的处分了。可是他依然故态，在未宣示他的意向之前，先矜持的作了一番沉默，然后再一语破的地说出了他的主旨。”
    戴笠说：“我们在上海的组织，已经遭受敌伪破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掌握到全部情况，而且仍在恶化中。我决定请你去处理这个问题，要排除障碍，维护工作的继续执行，打击破坏组织的叛徒。希望你明天上午就出发，我们随时保持联络。”
    陈恭澍回忆说：“他这么说，已充分表示出这是最后的决定，当然不容许再作什么考虑，可是当我接受一项任务之前，总该有个了解才行。于是不得不请他多透露一些实际情况。其实他也早就想说了，只是考量如何措词才恰当。”
    于是，戴笠“好象有难言之隐似的”问陈：“天木的事你不知道吧？”
    陈一听这话，马上想起一件怪事：“他一提到王天木，我就想起当我代理第三处长时，曾收到一通王天木兄从天津发出的电报，文内大发牢骚，竟有‘王八蛋’字样出现，意思是在责怪当地单位不肯替他做这样、做那样，另外还有些啰哩啰嗦的闲话，当时我和毛人凤先生商议下来，就把这份电报‘存卷’了。我猜，不会是因为这件事所引起的吧？”
    戴笠接下来的话，依然是没头没脑：“天木这么做，大大出乎常情，尤其是估不透他的动机何在？你这次去，务必要彻底了解清楚，并且尽一切可能劝他回来，我可以保证，绝对维护他的安全。”
    对此，陈恭澍分析说：“戴先生对于王天木的事，只说到此处为止。就不再说下去了。主要的，是因为到现在他还不完全了解事态的真象，他还不相信所传的这一事实。”
    这时，戴笠继续“面色凝重”地说：“你要继续河内未了的工作，进行对汪的制裁，关于这一点，你到了上海之后，可与万里兄联络，希望你们能合作。”
    综上所述，陈恭澍的上海之行，任务有两项：第一，处理王天木的问题；第二，继续追杀汪精卫。
    最后，戴笠说：“上海局势（陈恭澍原注：指的是我们组织上的）在你未到达之前，可能有许多变化，我会随时与你联络。”
    这时，陈恭澍想起，他与“党政训练班”的一位同学“孔先生”还约好了第二天要见面，于是即请求“在重庆多停留一天”，戴笠听了，“毫不考虑”地说：
    “目前情势紧迫，我们要争取时效，那里有功夫参与社交活动。又何况一切手续都已办妥，连机位也订好了，并且已通知香港方面的同志为你安排去上海的船只，事实上已无法改期，我看不必了。”
    戴还告诫说：“像这种应酬，顶好是越少越好。”
    陈恭澍不敢再说，他回忆说：“戴先生和我的谈话因此而打断，也就到此结束。我原打算辞出以后先到兆槐持平兄嫂府上道别致意，同时也要整理一下行装，看看存在他们府上的那点衣物，有没有可以穿用的。谁知道戴先生送我出来的时候，他说已经为我在旅馆订了房间，也关照管总务的替我置备了几件衣物，希望我好好休息一晚，以后加倍努力。”
    陈恭澍回忆说：“这一夜，又不好睡，有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因为不久之后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了；同时也有一种莫名的忧虑，上海组织范围那么庞大，事情那么复杂，凭我这副身手，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不仅要解决内部问题，还要完成未竟之功，想想看也会令人愁的睡不着。颠三倒四折腾了一夜，天一亮，习惯了早起，虽然没睡醒，也不想再躺在床上了。没有隔多久，王云孙兄已经带着另一位同志帮我收拾东西，接我上飞机来了。”
    一路无事，陈恭澍顺利抵达香港，准备从这里乘船前往上海。他回忆说：“到香港后，他们已经买好法国邮船‘霞飞将军’号的船票，停留一宵，第二天中午启碇。”
        “辣手书生”在“欺近”——上海，有没有感到一丝血腥？
    在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同时，戴笠在上海，还特地进行了一层“复式”布置，这就是姜绍谟的“沪二区”。
    姜绍谟，字次烈，1897年生，浙江江山县人。
    姜家祖居江山县廿八都镇，是当地的富商，到他父亲这辈迁居江山县峡口镇。因家境殷实，姜绍谟发蒙很早，打下了极好的古文底子。
    1913年，姜绍谟考上了江山文溪高小，并在这里认识了几个年纪相仿的江山老乡，如保安乡保安村的戴徵兰、吴村乡水晶山底村的毛善余、吴村乡青塘尾村的周念行、江山县城的姜超等；此外，还有一个比他们小4、5岁的低年级同学，即江山县城名中医王钟骧的儿子王蒲臣。
    不过，此时的他们，都还想不到，许多年之后，除了姜超以外，大家还会在同一个“团体”中聚首。
    1913年，戴徵兰、毛善余考入浙江省立一中，毛善余入学后改名为毛人凤；姜绍谟和周念行则考入衢州省立第八中学。
    次年，姜超考入浙江衢属五县联合师范，并改名姜超岳。在投考的时候，姜意外地遇上了高他一级的戴徵兰。原来，戴入学不久即被浙江省立一中开除，只好重新考学，戴见到姜，惊呼：“你来了，我只能考第二了。”待发榜，戴徵兰果然排第二，不过姜超岳只考了第十二名。
    但戴徵兰并未入学，而是到浙军当兵去了。
    至于王蒲臣，毕业就要晚得多，于1920年考取浙江省立第九师范。
    再往后，戴徵兰于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并于此时改名为戴笠。
    说起来，戴笠的发迹，在他的几个老同学当中，是最晚的了，即以姜绍谟而言，此时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
    原来，姜绍谟虽然与戴笠同岁，却比他低两级，他觉得再等两年再上中学就太晚了，于是他在仅读了一年高小的情况下跳级报考衢州省立第八中学，一击而中，1918年毕业。此后，姜绍谟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4年毕业于北大法律系。
    还在北大时期，姜绍谟就经国民党元老冯自由介绍加入了国民党，此后，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党部成立，姜绍谟任执委兼组织部长，同时入北洋政府教育部当秘书，与鲁迅成为“同事”。
    1926年 3月，姜绍谟被段祺瑞执政府通缉，不得不逃离北京，辗转南下，此时北伐已经开始，姜投入何应钦的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在总司令部当参议，北伐军攻克浙江后，姜绍谟就地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乔家才说：
    “（一九二七年）四月间，国民党清党，姜绍谟为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兼代组织部长（代张静江先生）及浙江省清党委员。清党委员会分秘书、情报、审查三处，他一人身兼情报审查两处主任，挑起浙江省清党工作的沉重担子。在同一时期，他又兼任省防军政治部主任和浙江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在新进的青年人物当中，不但江山人无出其右者，就浙江全省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也是在此时，蒋介石“下野”，戴笠在胡靖安手下为其搜集情报，经常往来于沪、苏、浙三地，不期然与姜绍谟重逢。乔家才说：
    “骑兵营学生的阶级是陆军中士，而姜绍谟的官阶，武职少将，文职简任。这两位文溪同学的社会地位，如此悬殊，可是，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戴先生有个侄女，清党时被清党委员会关起来。为营救他的侄女，不得不到杭州找他的文溪老同学。戴先生每次到杭州，多半住在姜绍谟家里。戴先生抱负很大，有远大的计划，他在杭州，介绍姜绍谟和胡宗南见了面，把这两位很有前途的浙江文武青年拉拢在一起。”
    此后，戴笠执掌特务处，姜绍谟搞教育，双方各走各的路。
    抗战军兴，姜绍谟赴武汉，先在军委会军训部当上校秘书，后应胡宗南的邀请，准备到西安工作。
    胡戴之间，向来是不分彼此的，戴笠得知此事，即找姜绍谟，说：“宗南告诉我，他同你谈过，我才知道你也在武汉。你为什么不留在我这里工作? 宗南已经有秘书长，你去干什么呢? 战争扩大，我们这边的工作日益繁重，我比宗南那边更需要人。虽然我们这里没有官做。可是有的是工作做。”
    姜听了说：“帮你工作，当然很好。可是，我已答应胡先生去西安，如果留在你这边。不去他那边。也应该同胡先生说清楚。”
    戴不容分说：“我处理吧，你不必再去同他讲啦! ”
    就这样，1927年就成为国府“简任”官员的姜绍谟，于1938年加入军统。乔家才回忆说：“（姜绍谟）在武汉呆了不久，戴先生请他到云南，布置云南和滇越铁路以及安南河内海防等处的工作。因为他去云南，龙云不会怀疑他。二十八年春天，姜绍谟回到重庆，成立了渝特区，由他担任区长。”
    就在戴笠将陈恭澍派往上海的几乎同时，戴笠决定成立“沪二区”，由军统局本部直接指挥，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并进行策反工作，不承担任何可能招致暴露的行动任务，也不与原上海区发生任何横向联系。
    “沪二区”的区长，戴笠看中了自己的老同学姜绍谟。对此，姜没有二话，同意前往。
    于是戴笠问姜说：“次烈兄！这一次你到上海，应该找个干练的人同去，你打算带那一个人? ”
    姜绍谟胸有成竹：“带陈祖康去吧。”
    在历史上，陈祖康因撰写“黄埔校歌”而有他一笔。
    陈祖康，1903年生，福建漳平人。
    1917年，陈祖康赴法国留学，乔家才说：“（陈祖康）在法国整整七年，毕业于法国西北工学院，得到土木工程师证书。他又经过乌灵大学三次考试：数学通论、高等微积分、力学通论，三种考试都及格，得到硕士学位。”
    陈祖康的经历比较复杂，早在他刚到法国的时候，在巴黎圣日尔曼学习法语，陈就认识了熊雄，1923年，经熊介绍，陈加入了“少共”（即青年团）。1924年，也就是陈拿到硕士学位那一年，他转为中共党员。
    1925年，已经成为西北工学院助教的陈祖康奉组织的命令回国，入黄埔军校当政治教官，少校军衔。乔家才说：
    “西北工学院院长巴尔森非常赏识陈祖康，认为他是数学天才，留他在西北工学院担任力学通论助教。一个中国人能够被法国人士这样重视，非有真才实学，是做不到的。但是因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一再邀请他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革命；也因为去国七年，很想同家看看。因此，陈租康婉辞巴尔森院长的美意，乘船同国。”

    按：在周恩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时候，熊雄是副主任，此后周离任，熊雄主持政治部。

        陈到任时，适逢军校五期生入校，六期生正在招生。乔家才回忆说：“陈祖康到黄埔，没有给第六期上过课。只给第五期上过几周。一天。熊雄和陈祖康说：‘现在，五期已经开学。学校万事俱备，就是缺少校歌。这是政治部的责任，似乎说不过去。大家觉得，你对歌诗很有研究，最好由你撰写，就请你动笔吧!  ’”
    陈祖康出身于书香门第，又留过洋，新旧学都来得，乔家才评价说：“陈祖康才气纵横，笑傲王侯，是一位不折不扣，不自夸耀的诗人，但他并不以做诗为能事，以诗人自居。”
    因此，写首歌，对陈祖康来讲并不是难事，没过几天，陈就“交卷”了，这是一首新体诗：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作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领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进，路不远，其要惊! 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 发扬吾校精神! ”
    “交卷”之后不久，陈即随何应钦的北伐军东路军出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黄埔，东路军攻克福州以后，陈祖康任福建陆军干部学校政治教官。这时，陈才知道，他的那首诗已经被谱上曲子，作为“黄埔校歌”被大家传唱了。
    1927年国共分裂，作为中共党员的陈祖康被“通缉”，于是陈转入地下，随即当选为中共闽南特委宣传委员兼军事委员。当年12月，陈当选为中共福建临委执行委员，次年 2月成为中共福建临委常委。
    1928年 4月，中共福建临委书记罗明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由陈祖康代理临委书记，这时陈在中共党内担任的最高职务。
    此后，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陈祖康的经历十分曲折。1928年 6月（即陈代理中共福建临委书记还不到两个月的时候，陈祖康登报声明“脱党”，随即被开除党籍。
    不久，陈祖康加入了谭平山的“第三党”，此后还曾参与“闽变”。乔家才说：
    “二十二年冬，闽变发生，陈祖康那时在福州，和闽变分子有相当关连。闽变为时很短。如昙花一现，前后不过三个多月，就平定了。陈租康在福州存身不得，跑到长沙定居。他遭受的打击，相当沉重，万念俱灰，对政治前途，已经绝望，除了喝酒，就是打麻将。”
    这时，当年军校的一个学生、正在湖南工作的军统分子范裕厚找到了陈祖康，乔家才说：
    “军校五期范裕厚在黄埔听过他的政治学科，在长沙警备司令部工作。是戴笠先生派在长沙的工作同志。经常和他来往，觉得他心地良善，是一个热爱国家的人。范裕厚劝他不要再意志消沉，应当打起精神，参加救国工作，准备将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予以迎头痛击。”
    此时的陈祖康正“背”得到了家，以一个留法的工科硕士、黄埔军校教官，居然连份工作都没有，一听之下，自然“很以为然”，于是欣然同意。
    就这样，陈祖康与当时的特务处湖南站站长吴赓恕见了面，并经吴赓恕介绍，正式加入了特务处。
    陈祖康虽然是学者出身，却很有特工潜质，乔家才说：
    “陈祖康机警，脑筋灵活，对于情报工作，非常感到兴趣。二十五年两广事变，他到湘桂边境的零陵工作，注意广西方面的一切动态，成绩非常良好。两广事变，因为戴先生策反工作做得好，没有流血，陈济棠的海陆空军解体，众叛亲离，事变解决。”
    因陈祖康本系福建人，因此戴将陈又派回福建，公开身份是福建警察教练所教官兼政治部主任。此时抗战已经开始，正逢“张超事件”发生，乔家才说：
    “戴先生派到福州工作的负责人张超，兼保安处谍报股长，以为工作掩护，因为不接受陈仪收买利用，被陈仪借故杀害，戴先生为这件事情，非常悲痛。后来为了抗战需要，福建工作，分为闽北、闽南两站，戴先生对于站长人选，非常慎重。他知道陈祖康能力很强，在福建又不为人注意，虽然他们并没有见过面，还是派陈祖康担任闽北站站长，相信一定会干好。”

    按：自张超之后的历任闽北站站长依次是严灵峰、林铮、张子白、王调勋等 4人，到抗战胜利前夕，闽南、闽北两站归并于福建省调统室，主任为易珍，其中并无陈祖康。因此，乔家才的这段回忆恐怕有误。

    到戴笠筹划成立“沪二区”，姜绍谟向戴推荐陈祖康为自己的副手。
    戴笠听了问：“你怎么知道陈祖康? 为什么要带他去呢? ”
    姜绍谟说：“我在湖南认识了他，他是法国留学生，会说法国话。法国人比英国人好对付，这一次到上海，我打算住法租界，带一位会说法国话的人去，不是好些吗? 还有，陈祖康头脑清楚，不但会写作，还会打麻将，长处很多。”
    打麻将居然也成了“长处”，不过想想也是，在大上海工作，应酬是少不了的，不会打麻将怎么行。另外，福建人打麻将是出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梁鸿志。曾为周佛海当过秘书的孙曜东与梁很熟，据他说，梁打麻将，每打必赢，且每局终了时，梁能将每一个人打出的牌，重头到尾按顺序复述一遍。
    戴笠听了说：“有道理。陈祖康是个人才，你选择的不错。”随即令陈返回重庆谈话。
    见到陈祖康，戴与他做“工作午餐”，同席的是刚刚逃回重庆的山西站站长李希绍。戴笠边吃边对陈说：“我想请你到上海去工作，可不可以去? ”
    陈祖康听了说：“只要是戴先生认为需要我去的地方，我都可以去。”
    说到这里，陈话锋一转，接着说：“不过，我有一个请求，工作到抗战胜利为止。抗战胜利以后，戴先生给我自由。让我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
    戴一口答应：“好，抗战胜利是我们的最高目的。我知道，你不要名，不要利，为国家生存，不计一切，参加了我们的工作，这几年也够辛苦了。不过，未来的变化多端，谁能预料到以后的事情呢? 请放心! 我对你的承诺，一定遵守照办。”
    次日，戴笠专程赶到机场，为陈祖康送行，说：“大家努力! 胜利后在上海见面。”说着，戴笠又拿出一罐四川泡菜，说：“到了香港，交给王新衡同志。”

    按：王新衡时任香港站站长，戴笠特地让陈给他带一点四川特产，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但“瓜子虽小是人心”，搞这一手，是戴笠的长项。

    据沈醉回忆，每当除夕，戴笠都要给手下的重要干部写一封亲笔信，再附上一点钱，作为次日大家来拜年的“红包”，每每写到深夜。沈看不过，表示可以替他写，戴说：“你懂什么，你写有什么用，你写的能代替我写的吗？”
    这种例子多得很，因此，尽管戴笠驭下极严，动辄打骂，但他总能通过些小事，让人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所以戴笠死了多年以后，仍然有人感念他。
    毛人凤就不行，一味地以威压人，总搞得人心里“瓦凉瓦凉”的，所以毛刚死就被人骂得狗血喷头。
    双方握手而别，陈经香港赶往上海，会同姜绍谟一同建立“沪二区”。
    “沪二区”建立以后，为避免混淆，在军统内部，将原上海区改称“沪一区”。
    除沪一区、沪二区之外，戴笠还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单独的“法租界特别站”，站长是廖公劭。
    廖公劭，1898年生，浙江青田人，军校四期毕业。
    在军统中，廖公劭与廖划平、廖宗泽并称为“军统三廖”，“三廖”当中，廖划平虽然岁数并不太大（与廖公劭同岁），但他却当过黄埔军校教官，资格最老，廖宗泽与廖公劭则是军校四期的同学。
    曾任沪一区书记的王一心回忆说：“上海直属站。站长廖公劭（浙江青田人，黄埔四期生），这个单位是1940年春天建立的，工作内容包括情报和行动。工作人员除少数由军统调派外，大多数是廖公劭在上海就地吸收的，内外勤共一百多人。这个单位的性质与上海第二区不同，戴笠希望廖公劭在上海大干一阵，尤其在行动工作方面寄以重望。所以站部一成立，即发给他武器弹药。可是这个单位，也没有表现成绩，不久，廖公劭就在上海被捕了。”
    廖被捕之后，马上落水，并进入“七十六号”担任伪职。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廖逃回重庆，反而得到戴笠的特别重用，让他当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副处长。
    当时沈醉在稽查处当督察长，他回忆说：“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荪，都是有名的汉奸。”
    沈醉说：“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

ys1937

陈华出马策反

    1939年 8月，陈恭澍到达上海。
    一到码头，陈恭澍就在人群中看见了身材高大的“胡三爷”。
    胡三爷即胡永荃，当年戴笠派他到北平去协助陈恭澍“制裁”殷汝耕，胡、陈二人结下深厚友谊。
    胡永荃本就是上海的富商，此次陈恭澍到上海，本应与沪一区接头，但因陈从未在上海工作过，沪一区没一个人认识他，于是便求助于毛万里。问题是目前刚刚经过“七一四事件”，毛万里亦处于一夕数惊之中，不方便“抛头露面”，于是陈恭澍的太太杨小姐遂请胡陪她到码头上去接陈恭澍。
    一见面，杨小姐就“面色深沉”地说：“亢子、因子他们常来，你不能回家。”
    此时，陈恭澍还不太清楚上海发生的事，但他是何等样人，马上会意，一字不问，任由胡永荃陪着，到胡家暂住。
    到了胡家，陈恭澍才知道王鲁翘因王因子而遭诱捕的事，他回忆说：“我虽然相信王家两姊妹本身绝做不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可是前车之鉴，又不得不防，所以仍不敢掉以轻心，现在，他们既然知道内人住的地方，我最好还是不回去为妙。所以做我们这一行，在人情上常常有些不得已之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于是陈问杨：“他们最后一次是什么时候到咱们家来的？”
    杨想了想说：“鲁翘出事后一直到今天就没有再来过，连个电话也没有打过。”
    陈恭澍回忆说：“我计算日子，鲁翘是七月十四日被捕的，已经有二十多天了。这不是很显然吗？如果鲁翘的事和他一无牵连的话，怎么会呢？不必犹豫了，不管怎么看，也要马上搬家。”
    在陈心里，其实已经“坐实”了一点——王鲁翘的被捕，与王天木有关。
    陈恭澍回忆说：“我和内人说的话，胡三爷在旁听得明白，他不待我开口，就非常爽气的留我在他家暂且住几天，等找到房子搬好家再移动，免得住旅馆遇到麻烦。这么一来，既省心，又安全，当然是求之不得。随即嘱咐内人先和毛万里兄联络一下，并安排时间、地点，见个面再说。”
    在杨小姐的安排下，陈恭澍、毛万里这对老朋友终于见面了。陈回忆说：“我和毛万里兄自二十七年春共同策划制裁王克敏未成在北平一别后，迄今一年多不见面了。他还是老样子，事事乐观，好象未来的都是好时光；此刻，上海局势一天紧似一天，随时随地都有发生意外事故的可能，可是他满不在乎，大有逢凶化吉的信念，好一个常与幸运为伍的福星。我本来是一脑门子的草木皆兵，被他这么一感染，心境倒也开朗得多了。”
    陈还说：“我和万里兄的会晤，纯属私人性质，在重庆出发时节，上级并没有指示我必须与万里兄联络，而万里兄这方面也不曾接获通知。不过，我和万里有深厚的私交，即使在一般工作守则中不允许我们发生横的关系，我们也会自行制造机会的。现在，我们不但在他的办公处所见了面，而且连我此行的任务，也毫无保留的都讲给他听了。其实，我不说，他猜都猜得到。”
    听了陈恭澍到上海来的使命，毛“斩钉截铁”地说：“你的任务已经没有办法达成了！”
    接着，毛分析说：“戴先生希望你动说词劝天木兄回来，我可以断言，他既然这么做了，当然有了周详的准备，绝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况且有许多迹象显示，也不是意气用事，像这种情形，光凭三言两语，就能使他回心转意吗？”
    毛还意味深长地说：“连这点简单的道理，难道说戴先生都不懂吗？所以你应该明白，戴先生派你来，并不在乎能否说服他，而是先布一着棋子，用来制服他。这句话我只能说到这里为止，再进一步，那该由你自己去体会了。”
    毛万里曾给戴笠当过秘书，从他这句话上看，毛对戴的了解，可说远胜于陈。
    同时，陈恭澍与王天木之间的亲密关系，毛万里也十分清楚，他非常担心陈会不顾一切地去与王会面，于是毛问陈：
    “再就最现实的问题来说，在已经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事事必然都朝坏处想，横不是、竖不是，怎么样也不好办了。比如：他指定地点约你见面，你能去吗？反过来说，你约他见面，他敢来吗？”
    最后，毛万里断言：“你我在上海的任务特殊，为今之计，除了和上海区保持联系，听候上级指示外，一进一退，由不得你我，重要的是先稳住阵脚，暂作观望，相信，最近几天戴先生一定有电报来的。”
    对于毛万里的这番话，陈恭澍深以为然。他回忆说：“我刚刚来到上海，不仅环境不熟悉，苦在对当前的情势也不够明了，更说不上掌握什么了，除了在万里兄的指引下得到一些提示外，我自己是一点主见都没有。万兄既然认定应该稳扎稳打，那么就静待上级进一步的指示便了。”
    陈还说，当时他对于毛万里所说的“不在乎说服，而在于制服”这句话，印象极为深刻。
    陈恭澍回忆说：“我们阔别年余，情感上有说不完的话，不过说来说去又归结到上海方面的内部问题来了。这虽然只是两三个人的变节，但在我们身上，却是一件破记录的大事，而且谁也没有经历过，谁也没有处理过。摆在眼前的就是错综复杂的局面，甚至使人迷惘，万里兄和我对于这件事，实在谈得太多太深了，我们也猜测到——这会不会是一次有计划、有远景的‘大迂回’，而由天木兄扮演一个最大的不幸者？”
    陈恭澍这话说得莫测高深，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事实上，陈后来亦落水，且他写这本回忆录的时候，已经是40年以后，当年的事情早已尘埃落定，大家心知肚明，只不过都还在世，彼此总要留些面子，别把话说得太明了，否则有人面上“须不好看”。在这个问题上，不独陈恭澍，凡写回忆录的，都一样。
    因此，我们在看这些回忆的时候，不能看得太“实”了，用常说的一个词来形容，叫“批判”着看，有的时候，批着批着，就批出这些老家伙们在回忆中“搞小动作”来了，挺好玩的。
    事实上，有关王天木的事，陈在回忆中也说了几句真话，只不过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一看就是想说，又不能说，但又想告诉读者——你们不要以为我陈某人是傻子，我都明白，就是不方便说。
    在回忆中，陈是这么说的：“当时作如是论者，也只有万里与我二人而已，交情不够的不敢谈，一般工作同志间也不便谈，在本局高级干中大家又都避免涉及这件事，如果不是事隔四十多年，早已事过境迁，恐怕写都不能写，遑论公开发表了。我和万里兄之所以有这种想法，当然不是胡猜乱想，因为其中有许多现象显示，绝不如表层所见的那么单纯，其后若干时段，又有好几件事更令人匪夷所思，不过，制作者早已凋零，三头对证的机会已不复存在，所以也只好留作悬疑，有此一说罢了。”
    毛万里所料，一点不错——没过几天，陈恭澍就接到重庆来电，任命他为沪一区区长，“嘱即日接事，急谋应变之策，尽快恢复组织机能。”
    1939年 8月12日，“蛰伏”了五个月的陈恭澍“重出江湖”，接任军统局最重要的一个外勤单位——沪一区区长。
    陈接手沪一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裁”王天木。这件事，陈在回忆中并没有写，但事实上，陈接任仅仅三天，就发生了王天木被枪击的事件。
    1939年 8月下旬，王天木在上海当站长时的忠实部属、远在香港的刘戈青接到了王的一封亲笔信，信上是这么说的：
    “兄于十五日被赵君暗杀未遂，系老板命令，此真太无天理是非，乃于次日开始自由行动。弟见信速返。兄天木。”
    信中的“赵君”当指赵理君，“老板”自是戴笠无疑，“开始自由行动”则指投向汪伪，事实上，王天木早已投入“七十六号”，信中的说法，不过给自己找一个台阶而已。
    看王天木的口气，当时他并没有怀疑陈恭澍，也许是他还不知道与自己曾亲如兄弟的陈恭澍已经“接长”沪一区，于是把这件事按到了与自己“仇深似海”的赵理君头上。
    当然，不管这件事是陈恭澍、抑或是赵理君下的令，他们的背后都是同一个人——戴笠。
    对此，乔家才不这么看，其根据，就是前述戴笠曾与他说过的那番话，为了说明问题，这里再次引述一下乔的回忆：
    “不过以我个人经验判断，王天木所说。恐怕不可靠。廿八年六月卅日我在重庆珊瑚坝等候飞机，飞香港转往华北督察工作。飞机起飞前，戴将军来到飞机场，送我上飞机，边走边谈：‘王天木的情形，近来不太稳当，好像有很多疑虑。你看到他，可以对他说，我对他绝对信任，无论如何，请他放心。’戴将军这样吩咐我，接着又说：‘天木这个人疑心太大，我这样对待他，他都不能安心工作。我对同志，一定要做到仁至义尽。’”
    据此，乔的结论是：“从仁至义尽四个字看，戴将军那里会下达制裁王天木的命令呢? ”
    乔家才还分析说：“据说林之江和陈明楚先同伪组织暗中勾搭上，他们想拉王天木一同下水。利用王天木的弱点和他同赵理君的矛盾，来挑拨离间，使王天木不得不跟着他们走。那么所说戴将军命令赵理君制裁王天木的电报，一定是陈明楚伪造的。”
    对此，我们还是那句话，“批判”着看吧，想必大家会有自己的判断。
    再说刘戈青，见信即去找当时也在香港的“杨家姆妈”陈华。
    陈回忆说：“时间是在同年（指1939年）八月，起因则是刘戈青接到他的顶头上司王天木的一封信。那天刘戈青来看我，绝门不提这封信的内容，只是简单明暸的说：‘上海方面，要我立刻去一趟。’”
    陈华听了，虽然不知起因，但总归在这个时候回上海，对刘戈青是很危险的，于是陈华“斩钉截铁地说：
    “人人都可以回上海，唯独你不能! 因为你打死了陈箓，东洋人跟那帮汉奸，统统把你恨之入骨! ”
    跟着，陈华就去找香港站站长王新衡，想请他阻止刘戈青的冒险。
    与王谈过之后，陈华才知道刘戈青是应王天木的“邀请”回上海的。于是他为刘分析说：“王天木写这封信，有两层用意，第一他自以为你是他的心腹肱股，得力帮手。因而他降敌，也要把你拉过去。第二，他既然已经投降过去了，当然就可以无所不为，毫无忌惮。所以他也有可能把你骗回上海，交给东洋人，给他自己邀功! ”
    刘戈青听了，“连连点头”，说：“杨家姆妈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自己也深思熟虑过，王天木的用心，绝对不出你所猜测的二者之一。”
    陈问：“那你为什么还要自投罗网，答应他回上海呢? ”
    于是，刘戈青向陈“透露了他疯狂大胆的计划”：“半年以前我杀了大汉奸陈箓，如今又冒出一个更大的汉奸汪精卫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一旦成立，对于国家民族、抗战前途的影响必定至深且巨。因此我抱定牺牲的决心，非除掉汪精卫这个卖国贼不可，而王天木的变节降敌，写信要我回上海，正是我的大好机会! ”
    陈听了，说：“你不必再跟我细说你的计划了，我已经了然于胸。你无非是想利用王天木，去跟李士群来个假投降，成为伪组织特工总部的一员，再藉此关系接近汪精卫，伺机下手! ”
    刘戈青“连声应是”，陈华则“大摇其头”说：“你这计划绝对行不通。”
    陈华谈了三点：
    “第一、如果王天木真的要把你骗到上海去邀功，那么你一到上海马上就会送命。第二、你曾经制裁过陈箓，轰动全国。即使日本特务、伪组织的特工基于爱才，能够不计前嫌的对你加以重用。他们对你的防范必定十分严密，使你绝无可能接近汉奸头子汪精卫。第三、戴老板现在正对你特别的赏识与器重，他会有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让你去跟汪精卫一命换一命，对于他来说，损失未免太大。”
    对“杨家姆妈”的忠告，刘戈青完全赞同，但他回上海，尚有另一个目的：“我回上海另外还有一层作用，因为我有可能说服王天木，叫他回过头来。不再卖身投靠当汉奸，落个千秋万世的骂名！”
    对于戴笠的手下，陈华是再熟悉不过了，她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
    “我承认，这一项工作确实是非常重要，甚至于要比刺杀汪精卫更胜几分。因为王天木的叛变，对于戴笠可以谓之为事态严重已极。不但上海方面的组织与工作几乎全盘瓦解，而且王天木带过去投敌的还有戴笠的一大批得力干部，包括了林之江、陈明楚、马河图、何行健、岳清江、丁宝龄等人。这些最优秀的情报工作者一道投靠敌伪组织，其所产生的破坏力量，简直无法估计。”
    想到这里，陈华已经拿定了主意：“把王大木他们拉回来，确实是眼跟前顶要紧的一件事。但是与其你去，反倒不如我亲自去走一趟。”
    于是陈一个电话叫来王新衡，经三人密商，“大家一致认定，到上海去说服王天木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我阵华不失为最理想人选。”这是因为，陈华去上海，有几方面的有利条件：
    “一、我不是军统局的人，对于敌伪方面来说：目标比较小得多。
    二、王天木了解我的为人与性格，以及我和戴笠的关系。由我嘴里说出来的话，在他听起来就容易信得过。
    三、在十里洋场黄浦滩上，我也有我的靠山和力量。譬如说：李士群极斯斐尔路七十六号特工总部行动大队长吴四宝。就是黄金荣的徒孙，对黄金荣唯命是从的季云卿的学生子。我和黄老板情同兄妹手足，吴四宝即使奉命，也未必敢对我下手。此外，由于我和我丈夫杨虎一手组成的‘兴中学会’，其势力在上海与青、洪两帮鼎足而三。即使日本特务加上李士群，也未必斗得过这一帮人。”
    说白了，陈华去上海，即使说不回王天木，她的安全，也有相当的保障。
    此外，在王天木身边，陈华还有一个“内线”——与刘戈青一同加入军统的“九个火车头”之一的杜白山，就是王天木的女婿！
    前面说过，王天木的二女儿王因子曾与王鲁翘“轧朋友”，而他的大女儿王亢子，则嫁给了另一个军统干部杜白山。
        陈华的自告奋勇，给戴笠出了个难题。
    陈华回忆说：“由我亲入龙潭虎穴，采虎口、拔虎牙，劝促王天木幡然悔改，倒戈归来。对于戴笠来说，的确是件依违两难，委决不下的大事。他在重庆接到电报，马上就拍回电命令刘戈青即日到重庆，向他当面问个明白，此次冒险之举果否出自我的主动建议，他留刘戈青在他的曾家岩寓所进餐，两个人反复参详，慎密筹商。再经过一番妥善的安排，周密的部署，在短短几天之内渝港两地函电交驰。”
    陈华并不是军统干部，也没有经过任何特工训练，应该说，由她回上海承担如此危险的任务，既不合乎情理，又显得军统无人，更重要的，戴笠也舍不得。
    然而，在这个世上，戴笠唯一奈何不得的，恐怕就是这个陈华了，最终戴笠妥协。陈华说：“他的来电、来信，婉言劝阻，在我的梳妆台上堆成厚厚的一迭，最后总算在我的坚持之下，他极其勉强的同意了。
    陈华回忆说：“于是我抛下儿女，只身一人，搭洋轮船北上，回到上海法租界。为了以防万一，戴笠执意不让我住进我自己的家，而在毕勋路一位好姊妹淘的家里住下。”
    一切就绪，陈华打电话叫来杜白山，陈回忆说：
    “他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就说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上海群魔乱舞，中日双方谍战剑拔弩张，风鹤相惊的危险关头，——杜白山一脸惊惶，忧心如焚的说：‘师母妳也不想想自己的身分和地位?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回到上海来呢。’”
    陈华回答他的话，差点没把杜白山吓个跟头：“我要见见你的丈人王天木! ”
    陈华回忆说：“才坐下的杜白山，猛可间又惊得跳了起来，手里的半杯茶统统泼在地毯上。我还是微微而笑，两只眼睛定在他脸上望；杜白山正张口结舌，神情惊怖。”
    陈华知道，他要说的话，一定是：“师母，这怎么可能呢? ”
    于是陈不等他拒绝，“故作轻描淡写”地说：“你们老板也晓得：只有我来，才能拉他一把，救他一救! ”
    陈华回忆说：“杜白山的惊骇紧张渐渐趋于缓和。跟我六年多，他当然晓得：杜月笙以‘闲话一句’出名，我陈华更是‘说一句算一句’，同时在那些个年头里，我说出口的话向来是不许打回票的。”
    陈华这话，没有吹牛，在当年的上海，陈华确实是个人物——你想啊：杨虎是她丈夫（虽然早已分居）；杜月笙认她做妹子；那边厢还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戴笠，据说想她想得都快着了火——试问，这么个人说出话来，谁还敢“打回票”，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果然，听了陈的话，杜白山“双手直搓，沉吟片刻”，最终苦笑着说：“师母，让我去试一试，好不好? ”
    陈听了，还不放心，再来个“敲钉转脚”，给杜施加点压力：“好是好，只不过……我不能在这里长久耽搁。况且，我一定要见到你丈人才回去! ”
    陈华回忆说：“从这一天起，杜白山每天都要跟我通好几次电话。报告我他和岳父旁敲侧击，转弯抹角，试探、洽商的经过。我听得出来，起初是情急敷衍，推推拖拖。因此我相当的不耐烦了，在电话里直截了当询问：‘你有没有跟你丈人实说，要见他的是我?  ’”
    陈华所料不错，王天木素以“笑面阎罗”著称，那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主儿，眼下又投了“七十六号”，谁知道他会不会“暴出杀手”，来个“大义灭亲”，不到万不得已，杜白山哪儿敢实话实说！
    但不敢说也得说，得罪了陈华，也不是玩的。陈回忆说：“等到深更半夜，回电来了。杜白山果然完成了我所交代的事。王天木一听是我到上海来了，明知推托不掉。他要杜白山打电话来约我，第二天下午两点半钟，他和我在兆丰公园见面。”
    陈华如约前往。
    果然不出所料，王天木没有来，来的是林之江!
    陈华回忆说：“一见林之江时我很生气，扭转身躯我回头就走。林之江一看苗头不对，一路快跑追上了我，陪着笑脸打躬作揖，说尽了好话替王天木道歉。”
    陈华问他：“他为什么自己不来？”
    林推托说：“实在是那边监视太严，王先生怕东洋人或是李士群派人跟踪。把盯梢的人带到这里，看到了师母，就怕他们对师母有所不利。”
    陈一听立即借题发挥：“监视太严? 那就表示他们其实并不相信你们了？”
    林之江听了，苦笑着说：“刚开头总归是这样子的。而这种情形，师母你想也想得到! ”
    陈反驳说：“刚开头就这样不客气了，以后呢? 是不是会越来越严? 越来越糟？”
    说着，二人找了个“比较隐密的地方坐下”，陈华“开门见山转达戴笠的命令”：“你们老板要你们统统回去! ”
    林之江当然不会回去，但也不敢峻拒，只好说了一大堆不得已的“苦衷”，顺便发几句牢骚。
    陈华是个干脆的人，不跟他多说废话：“一时无法回去也可以。你们不妨将计就计，就算你们打进伪组织里，马上开始做反间工作好了! ”
    这一下到了“推车撞壁”的地步，林之江不得不说出一句心里话：“想来师母不会不晓得，老板对待叛变的人，手条子一向很辣！”
    陈早料到他有这一说：“我当然晓得，这也就是我所以要亲自来一趟的原因所在。除了亲口代你们老板传话，我这里还有一封他的亲笔信! ”
    陈华回忆说：“我从皮包把戴笠的亲笔信掏出来，同时密切注意到了林之江的眼睛登时一亮，很急切的伸出双手来接。我却迅速的缩回了我的手，稍稍吊他一下胃口，把着封信在他眼前一扬，好整以暇的说：‘老板这封亲笔信的内容，正是他要我向你们亲口传达的几句话。’”
    对此，林之江自然“洗耳恭听”。
    陈华说：“你们老板不管你们动机如何，谁起的意? 只认为你们能在这个时候打进敌伪组织，正好合乎他的工作要求。因此，他可以既往不究! ”
    陈华回忆说：“先不把信交给他，而由我的口中说出。我的主要用意，在于就便观察他的神情反应，看看他们! 至少是林之江个人、究竟能否接受戴笠让他们悬岩勒马，戴罪立功的要求。”
    到了晚年，回忆起当年这一段，陈华不无自得地说：
    “那一年我三十三岁，人说我陈华有情报工作天才，实则是我交游广阔，阅人多矣，比较容易看穿别人的心事。那天下午，最后我还是把信交给了林之江。要他立即转交王天木。”
    通过与林的几句交谈，陈华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她回忆说：“根据我直觉的判断，至少要林之江拨乱反正，重归军统局阵营，显然是绝无可能的事。”
    因此，临别之际，陈华又“语重心长，颇有弦外之音”地对林说：
        “全中国人都在打东洋人恨煞东洋人，你们反倒去向东洋人投靠。我不必跟你们讲什么大道理，但却要提醒你们一声，你们尽可以替洋人卖命甚而至于变成了东洋人。但是你们家里的人和祖坟，恐怕未必能够搬到日本去啊! ”
    陈华回忆说，当年她说这话，其实是代替戴笠、向王天木等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八九名军统局的敌后干员变节降敌，他们可能受到日本特务和伪组织特工的暂时庇护。却是他们的家人和祖宗庐墓，故乡产业，绝大多数部还捏在戴笠的手里。”
    如果说得再直白一点，那就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小子可放明白点，不要把自己的路走绝了！
    当然，戴笠的手段毒辣，林之江很清楚，王天木更清楚。因此，第二天，杜白山就带回了令陈华满意的答复：“林之江已经把戴笠的亲笔信交给王天木了。许是双方的老交情还在，许是王天木惮于戴笠的声威。他果然答应下来，愿意担任戴笠的死谍，潜伏在伪组织的特工总部，仍旧替我方担任更危险的工作。”
    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王天木没这么简单的。陈华回忆说：
    “我正在高兴头上，隔了一夜，杜白山又打电话来，着急紧张的问我道：‘师母，你的使命顺利达成了，功德圆满。可否早些动身回香港去呀? ’我心中明知其间必有缘故，但我仍然故作悠闲之状，反问他道：‘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我走呀? 我这趟回上海，还没有逛过街呢?  ’”
    听陈华这么一说，杜白山不得不说出了实话：“师母你千万不要逛街! 我岳父和我都得到了消息，林之江派出了四根枪，说什么也不让师母离开黄浦滩! ”
    所谓派出了“四根枪”，即安排了四名杀手，要取陈华性命之意。
    陈华回忆说：“当年我年轻气盛，斗志昂扬，起初还有点生气，心想林之江不过区区一个小萝卜头，他想对付我，也就是他一心一意下水当汉奸了。我又何妨趁此机会跟他别别苗头，一则显显我和戴笠的威风，来上一次杀鸡儆猴猴。二来也可开开杀戒，让林之江和他的手下闻风丧胆，也算得上是为国除奸。
    陈还说：“在那时候，只要我伸手拨个电话，干掉林之江和他的那批手下，应该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的事。然而就在那几天里，从军统局上海站转来戴笠的急电，真个像是雪片般飞来，而每一通电报都在催我尽快离开上海，最后几通电报还提出了请我即日到重庆一游的要求。”
    在戴笠的催促和大家的劝说下，陈华最终放弃了与林之江“计较”的打算，“应戴笠的邀请”，赴重庆“观光”去了。
    此时，戴笠已经改变了主意，同意刘戈青返回上海，他给刘写了一封信：
    “廿三日手书均悉，吾弟忠勇为国，思虑周详，至为感佩，沪上环境险恶，我固不愿弟赴沪工作。但为打开目前之僵局，与挽回工作之劫运，以期得到最后胜利计，亦不得不派弟一行。兹已另电冠夫同志，拨弟国币五千元，希即妥为部署，秘密赴沪，万希胆大心细，严密进行。事之成败，系于弟身，一切可以照来书办理。……。”
    就这样，拿着戴笠给王天木的又一封“亲笔信”，刘戈青回到上海，很顺利地见到了王天木，并对他说：“戴先生告诉我，你们已经打进伪组织。你这样做，正合乎他的要求。所以派我回来，由你协助我完成制裁汪精卫的工作，好阻止汪精卫的伪组织出现。对你们投靠伪组织，绝不追究。”
    王天木听了，并不领情，说：“我现在走这一步路子，完全是赵理君逼出来的。你老弟既然回来，一切问题我们慢慢商量。”
    同时，王给戴笠写了一封极简单的回信：“违仁背义，男盗女娼。”
    至此，戴笠、王天木这对兄弟，就算“掰了”。
    如果说，军统上海站的14个秘密办公地点的暴露，主要出于陈明楚的叛卖的话，那么，诱捕王鲁翘，就算是王天木为日伪办的第一件事。现在与军统又彻底“翻车”，王天木已经没有任何顾忌，能抖搂出来的，他绝不客气。
    这次，被王天木“抖落”出来的人当中，就有一个抗战前才加入上海区的“直属情报员”，他叫
袁殊。

老爺叔

37年老伯：
您是否知道49年上海淪陷時的軍統上海局長是誰？我有個朋友，據說他父親是當年軍統上海的頭子，少將，解放前夕他母親突然臨產，父親不忍拋下妻子，結果生下這個兒子時，已經是解放後第一天。
就這樣他父親被捕，軍管會誘說只要你交出潛伏者名單和武器藏匿點，就大家一起解放沒事了，當然 “坦白從嚴” 是每個經歷者事後才醒悟的。
65年我友16歲自願支邊到新疆，只要求去父親的農場，總算當地還有點人性，把他父親從南疆勞改農場調到兒子所在的北疆農場。
這是北疆最偏遠艱苦的一個農場，父子倆什麼苦都受過了，改革開放後，我友終於出頭，前兩年退休時已是武警上校團政委，和老爸過了幾年安穩日子。
他是個忠誠的共產黨員，有次在火車上，不知怎麼他和一群青年吵起來，我過去時，只聽他向80後吼道：“你批評幹部可以，批評國家可以，但我決不允許你罵共產黨！”
回到軟臥包廂，我們幾個朋友都哈哈大笑，你發什麼神經，你老爸是國民黨啊！
37伯，你知道軍統上海局長叫什麼名嗎？

ys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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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叔，我只是转帖的，你问的，我不知道。
    1、 不过，你可以在本坛发短信给作者“万千人”，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
    2、 万千人先生不常到本坛，你还可以去万千人的凤凰博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676396.html
    在他的博客上留言问他（不过，在那里要注下册）。

万千人

我有個朋友，據說他父親是當年軍統上海的頭子，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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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那朋友是姓王么？

军统在上海的机构是最多的，如果单以“上海站”的秘密机构而言，最后一位站长是王方南，副站长是王仲青。

王方南，我在前边的帖子中写过。

ys1937

**

    哈，万先生来了。
    这可是我自打嘴巴了——说万先生不常来，可现在看来，万先生一直在关注这里呢！
    这就好，爷叔可以和万先生直接交流了，不用我多事了。

ys1937

袁殊

    说起袁殊，其经历之丰富与充满“戏剧性”，直可当小说看。
    袁殊，本名袁学易，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
    袁学易的父亲袁晓岚是秀才出身，但他却是同盟会会员，从成婚以后就在外搞反清活动，袁殊的儿子袁龙这样评价他的祖父：
    “他在国民党内官职低微但资格不浅。辛亥革命时袁晓岚参加了湖北的日知会，辛亥革命后不久，祖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仅带了一支手枪便杀回了蕲春县。大约在黎明时分，他们在城关土地庙附近放了一枪，便宣告了革命党人的夺权，算是给中国腹地小城镇补了革命课。没多久，便又扬长而去，街市依然如旧。”
    袁晓岚在外边搞“革命”，家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不管，袁学易回忆说：“他是国民党右派( 同盟会会员 )，在北伐后做了几任县长，因身残志懦，以一个反动的、没落的小官僚而终其生。他不照顾、也无能力照顾家庭。”
    因此，袁学易和他的弟弟袁学礼完全是由母亲带大的。袁龙回忆说：“祖父在外奔走革命，基本上弃家不顾。奶奶带着袁学易( 袁殊 )和小学易 4岁的袁学礼在家乡讨生活，虽谈不上困苦但很艰难。奶奶身材矮小又是小脚，不能务农，由于出身富户也不太知道稼穑，生活主要靠娘家的周济和典当东西来维持。”
    据袁殊说，当年他家的生活“温饱不成问题”，“在当时低下的生活水准中，也算得上过着小地主式的生活。”因此，袁 5岁就上了私塾，直到举家迁往上海，他一共读了 3年书。据袁自己说：“这 3年私塾打下了国学的一点根基。”
    1919年，袁晓岚打算到法国去留学，结果在上海摔断了腿，他的太太闻讯，遂带着两个孩子、即袁学易和他的弟弟袁学礼到上海来看他，从此一家人离开了故乡蕲春。
    此后，国民党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设立地下“市党部”，早已转为国民党员的袁晓岚在市党部中负责工团工作。按说，袁本就有一份中学教师的工作，现在又成为国民党的“地工”，家里生活应该有所好转，偏偏就在这当口，袁晓岚移情别恋。袁龙说：“可袁晓岚其人品行不端，他和所教的一位女学生发生了姘居关系，竞弃袁殊母子三人于不顾。”
    没办法，袁家母子三人只得投亲靠友地过了一年多，此后就搬出来，租了一间房子单过。袁龙回忆说：“祖母当年30出头，一个外乡身材矮小的妇女拖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何以为生呢? 我在上中学时就问过奶奶这个问题，她似乎不愿多谈，只说靠教书为生。”
    袁龙说：“当时说者有心，听者无意。我知道奶奶认识字看过些旧小说，认为教个小学也是可以的，就没多问。后来我自己做了教师，有了一些阅历，想起此事就感到奇怪了：一个外乡的小脚女人怎么竟能在鱼龙混杂的旧上海滩占有讲课的一席之地呢? 袁晓岚有正规受教的学问根底，有许多国民党朋友尚且常常失教呢。”
    后来，袁龙带着这个问题去问晚年的袁殊，袁殊说：“所谓教书，就是你奶奶带着我在浦东棚户区给工人上识字课。每天晚上，我们去后，做完工的几个工人围拢来，我们就教他们认写几个字。”
    袁龙自然要问：“那么工资谁给呢?”
        袁殊说：“哪里有什么工资，有时有人拿点米，有时有人拿点菜蔬，就算是工资了。”
    袁龙说：“从这种前所未闻的乞讨式教书中，我深深地感到袁殊童年时代的不幸。他确实在饥寒交迫的贫困深渊里苦苦地挣扎过，我以为这是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我的母亲也曾对我说过，袁殊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袁殊小时候帮人卖过大饼、油条，擦过皮鞋，什么杂活都干过。”
    袁龙回忆说：“12岁的袁殊找过袁晓岚多次，均无结果。不是袁晓岚不帮助自己的儿子，而是无力帮助。祖父那时已不教书了，他在环龙路44号全力搞国民党工团工作，生活上自顾不暇。几个月过去了，不合情理的执拗和读书要求始终不能解决。多了一个人吃饭，少掉了每天十几个铜板的收入，祖母挑不起三口之家的生活重担，那几个月中袁殊经常挨饿。怎么生活下去呢? 袁殊非常着急，他再一次饿着肚子走到环龙路44号。”
    这次，袁学易遇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袁晓岚依然无计可施，绝望的袁殊急饿攻心，当场晕倒在地上。环龙路44号的几个工作人员围拢过来，对小孩子袁殊动了侧隐之心。其中有个袁某人和立达学园有些关系，他当场答应介绍袁殊免费到立达学园读书。”
    在动了“侧隐之心”之心的人当中，就包括萧赞育，此后袁学易曾得到他的帮助。
    立达学园的创始人是曾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驱张”的匡互生。所谓“立达”，即取《论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因此，匡互生崇尚“人格教育”，不采用“灌输”的方式，强迫学生去接受自己的观点：“教育者决不该以一种主张束缚被教育者，使他们不能自然地发展。教育者应像园艺家一样培植被教育者，使他们茁壮成长，开花结实。这样的学校便是理想的学校。”
    袁龙说：“袁殊进入立达学园只能免交学费，但饭费仍无着落。他自述，每到开饭时就和同学们一到走进饭厅吃饭，并且泰然处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而且也不应该的。但在当年的立达学园，袁殊不仅这么做了，而且没有受到非议，为什么呢? 因为立达学园标榜人类的爱，‘教职员学生宛如父子兄弟，亲爱无间’。”
    立达学园的学术氛围也颇为宽松，什么都可以谈。袁龙说：“袁殊在立达读书时，参加了学生无政府主义团体‘黑色青年’，成为恩想倾向无政府主义的人。”

    按：在上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思潮一度极为时兴，即以国民党的“四大元老”蔡元培、李煜瀛、吴稚晖、张静江而言，后三位都曾在一定程度上持“无政府主义”态度。另外像张继、像褚民谊，都曾是“无政府主义”者。

    袁龙说：“和袁殊同住一个宿舍的一名高中年级学生名叫黄其启，他是湖南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爱的弟弟。袁殊和黄其启两人别出心裁地办了一份《窗报》，即在宿舍玻璃上不定期地‘出版报纸新闻’。《窗报》的内容大多是道听途说来的各种消息和自己的评论。为得到消息，他们两个人大咧咧地和复旦大学生交朋友，进行‘采访’。据说，《窗报》很有些人来看，甚至教员也有时前来读‘报’。为此，在立达读书的袁殊得了个‘报馆先生’的绰号。袁殊以后成为职业报人，始于办《窗报》。”
    l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走出校园，投身学生运动，袁龙回忆说：
    “作为立达学园游行队伍的宣传队员之一，袁殊认识了不少大中学的学生代表。他特别提到大夏大学的邵华和刘真如两个人，他说刘、邵二人是‘五卅’学运的核心人物，但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的党棍子。”

    按：刘真如，1905年生，原名刘成山，安徽涡阳人。
    邵华，原名邵子英，1901年生，安徽颍上人。
    后刘、邵均曾短暂地参加了北伐，并先后投入 C.C系。

    也是在此时，袁学易改名为袁殊。
    1926年，袁殊离开立达学园走上社会。这时，他遇上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导师”——胡抱一。
    胡抱一，1891生，江苏淮阴人。
    胡抱一曾当过孙中山的卫士，他的孙子胡明说：“（胡抱一）体格魁梧，天资聪慧，记忆力尤过常人。清末，朝政日非，国力萎顿，外侮日迫，民族遭难，祖父只身走沪，从事革命活动。及至1912年民国成立，转赴南京担任中山先生卫士（前后达 5 年之久）。
    胡明回忆说：“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灰心变节者颇多，祖父仍始终如一，与张继、杨虎、景定成诸先生从事地下工作。积极参加由中华革命党发动的‘讨袁运动’。史载：民国四年袁氏谋称帝，胡抱一等谋取淮海，再举‘讨袁’。”
    胡明说：“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苏沪一带民众风起云涌，响应革命军，祖父与有力焉，时上海别动司令中有胡愚其人者即为祖父。”
    袁殊结识胡抱一，就在这个时候，晚年的袁殊曾对袁龙说：“你记住这个人（指胡抱一），我同他的关系要比同你祖父的关系更好。”
    胡抱一也曾供职于国民党上海地下市党部，与袁晓岚算是同事，因此他是袁殊的父辈。袁龙说：
    “胡抱一是资格很老、官职不大的国民党政客。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此人做过孙中山的学生队队员。20年代前期到上海，在国民党环龙路44号机关和袁晓岚共事。胡抱一的社会关系很复杂，认识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在戴笠没有发迹的20年代就结识了戴笠。胡本人也是洪帮人物，在帮内人称胡二爷。胡信仰无政府主义，但他仅仅概略地了解无政府主义的主张而没读过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书籍。”
    袁龙说：“国民党在南方崛起后，胡抱一在上海也活跃起来。国民党委任胡为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要他利用广泛的社会关系去煽动、组织江浙一带无政府主义者起来反对孙传芳、策应北伐军攻打上海。但是胡的司令头衔是空的，他竖起大旗，应者寥寥。袁殊因为反对军阀、信奉无政府主义，便投到胡的门下。也许因为袁晓岚的缘故吧，胡把袁殊当成贴身小秘书。袁替胡奔走联络、传递信件。”
    胡抱一与胡宗南也有点交情，袁龙说，袁殊曾替胡抱一送信给胡宗南，当时接待他的是胡宗南的副官何天凤，当时何只是个中尉，十几年之后，袁殊与何在汪伪阵营中“重逢”，何已经是伪军里的“中将”了。
    袁殊拿着胡宗南的回信交给胡抱一，胡看了，很高兴地说：“部队开到南京后我就要成为副师长了。”
    但好景不长，不过两个月的功夫，“江南别动军”即解体，胡抱一的“副师长”也没当成，只好带着袁殊来到南京，到处托关系，找路子。
    某天，胡带着袁去看望一个叫做戴笠的人，结果戴没在家，于是胡指着墙上的照片介绍说：“此人是戴笠，这位戴先生欢喜冒险，现正在上海搞绑票活动以筹资金，准备收集无职的黄浦同学成立一个秘密团体。”
    袁龙说：“这次客访的收获是，袁殊认识了戴笠的面孔。”
    这时，袁殊意外地遇见了一位“故人”——“五卅运动”中大夏大学的学生领袖邵华——此时，邵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的“政治部主任”了。

（待续）

万千人

可现在看来，万先生一直在关注这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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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每天都来看看，感谢您的推广，也欢迎各位多交流。

老爺叔

我有個朋友，據說他父親是當年軍統上海的頭子，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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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那朋友是姓王么？

军统在上海的机构是最多的，如果单以“上海站”的秘密机构而言，最后一位站长是 ...
万千人 发表于 2012-3-9 08:14

啊呀說到您您就到。
我的朋友姓金﹐至於他父親是軍統這點並無確切資料﹐但我友默認﹐所以我很關心真實情況如何。
我想一是這類組織虛虛實實可能很複雜﹐二是上海兵臨城下之際﹐多變數也正常。
我只知以下幾個確切的詞﹕姓金﹐少將﹐情報機構(據說是軍統﹐但也可能中統)﹐解放後鎮反被捕﹐文革後釋放。

万千人

军统姓金的不少，不过还真没有一个在上海工作，而且这几个人不是去了那边就是早死了。没有符合条件的。也许父子不是一个姓，也未可知。根据您朋友的情况，我觉得王方南稍接近些，因他是被俘的。

ys1937

    根据您朋友的情况，我觉得王方南稍接近些，因他是被俘的。
万千人 发表于 2012-3-9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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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像。
    爷叔说是到新疆劳改的，而王方南“与杨帆同时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在上海监狱服刑达20年之久。直到1975年12月才得以特赦出狱。”

百度百科：

王方南

　　王方南，又名王芳兰、王芷甫，1906年10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城步县延清乡（今城步苗族自治县西岩镇五桂村）一个地主家庭。幼读私塾，14岁入武冈县联合小学。[1]1923年从城步步行至长沙，考入明德中学。1927年，王方南考入国立劳动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系。1930年，王方南加入国民党。1931年毕业后，王方南任南京《新京日报》体育编辑。因收入微薄，王弃职另谋出路，与同学数人在南京创办了“九一八”中学，又因经费困难被迫停办。1933年，王方南在浙江嵊县中学教书，半年后被校方无端解聘。 1933年夏，王方南通过朋友关系，去南昌考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暑期训练班。该班设在庐山，为培训反共骨干而设，主任康泽。三个月后，训练班移至鄱阳湖畔的星子县，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星子训练班。王加入“复兴社”，1934年结业，王被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四大队第十中队指导员，参加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
　　1935年，王方南经汉口警察分局局长周伟龙的介绍，任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编审员，该密查组为军统所控制，从此，王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1935年秋，军统局需培训一批高级特务骨干，由周伟龙以军统汉口站名义选送王赴南京应考，被录取，送杭州浙江警官学校特别训练班受训，戴笠任该班班主任。王方南编入第四队接受全能特务训练，并履行了效忠蒋介石的盟誓。1936年夏，王方南任复光社特务处汉口站直属通讯员。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军统局在南京专门成立了事变办事处，周伟龙任处长，调王方南负责该处外勤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王曾奉令执行对张学良的监视任务。1937年3月，张学良被蒋介石押送奉化关押，王方南结束了看守张学良的任务，随周伟龙派往上海工作后，任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助理书记。
　　上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沦于日军之手，王奉命在上海坚持敌后工作，改任情报组长，以英法租界为活动据点，担任搜集日伪情报，执行锄奸任务，曾参与暗杀大汉奸唐绍仪、周风岐等人。1938年，王方南被英租界巡捕房以破坏治安的“重庆分子”罪名逮捕，受电刑逼供不为所屈。同年9月，由军统局重金赎出，离沪赴香港，就任军统香港区助理书记、情报组长、书记等职。
　　1942年3月，王方南奉调赴重庆，任行动队队长。旋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福州沿海区书记。次年任军统闽北站副站长，兼财政部福建缉私处总务科长。1944年，王方南回重庆，任军统局本部第三处策反科科长，后改任第二处政治科科长。1945年5月，调任军事委员会特别检查处第二科科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方南升为保密局南京站副站长。1946年，蒋介石发动内战，王奉令派员执行对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和民主党派驻地进行秘密监视任务，搜集苏北解放区和新四军政治、军事情报。1947年1月，王方南被派往上海，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副站长。1948年初，王新衡辞职，刘方雄升任站长，王方南仍任副站长。1949年2 月，刘方雄调走，王方南接任站长，兼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曾派特务镇压上海进步学生运动，破坏中共地下活动，逮捕地下党工作人员和民主进步人士。
　　1948年6月，王方南眼看国民党崩溃之势已定，深感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前途堪忧。王向好友罗宝倾吐了内心的傍徨苦闷，表示欲找中共地下党可靠关系，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罗宝于是向王方南介绍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情报工作的吴成芳。罗宝、吴成芳、王方南三人均系明德中学校友，至此，王方南始明吴之真实身份。王决心弃暗投明，利用其在保密局的特殊地位，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共地下党多方提供情报，掩护地下党的活动，营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8年9月，中共华中局派往上海负责文化界工作的姚溱，为叛徒黄特逮捕，中共地下党指示吴成芳找王营救，愿出重金作为报酬。王按照地下党的要求设法将姚案由保密局上海站移交上海特别法庭审理，并以姚早已脱离新四军为由，准予取保开释。随后地下党通过关系将姚保释。王未取分文报酬。同年11月，吴成方被保密局发现其身份，并下令逮捕，王立即报告地下党，使吴及其家属及时转移，幸免于难。此外，经王方南及时通报情报，合地下党同志免遭毒手的，尚有潘念之等人。1949年春，湖南民革地下组织负责人由沪返湘开展工作，随身携有电台和文件，为保证其安全通过检查，王派自己贴有特别通行证的专车，送他们直接上飞机，安全回到长沙。王方南还为掩护民革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郭春涛等的活动，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国民党从上海撤退前，毛人凤拿着一张名单对王方南说：“上海还有些实业界、金融界、社会名流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现在没有去台湾，要注意他们是不是准备赴台，不要让他们留在上海将来为共产党所利用。你看一看，这个名单上的人都走了没有？”并让上海警察局局长毛森立刻动手把名单上的人逮捕起来。当解放军的炮声响起在上海市近郊时，5月24日，军统上海站站长王方南根据毛人凤的指示，把文书、人事和会计档案，分装在木箱和皮箱内，乘由毛人凤特别拨出的两艘机帆船运往台湾；并命令本站文书股长和人事股长将上海市政府调查处所存的情报档案，全部运往武定路923号上海市政府调查处职员宿舍内的草坪上烧毁。 上海解放后，为了工作的需要，上海市公安部门负责人决定保留王方南的秘密身份，不安排其公职，王以经营日杂商店为掩护，与市公安局负责人保持单线联系。1955年4月，受上海“潘杨案件”的株连，王被视为杨帆（市公安局长）所庇护的反革命分子，与杨帆同时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在上海监狱服刑达20年之久。直到1975年12月才得以特赦出狱。随后，王方南回湖南，安排在长沙市政协工作。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落实党的统战政策，王方南的错案得到澄清。1981年，王方南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82年被增补为第四届湖南省政协委员。1983年4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对他的判决，恢复其政治名誉，按起义人员对待。同年8月，王方南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并当选第五届、六届湖南省政协常务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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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木匠

151# 邱晓云

戴笠的面相有点异象的，人中这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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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67楼）

    邵华原本是南京工业学校学生，与后来成为著名史专家的郭廷以是同学。后厦门大学闹学潮，一部分师生转到上海成立大夏大学，邵转入该校，学教育学。
    “五卅”惨案发生后，邵成为学生领袖，晚年的吴开先回忆起当年在上海的“地工”生涯时，曾说：“现在的立法委员邵华，当时就是大夏大学的学生代表，后来学生联合会的常委也是邵华。”
    此后，邵华加入了共青团。1927年，北伐军打到安徽时，孙传芳部第三混成旅投靠了北伐军，并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王普任军长，年纪轻轻的邵华则成为政治部主任。
    袁龙说：“胡抱一把袁殊托付给邵华，袁成为政治部宣传股的少尉股员。为什么打到南京后27师才组建政治部呢? 原来27师是皖系段祺瑞手下倪道良的部队，刚刚投到北伐军一边不久。袁殊先陪邵华回上海办私事，自己也买书探家，然后再到芜湖驻地报到。宣传股的股长孙祖基后来做过无锡县县长。”
    袁龙说：“在芜湖时期，袁殊的公事是写标语口号，安民告示，内容不外是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蒋介石之类；工余则给芜湖日报投稿写文章。记得袁殊说过，他第一次发表文章时是15岁，看到自己写的东西成为铅印文字，非常兴奋，但内容则忘得一干二净。”
    许多文章称袁殊曾参加过北伐，其实指的就是这一段。
    此后不久，第二十七军即被蒋介石收编，番号取消，袁殊则改投第六军河南人张轸所部，旋即离开，结束了这一段极为短暂的“军人”生活。
    至于邵华，于1928年脱离了共青团，投入“改组派”。“蒋汪合流”之后，邵又得到陈立夫的赏识，改换门庭成为 C.C系大将，从此扶摇直上。1935年，邵华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1935年底，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邵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并任安徽省党部委员。
    前面说过，1937年 5月，国民党曾组织了一个“考察团”赴延安考察，团长为涂思宗，其成员中就包括邵华。当时以“秘书”身份参与该团的军统干部杨蔚，在回忆中就曾提及邵华。
    离开部队，袁殊重返上海，并奇迹般地与一个富商的女儿谈上了恋爱。
    ——袁殊表姐叫曼尼，是启明女中的学生，她有个女同学叫马景星，经常找曼尼玩，一来二去，与袁殊也搞得很熟。
    作为富家女的马景星怎么会看上一贫如洗的袁殊，这要从她的出身说起。袁龙说：
    “马景星的父亲马蝶生，早年留学过日本，回国后一度提倡教育，晚年抽上了鸦片烟。马家传到第二代时，已有良田几千亩、浦东乡下遍布着马家的米店和货店。马蝶生的正室无子嗣，50多岁时马蝶生讨使唤丫头为妾，生养了马景星。没过两年马蝶生死了，马家正房太太就把马景星的生母赶出马家，但承认马景星为马家之后。马的生母被赶出马家门之后，只得嫁给附近的一个老实农民，他们以种菜度日，过着平民的生活。”
    因为生母的遭遇，马景星痛恨她的家庭。袁龙说：“马景星自幼就知道这件事，也具体知道谁是自己的生母，但由于旧社会的等级观念，她从没有认自己的生母。在马景星内心深处，她极为不满自己名义母亲的恶毒作法，对生母抱以同情。这个实际背景不仅使马景星和马家的关系极为淡薄，而且由此引发了她同情社会革命的倾向。”
    也正是出于马景星这种心理，她与“穷小子”袁殊走到了一起，袁龙说：“马景星爱慕袁殊的才干，希望并且帮助袁干一番事业；袁殊因马的同情革命和不嫌弃袁家贫穷而对马发生好感。”
    马景星从启明女中毕业以后，原本已被保送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但袁殊提出要去日本“留学”，马于是放弃了报送，与袁同行。袁殊拿不出去日本的路费，马从家里要了 700块大洋。
    钱是有了，可袁殊还面临着一个问题——他连小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有，先不说去了日本能不能申请到学校，连赴日的签证都办不下来！
    对此，袁龙说：“半个世纪前的袁殊也采用了‘金钱开路走后门’的办法闯过了最后一个求学难关。首先他花钱买到一张四川成都大学的肄业证明，又通过曼尼的关系在南京教育部开出了一张肄业证明的官方证明。一切手续齐备后，他们两人约于l929年 9月间到达日本东京。”
    这是袁殊的第一次“留日”。这次留学，用袁龙的话说：“袁殊留日一年多，有三个收获。第一、他初步掌握了日语；第二、他研读了新闻学；第三、他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这三个“收获”，都对袁殊的后半生产生了深刻影响。
    袁殊虽然没有上过几年学，但在语言学习方面，他绝对是个天才。袁龙说：“袁、马二人先上东亚日语预备学校初级班，学了几个月后，没有再上高级班即能应付一般的学习、生活所需了。”
    袁龙回忆说：“袁殊说他学习和掌握日语的速度显然很快，一年多以后他就能一般地谈讲，做到对付实用之需有余了。原因是他学习方法对头：他买了一台旧收音机，有空就听日语；他没有羞于开口的心理负担，逛书店、看电影，尽量多实践应用。《沦陷区的中国文学史》一书，除了攻击人身的诸多贬词之外，还说他‘讲一口极流利的日语’，其实也不尽然。袁殊自评他的日语，以实用见长、而日文造诣并不特殊深厚。”
    此后，袁殊还曾第二次到日本“留学”，回来之后，他的日语水平就更高了，袁龙说：“其特色是日本俚语、俏皮语、骂街的土语他都听得懂，而且所说的日语可令日人认为是本国人所说。”
    语言过关以后，袁殊进入日本新闻学校，这是一所相当于大专程度的专科学校。此后，袁殊被人看成“新闻界人士”，就是从这里开头的。
    袁殊的学习方法很独特，袁龙说：“他交讲义费却很少听课，主要在宿舍里自修。他在学习上很下了一番功夫。他也读书也写札记，将书本所学知识经理解消化后加进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很多新闻学短稿，回国以后陆续发表在国内各个刊物上。自1929年起，到l935年止，他一直坚持了新闻学的研究，写和译了好几本新闻学专著，取得了学业上的一定的成就。”
    很奇怪的是，作为一名职业报人（或者说以“职业报人”为掩护身份），袁殊却对记者这一行颇为轻蔑，据袁龙回忆：
    “在晚年琐谈时，他对旧社会记者这一职业却多有不敬之语，常贬之为‘报屁股文人’、‘无聊记者’等等。他这样说并非是同行相轻之故，对于他自己这个当年的记者则讲得更尖刻。他曾说过约在1937年时他请表哥董纯才等人吃饭，自我介绍说：’我现在做流氓记者。’当时我听了不禁暗暗好笑，记者之前冠以流氓二字我实前所未闻。”
    当回忆起这一段的时候，袁殊还颇为“严肃”地对袁龙说：“旧社会的新闻记者绝大多数都有政治背景、许多人都兼搞情报活动或作某个集团的喉舌以领取额外的津贴，纯正清白的记者极少或者没有，中外都是一样。”
    袁龙评价说：“尽管他从事过多年的新闻记者工作，在新闻学方面有建树，但在晚年，始终认为他毕生的事业是情报工作。”
    1920—1930年代的日本，也是一个各种思潮十分活跃的地方，正是在这里，袁殊第一次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渐对他所持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怀疑。袁龙说：
    “这是因为袁殊当时读了他首次接触的马列书籍，即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达科学》。这本书正是用科学的共产主义去批判否认阶级斗争的、无政府主义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袁殊一下子被吸引住了，一连读了几遍，不得不承认那种无为而治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是行不通的。他认识到，社会意义的人具有阶级属性，各个时代的统治阶级必然具有权威性，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推动历史的变革而最终消灭阶级差异。社会主义的空想是美好但不实际的，袁殊从理论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在以后的实践中他开始从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发达科学》今译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文献。

    袁殊的第一次“留日”，为时非常短暂，这是因为他正好赶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袁龙说：
    “为应付危机，日本当局宣布把经济上的银本位制改变为金本位制。这一变动使中日货币兑换比从原来的 0.7比 1猛增到 1.5比 1。对于袁殊这样的穷留学生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袁殊当时尚有 l00元钱，依原对换率可换得 140日元，尚可维持7 个月的生活；依现在的兑换率只能换得70日元、只能维持四个月生活，考虑到回国路费，等于没钱了。袁殊不得不回国。”
    回国以后，袁殊携马景星回了一趟蕲春老家，途径南京时，认识了几个“文艺青年”，其中一个叫张天翼，一个叫聂绀弩，另外还有一个中央大学英文系的女生，叫做胡楣。
    此后，袁殊就加入了联合剧社，负责对外联络，袁龙说：“参加联合剧社的南京公演，是袁殊从日本回国后流浪生涯的结束，也是真正走向社会生活的先导。在这次为时不长的活动中，袁殊扩大了社会联系，初次做了政治亮相。”
    在联合剧社中，当时还籍籍无名的袁殊一下认识了许多知名人士，袁龙说：“在袁殊的遗物中，保存着几张当年戏剧界人士的照片。一张是袁牧之、陈沉樱和马彦祥的合影，一张是南京公演时的舞台照( 内有王莹扮演的角色 )；还有两张是狂飙演剧部的照片，一张是柯仲平、陈凝秋、高歌和不知名者的四人合影，一张是内有柯仲平扮演角色的演出照。”
    南京的演出很成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重视，起了“收编”之意，连南京市党部和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都出面宴请联合剧社，结果袁殊“捅了篓子”。袁龙说：
    “在两次宴会上，负责对外连络的袁殊代表联合剧社致了答词。袁殊借着半醉的酒态，大骂了国民党，痛斥了国民党当局摧残进步文化，教育界一片黑暗的腐败现象，发泄出了郁积多时的对文化、教育界黑暗现状的不满。袁殊的左倾言论自然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大概王莹也有左倾言论吧，总之有消息传出说联合剧社内的袁殊和王莹是左倾分子。”
    由于担心出事，联合剧社负责人马彦祥令袁殊、王莹二人连夜离开南京，转往上海。
    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其中起了关键作用的就是萧同兹，袁龙说：“萧同兹就是在环龙路44号目睹过袁殊昏倒在地的那个姓萧的人。南京市党部训练部部长方觉慧也是环龙路44号里面袁晓岚的同事，而且是湖北人。这两个官场里的人物几次对袁殊开了绿灯。这次他们以袁殊是党内老同志的孩子为由，把袁的言论说成是小孩子的胡闹，从而起了缓解矛盾的作用。”
    真正令袁殊在文艺界、新闻界崭露头角的，是他所创办的《文艺新闻》。
    1931年 3月16日，袁殊在上海创办《文艺新闻》，并自任主编，着重刊登上海左翼文化界消息。
    我们都学过鲁迅的著名杂文《为了忘却的纪念》，其中提到“……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
    事实上，《文艺新闻》是第一个刊登并评论“五作家遇难”事件的，在现代新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袁殊这个20岁的年轻人也由此起步、逐渐受到了各个阵营的重视和青睐，日渐活跃。
    “《文艺新闻》出了十几期后，由于披露了五作家遇难的消息以及和冯雪峰左翼文化人的接近，文总动员袁殊参加左翼文化工作。当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书记是潘梓年；文委领导各左翼文化团体成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 简称文总 )。文总下属左联、社联、剧联等组织。据袁殊说，当时文总左联方面的代表是丁玲，社联代表是朱镜我，剧联代表是田汉。
    潘梓年即著名的宜兴“三潘”之一，袁龙说：“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堂兄弟，当时任大学教授，实际负责党的文化工作，他当时头带瓜皮帽、身穿长衫，生活很简朴，人称‘裁缝先生’，袁殊说这位老革命家‘光荣一生’。”
    袁龙说：“潘梓年找了袁殊后，袁即以个人名义加入文总，在潘梓年和朱镜我的领导下三人负责文总下属各文艺团体的通讯联络工作。”
    因参加过“文总”的工作，袁殊认识了许多左翼文化人，比如，在谈到周杨时，袁说：“周当时相对地说出来活动比较少，经常勤奋读书。”
    袁殊也曾谈到鲁迅，袁龙回忆说：“一天，鲁迅与袁殊恰巧都在内山书店看书，有人向鲁迅介绍说这就是办《文艺新闻》的袁殊，鲁迅站起来和袁殊握握手寒暄几句没有深谈。以后他们常在内山书店见面，也仅止相互点头示意。”
    袁龙还说：“我问袁殊当时为什么不主动与鲁迅先生多联系，多请教。袁殊说得很诚恳，他说尽管他对鲁迅的文章非常钦佩，但当时年轻偏激而对鲁迅一直领取蔡元培的教育部发的薪俸表示不以为然。”
    袁殊跟姚蓬子也很熟悉，并说：“蓬子为人平和随便。”袁龙回忆说：
    “文革时期，有个身穿军大衣的人带领一批红卫兵到秦城提审袁殊，要袁交待三十年代初左翼文坛‘内幕’，开始袁因长期坐监无人讲话竟只能啊啊发音而说不出话来了，在提审过程中才逐渐恢复了讲话功能。那批人特别要袁殊交待姚蓬子的事，后来袁看报上的照片才知那个穿棉军大衣的带头人是姚文元。”
    袁龙回忆说：“60年代初，我在上海去参观鲁迅纪念馆发现一份当时文化界宣言之后的署名中有袁殊的名字，当时感到很奇怪：袁年纪青青怎么会成为上海文化界中的能签名的人物呢? 过了20年才知道，当时的袁殊在文化界颇为活跃。1931年12月28日，在四川路青年会食堂，上海的一些文化人成立了‘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根据记载到会的约有30多位文化人，推出胡愈之，姚蓬子和袁殊作为九人组成的执委会的召集人。几个月以后该组织扩大了、分工明细了；该组织发表了对东三省事件的宣言，积极进行了抗日宣传活动。”
    由此可见，至迟在1931年底，20岁的袁殊已经一跃而成为上海文化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了。
    通过潘梓年和朱镜我，袁殊认识了那位影响了他一生的人——潘汉年。
    据袁龙说：“由于袁殊思想行动左倾，当时社会上有些人例如胡戆珠之流早就认为袁殊是共产党员，其实袁殊第一次加入中国共产党是1931年10月份的事。”
    袁龙说：“袁殊最先向夏衍表示过希望政治上能提高一步，也许表示不明确吧，夏未置可否。加入文总后，袁殊和朱镜我接触很多。袁对朱提出了口头申请。”

    按：朱镜我，1901年生，浙江鄞县人。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左联”负责人。

    某次，袁与朱外出，袁见四周无人，即问：“加入‘前卫’的条件是不是很高，我能否加入‘前卫’? ”
    朱回答说：“这要看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周围环境的人对你的评价。”
    袁龙说：“四个月后，潘梓年通知袁殊说某天中午12点到静安寺路爱文义路口一家高级咖啡店去，有人要找袁殊谈话。袁殊准时到达指定地点后，走进了以前从没进去过的高级咖啡店。12点时分的咖啡店内空闲寂静，除白俄女招待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旁坐有两个人。袁殊认识其中一人，另一人不认识。”
    认识的那人就是潘汉年，据袁龙说：“以前袁殊只闻其名不知其人，有一次袁和冯白驹( 冯铿之兄 )在良友图书公司时看到一个人，冯指告袁说他就是潘汉年。后袁殊到一个国际商会去看辛酉剧社袁牧之等人排戏，进去时恰逢潘汉年出来，两人打了个照面。但是潘、袁两人从没讲过话。”
    见到袁，潘请他坐，侍者端上咖啡后，潘即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说着，潘指着另一人介绍说：“他就是今后和你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同志。”
    袁回忆说：“王子春长得又高又胖，后来袁殊和马景星私下常称他为王胖子或大块头。”
    接着，潘问袁殊：“生活过得怎么样？”袁殊回答说：“马马虎虎可以应付。”
    袁龙回忆说：“其实当时袁殊仅靠卖文为生，要养活母亲、弟弟和自己，生活是非常不安定的。当时的袁殊有小资产阶级的面子观念，怕说生活不安定遭人笑话，反映出袁殊当时思想上尚存稚气。”
    接下去，潘、王二人开始“轮流谈话”，袁殊只是“默默地听着”。
    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其中有些内容，给袁殊的一生都定了调子。
    潘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你要做的工作是保卫组织的秘密工作。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坚持到底，一定要保密。”
    在谈话中，潘向袁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要求：“从今以后，你要慢慢褪掉红颜色，伪装成灰色小市民，再寻机打入敌人内部。”
    王子春进一步警告说：“在敌人内部做分化瓦解工作是危险的事，你可能被捕入狱，也可能亲眼看着组织成员被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怎样你都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时，王很严肃地提示袁殊：“你甚至可能永远背负反动分子的罪名而死去，但党是知道你的。”
    听到这里潘接着说：“只要始终守着信念，纵使牺牲也要无所顾及，敌人现在有政权势力会使用金钱美女手腕，我们只有最坚强的马列主义，但是我们能挫败敌人对前卫的阴谋。历史上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我们今后就是要做这样的无名英雄。”
    王子春说：“今后在你所遇到的反动环境里如需要花钱买对组织有价值的材料消息，组织是不吝惜金钱的，但一般情况下组织不会给钱。记住，从今以后你要做白皮红心萝卜，在反动环境中爬得越高对秘密工作越有利。”
    袁龙回忆说：“潘、王二人询问了袁殊的社会关系，特别是反动阵营中有无可资利用的社会关系。袁殊自办文新以后就和胡抱一断绝了来往，初出茅庐的袁殊一时想不起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潘、王二人要他慢慢想、好好想。”
    许多年以后，忆及当年这次谈话，袁殊记忆犹新，他回忆说：“在整个为时不长的谈话过程中，三人的神情始终非常严肃，三人面前的咖啡谁也没有动一下。”
    袁龙评价说：“少年时期的袁殊是无政府主义的追随者，袁殊幻想着社会人群中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生活；他欣赏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自由与面包》所描述的社会生活，即不受干涉，不成立组织派别，根据个人意愿去选择职业和前途而不会遭到不平等待遇的空想社会生活。通过阅读恩格斯的书籍，从恩格斯对圣西门理论的批判中，袁殊初步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必然，从理论上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在后来一年现实阶级斗争的磨练中，袁殊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这一段历史潘汉年完全了解。”
    从这一天起，袁殊就成为一名“前卫”了——这是他“多面”间谍生涯的第一重、也是最重要的一重背景。袁龙评价说：
    “袁殊在外侮内患的动荡时局中，找到了人生奋斗的方向。当晚，兴奋不已的袁殊在青年人的纯情驱动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景星，同情革命的马亦为他政治上的提高而更加敬重袁殊了。”
    袁龙还说：“但是，漫漫的人生之路是坎坷不平的，袁殊走过的人生之路也有过几度大的回旋与曲折，到了盖棺论定时，我们后人毕竟能够说：袁殊的一生基本上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他终究实现了少年立志革命的初衷。”
    加入“前卫”之后，即由组织上对袁殊进行特工训练，王子春找来一位“姓赵的四川人”，“训练的主要内容是秘密联络的方式”。袁龙回忆说：
    “他每周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内的一所房子中受训，看见窗外摆出花盆才能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袁说赵老师教给他传递消息时，在数字上要有规律地加一减二地变化。例如说‘我星期五会到一位朋友’则实指周四，说中午12点见，则实指午后两点见。训练两个月后，袁即和王正式秘密接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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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子春领导下工作的袁殊成为多面特务——中共特区、中统、岩井英一、国际远东情报局、军统

    此时，袁殊终于想到了一个可供利用的人——胡抱一，对此，王子春认为“有文章可做”。于是袁找到了当时在也上海的胡抱一，说：“办《文艺新闻》喊口号喊腻了，想过平和生活，前来讨事做。”
    胡听了，即带着袁殊去见王亚樵。
    袁龙说：“王亚樵和胡抱一是江帮同辈兄弟，胡排行老二，人称胡二爷；王排行老九，人称王九爷。王和胡都是孙中山的学生队队员，都信仰无政府主义，故彼此熟知。不过他两人对无政府主义的信仰，仅限于知道代表人物的姓名和该主义的大略要旨而没读过无政府主义的书。”
    王亚樵见到袁殊，即说：“既然是干新闻的还是吃新闻饭，我这里正好有一张报纸要人帮忙。”
    袁殊回忆说：“这是一张四开的小报，名为《公道日报》，报的主持人叫毕瑞生。毕很不负责，报纸办得乱七八糟，袁殊接管办了一个时期，小报由公道印刷所承印。”
    袁龙曾评价说：“早年的袁殊是否适合做情报工作我不清楚，而晚年的袁殊性格却充满了干特工职业的特点。”
    事实上，在当年，刚出道的袁殊确实还嫩点——没几天，他就把事情搞砸了。
    袁殊回忆说：
    “此事发生于抬棺大游行前后时期。民反要印发传单，但没有印刷企业敢于印刷共产党宣传材料。袁殊找公道印刷所谈条件，许以高价佣金和印毕即取走的条件，这个小印刷所因贪利而承担了这次业务。事隔不久，传单被反动当局发现了，巡捕房封闭了公道印刷所。”

    按，“抬棺大游行”的起因，是发生于1931年12月17日的“珍珠桥惨案”。
    先是，日本以“柳条湖事件”为借口出兵中国东北，此即“九一八事变”，当年11月24日，国联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此事，最终以13票对 1票议决日本应从“占领区”撤军，但日方对此置之不理，终于引发了1931年底那场规模空前、席卷全国的大学潮。
    从12月初开始，全国各地高校学生陆续集中到南京请愿，南京国民政府特成立了“特种教育委员会”处理此事，由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委员长。
    早在北京政府时期，蔡元培就是教育总长，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其任上，很妥当地处理了“五四运动”的善后事宜——无疑，“中枢”想借重蔡元培在青年学生中的良好形象，以及他所具有的处理学运问题的“丰富”经验，把这场“学运”给“按”下去。
    然而，“当局”想得有点简单了——这次，学生们不再认蔡元培的“老面子”了。
    12月15日，三万多学生先是到外交部抗议，并砸毁了外交部的大门，随即赴丁家桥中央党部请愿，蔡元培奉命出面去与学生“对话”，陪同他的是南京卫戍司令、当天刚刚接替蒋介石代理行政院长的陈铭枢。
    “对话”的结果——二人均被痛打，其中陈被当场打昏，蔡被拖出几百米，且行且打，后军警鸣枪才把人抢回。
    12月17日，学生们再次来到丁家桥，捣毁了中央党部大门。随即又赴珍珠桥，焚烧了《中央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这次当局不再客气，驱散了学生。据孙元良回忆：
    “宪兵队赶到将纵火、行凶罪犯六十二人拘捕，其中卅八名沪生因系胁从，经讯问即行释放，余廿五名北平学生交法院也从轻发落。事件中仅一名去排字房捣乱的学生，闻宪兵开到，越窗跳河溺毙。”
    这就是“珍珠桥惨案”。次日，军警包围了学生驻地，并强行遣散，送回各校。
    事后，上海学生、工人举行了“抬棺大游行”，并捣毁了国民党地方党部。
    蔡元培是一位忠厚长者，虽然被打，但对于学生们的举动并无怨恨，反而表示：“至个人对于学生救国之轨内行动，纯洁热情，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爱护。”

    这下，袁殊的小报也办不下去了。袁龙说：“袁殊开始还以为有王亚樵的背景而请律师和巡房打官司，后看无胜诉的可能，想到被封的铅字机器价值万元以上，怕担不起经济责任，就撒手不管了。办《公道日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袁龙回忆说：“尽管袁殊和王亚樵、胡抱一拉上了关系，但工作局面实际上没打开。王子春再三要袁殊回想还有何社会关系。袁殊想来想去认为没有了，后用梳理办法谈谈亲朋，一来二去地谈到袁殊认为和自己毫不相干的贾伯涛；没想到王子春认为大有文章可做，并亲手策化袁殊初次打入敌营内部。”
    贾伯涛，1902年生，祖籍湖北大冶，军校一期毕业。
    贾伯涛的父亲贾葆枢是袁殊的舅舅，因此贾与袁殊是姨表亲，但贾伯涛很小就离家去谋生了，袁殊并不认识他，只认识他的弟弟贾仲洪。
    那是袁殊的母亲刚刚带着他们来到上海的时候，袁晓岚无力养活他们，于是他们只好投奔了袁殊的三姨，三姨家并不富裕，但仍慷慨地收留了他们，同时在她家的，还有贾仲洪，加上三姨的儿子董纯才，三人就像亲兄弟一样。袁殊到环龙路四十四号去找父亲要赡养费的时候，就是大表哥董纯才带他去的。
    此外，袁殊与他这位没见过面的表兄贾伯涛，尚另有一重渊源——贾去广东投考黄埔，就是袁晓岚推荐的。袁龙说：
    “1925年以后，广州革命政府积极开始准备北伐。国民党在地方的力量也开始活跃起来。国民党驻沪办事处环龙路44号机关终于有了生气。袁晓岚不再搞半死不活的工团运动了，他的新任务是在上海选拔青年推荐到黄浦军校去学习。袁晓岚推荐了贾泊涛，因年纪小而没有推荐袁殊。”
    贾伯涛到了去广东，很顺利地考入黄埔一期。毕业后，贾参加了北伐，此时正在上海。袁龙说：
    “贾伯涛黄浦一期毕业后，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人物，蒋介石把他派到上海，公开职务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小角色，实际暗中代表蒋介石和上海青洪帮的大亨们相勾结。他的活动有两项主要内容，一是借调解劳资纠纷之机大敲竹杠，二是制造并贩卖鸦片白面，当时在上海是个幕后实力人物。”
    王子春得知袁殊居然还有这么一门子亲戚，大喜，当即令袁给贾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我( 袁殊 )从日本回来无事可做，办《文艺新闻》经济有困难，因为生活没保证而没有兴趣了，现在想过平平和和的市民生活。但是现在找事很难，故请求见面、请求代为谋职。”
    贾伯涛十分念旧，因他有今天，全凭袁殊的父亲推荐他去黄埔，于是即回信，表示可以推荐他去见吴醒亚。
    吴醒亚，1891年生，湖北黄梅人。时任上海特别市党部执委、上海市社会局长。
    吴醒亚不仅是袁殊的同乡长辈，同时，他的早期，也得到过袁晓岚的帮助。袁龙回忆说：
    “吴醒亚是湖北黄梅县人，30岁左右的时候吴从闭塞的家乡跑到大城市找出路，可不知投奔何人。袁晓岚在上海见到吴醒亚，指点吴到广州去投奔陈立夫，陈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的机要秘书。吴到广州后，陈立夫安置了吴，给了个‘录事’之类的小职务，但吴算是纳入了陈立夫的派系。国民党得势后，陈立夫成为党国要人，吴也因缘成为CC系的大将。”
    此后，吴醒亚因策动安徽军阀陈调元投向蒋介石有功，一跃而为安徽省政府民政厅长，后又回到湖北做党务工作，因与“湖北家长”何成濬不睦而被蒋调到南昌行营当秘书。袁龙说：
    “吴醒亚为CC系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当蒋介石要加强上海工作时陈力保吴到上海工作主管反共工作。原上海市社会局长是潘公展( 或吴开先 )，因吴的来头大不得不让吴担任了上海社会局长之职。除公开经费外，蒋介石每月给吴醒亚提供私人掌握的反共经费五万元，吴利用这笔钱成立了反动的力社和湖北帮，扩大了CC系在上海的势力。”
    看到贾伯涛的推荐，知道是“故人”之子，吴醒亚很高兴，当即召袁殊来见。
    王子春得知袁殊搭上了吴醒亚这条线，很高兴，并告诉他在与吴的谈话中，“态度应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言谈要讲国家大事。”
    袁龙回忆说：“贾伯涛带袁和吴醒亚初次见面没几天后，袁殊要求贾再去见吴。贾回答说：不必我陪同你自己去就可以了，吴醒亚对你的印象很好，认为你年轻有为、精明能干。”

    按：尽管袁殊与父亲袁晓岚没有感情，但在他事业的起步阶段，还确实是得到了这位“国民党元老”（尽管政治地位卑微）的助力。
        此外，袁晓岚是资深的国民党“地工”，从这个意义上说，袁殊搞特工，亦可说“家学渊源”。

    为了二次见吴，王子春指示袁殊制作了一份简历，简历的主旨是要“表明厌倦左倾活动，愿做普通市民的愿望”。此外袁还准备了一份“工作意见书”，投吴醒亚所好，提出“以团体对团体，以情报对情报”来镇压工学运动的“工作建议”。
    吴看到袁的“意见书”，连说“很好很好”，并问袁以何为生，按照王子春的要求，袁说：“毫无办法，只靠卖稿为生。”
    吴听了说：“你搞文学活动又没有作品，以后不要搞文化活动了，跟我干怎么样？”
    袁要的就是他这句话，马上表示：“愿跟吴先生干。”
    袁龙回忆说：“吴随后表示袁的月薪 150元，以后再酌情增加，工作任务是帮助吴打听社会消息，但不算社会局正式人员而算吴私人任用的人。这也就是说，袁殊加入了吴醒亚的湖北帮。”
    从此，袁殊就算是吴醒亚的人了。吴是反共分子，这谁都知道，很自然地，大家对袁殊产生了疑虑。楼适夷就曾向冯雪峰（时任“左联”党团书记）反映过袁的问题。冯听了说：“不要管他，潘汉年交待给袁殊另有任务。”
    据袁殊回忆，在某个场合，他曾对楼说：“今后我很可能在社会上身败名裂，到了那时我们老朋友还是老朋友。”
    此后，袁殊又成为“干社”的骨干成员。袁龙说：“干社成立于1933年 5月，成立时50多人，社纲章程是方焕如起草的。社名是吴醒亚敲定的，在成立大会上吴醒亚大讲‘苦干、穷干、硬干’所以叫干社。干社的领导机构称为理事会，吴醒亚是理事长，潘公展是副理事长，吴开先是监委会主任，理事有l0多人。”
    “干社”即 “C.C”系的外围组织，由此，为袁殊日后搭上“中统”这条线，埋下了一个伏笔。
    “干社”下设四个股，其中总务股长是陈果夫的堂弟陈宝骅，情报股长即袁殊。还有个行动股，股长就是正在办《社会新闻》的李士群.
    对于李士群，袁殊并不陌生，袁龙说：
    “袁殊和李士群当时混得很熟是有原因的。1932年下半年，上海出版了一个反共的旬刊《社会新闻》，实际负责人是丁默邨，编辑只有两人，一个是唐惠民，一个是李士群。此二人均是共产党的叛徒，唐叛变革命后供出了许多共产党人。王子春指示袁殊要严密监视《社会新闻》，而该刊物所在地恰又在《外论社》的对面，所以袁殊和李士群等人成了‘朋友’。李当了行动股长后，王子春又指示袁殊要严密监视李士群，所以袁了解一些李当时的所为。”
    就这样，经过一番闪转腾挪，袁殊由一个“文化人”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党棍”的手下，开展工作方便的多了，于是王子春指示袁殊，让他向吴讨一个公开身份，以便活动。
    吴听了，即将袁推荐到“新声通讯社”当记者。袁龙说：“记者是无冕帝王、能上遁天下入地，袁有了记者的职业掩护后可以自由采访社会新闻，经常出席南京政府的记者招待会从而了解一些国府要人内幕。”
    正是由于有了“新声通讯社”记者的身份，袁可以出席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了。袁龙说：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反日情绪遍及全国，民众抵制日货对日人深恶痛绝。上海的领事馆每开记者招待会总是门庭冷落，到会记者寥寥无几。当时中日关系紧张，但国共两党都要了解日方消息，新闻业务也需要了解日方消息，由于上述原因王指示袁坚持出席日方的记者招待会，设法引起日方人员的注意。”
    这样，袁殊结识了日本领事馆的一个“中国通”——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1899年生，1921年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第18期商务科。
    毕业之后，岩井即进入日本外务省，先后被派赴日本驻重庆、汕头、长沙等地领事馆工作，1932年 5月被派赴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情报部工作。
    袁殊结识岩井，就是这个时候的事。
    根据王子春的指示，袁殊跑了几趟日本领事馆，但未引起日本人的关注。于是，王指示袁带一本日文杂志去出席日方招待会，在“漫不经心中似无意地”给日本人留下懂日语的印象，以期“引起日本人的注意”。
    袁殊依计前往，果然引起了一个日本人的注意——这个人就是岩井英一。
    于是，岩井过来用日语对袁殊说：“你原来懂日文啊”
    袁殊笑而不语。岩井接着说：“了不起、中国懂日文的记者很少见”。
    袁龙说：“（袁殊）二次去日本领事馆时岩井便主动前来攀谈，问袁殊在日本驻过几年，在哪所学校读书，对日本风俗是否习惯等等。袁殊顺口应答说没去过日本料理。岩井马上抓住机会邀请袁殊去日本馆子吃日本菜。”
    此后，岩井经常借着吃饭与袁殊聚会，慢慢熟了，就试探着让袁帮他搜集情报，问袁“有没有办法搞到一些不公开刊出的中日关系消息和其它内幕消息”。
    因袁殊认识上海新闻检查所所长陈克成，可以看到被该所扣发的油印新闻材料。于是即回答说有办法。
    岩井一听非常高兴，说：“好得很，你把油印材料拿给我看或者你看过后记述给我都行”。
    袁龙说：“袁殊也提出了交换情报的条件，要求岩井把日方消息首先告诉袁。岩井满口应允。从此他们两人建立了交换情报的私人关系，这是l933年初的事情。以后袁殊也请岩井到新雅酒店吃中国饭，他们两个成为私人朋友。”
    有了岩井的内部消息，袁殊一下成了“名记者”：“当时中日之间正进行着货币兑换率和关税问题的谈判，有关谈判的消息成为新闻界的抢手货，袁殊有岩井的渠道，对于谈判消息报导得又快又准，而日方政府人事更选的消息也非袁殊莫属，因此袁殊在上海新闻界一下子红了起来。打通了日本领事馆的渠道，吴醒亚也重视起了袁殊。”
    袁与岩井认识了大约半年以后，某次，岩井忽然提出：“袁先生和我交往许久了，对我们帮助很大，今后我要提供一点交际费，每月 200元怎么样?”
    岩井的话说得很委婉，但意思非常明确，即雇用袁殊为他的情报人员，袁龙说：“当时的环境不允许请示汇报，袁殊沉吟片刻，想到王子春积极策划他和日本人联系，就不太坚定地说了一句‘可以吧’。”
    经向王子春汇报，王完全同意，并要求袁将此事汇报给他的另一位“老板”吴醒亚。
    至此，袁殊身上的背景又多了一层。袁龙说：“他是日方情报员和吴醒亚的情报员又在王的领导下做党的秘密工。吴知道袁与岩井的关系，岩井也知袁和吴关系，但岩并和吴都不知道袁和王子春的关，王掌握指挥全盘情况。”
    岩井的安排还在进一步深入，1934年 7月，他忽然问到袁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暑期快到了，想不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想不想去看看王莹？”
   
    按：王莹于1934年 3月赴日本自费留学，次年春回国。

    袁龙说：“岩井愿提供l000元旅费让袁殊到日本做 1月游。袁将此事报告给王，王表示不管岩井目的何在都应在中日关系紧张时亲自到日本了解社会情况。当时何梅协定过后不久，中日关系紧张微妙，吴醒亚也认为到日本实地考察民情是个难得机会，吴也提供1000元旅费。袁殊第二次到了日本。”
    在日本，袁殊会见了不少人，如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还有喜多诚一、今井武夫等人。回来以后，袁写了一个“报告”交给吴醒亚，以此交差。

（待续）

ys1937

（续）

    1935年 5月，在特工路上一路走来、顺风顺水的袁殊，遭遇了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劫难——“怪西人案”。
    我们知道，“怪西人案”的主角是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一位负责人，叫做约瑟夫·华尔顿，因被捕后一言不发而被时人称为“怪西人”，袁殊怎么会被他牵扯进去，这事要从袁的联系人王子春说起。
    原来，早在1935年初，即袁殊从日本“观光”回来不久，王子春就失踪了。袁龙说：
    “据袁殊自己说，他是1935年初和王子春断了联系的，当时苏州法院开始审讯共产党打狗团，袁也怀疑过王被牵连了进去。出于性急他要求夏衍帮他接上关系。”

    按：夏衍时任中共中央文委电影组组长。

    在夏衍的自传体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中，曾忆及此事：
    “袁殊在《文艺新闻》停刊后参加了特科工作，这是我知道的，他还一再要求我给他保守秘密，也有相当长的时期，我们之问没有来往。大概在1933年春，他忽然约我见面，说他和特科的联系突然断了，已有两次在约定的时间、地点碰不到和他联系的人，所以急迫地要我帮他转一封给特科领导的信。按规定特科有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为了安全、保密，一般党员是不能和特科工作人员联系的，因此我对他说，我和特科没有组织关系，不能给他转信。但是他说情况紧急，非给他帮忙不可，又说，把这封信转给江苏省委或者任何一位上级领导人也可以。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他又说‘情况紧急’，于是我想了一下，就同意了他的要求，把他的信转给了蔡叔厚。”

    按：夏衍所说“大概在1933年春”，应属记忆有误，提前了两年。因袁殊于1934年 7月去日本“观光”，是经过王子春批准的。

    蔡叔厚，1898年生，浙江诸暨人。
    蔡是日本留学生，学电机的，1924年回国，次年在上海创办绍敦电机公司，192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他的公司资助、掩护党的活动。
    1929年，因地下工作需要，“特科”派李强负责组建秘密电台，派蔡协助工作，由是，蔡叔厚调入中央“特科”，并与李强一起成为中共“无线电双雄”。
    1932年，蔡叔厚调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
    夏衍回忆说：“我也知道，蔡这时已从中国党的特科转到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但他的组织关系还在中国特科( 吴克坚 )，所以我认为把袁殊的信交给蔡转，是比较保险的。想不到那时国际远东情报局正需要袁殊这样的人，于是袁的关系也转到了国际远东情报局。当然这一关系的转移，蔡叔厚没有跟我讲，我是不可能知道的，当蔡叔厚告我袁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之后，我就不再过问了。”
    袁殊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袁龙说：“正当转信进行之中，王的一位助手（当时化名陈某、山东口音）又和袁接上了关系。他和新关系人相约建立了一个临时见面处，租下了在麦根哈斯特路一个普通弄堂房子的亭子间，并安排一个不知情的中联社记者沈千里晚上住在那里，但前后不过十天光景就接到通知说另有新的工作任务了。解放后袁殊才知道那位临时联系人就是刘长胜。”
    袁龙这段话，没太说清楚，需要解释一下：
    “正当转信进行之中”，是指袁殊托夏衍帮他与中央“特科”联系当中，忽然来了一位山东口音、化名“陈某”的人，来与袁殊联系，自称是王子春的助手。解放以后，袁才知道这人是刘长胜。
    刘长胜，1903年生，山东海阳人。刘也是工运专家，此前一直在苏联工作，1935年 4月才回国。
    从夏衍和袁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实际情况：蔡叔厚接到袁的请求后，即将他的工作关系转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其时，恰好刘长胜从苏联归国，于是即充当了袁的临时联系人。不久，袁即接到了“新的工作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共产国际的任务。于是，袁殊的身上，又多了一重背景，从中央特科，到岩井英一，这已经是第三重了。
    共产国际还给袁殊派来了新的联系人，这人叫“小李”，与王子春不同，小李只负责传递信息，但不负领导责任。
    仅仅一个月，“怪西人案”就发作了——1935年 5月 5日，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干部陆海防被捕。
    抓获陆海防的就是沈醉。沈回忆说：“这个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阵营中的败类（指陆海防），看到审讯他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经戴笠一顿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
    这次行动还是沈醉执行的，他回忆说：“当天下午，天下着大雨，我和两个特务押着这个自从逮捕共产党以来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快就叛变的叛徒，半信半疑开了汽车到指定的地点等着。在他说出的时间，正好四点钟的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当这个叛徒惊喜异常地说出‘就是他’三个字以后，我的两个助手便窜出汽车猛一下将那个欧洲人抓住。”
    ——5 月23日，陆的“上级领导人”约瑟夫·华尔顿被捕。
    被陆海防供出来的还有王莹，这件事，沈醉在回忆中曾经谈到，但没有指名。他说：
    “第二天以后，陆海防又继续交出一些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其中经我去逮捕能记到姓名的有电影女明星XX。当时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务们把她逮捕以后，曾当面讥笑她‘自由神今天可不能自由了’。”
    沈醉还说：“她被关在侦察大队的楼上受到优待，上海区长王新衡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找她聊天，请她唱歌。戴笠本来也是准备找她胡调的。当他发现自己部下已先他而来，便假装正经教训了一大顿，说他们会受共产党的迷惑，要影响工作等。我原来也天天和她谈谈，从那次以后也不敢随便找她了。”
    当“怪西人案”在报纸上披露时，袁殊并不认为这件事与自己有关系，这是因为：“小李转送来的指示信不署姓名，但字迹非常潇洒漂亮。因此除了小李之外，袁殊根本不知道他的实际领导人是谁。”
    袁龙说：“案发没几天，他得到不在同一条战线工作的党内老朋友的通知说此事可能要牵连到他，要袁殊设法通过新闻界的关系全力打听案情，特别是怪西人何时引渡到华界当局。袁殊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袁找到两个专门刺探内幕消息的记者蒋道宗、蒋宗义，有意识有目的的与他们胡扯，看到他们对案情一无所知，最后只好点破话题拜托他们去了解情况。以往想要了解什么事，通过新闻界的关系总能如愿以偿，此次二位包打听又满口答应，袁殊原以为会有消息的，几天过去了，想不到什么也没了解出来。”
    没办法，袁殊又去找那位“不在同一条战线工作的党内老朋友”，说：“一点头绪也没有。”
    袁龙说：“那位老朋友要求袁殊暂时断绝一切旧人往来，做好必要时远离上海的准备、并继续了解情况。”
    进一步的消息，袁殊没等来，却等来了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王新衡。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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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关于彼此的背景，袁殊、王新衡都心知肚明，因此俩人的交往仅限于闲聊，风花雪月，从不涉及“正事”。
    此次王新衡找上门来，袁殊依然没有想得太多。袁龙说：
    “王找到袁后，约袁发完稿后到聚丰园四川饭馆吃饭，饭间王问袁是否听说怪西人案一事。以经两人的谈话纯系私人生活方面的事，王属军统，袁属中统，因归属不同而从不谈工作和时政。袁看到王问及怪西人案认为他不过是聊聊社会新闻而已，顿时想到为我所用。”
    于是袁便问道：“怪西人是不是已引渡来华界当局了？”
    王听了，说：“找你之前我已和办此案的翁光辉碰过了，那个外国人什么话也不肯讲，搞不清和共产党有没有关系，租界捕房又不愿秘密引渡给华界，所以才找你想法从新闻界了解情况，你可找翁光辉去，翁了解情况多，总之要你帮忙就是了。”

    按、翁光辉，前面说过，系特务处上海区第一任区长，此时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大队大队长。

    袁龙说：“袁见到翁后只谈了几句话就离去了，翁说这个外国人什么话也不讲，从面孔上看不出究竟是那国西洋人，他身上带了许多钥匙看来有许多住处，租界不同意引渡，希望你帮助调查。”
    袁龙回忆说：“袁殊告退后走在街上感到危险正在袭来，心中茫然不知所措了，他想到远走高飞，可是对危险来自何方又莫明其妙。”
    正当袁殊“惶然无措”时，王新衡又来了，开门见山地说：“翁大队长掌握了新的情况，你去了解一下也许对你有帮助。
    袁殊听了，急急忙忙地赶着去见翁。
    翁见了袁，很客气地跟他握手，说：“你来了很好”，随即把袁请进会客室。
    袁殊没有想到的是，他刚一坐定，门口就站上两个岗哨，把他看管起来了。
    此时翁光辉不再客气，板起脸孔说：“你和外国人有什么联系？”
    此时，袁殊意识到事情不妙，于是避重就轻地说：“和日本人关系很多。”
    翁问：“和西洋人呢? ”
    袁说：“和西洋人只是在交际场合偶尔接触。”
    听了袁的话，翁拿出两张照片，说：“这是从怪西人随身带的笔记本上拍下来的，你如果不认识怪西人他怎么会知道你的姓名、工作单位和电话呢? ”
    袁龙回忆说：“照片拍的是笔记本的一页，上面的字样显然是外国人手写的，写着‘袁殊，外论编译社’及电话。”
    因袁殊确实不认识“怪西人”，因此他并不心虚，说：“我实在不认识这个西洋人，不知道他从哪儿知道这些的。”
    翁听了，“沉思片刻”，说：“好，你等一下。”
    袁龙说：“过了一会儿，翁带进一个人来，那人身穿凌乱的西装没系领带，脸上伤痕累累，一进门就手指向袁殊说了一句：‘就是他。’袁殊立即从座位上跳起来说：‘我什么时候认识你! ’”
    ——进来的这个人，正是袁殊的交通员“小李”。
    至此，袁殊的身份暴露并被羁押。
    关于小李，还有一段后话，袁龙回忆说：
    “1982年元旦，有个青年人拿着姜椿芳的介绍信到香山南营访问袁殊时我正在场。那位青年人叫黄××，是当年交通小李的儿子，他希望了解其父在怪西人案中的真实表现。袁殊缓缓地讲述了当年的实情，顺便也问到小李日后的去处。据那个青年人讲，其父被释放后又投奔了解放区，并在解放区结了婚，解放后其妻是某个院校的领导干部而他本人则始终未能入党。谈到中午袁殊留那个青年人吃饭，他悻悻地告辞了。”
    袁龙还感慨说：“子受荫庇和子代父过同样无理，但是上代人一时失足确实给后人蒙上耻辱，矢志忠贞的品格是多么可贵而难得啊！”
    在回忆中，沈醉亦曾提及袁殊，但没有指名。他说：“另一个被捕的袁×，又名袁××，是个左翼作家，他写的书和文章都一起被抄，当时也受到优待。”
    听说袁殊因“怪西人”案被牵连，吴醒亚很关心，第一时间来看他，同时“劝降”，吴安慰袁说：“这种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帮助翁队长搞清这个外国人的事后，回来还跟我，我为你负责一切。”
    袁听了回答说：“实在不认识这个外国人。”
    袁殊的话，也可以算是真话——他虽然是共产国际的情报人员，但他确实不认识“怪西人”，也没啥可以交代的“上线”与“下线”。
    但这种话，别说翁光辉不信，连吴醒亚都不信，因此这话就没法谈了。袁龙回忆说：
    “谈话顿陷僵局。吴一言不发，袁也沉默不语，翁光辉急切地一会儿望望吴，一会望望袁。最后还是翁打破了这个僵持局面。”
    翁问：“最近晚上经常和你在一起的那个漂亮女人是谁? ”
    袁听了，说：“是王莹，是电通公司的电影演员，王新衡也认识她。”
    因吴也见过袁与王在一起，即问：“是不是在百乐门舞厅我碰到你们在一起的那个女人? ”
    袁说：“不是。那个女人是日本舞女，名叫顺子。”
    袁龙说：“翁进而仔细地盘问了顺子和王莹的相貌特征。谈话不到半小时，内容仅止于此。”
    最后，吴醒亚很失望地说：“真是没有办法。”
    临行，吴又对翁说：“对他优待些吧! ” 即离去。
    关于王莹被捕的真相，因关系重大，许多年以后，袁龙曾多次追问当时的情况，他回忆说：
    “袁殊等待平反期间，作为子女，我曾非常严肃地问过他，‘你1935年被捕后出卖过组织没有? ’我认为这是关系到他是否能平反的关键问题之一。他说当时的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唯一认识的交通小李已先他被捕，她不认识的怪西人和秘书陆海防也先他被捕，他既使想出卖也无从出卖起。”
    于是袁龙又问：“那么，所谓诱捕王莹是怎么回事? ”
    事实上，在当年，王新衡、翁光辉最关心的，也是王莹。袁殊回忆说：“为了进一步追查出与怪西人案有关的人员，王新衡每隔两天就到侦缉队部来一次。王、翁二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追问晚上和袁殊常在一起的那个年青女人是谁。”
    袁殊说：“其实王新衡也常看见袁和王莹在一起，有时三人还在一起喝咖啡。”
    那么，袁殊和王莹在一起到底干什么呢?
    袁殊的解释是这样的：“由于住的近而且自1929年起就相识，晚间聚在一起没有任何工作内容，无非是聊度时光而已。”
    袁殊说：“翁、王二人最后也确认了那个女人就是王莹，但还搞不清他与本案有无瓜葛。袁殊心里很有底，提议派部车子不要武装人员，由袁先打电话给王莹让她来一趟问问即可。”
    半小时以后，王莹来了，袁对她说，“他们追问最近晚间和谁在一起，你来了就搞清楚了。”
    至此王即被软禁。
    ——这就是袁殊“诱捕”王莹的经过。
    在沈醉的回忆中，也曾经谈到王莹，但没有同样指名。他说：
    “第二天以后，陆海防又继续交出一些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其中经我去逮捕能记到姓名的有电影女明星××。当时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务们把她逮捕以后，曾当面讥笑她‘自由神今天可不能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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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出狱、赴日

    关于“诱捕”王莹的问题，在晚年，袁殊与袁龙讲述此事时，认为“他这样做不会产生不良后果”，袁龙说：
    “他（指袁殊）说王莹没有参加实际工作，过去仅为上海反帝大同盟的机关做过传递信件的事算不得机密，追问王是问不出什么名堂的。袁殊还说到，造成的唯一后果是王的拍片不能进行了。”
    据沈醉说，王莹也是受到“优待”的，他说：“她被关在侦察大队的楼上受到优待，上海区长王新衡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找她聊天，请她唱歌。戴笠本来也是准备找她胡调的。当他发现自己部下已先他而来，便假装正经教训了一大顿，说他们会受共产党的迷惑，要影响工作等。我原来也天天和她谈谈，从那次以后也不敢随便找她了。”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王莹即被王新衡保释。袁龙说：“王莹出去前，袁殊交待给王莹两件事。一是通知日本领事馆替代岩井工作的泉让他们设法营救，二是告诉一些老朋友让他们避开。”
    就在吴醒亚“劝降”的次日，袁殊被转移到侦察大队部的会客室软禁。到中午，来了一个年轻人，好像也是被软禁的样子，与袁一起吃饭。袁龙说：
    “那人进来后就对袁点头致意，袁因是陌生人而不理他。吃饭时那人主动搭讪道：‘我们到了这种地方，是没有办法可想的。’袁殊认为此人是伪装的劝降人，坚持不理。饭后各自无聊，袁殊决心不与之讲话。”
    这时，新鲜事发生了：“那人拿起纸笔写画了起来，袁初不留意，一旦目光触及到那人一手漂亮潇洒的字体时便突然惊呆了。那人望袁殊笑笑说：‘认识这字体吧？’”
    接着，那人又写下了“效法乎上得乎其中，效法乎中得乎其下”几个字，袁殊惊奇地发现，他的字体与“交通小李转来的指示信中的字体一样”。
    原来，此人正是“怪西人”约瑟夫·华尔敦的秘书陆海防。
    袁龙说：“陆是湖南岳阳人，大学文化程度，英文很好，正是由于此人的叛变才引发了怪西人案。”
    陆海防被捕后即变节，并改名为陆遂初，与其弟陆独步一起加入特务处。
    袁龙回忆说：“王莹事告一段落后，戴笠派了武汉行营的中校法官来考察袁殊的态度。那个人名叫徐业道。”
    徐业道是湖南湘潭人，1895年生，在军统高干当中，属于“老大哥”了。
    徐毕业于湖南长沙著名的明德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系，毕业后回湖南办报。1926年，北伐军至湖南时徐“弃文从武”，成了第二军（即谭延闿的原“湘军”）的一名军法官，从此成为一位军法专家。
    正是在此期间，徐业道策反了那位传奇式的人物——任卓宣。
    任卓宣，1896年生，四川南充人。
    任也是最早赴法国勤工俭学的那拨人之一，1920年到法国，不过他在法 7年，以“勤工”为主，“俭学”却没怎么学。
    1921年，任加入法国共产党，后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共旅欧总支部成立后，任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任在法国组织游行，声援国内的“五卅运动”，被驱逐出境。
    此后，任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学当中，就有后来很出名的孙冶方。
    1926年底，任卓宣回国，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被派到湖南工作。
    1927年冬，任卓宣被捕，并被湖南当局判处死刑。
    许多年以后，任卓宣回忆了他那段离奇的“鬼门关之旅”：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被关押在湖南长沙省会警察局，这天中午过后，听到提犯人的狱卒来了，监中犯人个个忐忑不安，依照惯例，午时通常是行刑时刻。隔一会，狱卒念我的名字，马上有二名士兵，把我带到行列里，我排第七人，后面还有三人，总共十个人，狱卒办完提调人犯的手续，就把我们带进法庭，验明正身，即绑赴刑场。”
    任卓宣说：“我们这十个死囚，有男有女。在绑赴刑场的路上，有人泣不成声，有人骂不绝口，有人一路高歌，还有人狂呼口号，也有像我这样默默不语的人。我心想，死也不过是剎那间的事，哭、骂、唱、喊又有什么用？我惟一耿耿于怀的，是家有老母弱妹，以后再也见不着，想到这里，我不禁悲从中来。”
    “押至刑场，死囚排成一列，跪地受死，只听见砰砰砰……，枪声响了七响，我突然感觉有一股力量把自己压倒，倒地之后，动弹不得，模糊之间，我听见执行死刑的人员喊着，这个人还没死，应补枪，又听见几声枪响，所幸没打着我，行刑完毕，刽子手呼啸离去。那时我意识愈来愈模糊，完全不知是死是活，感觉身上疼痛至极，僵卧地上，不久我就晕过去了。”
    任卓宣回忆说：“那天夜里，天降大雪，雪花覆盖住了尸体，这时我冻醒过来，并且听见谈话声，有人冲我问：你没有死啊？我说我没死，你们补我一枪，让我痛快的死去吧！这人说，我们不是刽子手，而是所谓的剥鬼皮，发死人财的，这人告诉我，你不用怕，我可以救你。这人问我家住何处，可通知家人来救你，带我到附近农家暂时歇息。”
    任卓宣说：“我老家在四川，湖南当地只有一个表妹。天亮以后，表妹将我送到湘雅医院，院方尽人道急救义务，未深究我的底细，但是，城里已经谣言满天飞，有人说，浏阳门外刑场十命九尸，一具尸首被地虎吃了，也有人传言是死而复生。湖南省治安机关派人到湘雅医院监视，等我养好伤，又把我关押进监牢。”
    在监牢中，任卓宣遇到了他生命中的“福星”——徐业道。
    据徐后来回忆，当时他在闲谈中，曾问任：“你被枪决的时候，有什么感想？”
    任说：“当时左右两边，哭哭啼啼，喊喊叫叫，我并没有什么感想。只想起一件事：我再忙，每月也要写一封信给母亲问安，我很对不起妈妈，无法再写信给她了。”
    徐听了，认为任是一位“孝子”，即劝他“研究三民主义”。
    从此任即脱党，1938年，任卓宣任“三青团”中央干事，并成为国民党的“理论权威”。
    再说徐业道，1930年，张辉瓒任南昌卫戍司令部司令，徐业道在他手下当军法处长，在此任内，徐曾逮捕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张国庶（张国焘之弟）。
  
    按：徐业道抓获张国庶的“内应”即原中共江西省委“赣东巡视员”王立生，此后王立生进入南昌行营调查科，后转入特务处。

    此后，徐业道加入特务处，1935年，蒋介石将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改组为武汉行营，徐业道成为“行营”的一名军法官。
    因“怪西人”案最初的线索是在武汉发现的，故此番由徐前来劝降袁殊。
        见到袁，徐说：“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等风波平息后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团体里来。现在对你也追不出什么来了，你还年轻，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就此完结要么参加蒋委员长领导的抗日工作。”
    回忆起当年的被捕，袁殊坦承，他害怕了——不要忘记那时的袁殊，不过一个24岁的年轻人而已。日后，他曾对袁龙回忆说：“（当时）我感到紧张，思想上有动摇心理。”
    因此，听了徐业道的劝说，袁写了一份“自白书”：“我不认识怪西人，过去也不认识陆海防，但从事过共产党的秘密情报工作，现在中日两国的问题是抗日问题，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
    许多年以后，袁龙曾经问过袁殊：“为什么要这样写？”对此，袁殊说：“徐谈话时陆海防就在身边，陆供出了一切，我再隐满做秘密工作的历史也就没有意义了。”
    袁还补充说：“抗日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故表明自己的抗日意愿亦无不可。”
    袁殊的一生，引起过很多争议，但所有的争议，以及袁此后的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讲，都肇因于此次“自白”。对此，袁龙感慨说：
    “记不清是在什么场合之中了，总之袁殊说过‘恐惧之心，人皆有之’，这本是极为普通的常识之谈，但却给我留下了至为深刻的印象。一时的软弱会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袁的被捕事实上没有使任何一位共产党员遭到迫害，而袁当时知道有共产党身份的人恐怕不会仅止一两个人吧。人的思想性格是复杂的，人际关系更为微妙复杂。”
    在议论此事的时候，袁殊还说过一句话，颇有些莫测高深：“人有千面，归根结底只有精神和物质的两面。”
    应该说，对于当年袁殊的这次“自白”，作为后来人的袁龙，当然也包括我们，确实很难评价，因为他写的那句“希望蒋先生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极为冠冕堂皇，单单以此“自白”来断定袁殊是否“变节”，多少有点牵强。
    但这是在今天，在当年，袁殊的行为很容易“定性”——从此以后，袁的“前卫”资格就失去了。
    换句话说，从这时起到抗战胜利、袁殊进入解放区并重新入党之前，他的身份，不过是潘汉年的一个“运用人员”而已。
    “自白”以后，袁殊、陆海防和一个名叫程其英的人被送往武汉，准备将他们送上法庭。程其英，后改名程远，1904年生，四川万县人。
    程毕业于德国哥廷根大学，据其自述，在德期间曾见过朱德。1933年，程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后回国。在回忆中，沈醉曾不指名地提到程，他说：
    “还有一个女的叫程×，又叫程××，绰号黑牡丹，四川万县人，留德学生。当时特务们对程×竟是共产党员都感奇怪，也很出意外。她原先与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中的主要刽子手杨虎和陈群关系密切，由他们送去德国，回国后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一个万县籍姨太太很要好。”
    沈醉说的这位“黑牡丹”，即程其英。在“怪西人案”中，程曾掩护了其中一位叫刘思慕的关系人，袁龙在回忆中说：
    “程其英是何人呢? 程是德国留学生，大概和共产党有些关系，又曾与上海的权贵如杨虎、陈群之流厮混得很熟，当时住在苏州，表面上不问政事，用唱昆蓝来消磨时光。特务们抓获陆海防后并没有惊动刘思慕的妻子，刘妻后又从上海跑到苏州躲在程其英家中故程亦被捕。”
    沈醉说：“我们按陆海防提供的地址去抓她，竟没有抓到。当时王陵基正在上海住闲，她躲在王的家中，以后逃往苏州老家。她把陆海防交出的一位重要共产党员刘××掩护逃脱特务的魔掌，而她自己却没来得及离开而被逮捕。其余由陆交出的人，因我没有经手逮捕，也记不到姓名。”

    按：沈说的“刘××”即刘思慕，刘与程是留德同学，故程冒险掩护了刘。

    程其英被捕之后，与袁殊、陆海防等一同被送往武汉。袁龙说：“船行江上时程其英镇静自若，袁殊则坦白地承认他感到紧张害怕，认为不判死刑也要服刑20年以上，前途无可设想。到了武汉，他们三人被分别解送到三个地方，从此后袁殊再也没有见过陆海防了。”
    事实上，程其英仅被关了四个月即释放，但她的整个后半生，都在为这次被捕付出代价。
    1950年，程到中国外文局当德语翻译，袁龙回忆说：“但解放后袁殊却专门请程其英吃过饭，解放后程做德文翻译工作。”

    按：此时程其英已改名为程远。

    1957年，程远调至北京大学西语系当打字员，此后曾有一段时间任该系德语教员。她的一位学生回忆说：
    “我还清楚记得程老师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情景，走进教室是一个深色穿着十分得体的老太太（后来才知她已是近六十岁的人了），全黑头发后梳结成一发髻，皮肤细腻，身材适中，行动利落，给人极其干练的感觉。她戴着一付简单的黑边眼镜，眼瞳黝黑，目光清澈有神，给人印象很深。”
    在程远开始授课以前，系里还私下给学生们打“预防针”说：“你们向任课老师只学业务就可以了。”于是学生一听就明白了——“来任课的老师政治上有事。”
    以后熟了，学生们才隐隐约约知道程的经历，她的这位学生回忆说： “她说她被判是历史反革命缓刑（多少年我忘了）执行，以后又划右，判刑是法院两个人直接在北大的一个小教室单独对她宣布的。原因是她历史曾卷入一政治案件被国民党抓捕过，被捕几个月期间让她在庐山上教过德语，也许是对我说清此案件是太复杂的一件事，她没有提细节。”
    程远终生未婚，她的这位学生回忆说：
    “对于她自身的家庭生活她语焉不详，她说，过往追求者众，留德时有个同学拼命追甚至要自杀，他们好了但最终还是分手了。我说，现在他在哪儿啦，她道，他现在是×××的高官了，解放后他们见过一次面，她说对他的感觉极其陌生，以后再没有联系了，或许他也是为了避嫌吧。又说到其它人如王××，‘那时他还是个热衷于跳舞的公子哥儿。’”
    1968年 1月，程远自杀身亡。

    按：1983年，北大西语系为程召开了追悼会，悼词中称：
    “程远同志回国后，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打入国民党要害部门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刘思慕一家逃脱国民党的搜捕而自己因此入狱。在囚禁的四个月中，她坚持正义，始终不向敌人透露刘思慕一家的去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亲手拘捕了程远的沈醉，也以“生前友好”的身份出席了她的追掉会。

    经过开庭审理，袁殊以“文化界思想犯”的罪名被送上法庭，相比于“危害国民”，这个名义应该说很轻，与袁殊自己最初所估计的严重性相比，简直轻如鸿毛。
    袁殊之所以能够“避重就轻”，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王新衡，给袁弄了个“自首”的情节，有了“从轻”的理由。
    二是袁殊的那位国民党“元老”父亲。袁龙说：“也许外加上晚年时对以前没有尽到父责的内疚而欲寻求‘心理平衡’吧，总之父子关系疏淡的袁晓岚在袁殊被解到湖北之后马上请了名律师为之辩护。袁晓岚还以老同盟会员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我仅知他给陈立夫写了求援信，陈的回信只一旬话：‘令郎事知道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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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日本人的作用。
    早在王莹获释时，袁殊就已经让她向日本领事馆求援，还确实起到了作用。1935年 6月26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曾给蒋介石发出一份电报，专门汇报袁殊一案：
    “破获国际葛伯乌机关无国籍之西人共产党约瑟夫荣尔敷，并抄出与袁殊即袁学易往来信件及地址。将袁逮捕并经讯，供担任共党反侦工作不讳，遂将该犯等解送武昌法办在案。并有日报发表袁殊被捕乃因亲日，已请日领转饬更正，并在中文报纸声明袁殊被捕经过详情。”
    6 月30日，戴笠给蒋发电，其中关于袁殊的事，戴建议：“上海日文报纸对袁殊案颠倒是非，除电张学良即将袁殊移解鄂高等法院审讯并公布袁确为共党之供词以抵制日人之宣传。”
    袁龙说：“通过种种渠道，袁殊在上海被羁押期间日本驻沪领事馆即知袁的事了，他们认为袁殊是亲近日本的人而迅速做出了反应。代替岩井英一位置的泉召集了日本记者，于是在上海发行的几家日文报纸均登载了日方抗议信，其结果是国民党有了投鼠忌器的顾虑。”
    最终，袁殊被判处 2年又 9个月“监禁”，判决过后，在徐业道的特殊关照下，袁没有去监狱服刑，而是让他去湖北省反省院，找黄宝石。袁龙说：
    “黄宝石就是前面提过的原湖北省驻沪代理人、是吴醒亚湖北帮的‘参谋长’，因其妹嫁给吴醒亚做了老婆( 或是小老婆 )故回鄂后成为武汉的汉阳县长，但吴仍命黄兼任反省院长。袁殊转解到黄宝石处，显然也有吴感化‘部旧’的意思。”
    袁殊早就认识黄，因此黄见到袁时，即说：“老兄你来了，好好，只住 8个月就出去。”袁殊回忆说：“于是我过了 8个月老爷生活。”
    袁的表哥董纯才回忆他到武汉湖北反省院看望袁殊的情景时说，“他身穿长袍、养的胖胖的一点也不像囚犯。”
    袁龙则说：“最奇怪的是袁晓岚病故后袁殊居然能出监办理丧事、把袁晓岚的棺柩送回湖北蕲春老家后才回监。”黄宝石说到做到——1936年 5月，袁殊被释放。
    就这样，袁殊莫名其妙地给牵连进“怪西人案”，又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给放了出来。
    然而，这一抓一放，对袁殊个人来说，损失可太大了：首先，失去了“前卫”的身份，当然也就更谈不上联络人了；其次，失去了吴醒亚的庇护（吴于1936年 8月病逝），不但丢了护身符，连饭碗都砸掉了。
    换言之，从1931年以来，袁殊所获得的一切被“清零”。在回上海的路上，袁殊写了一首诗：“今朝犹幸有归途，愧望长江水向流。落拓乡关老病死。朝晖重上劫余楼。”
    他说的“劫余楼”是哪一重楼呢？还在刚刚放出来的时候，黄宝石就建议袁去投奔陈立夫。回到上海，袁没有找陈，而是辗转找到了冯雪峰。
    听了袁的情况，冯建议“找个中学教师的职业暂时躲避一时再说”，对此，袁说“打算到日本去学习一段时间”。
    冯听了，说要考虑一下。过了几天，冯又约见袁，说：“我们同意你到日本住上一两年，国内时局若有重大变化你马上回来。”
    袁听了说：“革命不成了，我也要考个文学博士回来。”冯雪峰：“时局如此之糟，也只好如此了。”——在这里，冯、袁两人说的三句话，都有点莫名其妙。
    第一句：“我们同意你到日本住上一两年，国内时局若有重大变化你马上回来。”
    给人的感觉，特别是给袁的感觉，是袁依然处于组织的“约束”之下，也即在某种程度上，袁殊依然是组织的人，是奉组织的命令行事。
    然而在这样一个前提下，袁殊所说的：“革命不成了，我也要考个文学博士回来。”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因为他的字面意思应该是：“我当不成革命者了，那就考个博士回来。”等于是袁没有接冯的话茬。
    接下来，冯雪峰所说的：“时局如此之糟，也只好如此了。”听上去，更像是在对袁说：“那你就看着办吧。”
    分手之际，冯又交给袁殊50元钱，说：“是朋友们凑的一点路费，钱虽不多表示心意。”并与袁约定了赴日后的联系方式。
    对此，袁龙分析说：“以今日眼光而论，袁殊在这段时期中个人政治历史的透明度不太清晰，以今日术语断言他是什么分子似不妥当，他自叙冯是他当日的联系人或亦可商榷，但是老朋友没把袁殊拒之门外却是事实。”
    相比之下，对袁殊最热情的，反倒是日本人。袁龙说：“袁殊找到日本领事馆接替岩井工作的泉，说明了去日留学的意愿。泉很痛快地办了签证，送了 200元路费，告诉袁殊岩井现在东京。泉还谈到袁殊被捕后他几次登门拜访吴醒亚均吃了闭门羹，日文报纸消息也是由他发出的等等。看来日本人出力营救是事实。”
    就这样，袁殊第二次来到日本“留学”，并见到了岩井英一。袁回忆说：
    “袁殊告诉岩井打算在日本学习历史，但尚无具体计划安排并且经济上可能发生困难。岩井对袁殊提出的困难满口承担下来。他答应每月给袁 l50元作为生活费，但要求袁殊对外保密、自称是中国官费留日学生。”
    当时岩井还说：“日中关系破裂的大局已定”，并要求袁殊“乘此机会先好好休息，日后再专门谈目中问题”。
    此后，岩井帮袁殊介绍了早稻田大学历史系教授清水春次，让袁做他的“研究生”。
    对此，袁龙分析说：“日本人为什么对袁殊这个人照顾得如此周到呢? 的确，袁殊和岩井英一两人个性相合、是私人关系很好的朋友，但袁殊的‘机遇’决不能简单地归为‘人生感意气’的私谊。从根本上说，日本侵华国策既定之后日本各种军政派系都要寻找各自在中国的代理人，在日人眼中袁殊显然是亲日派，外务省自然会对袁殊下一番功夫，以备日后的不时之需。”
    袁龙还认为：“袁殊这个人亦自有他思想沟回曲折之特征( 这也是他个人有些传奇经历的内因吧 )，他自称‘善打乱仗’，在特殊战线的勾心斗角之争中不让于人，此刻他与岩井的关系为之后他获取日方重要战略情报，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1937年春，袁殊被“驱逐出境”，理由是与日本女性非法同居，破坏了日本国“优良风俗”。
    袁龙回忆说：“此时的袁殊已不是情报战线上的初出茅庐者了，临回国前他凭直觉冒了一次风险，办了一件漂亮事。他在东京大百货公司看到出售过时的军事地图，是大政年间绘制的日本本土东京、大阪一带的军事地图，因年代久远失去时效而出售给平民，但只卖给日本学生，不卖给中国人。袁殊认为地图上的地名虽多有变更、地形区域还是老样子，将来或可派上用场，决计冒险。袁殊穿上日本学生制服，操着一日流利的日语，顺利地买回了地图。怎么带出海关呢，袁殊把地图分散开来，有的夹在旧书报杂志中有的塞进雨伞把里，平安无事地混出了海关。”
    1937年 4月，袁殊回到上海。 不久之后，潘汉年、陈宝骅几乎同时出现在袁的身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