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林培瑞: 莫言不是一个顶尖的作家

Epiphany

时间：2012年12月10日

林培瑞（Perry Link)，汉学家。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讲座教授。曾担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20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

12月10日，中国作家莫言将正式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围绕他的获奖，产生了一系列讨论和争议。德国之声独家专访美国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请他谈谈对于莫言其人其文的看法。

德国之声：林培瑞教授，您读过多少莫言的作品？对于诺奖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谈到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您如何评价？

林培瑞：他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说我读过所有的。我读了相当一部分，在学校里好几年我曾选用过他的好几个短篇。我觉得"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说法是套上去的，不知道是他本人还是外国人给他套上去的。我觉得（这种说法）很表面。他的文学的根子更容易让人发现他在山东的背景，农民说故事，水浒传也是山东的故事。他在诺贝尔演讲中也提到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从一个角度上可以说和魔幻现实主义有些类似，在现实的描写里头突然蹦出来一些不现实的东西。他演讲辞里也提到读过马尔克斯和美国的福克纳。但他自己也承认只读了几页。我觉得这种东西，开玩笑。中国作家，从80年代以来，常常喜欢说拜读过西方某某的作品，深受过谁谁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髦，不一定靠得住。外国人也欢迎这样说，好像神秘国家的一些作家都在学我们。可是我觉得这很表面，他的文学根子在中国，不是在外国。

德国之声：这样"根子在中国"的文字，您认为是否能担当得起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荣誉呢？

林培瑞：当然，我不能推测诺贝尔委员会内部怎么谈这个问题。可是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问了我的老朋友马悦然，因为我觉得马先生不一定会同意这样的做法，因为马先生懂中文，懂中国文学。没想到马先生也赞成。要是我，我不会选他。主要是两个大问题。一个是他的人生的视野，他演讲辞中提到不要政治压倒文学，我恰好认为他有些方面的相反的情况。说到一些应该说是很明白的问题，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的残酷等，他就用一些侧面视角的方法开玩笑，不正面看待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种政治压倒文学，在他自己的作品里头。我不喜欢。当然，一般有勇气、真的能够面对现实的作家都流亡海外了，比如郑义，廖亦武，刘宾雁，苏晓康等。第二个大问题是他的语言，我不觉得他的语言能和那些最好的中国作家能相比。写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写得太快，比喻不太恰当，有时候显得粗鲁，粗糙。比如贾平凹也掌握了方言对话，有些方面跟莫言的语言是一样的，但贾平凹用字用的小心，你读了他的作品后有一种美感出现。莫言就缺乏。他想用山东高密的文化背景作为文学背景。很多作家从五四以来，想追求乡土色彩，这是对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沈从文，还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学。莫言有很好的机会，应该这么写，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点规范化，有人说是翻译体，我不反对这种说法。比如他描写晚清时代的《檀香刑》里，人物说出了60，70年代共产党的那种语言，什么"领导者"之类的词。我觉得他也没有掌握乡土对话，这也是一个缺陷。因此从语言和人生视野两方面，我觉得他不是顶尖的一个作家。当然他写得很多，讲故事很好玩，读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个非常次的作家。可是得诺贝尔奖，我认为不太恰当。

德国之声：有人批评莫言的作品过于渲染暴力血腥，您怎么看？

林培瑞：莫言在80年代写《红高粱》有一个打破禁区的问题。他写性写暴力那么露骨，也算是打破了一种禁区。把抗日的农民意识写成那样，也是一种打破禁区，这个跟共产党神话传说的抗日农民心理完全是不同层面的，我觉得这种贡献也值得称赞。但我觉得恐怕六四对他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六四之后，剩下的那些禁区，比如六四屠杀、西藏、维吾尔、台湾、法轮功、高层腐败问题，这些剩下的禁区你绝对打不进去。所以打破禁区不再是一条道路，我觉得他在80年代寻找一个走文学道路的方法，他就掌握了这种写暴力写性，总而言之是人生最底层最本能最本性的东西来讲故事。90年代以来，他就没有面对那些比较抽象，比较高层的人生道德问题。这也是有反讽意义，诺贝尔奖的规定中有"理想"这样的字眼，应该追求理想，莫言恰好就看不到他的作品中有什么高级的理想。莫言没有抬高自己的视野。

德国之声：对于莫言的文字有各种争议，而对于他在政治取向上的选择和做法更是有着非常激烈的批评，比如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跟随官方代表团"退场抗议"异议人士，抄写毛泽东"延安文艺讲话"，包括在得奖之后为审查制度辩护，说这就像机场安检，虽令人不快但仍有必要。您对他的这些说法作何评价？

林培瑞：第一，我不太愿意把文学以内以外分野说得那么截然不同。我觉得文学里面也能看出来他那种胆子小，不愿意批评上面的痕迹。当然，这也是很难提出的一种批评。因为我觉得我在美国加州住得很舒服，在这能够袖手旁观，批评一个中国的作家勇气不够大，我觉得有点问题。这么说吧，把他跟其它在中国的作家来比的话，所有作家都要面对一个大问题，我对这个集权政治制度取什么态度，有的比如刘晓波选择坐监，这是非常可佩服的一种极端。但大部分作家都在当中作各种妥协，莫言作的妥协比较多比较大，但毕竟不是最坏的一个例子。他比较平庸，在这个方面来说，我觉得他在当中作妥协，两面化，玩他的语言游戏。我们可以批评他个人，但客观的来说，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这样做。而且包括我林培瑞要是住在这么一个政权底下，我可能也要想法子妥协，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但是他抄毛泽东语录，我认为非常可惜。他的诺贝尔演讲辞中提到，政治不应该压倒文学，但毛泽东的"延安座谈会"就是很清楚的政治压倒文学。而那个（审查制度）和机场安全的比喻是最可笑的一个事情，我都为他感到惭愧丢脸。

德国之声：莫言在诺贝尔演讲辞中最后讲了三个故事，很多人都在对这三个故事进行解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您看了以后想到了什么呢？

林培瑞：莫言的心理有很多层面，所以他这三个故事要是有一种隐约的意思，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比如他在里面提到一个关于"假哭"的故事，这让我联想1988年一件与他有关的有趣的事情。1988年夏天"河殇"出来，引起很多争论，还没播出之前，请了很多比较高层的文化官，包括一些作家到北京来，先看看这六个录像带。我不在场，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场，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看完之后，一片静，没有人吭声，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哭，去看，是莫言，莫言在哭。据我朋友分析，这是假哭，别人没话说，他就在那儿"哎呀太动人，太了不起"。有这么一个能够假哭的人，他在演讲辞里还提到假哭，我就是觉得说明他心理有很多层面，心眼很多的人，所以我不能排除他三个故事有什么别的意思。

德国之声：您刚才谈到89之后，莫言寻找到一条迎合市场又不触怒当局的文学道路，那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是否会让更多的中国作家们走向这么一条道路？

林培瑞：本来就越来越多了。诺贝尔奖当然也会加重这一趋向。避免敏感的政治问题去迎合市场。天安门屠杀之后，90年代之后一直就有这个趋向，相当清楚。90年代之后的中国作品，作为文学的话，一般来说比不上80年代。中国20世纪的文学是20年代和80年代比较突出。

记者：石涛
责编：李京慧

Epiphany

This is very amusing:

1988年夏天"河殇"出来，引起很多争论，还没播出之前，请了很多比较高层的文化官，包括一些作家到北京来，先看看这六个录像带。我不在场，可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场，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看完之后，一片静，没有人吭声，一点声音都没有。突然后面有一个人哭，去看，是莫言，莫言在哭。据我朋友分析，这是假哭，别人没话说，他就在那儿"哎呀太动人，太了不起"。有这么一个能够假哭的人，他在演讲辞里还提到假哭，我就是觉得说明他心理有很多层面，心眼很多的人，所以我不能排除他三个故事有什么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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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裹着糖衣的苦葯 （2012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辞译文对照版）

作者：康正果 （耶鲁大学）

自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媒体上相关的争论至今不绝。我也曾被电臺的节目主持人邀请过发表评论。但我没有接受，因为我并不熟悉莫言的作品，也没有兴趣為促热闹而去补读那些与我当前的写作方向无关的文字，更不要说我向来就无意介入华人诺获贝尔奖的是非争端，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随便去评説莫言是否值得拿到如此崇高的奖项。

我要说的是我读了英译颁奖辞的感觉。我发现诺贝尔奖的文学委员会并非如某些人指斥的那么昏憒，即使他们有抚慰中共当局及其拥戴者的意向，那一种示好的做法也不是毫无原则的。从颁奖辞可以看出，他们仍然以西方的价值尺度来衡量莫言的作品，从中读出了大量让只爱受奖，不爱受批的当局一时间甚感尷尬的信息。这一切都巧妙而确切地写在颁奖辞中，并被标明為莫言作品获奖的原因。由此看来，瑞典文学院送给中共当局的这个大奖确带有不少芒刺，它可谓一颗裹着糖衣的苦葯，一个当局的屁股下非坐进去不可的萝卜。

但无耻的是，我发现大陆版的中译文竟然整段删节，到处乱改，妄图以掩耳盗铃的方式摘取这个对他们来説已变了味的桃子。反观BBC中文网的中译，虽然完整，却也有不少可议之处，不足以尖锐地对比出大陆版的残缺和欺瞒。故笔者不揣鄙陋，现将全文仔细译出，英汉对照在下面。主要的用意是為广大的读者提供一个可资对比的文本，对比出大陆版本如此歪曲和掩盖的卑鄙用心。读者只要认真读了这篇颁奖辞，仔细品味，就不难想象中共当局那种洋米汤喝下去，却嚥了个苍蝇的反胃感了。笔者并非翻译行家，也没必要在这方面逞能，之所以破费功夫，在这裡“贫道献丑”，為的只是保全真相，打假揭偽。不妥之处，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2012年12月14日

颁奖辞

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介绍了莫言的作品，阐述了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辞全文如下：

（中英对照译文）

Mo Yan is a poet who tears down stereotypical propaganda posters, elevating the individual from an anonymous human mass. Using ridicule and sarcasm Mo Yan attacks history and its falsifications as well as deprivation and political hypocrisy. Playfully and with ill-disguised delight, he reveals the murkiest aspects of human existence, almost inadvertently finding images of strong symbolic weight.

莫言是一个撕下程式化宣传海报，将凡夫俗子一个个推上臺面的诗人。他以冷嘲热讽的笔致抨击历史及其作伪，以及剥夺的行为和政治伪装。他戏謔地揭示了人生境遇中最阴暗的方面，漫不经心地摸索出极富象徵力的形象。

North-eastern Gaomi county embodies China’s folk tales and history. Few real journeys can surpass these to a realm where the clamour of donkeys and pigs drowns out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 and where both love and evil assume supernatural proportions.

高密县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不通过此类故事，你几乎很难脚踏实地地进入一个驴吼猪叫淹没了党政领声音的国度，在那里，爱和恶的呈现已达到超自然的程度。

Mo Yan’s imagination soars across the entire human existence. He is a wonderful portrayer of nature; he knows virtually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hunger, and the brutality of China’s 20th century has probably never been described so nakedly, with heroes, lovers, torturers, bandits – and especially, strong, indomitable mothers. He shows us a world without truth, common sense or compassion, 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reckless, helpless and absurd.

莫言的想象飞掠整个的人生境遇。他是描绘自然的能手；有关飢饿的方方面面，他几乎全都熟知。中国在20世纪中的暴虐无道，也许还从未如此直白地被他描写在他那些英雄、恋人、施虐者、强盗，特别是坚强无畏的母亲的故事之中。他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没有真理，缺乏常识或同情心的世界，其中的人群都显得鲁莽、无助而荒诞。

Proof of this misery is the cannibalism that recurs in China’s history. In Mo Yan, it stands for unrestrained consumption, excess, rubbish, carnal pleasures and the indescribable desires that only he can attempt to elucidate beyond all tabooed limitations.

中国历代反復出现的人相食现象就是这一悲惨世界的证据。在莫言的笔下，它还呈现為毫无节制的消费，大肆铺张，胡説八道，食色之乐，以及种种难以言説的欲望，唯独莫言能够冲破所有的禁忌限制，试图将那一切阐述出来。

In his novel Republic of Wine, the most exquisite of delicacies is a roasted three-year-old. Boys have become exclusive foodstuff. The girls, neglected, survive. The irony is directed at China’s family policy, because of which female foetuses are aborted on an astronomic scale: girls aren’t even good enough to eat. Mo Yan has written an entire novel, Frog, about this.

在他的小説《酒国》中，最精致的美味是三岁孩童肉烧烤。男童肉成为高级食品，而女童，则因被鄙弃不顾而得以幸存。这一反讽直刺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正是这一政策导致女胎被大量堕掉，堕掉的女胎多不胜数，以致多到了不配食用的地步。《蛙》这部小説从头到尾所写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Mo Yan’s stories have mythical and allegorical pretensions and turn all values on their heads. We never meet that ideal citizen who was a standard feature in Mao’s China. Mo Yan’s characters bubble with vitality and take even the most amoral steps and measures to fulfill their lives and burst the cages they have been confined in by fate and politics.

莫言的故事富有神话和讽喻的旨趣，所有的价值在这些故事中都全然改观。在莫言的笔下，毛时代的中国众生相绝非那种常见的模式化理想人物，他们全都显得生气勃勃，為充分发挥他们的生命力和打破那囚禁他们的命运和政治牢笼，他们的行事甚至採取了非道德的步骤和方式。

Instead of communism’s poster-happy history, Mo Yan describes a past that, with his exaggerations, parodies and derivations from myths and folk tales, is a convincing and scathing revision of fifty years of propaganda.

莫言所描写的过去年代与中共所发行的那些宣传画中的历史有所不同，他使用夸张和戏仿的笔法，以及取材神话和 民间故事的内容，对以往那五十年的宣传作出了可信而严苛的修正。

In his most remarkable novel,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where a female perspective dominates, Mo Yan describes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d the Great Famine of 1960 in stinging detail. He mocks the revolutionary pseudo-science that tried to inseminate sheep with rabbit sperm, all the while dismissing doubters as right-wing elements. The novel ends with the new capitalism of the ‘90s with fraudsters becoming rich on beauty products and trying to produce a Phoenix through cross-fertilisation.

《丰乳肥臀》是最引人注目的一部小説，书中整个地贯串了女性视角，对大跃进和1960年的大飢荒作出了令人锥心的细节描述。他揶揄妄图拿公兔给母羊配种的革命派伪科学试验，而在当时，凡对此类事情表示怀疑的人都会被打成右派。小説以新资本主义勃兴的90年代作结，那时候某些靠出售美容品发了大财的骗子们仍妄图通过杂交的方法养出凤凰。

In Mo Yan, a forgotten peasant world arises, alive and well, before our eyes, sensually scented even in its most pungent vapours, startlingly merciless but tinged by joyful selflessness. Never a dull moment. The author knows everything and can describe everything – all kinds of handicraft, smithery, construction, ditch-digging, animal husbandry, the tricks of guerrilla bands. He seems to carry all human life on the tip of his pen.

莫言大笔淋漓，勾绘出一个被遗忘的农民世界，其中的一切都被写得活灵活现，即便它的氛围乌烟瘴气，也弥漫有肉慾的气息，其中虽充斥惊人的残忍，却仍浸润着欢快的无私；读起来从不让人感到枯燥乏味。各种手工艺，铁匠活，盖房，挖渠，养殖，土匪伎俩——所有这一切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写，人世间的一切几乎都被他罗列到笔下。

He is more hilarious and more appalling than most in the wake of Rabelais and Swift — in our time, in the wake of García Marquez. His spice blend is a peppery one. On his broad tapestry of China’s last hundred years, there are neither dancing unicorns nor skipping maidens. But he paints life in a pigsty in such a way that we feel we have been there far too long. Ideologies and reform movements may come and go but human egoism and greed remain. So Mo Yan defends small individuals against all injustices – from Japanese occupation to Maoist terror and today’s production frenzy.

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以及当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还很少有人能像莫言这样写得妙趣横生，惊世骇俗。他那辛辣的文笔是麻辣味的。他勾绘了近百年中国的历史长卷，其中既无麒麟呈祥的景象，也无少女欢跃的幸福。但那里面的猪圈生活却让他描绘到令人难以忍受，却又欲罢不休的地步。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儘管搞来搞去，人们的唯我意识和贪心始终都革除不掉。所以莫言要為保护藐小的个人而抗拒一切不公正的行为——从日本侵华直到毛时代的暴政和今日大搞生产的狂热。

For those who venture to Mo Yan’s home district, where bountiful virtue battles the vilest cruelty, a staggering literary adventure awaits. Has ever such an epic spring flood engulfed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In Mo Yan’s work, world literature speaks with a voice that drowns out most contemporaries.

在莫言的家乡，富饶的德行一直都在与最邪恶的残忍交战，对那些有勇气闯进去一窥其究竟的人士来説，所面临的将是一次步履艰难的文学冒险之行。中国，乃至世界的其他地方，何曾经受过这样一种史诗春潮的波澜冲击？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了让众多的当代人倾倒折服的声音。

The Swedish Academy congratulates you. I call on you to accept the 2012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rom the hand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恳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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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大陆版本的中译

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 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 、不屈不挠的母亲们 。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从日本占领到毛泽东的错误到今天的疯狂生产。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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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写作的力量---庆祝杨继绳《墓碑》英译本出版

王友琴 （芝加哥大学）

杨继绳先生所写《墓碑》2008年在香港出版。这部关于毛泽东时代大饥荒的两卷本大书，已经多次再版。此书不能在中国大陆出售，但在菜市场摊子上可能买到复制本。2012年10月英译本在纽约出版。法文、德文、日文译本也都在同一年发行。我说到了“庆祝”，因为这不仅仅是写书人杨继绳先生个人的成功，而且是关于中国近期悲惨历史的第一部大规模的系统的历史作品的成功。

如果不相信这本书中所写，那么询问周围在1959-1962年年纪足以记事的中国人，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过饥饿的经验。这场大得无可比拟的饥荒发生在中国社会最大的改型之后：几千年的个体农民制度被强行改造为“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农民的个人私产被尽可能彻底地没收。饥饿不像哲学或者政治主张，可能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因饥饿而痛苦的能力是“人皆有之”的，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应该也一样。然而，五十年前权力者实行造成大饥荒的政策，五十年后权力者依然禁止关于大饥荒的历史写作。残忍和荒诞这中国近期历史的两大主旋律缠结绵延的后果之一是，我们今天在关于大饥荒的文字沙漠中见到《墓碑》一书。幸运的是，这本书是一座大厦，而不是个小棚子。

《墓碑》不但篇幅浩大，而且结构宏伟。这本书至少在四个层面上做出了实在而又丰富的陈述。首先是对事实的描述，书中有十二个省份的大饥荒详情的描述，也有当时一个人每天能得到的食品卡路里数字，也有作者自己最痛心的个人经验：他的父亲在饥荒中饿死。其次，是对“上面”的权力者的政策和“下面”的老百姓的饥饿痛苦的关系作出了准确的描述，指出了这场饥荒的直接原因。第三，这部书对大饥荒的来龙去脉做了说明，特别是对“人民公社化”以前的政策作了梳理。考察事情时从前看到后，这个历史学的最基本的古老的方法，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好的运用。第四，这本书虽然是历史书不是理论书，但是对大饥荒的发生做了多方面的全面的富于说服力的说理性分析。例如，使用了“极权主义”理论来分析大饥荒。“极权主义”当然是个外来的现在相对来说还比较新的中文词语，一些学者还在争论其定义和使用范围，但是这本书里精辟的句子如“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个人的肚子里”，对“极权主义”之“极”，作了具体清晰生动的陈述。

写出这样一本大书需要什么？至少是，第一，作者的道义感。要不然，一个“上面不让说”就可以把写作的冲动阻挠回去了。几千万人被饿死，几亿人长期挨饿，在没有道德心的作者那里都可以变成小事一件被推到一边。第二，作者的愿景和能力。要不然，认清这样一个涉及全国人口和地区的长达五年的事件不可能。第三，作者的意志和毅力。写这样一本大书，最难的最消耗时间的不仅是写作本身，而且是调查事实和搜集文献资料。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杨继绳先生，听他提到做调查时遇到的一些事情，包括一些小技巧。我对这些细节印像深刻，不但是因为我一直做文革历史调查而有过亲身体验，而且是因为这些故事确实独特而生动。早年傅斯年先生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是提倡，也是对传统文人的写作方法的批评。不能“动手动脚”的惰性需要力量克服，而对手脚可被权力当局束缚的当代作者来说就更难了。我不能在这里复述这些故事，但真的希望杨先生将来会写一本《墓碑》的书外之书，年轻学者会从中学到很多。

今年我在杨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他写作时搜集、阅读、引用过的文献资料的复印件，有一米多高。我心里嘀咕：居然有位教授对其没有看到的大饥荒历史资料，妄说别人读不懂。更有些人咒骂说大饥荒是被“编造”出来的。杨先生当然知道这些，不过他没有提起。不抱怨是他的特色之一。他只是问我哪里是适当的地方可以保管这些材料并提供给其他研究者用。我也确实希望他的研究会有后继者跟上，使得这项已经在他手中规模宏大的历史写作有更多的后继者。

1980年代初，我和同学们曾经进城听过一次作家王蒙演讲。那时王蒙刚结束了20多年“右派分子”身份重回文坛。文革虽然过去，文革建立的文字监牢还墙高壁严。王蒙说了一句“我们会打擦边球”，台下发出了一阵会心的笑声，还有人鼓了掌。这是个生动而俏皮的说法。三十多年过去，王蒙出版了大量的书，内容还保持在“擦边球”水准上。今天，当大厦已经出现，我们为什么还要视而不见呢？我们应该为直面历史事实，认真调查研究，严肃进行分析的《墓碑》鼓掌赞扬。这也是为了表明，挨过饿的读者们，不至于精神上也患有永久的价值观念上的营养不良症，软弱得好坏不辨。

中国人已经讨论“为什么没有大师”很久了。当然那个讨论可能别有用意在。但是就这个问题本身而言，我们为什么不能说，《墓碑》就是一部大师级的作品，《墓碑》的作者就是一位大师。难道“叶公好龙”的故事真的在我们的现实世界中？盼望大师而当大师真的出现时却沉默了？我这样说，也还想指出，杨继绳先生实际上是我在北京见到的最没有“大师”架势的人了。他属于我的一名朋友形容为“端不起架子来”的一种人。他不装腔作势，不自鸣得意，更不故弄玄虚，虽然这些也是可以理解的世俗社会需要的小聪明。谈话的时候，他只是在想要做的事情和要探讨的道理。这种关于历史的谈话是复杂的，但是另一方面又很单纯，让我想起了在大学里老师们，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们，和研究生、本科生之间的讨论的味道，身份和年龄等等都不是要关注的，要关注的是“truth”, 即真理和真相。请原谅我用了这样的说法，这很可能是因为我在大学教书20多年也欣赏这种风尚。大学里当然也有不合理甚至污秽，但是这种风尚是对社会和个人都很有意义的。杨继绳先生写完《墓碑》，开始着手文革历史研究。听说我要采访两位长者，他说他也有兴趣去。两次，我到达受访者的办公室和家的时候，他都先我而到。（我并没有迟到。）采访后我们离开，还同路坐了一段地铁。北京闷热拥挤的地铁里，大多数乘客是外地来工作的年轻人。杨继绳先生大概是车厢里年纪最大的人。（他在清华读书时是比胡锦涛低一班的学生。）用北京人现在似乎爱说的一句话：他的心态很年轻。他没有“大师味”。但是读他的书，人会看到这一点。

我也碰巧认识《墓碑》的两位英译者。Stacy Mosher 是个低调却非凡的女士。她在美国的乡村长大，从大学英文系毕业，然后在香港做了18年记者。她的中英文造诣都好，做事又特别认真踏实，而且极有原则性。她翻译此书时，我曾经给她写信，为她承担这样一个沉重浩大的翻译工程，并且只有很少的报酬，向她致敬。她的回信十分沉稳恳切，她说她为有机会作这一个富有意义的工作感到荣幸。郭建教授学问渊博，英文造诣在中国长大的学者中是佼佼者。他为人谦逊有礼，与人为善，从不自矜。他志愿加入翻译工作。如果没有他，那些中国特别的政治词汇的翻译会要困难得多。文革开始时他还是小学生，后来又到“北大荒”当“知青”，能有今天的学识和成就，付出的努力要比在“正常”条件下升学、获得学位的人多得多。前些时候我要查一句莎士比亚的话的出处，写信去问他，他立刻查了他从前的学习笔记，给我做了清楚的回答。

还有两名中国人朋友，志愿前来帮助做了有关的杂事。他们花费时间，不取报酬，还尽力为作者节省花费。这些关于《墓碑》英译本的轶事，使我想起了多年来常听到的说法：中国人不能合作，只会“窝里斗”，总有“红眼病”（指妒忌），等等。这些也确是事实，而且后果也很明显。四年前，我翻译柬埔寨人写的《“民主柬埔寨”历史》（即“红色高棉”）的时候，有过感叹。这本书的序里说，八百年前中国人到了柬埔寨为他们写下了最早的文字历史（在元史里），近代是西方学者在写他们的历史，这本书标志着柬埔寨人自己写自己的历史的开始。我想到，中国有孔子时代就开始的写史传统，有那么多的能用中文写作的人，中国人的近期历史却没有写好，实在是个羞耻。现在我从杨继绳的书看到了曙光。他的一本好书，吸引了一群好人。不但有学识而且有道德能合作的好人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工作成功完成了。历史写作不像小说，可以一个人自己想象和虚构，历史研究特别需要合作和互助。我希望这本书是一个好开端，好兆头，在不久的未来我们会见到和《墓碑》一样优秀的历史作品。

有些中国读者可能会有误解，以为像《墓碑》这样的“反动作品”是很容易得到美国“反动势力”的支持的。其实他们弄错了。去年我们学校的一个学生写了毕业论文，关于美国的主流媒体和学术界，怎么在六十年代没有报告甚至隐瞒了中国大饥荒。他写出的事实让我吃惊。直至今天，否认大饥荒、赞美文革的人，在美国的大学里也不是少数，而且相当有侵略性。我曾在学术会议上被某教授质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尽管我已经报告了这名受难者的名字住址单位以及丈夫和邻居的名字（上面提到的作家王蒙是其邻居。）我知道杨继绳先生的书已经和还会遭到这种不负责任的质问。不过，在一个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大环境下，说出事实和真理的书，最终会出版流传，也会取代那些从意识形态出发而不从事实出发的作品。这样一本中文大厚书的译本，既难翻译（工作量很大），也难出售（页数多了售价就高）。但是没有补贴的商业出版社接受和出版了。这本书的成功，不是政治操纵和金钱收买的结果，而是学术制度使然的结果，更是作者、译者努力工作的结果。

我希望自己不是太过乐观于“历史写作的力量”。今天我们庆祝英译本，还有法译本，德译本和日译本出版，我们还会庆祝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

Epiphany

方舟子: 党管制属于自己的党产媒体南方周末，就跟美国联邦政府管制美国之音一样，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合理合法，主办方与编辑部的矛盾是内部纠纷，不存在侵犯新闻自由的问题。党去管制非党产媒体，就跟美国政府想去管制华盛顿邮报一样，才存在侵犯新闻自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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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phany

原来在美国博士后方舟子眼里，《南方周末》只不过是在撒娇。

方舟子：“南方周末撒娇事件，实质是这样的：如果党宣连南方周末的社论都不能管，对新闻报道更不能管；如果党宣连属于自己的党报南方周末都不能管，对非党报更不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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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phany

大批判文章，来自方舟子新语丝网站的“新到资料”：

13.01.08, 马德平 《《南方周末》的哗众取宠之道》
13.01.08, 石毓智 《《南方周末》就是卖假药的江湖郎中》

Epiphany

南方周末是中共党产吗？

云儿

南方周末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的下属子报，但不是党产。

确切说，南方周末也好，新京报也好，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媒体。南方周末的母公司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它是省属国有的传媒企业，由原南方日报报业集团改组后更名成立，省委宣传部则是其主管单位。简言之，它的所有权属于全民，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只是受委管理这家全民企业的单位，并不拥有所有权。

我强调这一点，因为方舟子等人有一种论调，称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是属于中共所有的党产媒体，“党管制属于自己的党产媒体”，“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是合理合法”，“主办方与编辑部的矛盾是内部纠纷，不存在侵犯新闻自由的问题。党去管制非党产媒体，就跟美国政府想去管制华盛顿邮报一样，才存在侵犯新闻自由的问题。” 此论得到若干人士附和，称其不错，符合事实。

然而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几乎所有官方媒体，包括各大党报，都不是党产，而是国有资产。去年12月31日，中央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一个《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报告（2012）》，其中报道，截至２０１１年末，全国按独立法人统计的国有文化企业，共１０３６５户，包括中央企业２５７８户，地方７７８７户。大陆所有官办全国性传媒集团如人民网等，全省性传媒集团如各省大报，都包括在这个统计里面，它们在法律上都属于国有，没有一家是登记在共产党名下由它拥有产权的党产。

1949年以前，中共是有党产的，如新华日报就是。但1949年以后情况变了。根据中共党史，在１９４９年１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明确结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统统吃国家的，不再搞党产。从此以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干部都由国家养起来，吃国家财政。党报党刊，统统收归国有，由国家财政投资，成为国有企业，但归属中共宣传部门管理。这一点，六十余年来未变。近年来一些报刊媒体走向市场化，甚至部分公开上市，然而公共传媒国有控股的格局，并无变化。

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不难看出，方舟子把国有媒体称作共产党的党产，并且以此立论，认为共产党干预国有媒体，属于其内部事务，与其他中国公民无关，是何等的谬误。不错，倘若中共只是干预它自己拥有产权的党产媒体，如1949年以前的新华日报，我们或许管不着。但是，今天的国有媒体，是六十余年来通过国家垄断渠道，靠国有资金也就是纳税人的钱投资和运作，逐渐发展起来的。即使是靠市场发展的子公司，原始股本不管是预算外还是预算内，都来源于国有资金。这些都属于地地道道的国有财产，并非中共专属的党产。

法理上，当中共干预全民所有的国有媒体，中国公民应当有发言权吧？名义上只是受托管理媒体的中共宣传部门，倘若对国有媒体不当干预，中国公民也应当有发言权，要求调查，要求其负责吧？就以方舟子说的美国之音为例，假如有官员违反行政规程去干预美国之音的新闻播报，甚至造成重大责任事故，员工和社会公众完全可以要求国会介入调查，使之成为公共议题，绝非所谓的“内部矛盾纠纷”。

更重要的是，国有媒体非党产。因此党管制国有媒体，恰恰属于“党去管制非党产媒体”。至于这是不是“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都合理合法”，算不算侵犯新闻自由的问题，大家可以用方舟子自己的定义来衡量看看。

有人也许会说，大陆媒体实际上都由共产党独家控制，大多都是共产党宣传部门主办主管的，就是实际上的党产。我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控制权并不等于所有权。一直属于全民所有的企业，不能因为共产党独占了控制权，就变成了中共一家所有的财产。假如将来有一天，共产党想改变国有媒体的法定有所权，把它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变成共产党一党专有的党产，而不付出相对的价钱，那无异于明目张胆地抢劫国有财产，我们大家都应当理直气壮地反对才对，岂能现在就认同“国有媒体属于中共党产”的谬论？

明确大陆媒体的国有性质，也可以让我对媒体从业人员有不同的认识。把南方周末等媒体看作中共私有的党产，隐含着一个推论，即这些媒体的从业人员在职业上应当服务于党的利益，自觉担任党的喉舌。因此，他们抗拒党的主管人员指令，就与职业操守有亏，至少是属于不值得公众关注的“内部矛盾纠纷”。

但是，一旦我们了解这些媒体在法律上属于国有，媒体从业人员就是国家的雇员。在职业上，他们有责任以专业的传媒操作，保障公众知情权，服务于全民利益，而非一党私利。当然在现实中，由于共产党独占了控制权，他们常常不得不服从党的指令，充当党的喉舌。但这是迫于形势，决非职业操守上的必要。不管在职业上，还是在良心上，因为坚守新闻专业和公众知情权而抗拒党的指令，都是值得钦佩和支持的。

Epiphany

来源：人民网

杨尚昆：中共中央为何主动取消党产？

“党产问题，是一个特殊历史条件所留下的问题，它是在革命困难时期为维持生存而形成的，在党全面执政的前夕自动宣告停止。”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10407941.html

不过我猜想，2013年1月美国博士后方舟子决定中国共产党恢复党产，所以《南方周末》变成了“党产媒体”。不知晓梦意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