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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师岩
　　
　　一九五七年，丁酉年，夏，这是我和祖父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我曾听说祖师岩的陈大仙人是个肉身子，印象中认为是一个中国式的木乃伊。又听说陈大仙人庙建在祖师岩伸出半空的一块大岩石上，又想起了山西恒山的悬空寺。我把想去祖师岩的打算对祖父说了，他说他也想去看看久已闻名的祖师岩。于是我们祖孙二人就择日踏上去祖师岩的旅途。
　　从大地坪的老屋出发，朝着石柱峰向东而去。仍然是要经过那年走过的石田湾，仍然是要穿过两岩嶙峋相峙的夜合山。在夜合山峡谷，不免要在石香炉和石船两处驻足欣赏片刻。走完峡谷就横过火石桥，桥头的周洛塔，其实是化字炉，由周洛蔡姓财主捐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塔身三层六角，塔座两层四方，共高二丈。青石板上刻有“敬惜字纸”四字，由此记起在宝乔祠读小学时因污损字纸挨打手板的处罚。
　　古人如此敬重文字惜墨如金的习惯应是一种美德。祖父说这不奇怪新鲜，老家石江桥头不也有一座塔形化字炉吗？赶快赶到石柱峰庙里搞中饭吃，到祖师岩还蛮远，要问路，尽是山路。若是天黑陷在山里，会被野兽吃掉的。
　　过桥就是周洛横洞，也是石柱峰西麓。于是沿着陈家祠堂右侧的石级山路向石柱峰进发。这条上山路线我和沈皆遂去年已走过，应该是条半生半熟的路。祖父背着那个索口布袋走在我身后。到日头（太阳）偏中，就到了石柱峰玉皇殿。
　　东边的偏房里还是那个老人住着。借了锅灶，把带来的饭菜炒热一下，干巴巴地送进了肚子。饭后休息片刻，边喝凉茶边向老头打听去祖师岩的路线。老头说，向右下坡不远就是祖师岩，向左下坡不远就是太阳庙。中途沿崀走，冒岔路。要急性，怕散夜工。
　　祖父还是提着索口袋，我们吃掉饭菜后本应是空袋，原来里面还有香烛纸钱和茶叶包，祖父是为了敬奉陈大仙人准备的。他希望请一碗清吉茶，祈求仙人保全家康泰，还要保佑孙媳妇肚子里的曾孙，他不畏远途劳苦去祖师岩的主题是如此诚信。
　　但祈祷是祈祷，事实是事实，他想不到大难临头的家破人亡和牢狱之灾在潜伏着。沉痛的明年，1958年戊戌岁，这个五口之家是保不住的。他想不到明年的夏季，他已命丧黄泉，孙子身陷囹圄。他想不到明年的冬季，降临人间的曾孙女竟会夭折。他想不到孙媳也会离奔他乡。他想不到那个大地坪老屋只有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妪在挣扎度日。可是，他的希望都寄托在这索头布袋里，企图从陈大仙人那里得到福泽。
　　沿着山脊的起伏，我和祖父的心潮也在起伏。在茅草丛中钻上钻下，留下了看不见的足迹。在我的记忆中，两双裤腿在茅草中挪动，不知疲惫地挪动，一直挪到下午黄昏时刻才到祖师岩。
　　沿着山脊的起伏，攀爬四十余里，在茅草丛中去辨认那曾经有人走过的痕迹，才确认走小路，不能说是羊肠鸡肠小道，简直是没有路，其实山脊就是我们认定的路。草丛中的紫菀和乌头是唯一的茵绿生机，高山气候把草丛装点上黄绿的斑点。云层从头顶飘过，气氛更显得压抑。一路没碰到半个人影，也听不到一声鸟儿的鸣叫。祖孙二人很少说话，似乎在痛心疾首徐行。一种莫名的感觉。
　　黄昏时刻到了十字路口，沿右侧（东向）下坡南行不远，就看到悬岩上挑出的屋角，入处是一张石砌侧门。进去就是仙人庙前厅，正面朝着岩下，岩下属浏阳东乡大光洞（大光乡）所辖。改革开放后，简易马路修到山脚下，要走十五里的盘山路才能到达祖师岩仙人庙。据说，大光洞人准备开发祖师岩为旅游点，香火日盛。
　　祖师岩只有前厅是悬空建在挑出的岩石上，所以基础还是天生稳定，不像山西悬空寺的栈道式建筑。
　　前厅内侧是陈大真人神案所在，完全隐藏在山石岩洞中。用木槅门封锁着，无法看到那肉身子。据说陈真人羽化升天之前，逐步节食减肥，最后一日三枣，最最后一枣禁饮。直至升天时成为皮包枯骨，然后绸缎裹身涂漆防腐风干，是为肉身子，其实是皮肉身子。本世纪我走访大光洞王业兼老先生，其回忆说：陈大真人是平江人，羽化后，斋公用铁棍穿插在躯体之中，固定在石座上。肉体用苧麻缠绕，再用生漆多次涂抹防腐制成干尸。我故称之为中国式的木乃伊。
　　前厅右侧是管香火的住处，一间房子里开了几个简易床铺，供香客住宿，另一个小间是厨房。我们在这里进晚餐，当然是吃斋饭，其菜是豆腐、青菜和魔芋。还有一种宽叶韭菜叫薤（音害），又使我想起了《薤露歌》里的薤，我也找了几蔸栽在老家的后院花园里。这里也做贡品的水果和肥饼售卖，但比市场上贵一倍。
　　高山的夜晚很冷，只好租用棉袄，床上必须盖棉絮。所以这里的夏夜成为了深秋的气候。祖父睡下休息了。我站在前厅去欣赏远处的夜景，透过迷漫的山岚，只能看到密如繁星的万家灯火，一片寂静。回到床上很快就入睡了。
　　早起是为了欣赏晨光景色。前厅外一片飘动的浓雾。远处的云海其实是雾海，雾海中露出两个山尖，很像瀛洲仙境。这两山尖很明显是古港的高湖尖和癞子山。我没有照相机，只好在侧门处画了几张写生画，后来的几次抄家被抄失了。
　　祖父洗漱后就去敬奉陈大真人。茶叶纸包摊开在木槅门外的香案上，撒上一些纸钱灰，在焚香秉烛之后，俯首跪拜，祈祷真人保佑全家清吉平安。一片虔诚，五体投地。可是陈大真人没有保住我家的劫难。真人本身也难逃一劫，治保主任们、红卫兵们也曾拜访过祖师岩。 大跃进时，有人把肉身子拖到几十里外的官渡镇桥上示众，后被推入河中，后来才被人送回了祖师岩真人神庙内。
　　早餐后沿坡回到山崀的十字路口，走下面坡不远就到了太阳庙。位于下山坡路的右侧（北）。庙门正朝着南方。庙的空间不大，墙上挂的，地上堆的都是包谷棒和红薯，一片山农丰收景象。一位壮实的中年男子是太阳庙的住持。我们向他请问回程的路线时，知道他在这里教了一些武术弟子，这些包谷红薯都是弟子们送来的。
　　我们沿坡朝平江县山区白水而下行。往下走了一段坡路，发现同侧有一座独立山岩峙立在坡地上，岩上有一座很小的观音庙，要攀岩拾级才能到达，很是惊险。后来才知道这里叫观音岩。我幸存的美术习作画册中，还有观音岩钢笔画。
　　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乡的精壮劳力都到这里挖山垦地，称这一带茅草山地为湖坪。所以他们对观音岩、太阳庙和祖师岩都较熟悉。记得邻居沈富兰等回忆说：那次到湖坪挖山很辛苦，赚了几个有限的钉邦石硬的苦钱。
　　只有太塘源人最聪明，赚了巧活钱。他们平时与平江林场的丈量收方人员混熟了。到收方丈量时，把收方人员灌得烂醉，收方人手里的皮尺盘子呼呼转动，大塘人站在老远把皮尺收在手里，口里叫着“还冒到！还要放！”收方人凭着手里放出长度，糊涂登记了垦挖的平方米。于是大塘源人只花了一点酒钱，换来了可丰的工钱。
　　这是湖坪挖山时留下的故事：硬干得苦钱，巧干赚活钱。富兰说，虽然苦，还自由，从出发那天算起，每天交一块钱买工分，自己多少还要剩一点。
　　往后回忆了几十年，又回到了下白水的山路。出了湖坪，就出现泉水潺潺的山涧，泉水在冲刷得非常光滑发白的卵石缝隙中涌出，冒着白色水花，也形成一些断续的小瀑布，一直泻到山下的小溪中，像这样的马尾形的瀑布在这一带山林都有，形成一种白色的视野，故这个山区历称白水。由于水源丰沛，上世纪这里修了白水水库，建了多级水力发电站。传说出了一边下联，悬资征圆其上联。其联曰：“挖青山，堵白水，莫使白水水白流”。
　　出了白水山溪便到了泸洞。水流应是西流注入汩罗江。我们不能逐流而下，也没时间看那龟蛇二将锁头关的天子屋场。只好南向翻岭回到周洛的火石桥。至于中餐，一定是茶水送发饼。我和祖父在火石桥休息时，饮山泉而解渴，觉得很甜美。王勃《滕王阁序》中“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又涌上心头。
　　五十年后我再到周洛时，“农家乐”、“山庄饭店”、“土菜馆”、“柴火家常饭”等招牌出现在正溪（正洞）西岸。到桂花峡吃过“康师傅”，协助陈家大屋开业时在家常土菜馆吃过煎白豆腐和蒸鸡蛋、火焙鱼等。本地烟茶比矿水饮料更香，昔日贤文有“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乡中水”之句。
　　从火石桥返程，一路沿着老路线，在黄昏前赶回到那大地坪老屋。祖父很疲劳，进门没说什么，第一件事就是把在祖师岩上敬来那包撒上纸钱灰的茶叶交给祖母，说这是一包清吉茶，求陈大仙人保佑全家清吉平安。我的第一件事是把从祖师岩带回的韭薤栽植在后院的花园里。站在大地坪看了一眼那烟雾缭绕的石柱峰。后来重上石柱峰是1987年，三女沈而非考取大学那年，我带领他们五姊妹等攀登石柱峰。这年是祖父去世二十九周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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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院
　　
　　大地坪老屋的小私厅前有一块空地，南北长约三丈四尺，东西宽两丈。北面是天井边的茶堂，有一条排水沟隔着，沟边的无花果树是祖母栽的，祖母很喜欢吃那紫黑色无花果。大跃进办食堂时，祖母把无花果也做了肚囊的填料。祖母每年在沟边种一株丝瓜，后来丝瓜叶和丝瓜根也派上了救命用场，调节过人民公社的肚皮官司。沟边的斩蛇剑（万年青和文殊兰）祖母不敢吃，认为那是防蛇的毒草，就幸存下来了。
　　东面邻居屋檐下的围墙，盖着青石板，祖母常在上面晒盐干子豆腐和南瓜子，也晒晒鞋底。围墙靠南端与邻居的牛栏相接，开着一个小门，从这门出去，经过一条又黑又臭的小巷，可达枫树岭，从这里经过时得当心茅屋的酱油水滴在颈根上。南面是高高的土墈，墈上是后山老爷那里杀鸡送血食的小路，也是我去捡苦楮子走的路。
　　西边是我家的侧屋和小厅堂。靠南角的葡萄藤占据了半段围墙，一株歪嘴扁形蜜桃树是我嫁接的，俗称东乡桃树，一株柑橘树是祖父的遗业，已被虫蛀死了。在这六平方丈的空间里，余下的土地，祖父也种上大萝卜。这是祖父母经营管理的后院。祖母有时在水沟里养几只麻鸭，就增添一个“自大一点”的味道，使后院生灵涂炭，满地是鸟迹文字的痕迹。
　　在我读师范和读书的几年里，我为了开辟一个小花园，搜罗了很多花种，湘希兄也从杭州寄回了一些花种，我从龙兴寺分割了一株苏铁，使之成为镇园之宝。就这样密密麻麻地，像菜农种藠头一样把院子里塞满了。为了不影响房屋的光照，没有木本植物，是一色青的草木花园。祖父母也很高兴，认为出了一个教书先生，建了一个小花园还是可以相配的。在本地来说，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我的家庭档案里，把它称作后院。站在后院里能看到枫树岭上那高耸挺拔的古枫的上半部。祖父坐在小厅大门石墩上抽旱烟时，看到这姹紫嫣红的花朵常露出微笑，从未抱怨我铲除了他种汤灌底大萝卜的地泥。
　　后院小花园是个短命的花园，是个遭难不幸的花园。随着大跃进的狂风席卷，随着主人的家破人亡，它的生机亦遭毁灭。人民公社的村办大食堂就设在大地坪老屋里，上厅蒸笼锅灶塞满其间，周边厢房开餐设席，天井走廊排队领取饭菜。我家睡房成为食物保管室和帐房。小厅的几间房屋被辟为厕所——吊脚茅厕。后院成为掏粪和上厕的通道，没有了花香，只有屎臭。这时期，家里只剩下年迈花甲的祖母避居一角。
　　1962年夏天，我从监狱释放回到老家时，看到后院的花木荡然无存，只有那株无花果树依旧长在水沟边。我开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但依然是惊弓之鸟，处于心有余悸的状态中。我还是提起画笔，把后院缩影下来。茅屋瓦檐，围墙水沟以及蓝天白云下的古枫都留在我的画册里。我至今很欣慰——后院并未湮没。
　　1976年后，我将本宅迁建到蹉跎坡，建立了芸香居，前有花园，后有果园，使之成为龙伏中学的科教实验基地，科研和教育单位也摄下了影像，我认为这是后院的延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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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早餐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即农历1957年丁酉岁十一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阴沉的日子，一家人的情绪并不像往常一样开怀，似乎一种莫名的不祥预兆在弥漫着。祖母在做着早餐，祖父习惯地准备着每次出门的饯行，同样少不了腊肉和油豆腐，冬苋菜和扯根菠菜是最可口的蔬菜。祖父把自养的麻兔也宰了炕成了半腊味。虽然是一席非常传统的家常土菜，可吃起来没有以往那种味道。席间很少言语，都有一种心不在焉的感觉。
　　早餐除我家四口外，还有岳叔刘璧完先生也易大早从马家嘴赶来共进早餐，约好一起赴县参加会议。我俩一起背着被盖，徒步百里去浏阳开会的。以前过焦溪岭是求学，是意气风发，是怀着学有所成的志向和目标。这次过焦溪岭是整风反右狂飙席卷全国的大气候下踏上旅途的。我们吃了天亮饭，俗称眼屎饭，背着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还有一个午餐的饭菜袋，告别了祖父母和妻子，告别了怀在妻子肚子里的孩子，告别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大地坪老屋。
　　我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我和祖父最后的诀别。这次共进的早餐，也是我与祖父共进的最后一次早餐。这个黑乎乎的早晨，我与祖父母告别了，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滋味。这次分别以后，将发生什么是难以调定的，是凶是吉，是福是祸，后事难卜，就这样麻木地向县城而去。
　　在路上默默地走着，岳叔忽然对我说：松岩（妻兄刘良晃）现在是浏阳县五人小组成员，要我们在会议期间莫乱讲话，尽量少说，甚至不说为好。这些话我紧记心怀，顿时感到这次参加整风，一定是个非比寻常的运动。岳叔父是解放初期接收过来的小学教员，曾干过一届伪保长，有丰富的社会经历，故他做到了“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一个历来说话狂妄的人，地方人叫他璧天经，可他真守住了口，谙熟“病从口入，病从口出”这个保身诀窍。但到反右后阶段，他还是划了一个反革命，归类于牛鬼蛇神的行列，到后来得了一个复职离退的晚景。
　　而我虽然记住他传达的这些“少说不说为佳”的话，但也发了一点关于政治思想的言，没有完全“守口如瓶”，而且没有束手旁观，为别人大字报配了漫画。当然动手比动嘴还坏，成了“祸从手出”，得了一个“极右”的罪冠。在1962年以后的岁月长河里，我与刘先生同为五类分子，常同时出现在“集训”或“批斗大会”的场合中。
　　我很感谢妻兄刘良晃的暗示，这种暗示是善意的。他没有“泄露天机”也是正常的事，因为他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何况他已经透了半点风，还有半点风是给我们去领会的。五十年来，我一直没见过他。据说大跃进时他当了永安公社的副书记，再后来当了供销部门的干部。
　　我和刘先生一路很少说话。这个本天经地经话很多的岳叔为什么现在如此沉默呢？应该是在琢磨着未卜的整风运动将会发生什么？
　　在石洞岭这个老茶铺里炒熟了带来的饭菜。饭后他卷了一只喇叭筒草烟，边吸边走。天黑前才到了城关镇中心完小整风反右的会址。两人合开了一个地铺，“辗转反侧”的难眠之夜，恐怖的恶梦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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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完小
　　
　　城关镇中心完小在当时圭斋路南侧，即今圭斋中路的圭斋路小学，与浏阳一中斜对门。本世纪初合并于城南小学，校园改作他用。对于当时这个中心完小，仅是现在淮川办事处所辖，是小学的中心学校。这个校园的印象一直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因为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十天，也是我人生转变的生死关头的六十天。在这种经历了整风、反右和肃反的六十天，也是风云突变的六十天，雷震电掣的六十天。我的命运总是与这个环境有着相关的联系。
　　一进完小的铁栅门，就是一个夹而长的大地坪，有一个篮球场地，是坐南朝北的方位。坪中有一块露天宣传栏。坪的东侧是教学区，由曲折的走廊把各类房室连成一体。我们与会者的地铺都开在教室里，既是宿舍又是小组讨论和鸣放发言的地方。教员室是领导和各个干部的住室，还有一个会议室就是开大会和批斗的地方。走廊的北端是公共厕所。地坪的西侧是个旧祠堂，充当厨房和食堂，后来成了我们反省的地方。
　　我们每日从东边到西边至少要经过这操坪十次。每日早晚的洗漱是一种日常行为，很少洗澡。一个大开水灶上嵌着一座米多高的木围锅,日夜烧着糠头，保持开水和热水供应。走上三级木台阶，舀一勺开水再下来掺一勺冷水洗脸洗脚。这时看着大木围锅内沸腾的开水和蒸人的热气，会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喻学甫老师后来就利用这个条件自杀身亡，避免了以后二十年的折磨。
　　食堂是集体开火，八人一席，吃定量钵子饭，大多数人是地面当餐桌，蹲着吃饭，很受束缚。俗说“行肠饱，坐肠饥”，于是感觉有些饥饿。头个月还有人身自由，可外出吃点面食。失掉人身自由后，我常托食堂采购员买来发饼放在写反省的课桌内，作为伙食补充。二十五元的月工资完全用在伙食上，所剩无几。衣服鞋袜只有两套轮换穿洗。就这样在恐怖中茫然生存着，唯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亏待身子，也就硬要保住这块茅草山地，留得将来采薪之地。况且悬念着家人，若能劫后余生，留得一条命回去，也是一种孝顺和慰籍。
　　睡在地铺上是很难入眠的，一则气温很低，体温首先被被褥扯去，棉被的温度被稻草扯去，草温又被那样贪得无厌的地皮扯去。要维持被内达到37度的恒温，要几个小时才行，而身体的能量的补充是有限的。二则思想紧张，恶梦萦绕，辗转反侧，每当熬过这严冬的长夜时，我深悉人身自由和家庭温暖的可贵。
　　首先我是和岳叔刘璧完先生合铺的。后来把我们拆开了。其原因很明显，他划了历史反革命，我划了右派。加之有亲戚关系，当然要分开，以防攻守同盟和互通消息。于是就安排同事王启文老师与我合铺，以前我和他关系很好，因为都喜欢画画。但现在是敌我关系，没有任何语言交往，一切在机警的沉默中。
　　有一个夜晚，王从被子里塞给我一张小纸片，我把它藏在贴身衣袋里，等待着凄厉的床钟敲响，好在上厕所时看个究竟。见上面写着：“王继启来了浏阳，你有什么事情对他说吗？”王继启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一同参加我们读书会的浏阳三中辍学学生，他叔父是县法院官员。王在此反右肃反的风头浪尖跑来浏阳，究竟为了什么事，不得而知。
　　其实我心里明白，王启文不会装圈套害我，他不应是丧失良心的人。或许他是受人之托，揭破攻守同盟。次日晚上，我就把写上“我是右派，我正在因读书会问题写反省，要他检举我吧！”的纸片塞给了他，以后再无下文。我敢于在纸条上如此回复王启文，是光明正大发自本心，没有任何回避做作。读书会纯粹是为了爱好文学的学习活动，并无反革命目的、思想和行为，是欲加之罪。
　　五年后我出狱时，某次见到了王启文，提起被窝里递纸条的事情时，他说确实在街上看见了王继启，确实是为了通了信息，并无恶意害你。由此可知，王继启托王启文问我有什么事，并被子里递纸条的事情是确实的。
　　我不知道这个和我曾经一起在花桥完小煮扁豆夜宵的朋友当时这样托人捎信给反省中的我的目的何在。后来听说他说过“反戈一击”这句话，我想或许他是为了立功或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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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鸣大放
　　
　　到中心完小报到的第二天，即1958年元月12日，即由浏阳县委宣传部和浏阳县教育科组织开展小学教师参加整风运动。贾德润任宣传部长，饶怡训任教育科长。首先是去大会堂听报告，这个整风动员报告是根据1957年10月15日，zhonggong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而开展的。选择在寒假集中到县城整风学习，为了整风和教学两不误，冗长的报告内容，以严肃逼人的语调从麦克风中扩散，造成一种紧张的气氛。
　　本来俗话说，寸长的耳朵可听尺长的事，可我们这些政治嗅觉极不敏感的农村教师，特别我这个涉世未深的青年，还是处于麻木状态。仅仅教条地记述着下面几条：要帮助党整风，一整官僚主义，二整主观主义，三整宗派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大辩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们像应考一样，死死熟读，死死记住这些光辉夺目的词语。小组讨论时，纷纷发表自己的体会和理解程度，一时气氛活跃，好像生怕考试时答不好“名词解释”一样。我们念得朗朗上口，滚瓜烂熟。
　　殊不知，早在1954年11月中旬，毛泽东已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1957年开展整风运动。1857年 2月27日，毛在最高国务院会议上又提出大鸣大放，号召民主党派人士随意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3 月 6日到13日，毛在zhonggong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重复 2月讲话重点，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民主党派人士打破沉默，直言敢谏。到四月底的一次天安门群众运动中，毛第三度号召群众给党提意见帮党整风，民主党派人士终于开展了热烈的鸣放运动。5 月中旬，大鸣大放近到高潮。
　　5 月15日，毛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信，在党内高干秘密传阅，说要引蛇入洞，让毒草滋生，然后一一锄之……知识分子仍在大鸣大放。6 月 8日，毛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 ”号召群众起来反击右派。6 月19日，《人民日报》正式刊登毛在 2月27日的讲话修正文本，提到原文本所没有的“毒草”和“引蛇出洞”。并立下六条“有利于……而不是……”的批判限制。到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552877人（上述数据引自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
　　到这个寒假，城市机关单位的反右斗争都早已结束，而我们这些乡村小学教师对政治讯息却如此闭塞，对政治气候都如此麻木，如此不知忌讳，充当了五十五万右派的凑数。
　　通过对“广开言路畅所欲言……”的学习讨论，操坪边的黑板报和电杆上的高音喇叭也在高频率宣传鼓动。张与明和刘思明是派来掌握中心会场的专员，我们石江乡派来的领导干部则是组委张自强，统领全面又深入各组的鸣放现场，另外各组都有一个指定的记录员，安插的积极分子和记录员都不鸣放，另有些警觉的人始终不鸣放。社港教学区的喻正云老师和陈执中老师是积极的鸣放者。
　　黑板报和广播里频繁地表扬大鸣大放积极分子，也点名批评少鸣少放和不鸣不放的人，说他们有顾虑，不相信党，不相信政策，并且逐日公布各组鸣放的条目和数字。我很汗颜，受不到表扬，也实在提不出一些上点子的意见，此前妻兄对岳叔的交代也警钟在先。况且三大主义这样的大题目和路线是何等漫无边际，对我来说好像空洞的教条。后来鸣放到高湖，从三大主义扯到了中苏关系、粮食政策，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干群党群关系等问题。鸣放者争着发言，手舞足蹈，唾沫横飞，真是口若悬河、无所忌讳。
　　走廊上的大字报纷呈飞拂，收走一轮又贴一轮，而且每种体裁的大字报花样各异，有报告文体，有诗词歌赋，有对联警句，有连环画，有漫画，有诗配画，有画配诗。徐佳举老师还引用屈原的离骚中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陈佳仕老师画了一幅迷信用的关图，填上“三十六关从此寄，一生灾难尽消除。”这两张大字报产生轰动效应，引人注目，后来划了极右。
　　我不怎么注意大字报的内容，偏重于看大字报的文墨。到鸣放接近尾声收锣时，我也口头鸣了两件地方人敢怒不敢言的事。一是石江乡某乡长与现役军人通奸，造成双方离婚，为什么没有受到破坏军婚的刑事处罚。二是某总支书记的妻子病了，用“上锁”的迷信方法治病，且发了很多缘籍向百姓化缘，这是非法的敛财手段，也是干部带头搞迷信的行为。虽然此二人后来受了双开处分，但我的鸣放记录成了“恶毒攻击干部政策”的材料。
　　我还为周祧宗老师的大字报配了漫画，画了一张教育科三大主义一层压一层的漫画。老实说，我根本不理解政治上的方针路线政策和多种主义，也许自己还有一种出风头凑热闹的搞法。
　　戴朝贵老师是我的邻居，解放初期就在我家乡教书，个性沉稳寡言，说话频率小声调低，慢条斯理，有气无力。他在大鸣大放中，一言不发，一字不写，既不留声，也不滴一点墨水，别人畅所欲言，他若如木鸡，似乎是个植物人。但他还是偷偷地卷着喇叭筒吸着草烟，真是好忍性。他从从教到退休，到去世时止，一直是风平浪静平安无事。
　　1963年以后，他成了我的堂岳伯。我发现他在麻将桌上是个活跃分子。这时我才想到屈原放逐到江南时，一个渔夫对他说的话——“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乎？众人皆醉，何不铺糟而啜其酾？何故怀瑾瑜，而自令见放为？”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三闾大夫，“宁赴常流而藏乎江鱼腹中耳”，终抱石怀沙，遂自投汩罗以死。屈原者当局也，渔夫者旁观也。故太史公曰：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我们小组的鸣放记录员是花桥完小校长焦达璋，他没有留下口实和墨迹，虽没划上右派，但在后期的肃反中，他因历史问题划上了特嫌。另外，从解放初接收的旧知识分子大多守口如瓶，如林恩成、周重录等。但多数国民政府军官出身的就胆大直言鸣放，如王且连、孔奂伦、徐仁风等。
　　农村的反右叫社会主义大辩论。老家的松霸王沈松柏和沈兆庆等直性子农民就说了很多激烈的话，甚至说出“你毛主席再厉害也要人帮，好屌也要毛护”的粗话，但对他们的批判叫辩论，挨批判叫挨辩论。这种人没划右派，因为不是知识分子。这种大辩论只能算作反右斗争从城市波及到农村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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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和斗争
　　
　　大约是二月上旬，大鸣大放的记录材料和文字漫画材料已经收集到整风反右办公室，并整理分装进鸣放者的档案袋，这叫做“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一个动员报告之后，向对党猖獗进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做坚决斗争，像狂风暴雨一样席卷全城。街头巷尾的横幅标语，会堂走廊的揭发批判，其内容是大肆污蔑、恶毒攻击、别有用心、荒谬绝伦、悬崖勒马、回头是岸等犀利词组。看了心惊肉跳，真是入木三分。
　　我们在中心完小的批斗会，就在小礼堂里进行，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样的是被斗者垂头木立，只听不言，成为众矢之的的活靶子，一样的是斗争者摩拳擦掌，怒目圆瞪，选择最有杀伤力的词语，把活靶子批倒批透，要批得体无完肤才放手。右中之右者极右也，这种出名的右派就要在对门浏阳一中的露天反右批斗斗争大会上登场亮相。
　　这种大批斗会的会场布置，比区组批斗会更为“隆重”。因为增加了被斗者的巨幅漫画头像，还有横幅漫画等，加高音喇叭的配合。声势浩大，蔚为壮观。一顿批斗之后，右派分子整改先离开会场，由反右派积极分子监视送回各区组反省室。我们中心完小的右派由唐训庭监视，出入会场由他领队训斥。
　　不过有些斗争者后来成了被斗争者。可是被斗争者后来成为斗争者的，是绝对没有的。因为右派分子名单的公布，不是一次性的，是由反右办公室筛选批准裁定之后，先后分批在那块曾经公布表扬鸣放积极分子的黑板上宣布的。而前时被批评的守口如瓶者，现在既不是被斗者，也不做斗争者，虽然没登上黑榜，但有的可能划个中右。这种先后不登榜点名的人，应该是曾经黄榜提名时，熟读通透了“少话为佳，明哲保身”这些经典，或领会了湘楚渔夫的话。
　　登榜题名那一霎是相当紧张可怕的。第一批点名的右派，只是感觉突然。从第二批起，就有“杀鸡儆猴”和“大祸降临”的感觉，害怕哪天“中举”的时刻。每天早餐后都到操坪分组列队集合。反右干部领导一顿森严的训话之后，就点名宣布被划右名单。当点到某人时，积极分子即把你从队伍中推出来，立即扯去你的出入证。从此刻起，你即“中举”了，也就失去了人身自由，失去了任何信息。你就成了为人不耻的众矢之的，你就开始“反省”的日子，也是你人生深渊的转折点，一过就是二十年不等。如果能留下一条命活下来，就是劫后余生，极不幸中的万幸。
　　二月十二日是我登榜“中举”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一样是从列队中推出来，一样是扯掉出入证，一样是进反省室。我就从此坠入磨难的岁月，度过了二十个恐怖难熬的春秋。
　　这一天是农历丁酉岁腊月二十四日，民俗是过小年，我想起祖父在过小年这天总要办几个菜团聚一下，说这是小孩子的节日，又说过了小年才能出门去讨债主的账。我知道再过几天是大年三十日。以前每年要办三十团圆饭，也喊团年饭，可今天是月晦人不圆了。
　　我不知道家里人对“遍插茱萸少一人”是何感觉。五年后我回到祖母身边，即一九六二年的团年饭是祖母和我，形影相吊，已是遍插茱萸少三人了。对于小年也好，大年也好，团年饭也好，只是一种痛心疾首的回忆，只是“不堪回首故国月明中”了。这天我还是开了小灶——托人买回一些发饼，啃了二个就伏在写反省的桌子上沉思，流下了两行辛酸之泪。这是发生在中心完小东侧食堂里的往事。
　　我虽被点名反省，但没有对我开展激烈的批斗会，只几个反省者一起在小会堂里挨了一次“竹篙满堂打”的批判，似乎批斗进入尾声，走下过场。散会时叫我在材料纸上签字盖手模，说明我们承认了这些恶毒谬论。只待材料上报，定候发落。在反省期间，我不能与别人眼睛对视，与任何人无法言语交换，比那时美国的黑人还不如。
　　不过王启文还是与我合着铺，只是陌生人一样，不说话，不打招呼，脸上无表情。以前的老同事老同学都远而避之，好似生怕“麻风”病毒蔓延传染。上厕所时，积极分子就要骂一声，臭得要死，快走开些！这一段日子是睡觉做恶梦，反省挖根源。反右干部到食堂来检查反省材料，说要挖出几条根，一是政治根源，二是社会根源，三是思想根源。
　　我冥思苦想，深掘深挖，一直挖不出这几条根源。后来挖出几条似是而非的根：土改是儿童团长，不积极斗争恶霸地主，是政治根源；家庭成分是中农，具有摇摆性，祖父在外地当染工，与地方绅士有交往，是社会根源；三是不关心政治，不学习马列主义，是思想根源。反复反省，写来写去，没有什么可写了。只好静坐吃饼暗中急，悬念的是祖父母及妻子和她腹中的孩子。这是痛苦中的“清闲”日子。
　　反右干部再三提醒我继续反省，还有什么事情和没交代就老实写出来。不然，抗拒从严，后果自负。
　　我感到他们在逼查别的什么事，似乎把右派放在一边了。这时，我才省悟到这是“读书会”的事。但我认为这是公开搞学习的自学小组，况且与教育科李科长请示过，于是就大胆地写关于读书会的全过程。这是反省期间的最后几天，写起来倒还轻松，无所遮拦忌避。

ys1937

反右词典
　　
　　儿时躲兵客居灵官嘴时，潘魁梧先生教我读的七天增广贤文，其中“道吾好者是吾贼，道我恶者是吾师。”正说明隐恶扬善，激浊扬清的本质。魏徽谏太宗十思疏说：臣虽下愚，知之不可，而况于明哲乎？我们这些农村小学教师，是最下层的小知识分子，无权无势无财，无声望地位。靠粉笔糊口，不过是蒙学教书匠。对我来说，什么左派右派，左倾右倾，什么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名词的概念是一个空白。至于路线立场是跟着大流走。所以我们这些人的鸣放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在一场鸣放中凑个热闹。真是“而况于明哲乎？”仅是凑满五十五万右派分子的可观专政队伍，乃国家民族和个人之不幸。
　　右派分子一个个、一批批被就揪出来，势必要组织一个庞大的批斗大军来炮轰这几十万活靶子，众矢是口诛笔伐。这种矢比骆宾王讨伐武曌厉害得多，句句咄咄逼人，字字入木三分。口诛笔伐所引用的词语太多是成语，如荒谬绝伦，也有常用语，如唯恐天下不乱，也有俗语，如惹起保险雷公打！也有歇后语，如螳螂挡车——自不量力。也有比喻语，如像挤牙膏一样。笔伐除大字报批判文章，还有漫画标语横幅。总之,阵势严整，形式多样，用词犀利。下面总结出三百零六个词句，简称为反右词典，按笔画索引之：
　　
　　一、二画
　　一丘之貉　一唱一和　一意孤行　一鼻孔出气
　　一无是处　人面兽心　十恶不赦  
　　
　　三画
　　大放厥词　大肆污蔑　口是心非　口诛笔伐
　　口蜜腹剑　小题大做　飞扬跋扈　子虚乌有
　　
　　四画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无可救药　无中生有
　　无以复加　无孔不入　无可救药　无稽之谈
　　不得人心　不攻自破　不择手段　不到黄河心不死
　　日暮途穷　牛鬼蛇神　气急败坏　气焰嚣张
　　反戈一击　凶相毕露　分庭抗礼　牛头不对马面
　　乌合之众　乌烟瘴气　文过饰非　风马牛不相及
　　心怀叵测　心狠手辣　丑态百出　以身试法
　　以卵投石　水火不容  
　　
　　五画
　　可乘之机　左右发难　灭绝人性　用心何在
　　平分秋色　打落水狗　东山再起　挤牙膏
　　目中无人　目空一切　四面楚歌　打着红旗反红旗
　　矢口否认　失口狡赖　失道寡助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白日做梦　令人发指　外强中干　处心积虑
　　头破血流　出尔反尔　出言不逊　发人深省
　　司马懿之心路人皆知  
　　
　　六画
　　有目共睹　有恃无恐　老奸巨猾　朽木不可雕也
　　百口莫辩　百无一是　百孔千疮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负隅顽抗　有过之无不及　夸大其词　死心塌地
　　死皮赖脸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死有余辜　执迷不悟
　　过街老鼠　回头是岸　勒马回头　岂有此理　
　　伤天害理　自以为是　自投罗网　自取灭亡　
　　自以为得计　自食其果　自圆其说　自高自大
　　自掘坟墓　自欺欺人　血口喷人　众目睽睽　
　　众矢之的　各个击破　兴风作浪　异想天开　
　　异端邪说　阴谋诡计　如出一辙　死不老实　
　　死不悔改　自作聪明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七画
　　弄巧成拙　寿终正寝　赤膊上阵　声名狼藉
　　花言巧语　严惩不贷　利令智昏　针锋相对
　　我行我素　体无完肤　作茧自缚　做贼心虚
　　你死我活　佛口蛇心　身败名裂　含血喷人
　　彻头彻尾　含沙射影　言过其实　忘恩负义
　　弃暗投明　穷凶极恶　改过自新　忍无可忍
　　鸡毛蒜皮  
　　
　　八画
　　苟延残喘　丧心病狂　丧尽天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丧家之犬　奇谈怪论　招摇过市　事实胜于雄辩
　　势不两立　虎视眈眈　明目张胆　明枪暗箭
　　物以类聚　依然故我　卑鄙龌龊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舍本求末　金蝉脱壳　朋比为奸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咎由自取　变本加厉　刻骨铭心　放下屠刀，立即成佛
　　沽名钓誉　沾沾自喜　泾渭分明　空穴来风
　　诡计多端　居功自傲　弥天大谎　弦外之音
　　孤注一掷　狐群狗党　狐狸尾巴　鱼目混珠
　　昏天黑地　弥天大罪
　　
　　九画
　　荒淫无耻　荒谬绝伦　故伎重演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革面洗心　胡说八道　相提并论　树欲静而风不止
　　厚颜无耻　歪风邪气　指桑骂槐　挂羊头卖狗肉
　　指白为黑　背信弃义　背道而驰　是可忍孰不可忍
　　昭然若揭　咬牙切齿　信口开河　冒天下之大不韪
　　信口雌黄　胆大包天　怒发冲冠　骄傲自满
　　
　　十画
　　莫名其妙　恶毒攻击　格格不入　造谣生事
　　造谣惑众　笑里藏刀　借刀杀人　借古讽今
　　借题发挥　倒行逆施　臭名昭著　臭味相投
　　狼心狗肺　狼狈为奸　离经叛道　旁门左道
　　粉身碎骨　粉墨登场　悔过自新　害群之马
　　冥顽不灵
　　
　　十一画
　　理屈词穷　盛气凌人　悬崖勒马　掩耳盗铃
　　野心勃勃　趾高气昂　蛊惑人心　唯恐天下不乱
　　铤而走险　偷天换日　得意忘形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欲盖弥彰　脱胎换骨　断章取义　混为一谈
　　混淆是非　深恶痛疾　祸国殃民
　　
　　十二画
　　趁火打劫　遗臭万年　惹是生非　斯文扫地
　　落花流水　锋芒毕露　等量齐观　焦头烂额
　　装疯卖傻　痛改前非　屡见不鲜　装聋作哑
　　强词夺理　道听途说　道貌岸然　惶惶不可终日
　　剥开画皮
　　
　　十三画
　　肆无忌惮　蒙混过关　想入非非　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摇唇鼓舌　摇旗呐喊　暗度陈仓　暗箭伤人
　　跳梁小丑　蜕化变质　罪大恶极　罪不容诛
　　罪有应得　罪该万死　罪恶昭彰　遥相呼应
　　痴心妄想　群起而攻之
　　
　　十四画
　　貌合神离　煽风点火　漆黑一团　寡廉鲜耻
　　
　　十五画
　　横生枝节　暴露无遗　熟视无睹　醉翁之意不在酒
　　
　　十六画
　　颠倒是非　颠倒黑白　黔驴技穷　避重就轻
　　
　　十七画
　　罄竹难书　螳螂挡车　戴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
　　
　　十八画
　　藕断丝连
　　
　　二十一画
　　蠢蠢欲动　露马脚
　　
　　在这总结出来的３０３个反右常用词语，几乎都派上了用场．大批大斗发言的人都像鹦鹉学舌一样，重复使用着，似乎在练习造句。然而这里面使用最多的应是：恶毒攻击、大肆污蔑、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荒谬绝伦、断章取义、欲盖弥彰、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彻头彻尾……等。
　　不可思议的是，“断章取义”竟成为划右的一种手段。“流水下滩非有意，白云出岫本无心。”言者无罪带来了可悲的人生。

ys1937

**可惜这里上不了，是俺做的PDF书，请石扉客先生到天益去找吧——在一楼。
  杜版想想办法，把这本书（上，01~75）搬过来，如何？
  http://bbs.tecn.cn/viewthread.php?tid=317919&extra=&page=1

[ 本帖最后由 ys1937 于 2009-5-6 11:57 编辑 ]

ys1937

原帖由 自觉的梦游人 于 2009-5-6 11:20 发表
四划部分遗漏了最“经典”的“引蛇出洞”。

**六划部份还少了“阳谋”。
  嘿嘿！

ys1937

喻学甫之死
　　
　　反右派斗争进入高潮，秣马厉兵，口诛笔伐，向右派分子展开了无情的批斗，场上的羞辱和场外的鄙视，以及言行的禁锢，使得人格和尊严已不复存在。虽生在人间，将无立锥之地，与行尸走肉无异。这个恐怖阴森的可怕时刻，正关系着一个人的生死存亡。我很幼稚地估计，自己顶多划个中右，也就处之泰然，准备着听候发落。
　　而形势并不这样简单，一些人选择自尽超脱的消息，不时从侧面传到我的耳朵里，今日张某服毒自尽，明日李某投河未遂，后日王某悬梁自缢，这种逼得无路轻生自裁的人，有右派，有历史反革命，也有其他刑事问题的。一切没有公开宣布，我所获得的消息，是侧耳听到的私下传闻，因为我是打入隔绝世间的异类。
　　不管风暴如何大，我决不会选择这条无情路。我的信念是，不管在受到任何打击的情况下，我一定要争取活下去。在听到这些自杀消息的同时，也听到对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的言辞批评，说这是畏罪自杀，这是自绝于人民，这是死有余辜，这是戴着花岗岩脑袋进棺材。说得多么轻松，多么幸灾乐祸。更觉毛骨悚然。因此，有些人经受不住打击羞辱，怕受严厉的处分，在暗地琢磨着自己的下场，产生可怕的打算。
　　在某夜的一次小组会上，整反干部组织学习肃反的政策文件，有两个印象，一是划历史反革命有个国共合作的时间限制；二是保长属于划历反的对象，还提了其他有关反革命组织的问题。由此预示着反右斗争的尾声是要开展运动了。当然，还宣布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在这森严而紧张的气氛里，盘坐在被子里的人，都在沉默着，鸦雀无声。
　　坐在我对面被子里的喻学甫老师，记得是未鸣未放，并没有被揪出到反省被斗的另类里来。可是我看见他面如土色，木然疾首，心思沉重地表现出一种恐怖的神情。散会后，没有人谈论什么，宿舍（教师地铺）里一片沉静。黑夜里，惊魂噩梦在侵扰着每只惊弓之鸟。而此长夜的喻学甫正计划他明天的打算。这是人生瞬刻的痛心决策。
　　次日早晨，急切的哨声把我从噩梦惊醒，我动作麻利地端着脸盆漱缸抢先去厕所，避免碰上羞辱我的积极分子。接着抢先跑到食堂取水洗漱。那三尺高的开水围锅依然是怒气沸腾，灶膛里的糠头火依然是烈焰熊熊。没想到一场惨不忍睹的人祸，瞬刻即将在这里发生。
　　我端着脸盆快速穿过地坪，在走廊门口正碰上喻学甫老师，他端着脸盆出来，只打个招呼擦肩而过。当我把东西收拾好向宿舍外走出时，发现人群都朝食堂方向涌去，说有人投开水围锅了！我也向那里跑去，才知道投开水锅的竟是同室的喻学甫老师。这时，他已被人从开水锅里捞出来，放在担架上。从外露的脸部手脚看去，已变成了煮熟的泥鳅。这时他尚有一息之气，送到县人民医院不久气绝身亡了。
　　他的胞兄喻红甫老师也赶来了，很匆促地做了善后处理。这件事的发生，谁也不敢说什么看法，恐怖的阴霾继续在蔓延着，气氛像死亡一样的沉寂。不久，我也身陷囹圄。在二十年的岁月里，为了生存而挣扎在各种劳苦场地。这令人毛骨悚然的自杀事件，也就在印象中慢慢淡化。当提笔写道这件事时，又历历在目，记忆如初。
　　四十年后，在浏阳北正路碰上喻红甫老师，我问及喻学甫的家人情况时，几年前那悲惨的一幕黯然涌上心里。他只说了几句，就从发红的眼圈里涌出泪珠，几年后，他也病逝了。至此，喻氏红甫、学甫、仲甫三兄弟，均已作古，后事不知所终。
　　在那个年代的各个政治运动中，直接或间接而致死的情况，是不足为怪的。如1966年 8月，储安平在忍受不了红卫兵的折磨打骂和人身侮辱的窘境下，从后院翻墙逃到李汝苍家，只从门缝里塞进一张小纸条就走，从此在人世间消失。又如王造时于1971年 8月 5日十时屈死于冤狱之中。
　　如《新湖南报》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杀的是黄德瑜，是在批斗会后，穿着短裤拖鞋失踪了。后在农村监督劳动中自杀的有欧阳楠，还有在新生电机厂劳动教养的李长恭也跳崖自杀了。原zhonggong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唐麟也跳楼自杀了。蔡克诚也被报社造反组凌辱自杀身亡。刘凤翔以反革命枪决了（以上据朱正《丁酉年纪事》和叶永烈《沉重的1957年》摘录）。
　　从以上《新湖南报》五十四人中的自杀和被杀者的事例可管见一般，知其全国在反右运动中被害致死的人数应是一个骇人惊心的数目，被株连受害的人数更是惊人，不可忍听。
　　反右斗争已过去了几十年，喻学甫也死了几十年，我想“投开水锅”的自杀方式，应是所有自杀手段中最痛苦最残忍的一种。当时他亲眼看到了很多残酷的斗争场面，也听到了不少自杀消息，当想到自己或多或少有些历史问题时，在人际关系没有任何沟通的紧张环境下，他只有自己选择生命去留的可能，杀鸡把猴子吓到极端。
　　直至今天，大多右派分子都死了，或都年逾古稀了。幸存者曾听人说过：历次政治斗争好像都翻薯藤，翻来翻去，三犁三耙，翻得晕头晕脑，死去活来，不死也得脱层皮。受不住“翻”这种痛楚和羞辱的人，只好选择死这条无情路。

ys1937

“场外有人会你们”
　　
　　1958年 3月13日，农历戊戌正月廿四日。离宣布反省，扯去出入证失去人身自由的那天，整整一个月。通过反复批斗和重复反省，有些习惯和麻木的感觉，只望快点结束运动，情绪反而不那么紧张。我就开始看我的书，天真地在为考华东美院做着思想准备。
　　清早起来，我站在操场边靠走廊的电线杆下阅读一本叫《和青年谈读书》的繁体本。正读到“循序渐进”、“专心与有恒”这一段内容时，忽然一个高大的身影来到我的身边，叫了一声沈博爱，抬头一看是花桥完小的教导主任林恩成。林是读私塾出身的老式知识分子，本平江人，随母下嫁在社港廖家洞落户。解放初参加小教工作，具有丰富的社会经历，个性圆滑且深藏城府。他今早突然来接近我，让我感到蹊跷，来者不善，预感到凶多吉少。
　　林严肃地说：“今天去开会，和我坐在一起呀！”我顿时即卷起书本回到宿舍，收拾了一下仅有的几件行李。口袋里只有极少的现金和粮票，还有私章。为了听大会报告，当然还有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钢笔。这是随身香火，我已是老习惯。
　　早饭后，右派分子在监督下随着大队伍进入了县政府大会堂。分区分组依次坐定后，我发现林恩成和张自强（我老家石江乡派来反右的组委干部）分别坐在我的两侧，周重录和邓全胜坐在我的前后，其中三个都是反右积极分子。平时，这些人都与右派食不同桌，坐不同凳的，怕沾染毒气和臭味。可今天这种座位安排，显然是一种特别异常的安排。这时，我紧张地捉摸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即将降临。我不可能询问什么！只能偷偷地洞察他们表现的异样神情和虎视的眼光。
　　这次大会是对教师中的刑事罪犯进行公捕的大会。其主要罪行是强奸学生（幼女）罪。他们一一宣布列成横排站在台上，胸前挂着“强奸幼女犯 ***”的纸牌。据说有几个被枪毙了，其中王兆龙是我认识的花桥人，王兆龙后来平了反。在浏阳八中当上了总务主任。通过一场检举揭发之后，检察机关对他们宣布了逮捕法办，开除公职，移交司法部门处理，于是警察把他们押走了。
　　公捕大会结束，台上处于短暂的平静，即是进入下一个节目的过度间隙，而台下是一片嗡嗡嘈杂的议论声。正在此时，台上的麦克风里大声传出严肃的呼喊：“沈博爱、焦七海，到会场外面去，外面有人会你们！”话音刚落，我四座的几个人立即站立，林恩成和张自强分别扭着我胳膊从过道推出会场。
　　此时的会场，人头攒动，所有惊愕的目光都集中到我和焦七海的身上。嘈杂的会场顿时变成死一般的寂静。我不知道焦七海坐在哪个角度，也没法看到他被押出会场的情景。我被押到会场外的门厅里，发现会见我们的客人竟是全副武装的警察。警察向我们宣布了逮捕证，其罪行是组织反革命读书会，逮捕法办。于是我俩就由武警押着朝我最熟悉的火官庙走去。
　　我俩被押着从大操坪、南正街、北正街，过拱北桥到磨石街的路上，仿佛听到翘首观看的市民在说，这两个年轻人到底犯了什么法！好像面孔很熟，好像是以前常来吉老板饭店玩耍的那两个学生！我们很快押进了磨石街火官庙的大门，大门口有持枪的哨兵在“迎接”着。在通过岗亭的小门来到一个古典式的亭子里。这时即解除了捆绑的绳子，在一个警察（以后知道姓向或项）的监督下，搜出了身上的现金和粮票、私章、水笔和本子。也抽去裤子上的皮带，解掉了鞋带绳，然后做了有关姓名、性别等项目的登记之后，关进了一号监房。焦七海关在另一监房。同案犯是隔离关押的，这是防避“攻守串联”的常用操作手段。
　　同一天的黑夜，住在大地坪老屋下厅东边的沈皆遂，从梦中被叫醒，也因同案被捕了。皆遂是湘潭师范在籍病休学生，也是读书会成员，是夜关在当地，次日也过了焦溪岭，进了火官庙的监牢。
　　这就叫所谓的一网打尽了。

ys1937

何处何存
　　
　　在被捕的读书会一案三人中，我和焦七海是右派分子，沈皆遂是没参加整风反右运动的病休学生。在反右斗争后期，对我和焦七海的处置去向，是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被捕后的身份就是罪犯，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其去向是判刑劳改四个字。
　　我进狱后，就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几乎与世隔绝，对于浏阳划定的四百多名右派分子究竟何去何从的消息，几乎不知所终。后来从比我后进来火官庙的犯人口中知道，划了极右的都开除公职，有的送劳动教养，有的送农村监督劳动。其他有保留公职的只开除党团籍，有的撤职降级，有的降级降薪，戴着右派帽子去上课是件非常难堪的狼狈相。凡是划了右派的人，如果涉及刑事问题的都一律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这种人当然是先进火官庙，走判刑劳改这条路。
　　在劳改单位被监管的人有三种，一是劳改人员，二是劳教人员，三是就业人员。其中劳改人员中就有不少右派分子，如我在潭家山新生煤矿服刑时认识的钟伯勳就是中学教员，划了右派。就业人员中也有一些解除劳教的右派。
　　凡是劳改农场和各种冠以“新生”二字的厂矿企业，都有右派在受劳动监管，如新生机床厂、新生电机厂、新生火柴厂、新生伞厂、新生瓷厂、新生煤矿、新生绸丝厂、新生砖厂、新生水泥石灰厂等。其中几个挂新生二字的厂矿我都去参观过，最苦的厂矿是煤厂，砖厂和水泥石灰厂。不过比起右派分子高尔泰充军到戈壁滩盐碱地去挖沟还是要好得多。高尔泰说，到了那里即到了死亡之地。能活着回来的是大难不死，他是幸存者。
　　我在劳改的五年中，只冠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没有附加右派分子的名分。但到获释后的1963年，就重新戴上了右派分子这项四季咸宜的帽子。随着社教和文革政治运动的狂飙席卷，右派分子就“升级受编”，正式列入“五类分子”的行列，“名正言顺”地与四类分子一起参加每月学习和年终集训，“自我检查”和“改造规划”一年要搞几次。至于参加三台（打台、上台、拆台）和义务劳动的事是随生产运动和政治运动而临时出现的。
　　1978年，接到浏阳县革命委员会28号文件，“关于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通知说：
　　“龙伏公社革委会：
　　你社报来关于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的材料收悉，经研究，同意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特此通知。
　　（浏阳县革委会公章） 1978年三月九日”
　　这次摘帽是由大队整理材料，组上各户签名盖章，以“改造表现好”上报批摘帽的。
　　同年十月接到“zhonggong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浏摘办33号文件，关于重新录用沈博爱的通知。通知说：
　　zhonggong龙伏公社委员会：
　　根据zhonggong中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并报经县委同意，决定将你社江美大队长兴生产队沈博爱重新录用，安置任教，工资级别定为小学七级，月工资三十九元，从批准之月执行。特此通知。
　　zhonggong浏阳县委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公章）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
　　这时，我因三月摘帽，下期就由大队聘为江美小学的民办教师。我心有余悸，不想再到这个翻船覆辙的地方去。后支书潘富德和宣委沈希和几次做工作，我还是去了，任四年级语文兼班主任，沈皆遂早在这里任语文老师。不几天又收到县文教局十月十九日的通知。通知说：
　　沈博爱同志：
　　经县委批准，你被安置回教育部门工作，经请示县委宣传部，同意举办安置对象学习班，统一分配工作，时间三天，十月二十七日到县革委招待所报到。希你按时参加特此通知。
　　浏阳县革委会文教局（公章）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九日　　
　　我去开了三天会，听了报告，也去文家市秋收起义纪念馆参观了。心情倒还舒畅，想不到这一年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全县只有三十多个人，我们龙伏公社就有五个，包括焦七海、熊贤志、张雅颂、沈藏修。散会时，五人合拍了一张纪念照。到本世纪初，健在的只有我和沈藏修两个人了，他们三个先后作古。
　　回来先到社港区教革办报到。龙伏公社教革办主任沈利国把我们要回了龙伏，他说现在民办教师很多，公办老师很要补充。焦七海就分配到龙伏初中任初一语文，其他三位分到其他小学。要把我分到石江学校任初三的物理化学课，可是江美小学坚决不放，只好把这期教完。从1979年上期至1980年上期，我调到石江学校，兼任初三的理化两门课。
　　这时，我还不属于收回归队，只是重新录用。工龄教龄只能从1978年10月算起，经济待遇是最低的。而政治待遇还属于摘帽右派。根据中央1978年 9月17日的55号文件“贯彻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实施方案”精神，增加了关于“改正问题”的内容。我也随着全国改正“右派”的强旋风，于1979年在石江学校教书时，由政策落实办陈训道送来了错划右派的改正通知。我自收到错划右派给与改正的通知，加在我头上二十余年的“右派”和“摘帽右派”的帽子才彻底掀掉。随着政治问题的解决，工龄教龄都从1956年参加工作时算起，工资不断增级，评了一级中学教师。
　　戴篁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有句：这次大解放，就使数百万人脱离苦海。胡耀邦慷慨悲壮的大声呐喊——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他终于抢救出了千百万块炸透了的苦难者。这些数以亿计的亲属也随之摆脱了含冤蒙诟的历史重负。更多的中国人，也不再噩梦连连……
　　大难不死的祖母幸存活到九十九岁高龄，她临终前跟我说：“供你读了十几年书，成了一个先生，可是忽然变成反革命，后来又变成右派。现在反革命也不是了，右派也变还了，还是一个先生。真不懂，一个原人，为什么有这么多难。现在好了，坐拢来一家有十几个人，哈哈！我也闭眼落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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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官庙概述
　　
　　我在浏阳城磨石街的县立中学读了一年半书。寒来暑往，古磨石街上的磨石同样经历了沧桑巨变，已磨得蛇皮流光。我留在麻石上的无数足迹已看不到任何形影，而在我的记忆中却有多么鲜明而深刻的印象。靠近王家祠堂附近，开着一扇不算高大的门，门口长年站着一个武警。有时看到被押的犯人在武警的吆喝下从麻石路上出入。当时很不留意这个场景，更不过问这门里面究竟隐着一个什么部门，但绝不是一个极乐世界，绝不是神话的神仙洞府。
　　后来我竟有一个奇迹地的发现，发现被押列队出入的人员中，有的只剩这半个脑壳，即半边光头半边短发，显然是普通人相比的异类。后来才知道这是防止犯人逃跑的绝妙方法。这与古代从军犯人割耳刺印有着同样的作用。水浒第八回“林教头刺配沧州道”有“断了二十脊杖，唤个文笔匠刺了面颊，量地方远近，该配沧州章城”的表述。所以刺印的林冲逃之无逃，只好在“风雪山神庙火烧草料场”的绝境下雪夜上了梁山。
　　在当时，火官庙是众人所熟闻耳热的地名。北乡人警告坏人时，说叫你过焦溪岭（或过岭），县城人说叫你进火官庙。其意相同，即叫你进班房。其实对“看守所”这个名词还不大普通熟闻。解放初期，浏阳还没有建造专门的监押场所，到上世纪才新建了“白泥坑看守所”。这是县级监狱，颇具现代规格。原来的火官庙建成居民区，磨石街在开挖穿城新村时拆毁，城关在地图上消失，只留在一些老人的记忆中。
　　查词源“火官”条载：“神农以火纪官，春官为大火，夏官为鹑火，秋官为西火，冬关为北火，中官为中火。”据隋唐称为六卿大的六部尚书中的刑部就属秋官，故有刑部秋官大司寇之称，曰秋官者，刑罚严厉，像秋萧杀。选择火官庙作为看守所，似乎与刑部狱官倒还相配。但这只是偶然，可能当政并未如此考虑，只是废物（屋）利用而已。
　　想不到五年后（1958年）的三月十三日，“场外有人会我们”的人竟是警察，把我“请”到了这火官庙，成为这里的阶下囚。到1960年11月17日押送劳改单位——“潭家山煤矿”，整整度过了两年另八个月又五天。因此，对火官庙的印象最深。由于火官庙不复存在，且在特定历史时期是“秋官大司寇”的刑法场所，所以要做详细描述，也为写以后的见闻提供方位坐标。
　　废物（屋）利用，改装后的火官庙，古装已不复存在，只有一个戏台式的木结构亭子，立在监牢前面。亭中摆着大方桌，临时提审犯人或向犯人宣布判决书，有时在这里进行；同时，也在这里对新收押犯人进行登记和搜缴随身物品。亭子的前面是岗楼，二十四小时有警察放哨。岗楼下是进出的唯一通道。岗楼右侧是武警营房，左侧是看守所办公用房，也在这些房子里提讯预审。岗楼外面有个地坪，地坪周边是民警中队用房。地坪有正门开向磨石街，浏阳县公安局看守所的牌子是挂在这里的。
　　亭子的左侧是一排直列监房，大概自前至后有七八号监房。我关在第一号监房里。监房的后墙是外围高墙。监房前面是走廊，走廊的尽头是厕所，每天早晨放风是必去的地方。
　　亭子的后侧是一排横列的监房，与亭子左侧的监房呈曲尺形连接。监房前的走廊与岗楼对照，从左至右的最后一监是女监，也只有一个女监，面积空间较大。亭子的右侧是个大地坪，干警常来这里打篮球。
　　沿着女监的右侧是犯人厨房，正面朝着地坪，厨房很宽敞。后门锁着，犯人去喂猪和担水才打开。厨房的右侧有两间房子是生活组犯人的住房。到了晚上，厨房通往地坪的栅栏是要上锁的。
　　地坪是长方形的，右端有门通入王家祠堂。右前角落里是一间小房子，是犯人医务室。王家祠堂通往磨石街的正门用砖封死。祠堂建筑是上下两栋一过厅的砖石结构。只由垂直的光线从天井上空透入，很阴森。
　　这里好像一个综合手工业场地。白天有木工、篾工、缝纫工和打铁的犯人劳作；还有老年犯人在这里剁猪菜，双手持刀的老犯人把猪菜剁得极细，真是秀色可餐。犯人出外种菜和挑砖的工具，都堆在这里。牧鸭的犯人也把麻鸭关在这里。晚上，这里通往地坪的小门就锁上了。小门的过堂里有木板楼梯进入生活组住房的楼上。这是火官庙唯一的一间楼房。入监时被缴犯人的东西都放在楼上，挂着竹牌子、棕绳、脚镣、手铐都放在楼上。
　　与医务室同侧对角，也即是第一号监房旁边的巷角里是储藏大米的仓库。犯人从粮店挑回的大米储在这里。生活组每天从这里领米过秤入厨。
　　火官庙后面山坡是一块很宽的菜地，由高墙围住，与看守所连在一起。站在菜园里能清楚地看见一中操坪里的活动情况。
　　我所描绘的平面图景，只是历史的记忆，也是我叙述后文提供方便，有了方位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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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0、关于《蹉跎坡旧梦》
        序：蹉跎坡
第一章、家乡与童年
01、我的出生地——大塘沅
02、张家源
03、宝乔宗祠
04、壮丁与 “粮子”
05、短暂的难民营——新塘冲
06、绥和乡长陈闲僧     　　??
07、洞庭黄家大屋
08、灵官嘴
09、关于源、洞、冲
10、塅里人和内山人
11、童年看热闹之出体
12、童年看热闹之行香
13、南普寺
14、永兴寺
15、合八字与卜庚
16、童年的婚礼
17、关金券
第二章、顽童与童玩
18、概述
19、室内活动
20、火炉边的故事
21、朴素的童棋
22、九龙山和金甲神
23、红土岭和太和塅
24、野餐和烧窑
25、单车
26、吹唢呐
27、绷胡琴
28、滚铁环、放风筝、看皮影戏
29、童年看热闹——鉴全骂怪
30、童年看热闹——上锁
第三章、祈禳
31、打醮
32、春祈
33、嗻夜
34、北乡的夜歌
35、夜歌的兴衰
36、绕棺与挽歌
37、开歌场及接歌
38、谢歌场
39、夜歌诡辩三例
40、男女保长们
41、钻亲家婆
42、地道的外号
43、沈载得轶事
第四章、土改
44、云公祠
45、对门屋场
46、一网打尽
47、儿童团
48、镇风
49、划成分、分果实
50、摇金山
51、地主的后代
52、农村剧团
53、长工安老全
54、硝老板左仁棠
55、“改锹子”
第五章、浏阳
56、糊涂赴考过蕉溪
57、上学
58、文庙
59、师十一班
60、唐政、邱少成
61、文工团
62、取缔会道门
63、梅花巷
64、慈善堂和麻衣庙
65、白龙庙与天主教堂
第六章、湘潭
66、癸巳年夏
67、湘潭师范
68、冯树珍与周树鑫
69、欧阳城与言长一
70、五分制
71、粮食定量
72、肝炎大流行
73、暑假
74、十八总
75、韶山实习
第七章、扫盲
76、序曲
77、永和市和菊花石
78、铁屎山
79、上山的客家人
80、蒋埠江
81、归程
第八章、社港
82、社港完小
83、花桥完小
84、东山漫游
85、橙橘峰
86、读书会
87、前妻刘氏
88、祖师岩
89、后院
第九章、整风反右
90、最后的早餐
91、中心完小
92、大鸣大放
93、反右斗争
94、反右词典
95、喻学甫之死
96、“场外有人会你们”
97、何去何存　　
第十章、火官庙（一）
98、概述
99、黑夜梆声
100、第一号监房
101、放风
102、犯人医生
103、审判长的巴掌
104、死囚龙培荣
105、雕虫小技小自由
106、姚麻子
107、孔明车
108、凌晨的枪声
第十一章、火官庙（二）
109、生活组
110、吸压土水泵
111、双蒸饭
112、祝融之祸
113、黑夜埋尸
114、女监
115、特赦
116、人之初性本善
117、人工河
118、超级卫星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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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梆声
　　
　　我在前文“祈禳”一节写的“喳夜”，是“每到秋凉七月半，道士喳夜保清吉”的时候，倒是敲梆诵经，驱邪避鬼。农户凑点谷米酬劳，是心甘情愿，祈求清吉平安。据宋代魏泰撰的《东轩笔录》载：“野无惰农，世无赌博，更鼓分明，必有美政也”。这种打更鼓既能报时，又能起到警觉保安作用。但我在这里说的“黑夜梆声”，一不是道士喊夜打梆保清吉，也不是更夫打更报时鸣警，而是监牢中一种特有的梆声。
　　每晚到了就寝时刻，岗楼上发出“起梆”的吆喝声。我们第一监轮到的犯人就慌忙拿起竹制梆筒，用力敲一下，发出“咯”的声音，敲打的次数要与监房次号相同。如第二监房打两下，即咯咯；第六监打六下，即咯咯咯！咯咯咯！打梆者不能瞌睡，要全神贯注，要听清上一监号发梆的梆声之后才能接梆，如果出现“画眉跳间”，岗哨就要发出训斥的吆喝声。如果打了瞌睡，被吆喝惊醒，就在慌乱中乱敲几下，结果造成交接的混乱。岗哨就发出严厉的训斥声，吆喝“从头发梆”！
　　我们第一监最容易敲梆，只要敲一下。可是最难准确接梆，因为最后的监号是14号（女监），要听清默数12、13、14是很难的，常出差错。例如第十二监敲了梆，第一监以为是敲了十四响就接梆，结果造成第十三监与之同时敲梆，又造成混乱。其实哨兵也很辛苦，也要认真听敲梆的交接顺序，也要及时吆喝纠正。
　　岗哨是定时换岗的，这是为了防止疲倦和保证警觉持续。这样，敲梆也随着换岗的同时换梆。当岗哨完成换岗交接后，就发出一声“换梆”的吆喝。于是下一个犯人就慌忙接下梆筒，有的从睡梦中醒来就接梆乱敲了几下，也造成短时的混乱。这时，岗哨吆喝从头发梆。这样循环接替打梆，一直敲到天亮，到岗哨发出“收梆”的吆喝声时，监房才静然息梆，梆筒就交给下次的发梆人。
　　从敲梆中，掌握了几个名词，即“起梆、收梆、换梆、交梆、接梆”。也敲出了一种节奏，如敲三下，应是三种节奏，以八分音符为一拍的话，有“咯——咯——咯——”“咯——咯咯”和“咯咯——咯”三种敲法。有些偷鸡摸狗的文盲犯人，就乱敲一通，没有悦耳的节奏，甚至用力把梆筒敲成两边。
　　这种梆声，返宵待旦，在漫漫的长夜中，已经听惯了这种打破长夜寂静的梆声，不感到什么不适应，反而从森严肃厉中体验到一种非凡的雅静。我在敲梆时，特别注意听第十四号的梆声，十四号是女监，我希望她们按八分音符一拍敲得有节奏，有规律，更能从轻敲重打中发出一种抑扬顿挫的美感。可是从未听到过这种如哭如诉，如哀如怨的梆声，她们还是不能把这十四个“咯“音敲得比较规律些。我要求的所谓规律，完全是为了容易记住所敲的次数。如果听错了，就会乱接，就会招训斥。这种训斥是习以为常了，只要监房里的组长不罚我多敲一次就是万幸。
　　我们一号监房的人数，常在十人以内。轮流敲梆频率较高。有些大监关上几十人，轮流间隔的时间要长，有些夜轮空。虽然不轮到你敲梆，可梆声依然在打扰着你的噩梦，甚至梆声成了一种噩梦的催化剂。
　　每当提心吊胆静听末监的梆声时，我就想起苏轼“长夜默坐数更鼓”的诗句。而我是“长夜惊魂数梆声“——咯！咯咯……”。前文写的“喳夜”一节中的梆筒是论述解放前的一种祈禳消灾的迷信活动。那是在“七月半鬼乱窜”的肃飒秋夜，道士通宵串乡敲梆诵经的祈求清吉平安的社会习俗。
　　而火官庙监牢的敲梆行为是监管狱吏们，利用犯人黑夜敲梆，以达到相互监督，减轻狱警巡视负担的一种措施。其实也是带来一种加重犯人精神疲劳和紧张恐怖的后果，当是非道义的影响睡眠的侵权手段。与喳夜敲梆保清吉而言，不是善意，而是恐怖，是摧毁。后来，浏阳看守所迁到了白泥坑，是否还沿用“黑夜打梆”呢！我不知道。假若还在继续打梆，市民也听不到这凄厉的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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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号监房
　　
　　我关进第一监，进去时只有穿在身上的衣服，等于是一个光身子。后来，有人把我的被子和衣服及洗漱用具送来了，这是我仅有的家当。
　　监房的正面是个大板床，占据了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六尺长的木板床两端靠墙，没有一点空隙余地。靠监门一边的空间只有半个床位宽，但放着一只便桶，活动的空间就很小了。除放风外，日夜是在床上度过的。监房没有天花板，恰似一个竖井。靠屋顶装着铁丝网。一线阳光透过玻璃片从铁丝网射进来，只有光线垂直时，才有明亮感觉。其余时间是阴沉黑暗。
　　监房门上方有一个方形小窗门。平时用推板关着，铁钩挂住，是不能看到外面的。只有送饭送水时，或警察查监时才打开片刻。在这六平方米的空间里，上看着天窗，下望着地皮，横对着几双死亡般的眼睛。背靠着墙壁，抵足而坐。这才是叫坐牢。
　　在这有限的空间里，空气污浊，最怕人多相挤。只要有一个犯人提走了，我们就高兴了。如果带着衣服出去的，肯定是释放或送劳改单位了。也有因案情调监的。有时不要高兴过早，上午走一个，下午来两个。自反右斗争结束，大跃进的到来。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右派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还有有碍大跃进的异见分子和因饥饿起盗的分子，几乎每日都有押送火官庙的。
　　一时监牢里挤得像贴藠牯一样。我们一号监是小监，多来一个人都会占去几寸宽的床位。每个人侧着身子的几个“S” 形生理弯曲都套得严严实实，下面的手臂压得麻木也得忍受，只能歪着鼻子和口呼吸空气。为了自守本分无争吵，组长黄友国用筷子当尺，把床板宽量了 6又 3/4筷子，然后按人头平均得出 X筷子/ 人，在木板上划个记号。
　　黄友国说，分是这样分了，但打梆的人可靠在床边上打，这样也能得到短时的宽松。这样犯人无常的出出入入，很难保持每人床位尺度不变。当然，只求多出少进，每人分到两根筷子长的床位。
　　后来进来一位叫龙培荣的死囚，中等个子，白胖的，浓眉大眼，下嘴唇比上唇要突出一些。因为犯了强奸幼女罪，戴着反手铐关在本监。不仅他要占去比我们多得多的床位，还要给他喂饭喂水和漱口，还要帮他松开裤头大小便，实在是给监里添了麻烦。关于他，后面有专文叙述。
　　组长黄友国原是浏阳县人民医院的外科手术医生。他可能已关押了不短时间了，除掌握监内的学习和生活外，每天还到犯医室帮着老犯医郑庆安为病犯治病。每次时间不很长，回监时总要带一些药涂在龙培荣的手腕上，因为他的手腕被铁镣磨破皮，恐防感染化脓。关于他的情况也将在后面“囚医”一节中叙述。
　　每到囚犯开餐的时刻，犯人凭着敏锐的听力和嗅觉能准确无误判断饭菜即将送来，甚至能辨别开的是什么菜，或者是已经开到了第几号监。这是因为视线被阻碍，凭着其他感觉器官来补偿的原因。记得达尔文主义说是“用进废退”，判定基本准确。突然监门的小窗口打开了，一个长方形的木饭盒塞了进来，里面装着按人头盛好的散装米饭。接着塞进两只竹筒饭碗和竹筷子。再接着是铁勺舀了带汤的菜食伸了进来，监内用盆子接好。小窗口啪啦关上口，我们就分饭分菜，很快完成“进口货”，并把竹饭碗舔得一干二净，闪光发亮，为厨房洗碗减少了麻烦。
　　一号监傍着仓房，只有一墙之隔。成队的犯人，挑运大米入仓的情况和每天生活组来去米出仓的情况，都凭着听觉分辨的一清二楚。仓房就在岗楼左侧，离一号监也很近，所以岗楼上唤岗交接动作虽不很声张，但也能判断出来。
　　岗楼下的出入通道，每天有犯人成队从这里出去，晚上又从这里进来，哨兵和监押人员的吆喝声、劳动工具的撞击声都听得清晰。从这些动态中可推定早晚的大致时间。从脚镣在地面上的拖撞发出的声音，也能辨出重犯是进监还是出监，甚至能听出是进哪号监房。
　　还有一种特殊异常的吆喝声和脚步声，是发生在午夜以后或刚天亮的早晨，听到这种声音之后，只有短暂的寂静，就听到连续的开监关监开锁落锁的声音，我们就判辨这是突发案件中捉捕的群体案犯。如果这种异常动态发生在白天，就断定是公捕后押进来的犯人。凭着听觉嗅觉，监内在关心着外界发生的事情，但是无益而有限的。
　　监内所谓的学习，无非是谈“认罪伏法”，写“坦白认罪”，或是填履历表。日复一日，讲的写的都是老调重弹，就离题杂谈了。有介绍偏方的，有猜字谜的。我却借着黄友国的钢笔在粗糙的解手纸上作画。同监有个叫周声正的老人，是东乡大西洞人。我给他画了个钢笔素描像，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都要我画像。有的说这样的像做遗像最有纪念价值的。后来黄友国提出莫画了，怕惹出新的罪名。
　　我很舍不得这支笔。因为这是监内唯一的一支笔，是黄友国在解放前于湘雅医院毕业时，学校赠送的派克笔，白铱金笔尖，特别流利。于是我就画些花草器物之类的东西了。周声正有把烂蒲扇，我在上面划了一列正在疾驶的火车。大家认为很有立体透视感，只是要注意风向。
　　我说要非常注意这个问题，例如火车的烟、工厂的烟，哪怕是炊烟都要画着烟雾朝左边（西边）飘去。特别是画红旗更要小心，一定要把红旗画得向左边飘扬，表示发强劲的东风。只能东边压倒西风，西风压东风是避讳的，甚至是反动的。不管是写是画是讲话，都要慎之又慎，不然班房就袋在屁股上。在以后的几年监狱生活中，我从事很长时间的写画劳动，我也特别注意颜色的热冷调和风力的东西向。
　　到后来，黄友国的钢笔完全交我使用了。因为我代他做讨论记录和写学习汇报，也代别人填写多种登记表。这样，黄友国去了犯医室，我就成了一个临时代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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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风
　　
　　 记得在《红岩》中看到过这个专门名词，在《词源》中也有这个词条。可见“放风”这个词，已经约定俗成，被广泛认可。但它流行的范围只限于监狱。放风在禁闭关押的犯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是何等迫不及待的渴望。在日以继夜的连续二十四小时的坐牢蹲监。唯有在清晨收梆后，能得到十多分钟的短暂活动。无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是何等重要。趁着洗漱拉撒的急忙跑动，可敞开肺腑纳新鲜。这是深深感谢人道主义的恩赐。
　　早晨收梆起床后，都积极“备风”，把洗漱的手中牙刷拿在手里，把粗糙的手纸卷好，还有一个特别动作是用力按摩腹部，使其容易排出大便。轮流到抬马桶的两个人也装势待发，只要牢门打开，就拖着无绳的鞋子，提着裤头涌向厕所。抬马桶的只能走最后，一只手抬桶，一只手提裤头，牙齿咬住毛巾，跑起来很不协调，主要是怕没有皮带的裤子掉下来。
　　从厕所出来，立即奔向亭子下面的丁字形空地上洗漱。那里的木架上摆着木质脸盆，有生活组的犯人在发用水。每人一勺（竹端筒）。洗脸漱口都只能限量使用。虽然用水很少，但本着“过水为净”的想法也就无可奈何。碰上熟的犯人，也可多给你半勺。到了夏天，每周洗一两次澡，也是在这亭子下面的弯角里进行，也是用脸盆盛水，只是多发几勺水。一不是淋浴，二不是坐浴，是先用力干擦，再端着脸盆蒙头一冲就完事。因为坐牢不太出汗，只是冲掉污浊的牢气。
　　这块丁字形的洗漱地方，下面是石头地板，地势比监牢走廊的亭子要低陷六尺左右。并且位于岗楼的眼皮底下。犯人的一举一动，哨兵都看得一清二楚。谁都不敢越雷池一步。若有超越禁区者，或交头接耳的，岗哨和掌握放风的警察就会吆喝警告。
　　按每监放风十分钟计算，每早要花两个钟头才能把“风”放完。所以时刻很紧，犯人也就既渴望放风，又感到十分紧张。最苦恼的是有便秘毛病的犯人，不得不半路收场，或者不参加洗漱这个项目。如果想两者都不误，就势必拖延落后，挨些吆喝谩骂。
　　我企图在放风时看到焦七海在哪一监，更想看到沈皆遂，我很担心他带着肝病来坐班房，很难度过生存这一关。可是你进我出，你出我进的交替放风，衔接的天衣无缝。
　　另外，犯人剃光头的事，也是在这块地方进行的。不过我没有看见过只剃半边脑袋的犯人，或许这是政权更替初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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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医
　　
　　犯医室的方位在前文已说明清楚。它是一间很小的房间，不足六平方米，一门一窗。陈设也很简陋，除一个摆有普通内外科药品药柜外，只有一张条桌和两把椅子。医疗能力仅限于伤风感冒和一般咳嗽腹泻之类的小病。如果犯人得了大病，干警会送病犯到人民医院治疗。
　　首先是犯医郑庆安坐诊。郑当时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犯人。个子矮而结实。说话从容不迫，带有诙谐的口气。最明显的特征是他的眼袋像布袋一样下垂着，给人一种慈和亲切感。他说他是浏阳县医院即浏阳县人民医院前身的创始人，可见他应是浏阳医界的元老了。
　　我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也不知道他判了多少年徒刑，据说他是因历史问题而坐牢的。我去看过几次病，主要是胃病和神经衰弱。他每次都是临时配些“颠茄合剂”给我。他说不要胡思乱想，喝了颠茄合剂就会睡好的。果有效果，我的病就好多了。可是久服就有了依赖性，产成了药瘾。后来他调到浏阳三口煤矿当犯医去了。因为有劳改犯在三口煤矿改造。他走后，以前帮他一起治病的犯医黄友国就顶替了他的位置。
　　黄友国是浏阳人民医院的外科医生，是唯一的一把手术“刀”。他当时只有五十多岁。个子很高大，说话严肃，且条理分明，似乎很有说服力。他兼任我们第一监号的组长。他常帮助罚犯人认罪伏法。他说认罪要实事求是，只有认了罪，才能很好伏法。自己的案情只有自己最清楚。
　　他经常被提审讯问。据他每次提审回监讲述的情况，知道他给一个干部做阑尾切除手术，当时，是很成功的，后来这个病人就去世了。初审以阶级报复（他家系地主成份）杀人案判处死刑。他说这不但不是故意杀人，也不是医疗事故。应该是术后的多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事故。他说他据理力争，才改判为无期徒刑，保住了一条老命。再后来，又改判为有期徒刑。1960年我调潭家山新生煤矿后，就与他分别了。
　　时间又回到二十多年，他也平反回到浏阳人民医院，做了退休安置，住在下河豪兴街的公寓里。我特地去看了他，感谢他在监牢里，给了我一些关心和照顾。这时的他，已不善言谈，言行迟钝。有一个老伴照顾他。他说，他只有一个女儿，也常看望他二老。临别时，他移动着蹒跚的步履送我出门时，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很有才华，很有出息！现在都好了。劫后余生，必有后福。上世纪末，我听说他已经作古。
　　在监牢里的犯人都容易发生便秘。黄友国要大家多按摩腹部，特别是在放风之前，要站着按摩下腹和提肛运动。他说坐久了，肠的蠕动力很弱很慢，使用外力按摩可帮助肠的蠕动，大大解决便秘毛病。他又说，要生存下去就要保护身子。维持大小便的畅通，就是其中一种生存方法。为了补充开水的供应，他常从医犯室带一碗开水进监。
　　沈皆遂因患病休学回家的，这次因读书会案被捕，当然是带病坐牢。所以我很担心他经不住监牢生活的折磨，如果在监牢里死了，他高龄的祖母晚年也就更可悲了。于是我只好拜托他打听情况，多关心这个病犯，恳求他尽力救治。他很同情，他说这个叫沈皆遂的确很虚弱，在监里晕倒过几次，我会尽心竭力治他的病。我听了很受感动，感谢他崇高的医德和人道主义精神。后来沈皆遂的身体逐渐恢复，调到三口煤矿劳改时，没叫他下矿担煤，安排他做“筑土电池”的劳动，这样我才放心了。
　　后来，又来了一个新犯医，叫罗敬暄。他是浏阳名中医罗振湘的儿子。浏阳古港人，高瘦个子，口里镶着两颗金牙齿。他说他是国民党的少校军医，因历史问题而进来的。我当时的胃病很严重，腹部胀得像鼓一样，大便又解不出。他给了我一些丸药也无济于事。因为吞丸药喝了水，更加腹胀的难以忍受。在我苦苦央求下，他冒险地把药水直接注射到我胃里，又设法排空了我的肠胃，才解除痛苦，慢慢恢复了健康。
　　1960年11月17日，我调往潭家山新生煤矿劳改，临行时，罗塞给我两块钱，要我保护身子，争取平安回到家里。平反复职后，我多次打听他的下落，说是早已去世了。我很遗憾，没有给他一点报答，哪怕是一句话也能表达的感谢恩情。可是无可奈何！

ys1937

审判长的巴掌
　　
　　犯人在令人窒息的看守所监牢里蹲久了，要说要写的都已说了写了，只求快些判决，快些调到劳改单位去，至少能见天日，能呼吸新鲜的空气。我也知道“一字入公门，九牛拖不出”，要想无罪释放是异想天开的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同样指望着快点判决，反正铁定是要去劳改的。
　　终于，这一天到来了，记得应是1958年 5月底到 6月初的一段时间里，一日，我和焦七海、沈皆遂三人被押到浏阳县人民法院，对“读书会”一案开庭审判。记得当时的法院设在圭斋路石板巷内，即现在的中医院后面，院长是杜克强。审判庭的气氛十分森严，按常规的组庭有审判长陈文鹏，有公诉人，书记员和陪审员。出了五块钱请了个律师叫易炳坤为我们辩护，这也体现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这是无可非议的。
　　检察员宣读公诉状之后，审判长对我们三人分别进行了问话。我知道这是无法争辩的。在反省时，已经对组织读书会的整个经过和目的都做了详尽的交代，根本找不出半点反革命言论和事实。现在硬要强加一个“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罪冠，也无可奈何。何况起诉内容也是一串大帽子，都是空洞无物的。所以我没有回话。已是俎上鱼肉，笼中之鸟，只有任其宰割了。只有焦七海和沈皆遂争辩了几句，结果惹发了审判长陈文鹏的火，他拍桌厉声说：法律掌握在我们手里，想怎么判就怎么判！
　　律师易炳坤的辩护也是徒劳无益的。他表明了对此案判处反革命组织是不妥的态度后，就退庭走了。审判长即宣布休庭合议，最后还是宣布“读书会”是反革命组织，判处我五年徒刑，焦七海和沈皆遂各判了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王继启判处训诫处分。
　　1999年 3月，沈皆遂突然脑淤血去世，我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他写的九页自传中的第五页有这样的描述：
　　“在反省监蹲了一百一十八天，我流了一百一十八天日夜的眼泪。到底晕倒过几次我自己也记不清了。在审判庭上，我和焦七海据理争辩，审判长陈文鹏，手枪一拍，手一指，你们有什么多讲。法律掌握在我手里，我想判，可以多判你几年！律师易炳坤表示：“我认为读书会一案，作为反革命罪判处，在法律上不符。”并宣布退庭。但是，还是以反革命目的罪判处了沈博爱五年，我和焦七海各三年徒刑，强迫劳动改造。”
　　不久，我被提讯出监，来到那个像戏台一样的亭子里。法院派来一个叫刘冬青的人，叫我坐在桌子的对面，问我是沈博爱吗？我说是！其实我和他是湘潭师范的老熟同学。他是平江人，毕业分配到浏阳教书，改行进了法院。可是这时的刘冬青对我而言，已不是同学关系，成了敌我关系。我想只能如此，这也是所谓法律的严肃性。他严肃宣读了“（58）法刑字第 568号浏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书”。之后，说了一句，好好改造吧！把判决书交了我。从此，我就以1958年 3月13日为起刑首日，对一千八百二十五日进行倒计时。
　　焦七海、沈皆遂接着我后面同样接到了判决书，也同样在进行着“倒计时”（日）。这一冤案已成了铁案。读书会铁定为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的现行反革命组织，我三人就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冠。这一巴掌就把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打到八十年代，整整经受了二十四个春秋另一个月。即从1958年 3月13日被捕到1982年 4月14日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 6号判决书止，这是一个多么难熬的漫长岁月。我已经从二十一岁的青年时代进入到四十六岁的中老年时代了。
　　有人曾经问我为什么不上诉！我说在当时的疯狂极左路线席卷全国的形势下，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作为定罪反革命组织的读书会，不杀头能幸存下来，也是大难不死。我很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恩光普照，感谢胡耀邦为彻底改变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极“左”路线，为平反冤假错案作出旋转乾坤的搏战。
　　附：
　　浏阳县人民法院。（82）法刑复字第 6号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
　　“现经再审查明：一九五七年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等人组织《读书会》，出刊“求知通讯”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无反革命目的。原判定为反革命组织是错误的。该案虽于一九六二年六月经本院平反纠正，但仍留有“非法组织是违法行为”的不适之词。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一九五八年六月四日（58）法刑字第 568号刑事判决及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三日（62）法刑字第 100号刑事判决。
　　二、对沈博爱、沈皆遂、焦七海、王继启等四人宣告无罪。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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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龙培荣
　　
　　前文提到监内带铐犯人影响到床位拥挤的事。这个比我后来的戴铐犯人，就是龙培荣。这种犯人既不能打梆，又要占去很宽床位，造成睡觉挤得要死。还要替他洗漱喂饭，拉裤头排便，带来诸多麻烦。倒马桶的事也不能轮他。虽然不受“欢迎”，但同犯们还要细心照顾他，也同情他身被桎梏的痛苦。只得如此，说明监牢里也存在着人道主义，至少知道都是人类。
　　他被推进监里这一刻，监内犯人的眼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中等身材，胖而结实的青年，戴着手铐进监，肯定是犯了重罪，不是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就是上山为匪……他突然来到这个暗淡而窒息的空间，神情表露出万分惊恐，呆立着如若木鸡。
　　于是组长黄友国就要他坐在床沿上。然后询问他的基本情况，知道他是浏阳县城关镇城西完小的教师，被人检举揭发犯了强奸幼女罪。他的脸部似乎是麻木的，眼皮下垂，只是流着眼泪。黄友国又重复以前对新犯人进监时所说的话：你既进来了，就只有认罪伏法这条路了。政府的法律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犯的罪自己最清楚，不要乱说，要实事求是，能犯能当。
　　黄友国对每个新犯人都是按这个模式说。我发现他既有官方的代言，也有自己的话。即“自己的事自己最清楚，认罪伏法要实事求是”。这是他从他的案情中悟出来的真话。既要协助同犯坦白交代，认罪伏法，又要提醒同犯要实事求是地交代和认罪。因为他每天要向上面汇报监内情况的。并且由我写出发言记录。
　　龙培荣经常用铐在胸前的双手写上诉书，写好后，由组长从监门的小窗口里递交给查监的警察。警察每天要来查人数，有时来收填的表册，有时来收学习讨论、学习心得或反省材料等。据龙说强奸幼女的事，完全是诬栽陷害。这种事只有自己最明白，这种强奸幼女罪是要从重从严从快处决的。不久，他被押上法庭审判了，很快判决书送到他的手上。我们从判决书上知道强奸幼女的人数达十几二十个，情节恶劣，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黄友国睡在外侧，我睡在内侧，他睡在中间。我只是每天看着他悲哀和痛苦的诉说，看着他留着断续的泪珠。我们只是说：你的事你自己明白，只有你最清楚。如果是事实，就罪有应得。我们没有什么肯定性的发言。我也有些害怕，想起现在这样与他紧贴着身子同坐同睡。如果哪天真的立即执行了，他就变成鬼了。当他变成鬼的时候，我就会想起与他贴身同坐同睡的事。惶恐那一天的到来，暗地希望他是冤案，希望没有可怕的一天。
　　这时，他成了要立即执行枪毙的死囚，手铐就从前面换到后面，叫做反铐。铐了反铐的犯人，生活更加艰难，更加痛苦。可是他对他的案情更加坚决否认，反着手写了血书上诉。他这样坚持上诉，中级法院批复浏阳法院重新审理。重新审理的结果是维持原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从送交他的重审判决书上看到：一是有医院对幼女检查处女膜破裂的证明材料；二是被强奸幼女的人数比原来被控人数还增加了几个。这种所谓铁证如山的罪证，使龙培荣必死无疑了。但他面对审讯庭上的情景和判决书的诉词，并没有放弃继续上诉的决心。
　　他说，他在法庭上要求面见控告被强奸的几十个幼女，但法庭拒绝了她的要求。他说他的性高潮要经过很多时间才能发生，他的妻子是知道的。他不能有强奸幼女的事实发生，于是他还是痛苦地挣扎着，坚持上诉。
　　1960年11月，我调往外地劳改去了，以后无从知道他的最后结局是凶是吉。死囚龙培荣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
　　到1978年10月，我平反回到教师队伍以后，不知从谁口里获知他平反获释的信息，但很不确定，可说是个模糊的半路消息。
　　到本世纪初，我定居到浏阳教师村时，从九十二岁的王祥老师（女）和八十五岁的邱正金老师那里得知龙培荣后来还是平反了。平反后，他不愿到那可怕的地方教书了，要离开这个队伍，就转到他妻子毛氏的单位——农业银行工作，但不知生死如何？也不知道他的家属情况。
　　到2009年 1月 9日，诗友邱正金来找我帮助修改诗词。我提起龙培荣下落的事，他说，他妻子刘氏很熟悉他家人的情况和住址，但龙培荣夫妇都早已去世了。次日，我特地去找了丘妻刘氏，她领我到北正中路 157号内生资公司宿舍会见了龙培荣之弟龙绳武老先生。问其尊号大名，乃龙绳武。我说，尊号真有来历，出自诗经大雅的灵台章，不愧为象贤崇德之辈。他说不当夸奖，已是老朽，痴长七十六岁。便叫老妇人递来一张名片，印有“zhonggong浏阳市委老干部工作局，县团级离休干部，政工师龙绳武”。
　　我很恭敬地把名片收好说：老先生参加抗美援朝，解放两广和西南剿匪等战争，立下汗马功劳，当是有功之臣。现在离休了，该是颐养天年了。今天特来拜访，实在打扰，想了解你尊兄龙荣培老师受冤蒙屈后的情况。因为我写的回忆录中有一节“死囚龙培荣”的文字。我与他分别时，他还戴着手铐蹲监，并且原判和重审都是死刑。不知道他的后续情况，以便把它写完成。我并把已写的文字念给他夫妇听了。
　　他俩听了表示感谢我的关心，接着沉痛地回忆说：龙培荣读书时一直成绩冒尖，总是站头名。后来参加教育工作也很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在城西完小当校长时，有些人不奈何他，就搞些女学生签名、家长盖章，联合诬陷他强奸幼女。整整戴铐关了三年之后，才宣告无罪释放。身体十分虚弱，公安局道了歉，发了三千多块补助金。他不肯回原单位教书，就安置到农业银行工作。出狱不久，他的妻子毛淑文又因子宫外孕去世。接着文化革命的狂飙又把他从农行揪出来，送到农村受监督管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重新回到农行。先是放在农村营业所，后来才调到县银行。到一九七几年才退休，一个继女抵了职。真是多灾多难，到1987年患了肝癌，去世时年仅五十九岁。
　　他长叹一声，又说在那个年代，无风也生浪，不少有才华的人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和折磨，甚至丢掉了宝贵的人命。一人被害，株连九族。他夫人补充说：我老倌子（丈夫）也因他的关押坐牢，受到一些影响。一直不能晋升提级。一件冤案要害好多人。不过龙培荣的二个儿子还很好，一个当木工，一个在合作银行！
　　斜视壁钟已是快十二点了，我即告辞。他向我要了电话号码。说要龙的儿子来找我补充情况，拄着拐棍把我送出门，挥手致谢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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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虫小技小自由
　　
　　一日上午，监门的小窗门突然打开。露出半个警察的脸孔，问监里有谁能画画？坐在我对面的周声振老头即抢着回答：有！沈博爱这里画了一列火车。于是那列在草纸上飞驰的火车就从小窗口飞驰而出。那警察把火车带走了，啪啦关上了小窗门。
　　监内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可能是为了破案核对笔迹。有的说是看守所要找个画画搞宣传栏目的人。有的说，不会有麻烦，可能是件好事，不会是凶多吉少。
　　周声振说，你能在这样粗糙的手纸上，把我的像画得蛮像蛮真，可见你的画画本事蛮高。若是要你出监画画，就比坐在小监里要自由多了。不过，我们现在的屁股是坐在牢房里，牢房就时时袋在屁股上，就一定要千万小心！写字画画最容易惹祸的。划了右派的人，都是写写画画出了政治问题。还是要提高警惕。疮疤上的肉，不能再受伤了。黄友国最后说，不要过于敏感，也不要过于恐惧。可能明天会来找你的。
　　我的思绪也在波动，只能静静回忆我画的那列火车。火车从左侧绕着曲线，向正前方飞奔，产生一种即将逼近的感觉。火车头上吐出的青烟向左上角飘去，显然我选择了从右向左的风向，表示了强大的东风在压倒西风。这一点我是可放心的。火车头上画了一个五角星，也应是符合政治标志的。
　　只是一点，用钢笔作画，只能一色青，不能体现“闪闪红星放光芒”的热色政治效应。如果找麻烦，只怕问题就出在这里。另外，在这种纸上画钢笔画，还是第一次，不能拖笔画出线条，更不能急速快衬，只能点画成线，又一次重温了点的轨迹。大家的议论使我增添了一些阴影。不管预兆着什么，反正今晚是做画火车的梦，是梦见因画火车而惹出了麻烦！
　　第二天上午监门打开了，警察叫我出监。口气不凶，凭感觉不会是惹出祸来。又是来到那个亭子里，一个叫什么某班长的，把桌上的一张大纸摊开后对我说：现在要画一个评比竞赛栏。左边竖格写评比项目，上边横格画进度图样，进度特快的是画上火箭，最快的是飞机，快的是火车，较快的是汽车，慢的是马车，最慢的是板车，极慢的是乌龟。中间的空格是个人和小组插红旗的地方。
　　我很快理解了他的指示，脑子里也立即呈现了一个红旗飘飘的评比栏。对于这种表格式的栏目我是很熟悉制作的，但那些表示进度快慢的图像，从超音速的火箭到半寸爬行的乌龟，还是第一次听说过。这时，我并不知道伟大的祖国正以超凡的大跃进速度，通过人民公社这座桥梁，通向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天堂。真是“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我要求的6B和BH铅笔、毛笔、墨汁和水彩、直尺等工具都很快送来。上午制作好了表格和写好项目文字。栏头“评比竞赛栏”几个大字是做了黑体字，特别显目。我的中餐也在亭子里吃的，由生活组送来的饭菜很温热，数量也比监里多。这是几个月第一次吃上这样饱的饭菜。
　　饭后，送碗筷时，打上大碗开水。又能自由上厕所，这是几个月来获得的小自由，精神上有点温热的感觉。但我的一举一动都在岗楼的眼皮下。我的小自由，都要预先喊声报告，说明做什么，得到“去吧！”的允许后才能得到这何等珍贵的小自由。
　　剩下的几幅彩色图像是下午画的额定工夫。抓紧时间可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但我舍不得这小自由很快结束，只想拖到开晚餐时完成任务。这种比比划划的工夫，是没规矩定额的。到这几幅图全部画好时，即评比栏全面做好了。开我出来的某班长也来验收了，表示很满意，还要我剪些小三角红旗，留作评比时写上姓名贴上去。我如数剪了小红旗之后，他叫生活组的邱亮成送来了晚餐。我吃了一顿饱夜饭之后，他才把我送回了一号监房。
　　我没有坐定下来，大家就问是否为了画火车的事写反省了。我说火车运来了两餐温热的饱饭菜，运来一些小自由。于是我把白天的事情详细向他们叙述了，连喊报告上厕所的事都讲了。
　　是夜，仍梆声寂戾，但我比往夜睡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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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过了不久，一个姓钟的指导员（犯人把带领劳动的干警称指导员，把平时的警察称班长），把我带到法院。来到一个小厅里，光线很明亮，摆着很多方桌椅子。有好几个人围在一张大桌上作画。我发现他们的眼神异样。可能他们已经知道一个犯人来这里画画。所以他们边画边谈笑着，有时也轻声议论着什么似乎这个陌生人不存在一样。我就选择远离他们远而靠近窗户的桌子前面坐下，只等钟指导员的发落。
　　不久，一个干部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写满文字的材料本对我说：这里面写了很多反应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现在要办个展览会，你根据这些材料把它画出来。他们是从一中，浏师和剧院调来画展览图片的，你可向他们参考学习。
　　这个干部走后，我即去观看他们的几张图片。从仅有的几张图片看来，画幅大小不一，画法多样，有水彩画，有水粉画，也有国画。他们当然不会理睬我。我也不敢开言说什么！就回到桌子开始筛选内容，写出几十条图片提纲，每个提纲即是我作画要表现的内容。上午就写完了提纲，等待干部来审查批示。
　　中午时分，那个钟指导员来了，特地为我做中餐而来的。炒了两个菜，一大碗米饭上放两个蒸熟的红薯。这顿饭吃得很饱很可口。与画评比栏时吃的囚饭不大一样，感到一种家常饭特有的温馨。因为这是在法院食堂里做的饭菜，调料的香醇是看守所所没有的。
　　下午，调来的人员继续作画。我要来了铅笔水彩直尺之后，也就按提纲顺序开始画起来。我采用黑白对比鲜明，近似素描的方法，表现出每个提纲的突出情景。然后用极淡的水彩着色，产生一种明快的效果。并且尽量用环境衬托人物，达到突出显眼的目的。
　　当天下午我就画出几张，画幅纸幅都做了统一的规划，下面的文字也很简要确切。收场时，我出了四张成品。有个调来作画的人员过来一看，很吃惊，认为我画的又快又好。不是他们五颜六色的画法。其余几个也过来看了，表示默认。我在这里吃了晚饭，钟指导员才把我送回看守所。
　　第二天来到这个地方，就剩我一个人作画了。以前调来的几个人都已辞退。就这样，我在这里画了一段时期，虽早出晚归，生活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且，这里的干部都认识了我，对我产生了一些好感。
　　在这里结束展览图片的绘画以后，公检法的有关布置场面都要我去做事。很长时间里，我常往来于看守所与公安局之间。当时的公安局长万晓阳、法院院长杜克强和检察长孙涌泉都认识我。有时也来看我做事，有时叫我一个人去他房里拿这拿那，似乎很不介意。但我非常谨慎。我想到这是考验我的，不能乱动东西，更不能偷看公文。要一针对着一线地行动。
　　有一次，杜克强对我说：你的案情我们正在研究审定，你安心等待吧！我听了心里虽然很明白杜院长的意思。但我更明白在这个极左路线几乎处于绝对神经过敏的时候，政治犯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现在把我提监出来搞些文字绘画劳动，其性质是劳动犯人做事，对我的真正意义，是得到短暂的小自由，是生活上得到善待。我不怀着任何侥幸的希望。每天早去晚归，还是伴着梆声度过漫漫长夜。
　　忽一日，检察院的周检察长提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首先问了一些认罪伏法和劳动改造的情况，我很担心又出了什么问题，暗地反省着以前在公安局那边的整个写画经过。很难猜测他葫芦里倒出什么药来。
　　他突然话锋一转说：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任务，看你能不能完成？就是因为浏阳的政法工作评了全国的先进单位，要到北京去参加全国政法工作先进工作单位表彰大会。你要根据我们提供的材料画出来，而且要画得逼真美观，这是一件细致认真的工作。画好后还要用照相机拍下来，带到北京去的画面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还有，第一幅不用纸画，要画在丝绸上。画的内容是一个政法干警骑在一匹高大的骏马上，手举飘扬的红旗，紧勒缰绳，骏马要向前奔腾飞跃……我们给你充分的时间、最好的颜料纸张和作画工具。看你能否完成这个任务，这也是积极改造的表现。我说发挥自己的绘画水平，尽我的最大努力，争取做好这件事。
　　他说，明天再来找我，暂写个购物清单交他。其实，我接受这个任务，并无争取减刑宽大的幻想，我只打着我的小算盘。一是获些小自由，二是吃饱肚子，保住这条命回家去孝顺孤苦伶仃的祖母，三是莫生疏了手艺，或许将来有点用处。俗话说，艺多不压身，我说有艺可养身，甚至在危难之时，有着救命生存的作用。
　　近年读了美学家高尔泰写的《寻找家园》。他是因划了右派，被充军到玉门关外的夹边沟劳动教养。在那风沙弥漫，寒气逼人的戈壁滩挖沥水深沟，盐碱水把脚板都浸开了拆。那年他才二十一岁。（P 95）有这样一段文字：“那时我正在戈壁滩上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因为疲劳饥饿，周围的人都在纷纷死去。我也极度衰弱，到了临界线上。突然被两个警察带到了兰州画画，得以死里逃生。”
　　这时我也是二十一岁，是最认真的一次作画。
　　我安排在王家祠堂进门的一个房子里。这里是我的一个窄狭的小天地，也是获得小自由的空间。一日三餐饭由生活组安排。喝茶用水上厕所也方便自由，只是晚上回到监里睡觉。这次画图，我不是拖时间，而是要认真细致，色彩线条都要规范，特别要慎重处理那些敏感的细节。大约花了二十多天就完成任务。他们展览了这些图片，并拍照带进了京城。
　　我不图有功，只怕加罪。这次画画，总算是“清吉平安”，监里人说：笔杆子既惹祸，有时也救命。我说：如水之覆舟载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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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麻子
　　
　　姚麻子实名姚永福，一个结实的中年汉子。因为满脸苦瓜皮，背地都称之姚麻子。常年短发恰似一个板栗球，近似圆形的脸块，常带着笑容，但他发了气就把颜面肌横向绷得很紧，咬着牙恶狠狠地骂你几句。但他只是心直口快，做事要求严格。批评几句大家都不记仇，只是畏而敬之，很听他的指挥。
　　他可能是临干，穿装是件深色中山装，虽然常年在看守所任职，却未见他穿过警服，然而腰间是要斜插着一只“短火”的。我们在他的领押下，常去进行劳动改造。我们犯人都称他姚指导员，其实应是姚监管员。他所带押的犯人是种菜兼包些肩挑功夫。一方面解决看守所的菜食问题，二方面也为所里搞些劳务收入。
　　（一）种菜组
　　我的案子已判决了，只等待调往劳改单位了。一批又一批的犯人押到洞庭湖周围的农场去劳改，也有去石灰厂和制砖厂的，也有去磁场和煤矿的。一般情况，女犯是到伞厂。
　　最远的是充军到新疆戈壁滩。有些“二进宫”“三进宫”的犯人是从新疆逃生回来的。听他们说起到新疆劳改的事，就有“谈虎色变”的恐惧。我考虑到自己的命运就蒙在何去何存这个谜团里。以前凭着一点雕虫小技得到一点短暂的小自由，只是打“临时工”。
　　正在彷徨之际，忽一日把我调到种菜组，成为姚麻子的部下——总算还给了我一个“园丁”的称号。想起我以前对生物的爱好，分派这个工作也算是对口专业。
　　种菜组只有十几人左右，人员常有增减变动。大部分都是地道的农民，很富有耕作经验，调打清楚。组长黄厚存是西乡镇人，老农邹世义是青草人，入监前都是生产队长。这种农村老把式罪行不大，只判一年到两年徒刑。这两人是种菜组的中坚力量，我在姚麻子的监督下听从他们的业务技术指导。
　　把我从彼一时的园丁搞来当此一时的园丁，是要从头做起的。从掌握五寸长笔杆子到掌握五尺长的锄头把，是要经受一场血汗和皮肉的革命的。三皮（指头板皮、肩膀皮和脚板皮）要通过红肿、蜕皮、起泡和硬化的生态变化才能那个退“蛹”而出，适应各种劳动。达到皮厚起茧才算修炼坐化成功，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体力劳动者。
　　我自己拥有一担尿桶，一把锄头，一顶斗笠和一个草帽，另有一担撮箕和竹夹子是用来担土和红砖用的，只在临时才用上它。种菜的场地是固定的。最近的在监牢后门的山坡上，被围墙围着，外人也无法偷盗。与浏阳一中只有一墙之隔，我能清楚看到操场烧红砖和炼钢铁的土高炉，我更怀念这曾经读过书的校园。
　　种在今烈士公园山顶的是大面积的芹菜和空心菜。挑水运肥不到两华里。最远的菜地是集里桥神仙坳，约有六七华里路程，从看守所挑着人屎粪送到那里，中途要歇两次气。那里种的是红薯和藠头，顺手牵羊的人是难偷的。
　　每次中餐和下午收工时，每人要挑一担菜蔬和饲料送到黄家祠堂的老犯人那里，让他去洗蔬菜和铡切猪菜。这种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劳动，虽很单调，但也学会了不少种菜的技术，如种卷心菜黄牙白和包菜等。也还算自由，伙食标准也比监内犯好得多。
　　劳动时，姚麻子有时坐在旁边指挥。因为他是菜农出身很有经验。有时他也开小差，他相信我们不会逃跑。种菜的犯人都是经过挑选决定的。如果发生意外，他腰间的“短火”也是不容情的。
　　（二）拆窑和担砖
　　姚麻子在种菜的间歇里，为了挣些收入，承包一些拆窑担砖的劳务。这种苦功夫很少有人承包，因为当时没有机械制砖，都是人工手模砖。为了防止粘性泥土结模和砖块相互粘结，就把砂子撒在砖胚外面，通过高温煅烧之后，砂子都牢固地结在红砖表面。拆窑和装卸红砖时，砂子很是伤手。首先是红肿，很快就磨掉指纹，不久就显露血斑。直到鲜血淋漓，疼痛难忍。第二天又把晚上结的血疤磨掉。
　　我们犯人没有手套，只好忍受着这种痛苦。只有黄厚存和邹世义这两个老农出身的犯人才能受得住。我的手皮最薄最嫩，受不住时就扯些杂草垫住，但手脚就慢些，别人装担起不了，我才装完起肩。为了不掉队，我只好加快步子赶上。运送到终点一般只有几华里，中途也稍微休息片刻。因为我最年轻，肩挑能力越挑越强，短距离能挑两百斤。那些老把式说：挑担子要耐力，陡力送不得老，担米不压人，斗米压人。能挑一百斤，就只挑八十斤。这样留点余地就天天能挑。
　　姚麻子也不霸蛮，硬性规定每人挑一样重。他看在眼里，如太挑少了，他就吼你几句。更重要的是要路上往返要基本不稀稀拉拉，要首尾连成一线。如果硬跟不上的，就让你下运少挑几块，必须紧跟队伍。这是为了监管，防止故意掉队，趁机逃跑！
　　这种功夫并不连续干。每拆完运走一次红砖之后，又去种菜。因为种菜组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生活组蔬菜供应。如果遇上播种季节或抗旱浇水，就不去接承这种劳务。　
　　（三）信牛皮与锡牛皮
　　信牛皮与锡牛皮是兄弟。信牛皮实名沈信昌，是为弟，解放前当过国民政府绥和乡的乡长，南普寺高小的校长，也是沈氏的族台人物。个性耿直，爱打抱不平，不免要得罪人。土改时就逃亡了，在湘阴、汨罗等山区贩卖木桶求生。在大跃进时被清查出来关在看守所里。他的逃亡避开了土改整风这个浪尖，保下了一条性命。由于民愤不大，只判了几年徒刑，这次也来了种菜组。他的老脾气尚未泯灭，说话还是那么直来直去。
　　有一次触发姚麻子的火神，挨了一顿训斥。后来我对他说：你是老长辈，是我们的族台先生。到了火官庙，就要识火性。这个姚指导员是个有火性的人，心肠不坏。只要老实认真做事，你留在种菜组比到农场矿山要安全平定得多。后来我调走了，不知他的下落。据说释放回家后，活到了八十多岁。
　　锡牛皮实名沈锡昌，是其兄。其弟信牛皮逃亡时，曾潜到长沙市韭菜园他家落脚，往返于长沙与湘阴之间。被居委会发觉检举清查出来后，以包庇犯被捕入狱，也关在火官庙。因为锡牛皮年老体弱，就安排在王家祠堂洗菜铡菜。
　　据说信牛皮刑满释放回家时，锡牛皮早已命归黄泉。如此，他们兄弟的诀别应该是火官庙。
　　（四）如雷轰顶的噩运
　　我们到集里种菜，北门口是歇气的老地方。姚麻子准许我们去买点发饼之类的食品。我们身上只有监内流通券，都是趁此机会把流通券向指导员换成人民币现金。犯人不准有现金，也是防止逃跑的一种措施，叫“手里无钱，寸步难移”。
　　有一天，在北门口碰上老家的陈腾飞，他是浏阳一中的学生。我请示批准后，与陈打了交道，了解家里的情况。
　　我说家里很久没有来人来信，不知道祖父母的身体情况如何？请转告，我在这里很好，要他们慢慢熬过难关，等我回家孝顺他们。可他毫不保留地说：你阿公（祖父）去年五月去世了。你阿婆只能瞒着你。怕你在牢房里着急！
　　这个突然听到的噩耗如雷轰顶，周围的物体顿时在旋转，我差点儿晕倒下去。姚麻子叫声走吧！就只好挑着尿桶往集里桥移动。这时我的双腿实在酥软无力了。脑壳里在轰轰作响。一个挥之不去的衰老形象，一个悲哀无力的形象，使我无法静下来。为了不使姚麻子对我的一场低落情绪产生疑点而遭斥责，我把刚才听到的悲痛消息告诉了他。他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只有好好改造，争取早点回家孝顺阿婆，才能补偿。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刻缅怀着祖父的恩德，回忆起从送我在灵官嘴启蒙拜孔夫子像那天起，从宝乔祠到南普寺，到永兴寺，从浏阳到湘潭读书，最后从社港到花桥教书。整整十几年间，都是他为我挑着龟纹篾箱簧和被日军戮伤的木皮箱，不知走了多少路！不知流了多少汗！都是为“望子成龙”而不辞劳苦地奔波。
　　而今，他所希望的“龙”在瞬间打成反革命分子，并且关进了牢房，竟在那次“最后的早餐”之后，顿成永诀。他怎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他只能在忧病交加的窘境下睁着眼睛离去——不能看到你回来了。当时我无法知道祖父去世时的悲惨情景，直到后来从祖母的诉说中才知道那悲惨的一幕。我只能忍受着悲哀，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日复一日地去种菜。
　　隔着一段时期以后，我们同挑着尿水向集里桥走去，同样在北门口的树荫下歇气，又同样偶然地碰上了在一中读书的陈腾飞。我又迫不及待向姚麻子请示批准向他问问家里的情况。我首问了祖母，拜托他做些安慰工作。接着我问及那个未曾见过的女儿的生长情况。
　　他还是不保留地说，你的女孩是在你出事之后生下的，幸好你阿公后死，也看到了一个曾孙女。只是你没看见过。咳！可是待到年底十二月冒要得了。你阿婆哭得死去活来，你婆娘也就走了。只剩下你阿婆一个人在家，守住那几间房子，真是太不幸了！这是命运。你也不要急了。急死也是无用的……
　　姚麻子大叫一声算了吧！不要讲了，走吧！我又只好忍住内心的悲痛，挑着尿桶有气无力地随尾而行。这种失去亲骨肉的悲痛，使我泣不成声，回肠欲断。姚麻子后来也知道我遭到连续的不幸打击。我带着这种低沉的情绪，依旧在这个老地方劳动着，一直干到1959年国庆节之后。
    （五）南市街
　　浏阳城关镇的南面叫南市街，与市中心隔河相对。浏阳河水从街墙底下汩汩流过，连接两岸的公路桥是唯一的通路，并且在日寇几犯浏城时屡遭破坏。在靠栏杆的狭窄的行人道上走过时，有一种与车辆擦肩而过的紧张感。当我们挑着东西从桥上走过时，非要特别小心不可！因为我们棉衣后面印有“劳改”二字，很引起行人关注，绝不能碰撞行人。况且姚麻子提着手枪押在后面，时而吆喝着“注意”！
　　到南市街那边劳动的时日不多，但每次都要到他家里去休息一下。有时也帮他做点零星事，喝茶饮水是尽量的。我们也趁此机会向他换几块钱现金，买些副食品当场了销。
　　二十几年后，我偶然在公路桥上碰上了他。我还是照旧称他姚指导员。他询问了我的情况，表示高兴。他说他没有到火官庙供职了。他的苦瓜脸上增加很多老年斑，还是一幅严肃正经的样子，还是穿着中山装。我对他的印象，这是一个地道的菜农，有着善良的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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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车
　　
　　1958年 7月 9日，即是接到判决书后的第三十五天。正值骄阳似火，犯人集中在那个亭子右侧的地坪里。我手里提着行李袋，袋里装着仅有的几件衣服和简单的洗漱用品，背上背着一床棉被，被单是祖母纺织的菜篮格子布做的，很显眼。一眼望去，尽是光皮脑壳，清一色的男犯人。这场景如果在街头巷尾，或荒村路途，很像逃亡的难民。大家心里装上的定心丸是去接受别无选择的劳动改造，究竟是去向何方，只等待宣布出发了。
　　记得是杨坚所长宣布：这次调往南乡科源煤矿劳动。去了那里要服从管教，要遵守安全制度。因为路程不远，就步行好了。路上要严守纪律，绝对服从，如有私心杂念，企图逃跑者，子弹是不容情的！要记住！要认罪伏法，老实改造才是唯一的出路。接着是民警荷枪实弹押着走出火官庙。跨过浏阳河上的公路桥，过了南市街就是南乡境界。到大瑶镇只有四十华里旱路。科源煤矿距大瑶只有三华里，靠镇东北角，离东风界很近。东风界是浏阳与江西省的交界处。
　　这个小型煤矿只能说是土煤窑，没有动力开发，没有通风排水设备，一切都靠人力。这里生产的煤是无烟煤，只能用做生活用煤和烧制红砖，不能炼焦。煤矿附近有个水泥厂，煅炼碳酸钙岩石的用煤也取于这里，用餐就在监房对面的食堂里。第一天没有下井，下午只听个安全报告，就去安顿自己的床位。
　　次日上工是井下车水。把汇集在井下最低处的水一站接一站递次车出井口。从井底到井口依次排列着车水的水车，一人一车，每小时轮换一次。人和车排成一条龙，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车水马龙”这个成语的特殊景象。
　　第一站叫发水，中途漏掉不少水，越车越轻，到井口出水一站就水量不大了。劳动量的大小就不一定决定出水量的多少。因为第一站发水可快可慢，又因为各站水车的口径并不一样大小。三是各段坡度不一样，所以车了一段时间就能领悟到不少诀窍。
　　为了平衡，就依次变换站位。即每天不是在同一占位上车水。管理车水的工人，犯人称之某班长，班上负责修理车水。某站水车出了问题，则一马不行百马忧，各站水氹里的积水就哗哗地流回第一站的水池里，等于做了一阵无用功。
　　班长叫这种水车为“竹”，修水车就叫“修竹”。因为这种水车全是用南竹做的。这种圆形的竹制水车就俗称为孔明车。它的优点是简易轻便，适宜坡度较陡的地方使用，但水量不大。而木制的龙骨车，制作复杂麻烦，在坡度过陡时使用，水槽里的水就回倒出来，只是出水量较孔明车大一些。
　　回忆祖父在三联坝用龙骨车车水时，我去拨车叶子，也能帮他省一点力，所以我只熟悉龙骨车。对于这种孔明车，我第一次使用，感到很新鲜。以前只听大人说过周洛人在梯田上用孔明车车水的事。因此，我非常认真地使用他，特别认真观察班长修车的全过程。
　　我发现这是利用大气压力的原理制作的。在一根七市尺的笔直竹筒（去节）内的底下安装一个进水阀门。阀门用松木制成，周围有三条进水凹槽，内侧钉上橡皮，水被大气压进水流，却被橡皮挡住不能倒流出来。
　　另作一根套着活塞的拉杆，拉杆也是竹片条做的，套上横木条拉手。活塞的构造和进水阀头一样，推着活塞向下时，水从凹槽里进来，拉着活塞向上时，橡皮被水压紧关闭，水就推出竹筒。同时活塞下面形成真空，水流被大气从进水阀门进入竹筒。
　　这样一上一下推拉竹竿就是孔明车车水的进水提水过程。主要诀窍是竹筒内壁的光滑圆直程度和阀门的密封程度。我天真地在想，将来回到家里，一定做个孔明车去车水捉鱼。
　　管教干部有时叫我去大瑶镇拖水泥，有时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这里只干了十九天，到七月二十八日，看守所来人把我押回火官庙。回到看守所的第二天，才知道是要回所搞一些写写画画的事。这样就留所没有外调了，不久进入生活组当组长。
　　回所才知道家里请人送来一身棉衣裤。1962年回家后，祖母才告诉我，送棉衣的是远房亲戚寻全九。这是她哀求他帮忙的。她说，他首先送到看守所，听说我去了大瑶，又赶到料源煤矿，听说我回了看守所，又折回看守所才送上了。
　　这个寻全九即是前文提到的，因参加芦仙寺关老爷行香出体而被捕的黄如正的姐夫，因寻曾为黄送东西到过看守所，所以祖母才请他帮忙。我平反复职后去看过他几次，以表示对他的感激之情。
　　在科源煤矿又认识一个同乡唐玉昆，他因在科源煤矿当干部犯了经济问题被判刑劳教。他在本单位劳教，感到极失面子。但他还只能面对现实，无奈在他原来的下属监督下劳改，每天在与孔明车作伴。在任何特殊情况下，只有能屈能伸才是生存之道。
　　后来，这里的劳改犯人，告别了孔明车，转到浏阳三口煤矿去了。到1959年五月，这些犯人再调其他场所劳改。我的两个同案犯沈皆遂和焦七海调到醴陵新生瓷厂劳改。皆遂在那年特赦释放，七海到1961年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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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的枪声
　　
　　自从参加种菜组到城外劳动，每次都到北门歇气时，看到同犯们都用流通券换现金购物，而我手中却没有多少流通券了。由此想起进监搜身时，身上的现金和粮票已被警察搜去了，没有收条，又没换成流通券给我。我趁此外出劳动的机会也想买点食物，不能老是白吃别人的。何况别人分一点给我，也是从牙齿缝里省出来的，欠了一些人情。
　　所以，我麻起胆子向姚指导员提出把搜去的现金换成流通券发给我的要求。他答应向所里反映这一情况。可等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答复。这时我的祖父实际已经去世，大跃进已经搞得热火朝天。祖母在大食堂里吃点低定量的饭，还必须代管三个小孩，根本不可能有钱送来，并且连音信都已断绝。我身上早已没有分文了。一条毛巾洗脸洗澡公用，已是百孔千疮，剩下几根筋了。没有牙膏还可免掉，但牙刷磨成接近平板，至于衣服是无法考虑的。我只好再次要求发给搜去的现金，这样才引起了所里的重视。
　　首先是杨坚所长提讯，要我详细说出当时的情况，我说当时押进火官庙，是在亭子里搜身的，只有一个警察，没有行李，身上只有一个笔记本一支水笔一个印章，现金和粮票的数字是说不清楚的。他说你能说出搜身警察的样子吗？我说当时吓得要死，只低着头，不敢去看警察。没有给收据，就没有具体数目。杨所长最后答应再调查。
　　又过了几天，民警队的两个首长，讲北方话，又提讯我，了解搜身以及拿现金的事。他们的态度很坚决，说要把民警集合起来，叫我一个个去辨认。我看到首长这样重视警纪警规，好像要决定查出这个警察不可。我就害怕起来，不敢去辨认指出某个警察是搜我身的人。我说当时吓得颤惊可怕，不可能仔细认清搜身的警察，我不能随便确认某人。他们最后还是要我认真回忆清楚，想出来了要立即报告，隐瞒不报告实情也是不老实改造的表现。第三次提讯仍无结果，这桩事情就无人过问了。
　　其实那日是谁对我检查搜身，应该是有记录的，站在亭子前面的岗哨的民警都应有记录，也应该看得清楚。所以，民警队的干部心里还是有个谱的，只是要我确认作证而已。我心里也有个印象，只是不能去辨认作证。知道自己是犯人，不要惹出麻烦。既已搜去，不能发还是无可奈何的。我也就把这事抛之云外，渐渐淡忘了。
　　一日的早晨，我在地坪里准备种菜的工具，忽听到岗楼右侧的营房里发出一梭子弹的枪声。顿时营房里传出慌乱的脚步声，也听到断续的说话声。很快就是一片宁静，好像没发生什么一样的平静。早餐后，我们照常整队走出岗楼下的小门，去那几个老地方劳动。
　　时间在无情地流逝，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劳动休息时，我问姚指导员，那个向班长（民警）好久没见了，怕是调走了吧？他说：还有什么向班长？肉都烂了好久了！他犯了错误自杀了！我说是不是那天早晨枪声时自杀的？他说是的，是他自己用脚踩着步枪的扳机自杀的！
　　我默然，心里有了一个明白的答案。那个不很清晰的形象，很可能是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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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组

    （一）　　
　　自科源煤矿回到看守所，还是编在种菜组劳动，有时也抽去写写画画。关押的监房还是那第一号监牢，还是犯医黄友国当组长，死犯龙培荣还是戴着手铐在忍受着痛苦。
　　一天上午，预审股的余锡金股长提讯我。首先是重弹老调，离不开“认罪伏法，老实改造”这八字方针。接着话锋一转，说要我接受一个重要的任务，看我能否认真负责地做好。我当时吓了一跳，非常怕听“重要任务”这几个字。知道自己是因莫须有的文字狱而坐牢的。也因为替别人的鸣放配画而划右派……正在我紧张之时，他说：现在生活组的邱亮成即刑满释放了，调你到生活组一样要老实改造……！
　　第二天早晨，警察打开牢门，叫我把所有东西带出来，我与本监同犯做了告别，就进了生活组。可他们祝贺我出了本监，生活会有好转，但不知我仍留火官庙，只是换到厨房里，相隔不到百米之距。同在高墙之内，铁窗之中。
　　（二）
　　我到了生活组，住在厨房右侧的里间，有两张架子床，一张写字台，一个衣柜，一个书架。我和南乡的杨仲南同住这间。外间住着三个人，郭克成，邹世义和彭传新。晚上，厨房的外门是锁着的。只是活动空间增大许多，从小监房换到了大监房而已。
　　杨仲南是个解放初接收的旧知识分子，我不知他犯了什么罪，只判两三年徒刑。他的文化素质不高，负责送饭到监房里，另外管理洗菜和锄猪草的老犯人。我负责粮食的收支账目及手工业犯人的安排。我有时还要搞写画工作。不过我在晚上有足够时间看书和复习数学。除书架上的书籍外，我还能从收缴犯人的书箱里找到我喜爱的书籍。不过我看完后就放回原处，因为犯人出监时要领走的。
　　炒菜的犯人叫郭光成，是浏阳东乡张坊镇溪村人。是个大队干部，说是犯了强迫命令打人伤害罪，只判两年徒刑。蒸饭的犯人叫邹世义，是个生产队干部，也只判两年刑。那个喂猪的老犯人叫彭传新，是城关镇东街口人，是历史问题，判了短期徒刑。我们五个犯人中，我的年龄最小。彭的年龄最大。其余三个是四十岁上下，老中青相处倒还可以，俗语叫蛮划得来。
　　做饭的人要做两种饭，一种是煮熟的散饭，用木盒装着送到监内，犯人用竹筒碗分着吃。另一种是用蒸笼蒸的钵子饭，这是供监外劳动犯人吃。每天犯人的人数并不一样，进进出出有些变化，我只能多蒸几钵饭，作为机动。
　　次日早饭是头天下半晚由邹世义蒸好。但第一格蒸笼里的饭总是要少掉几钵。这是因为个别站夜岗的哨兵在换岗时喜欢用湿毛巾包着手，快速从蒸笼里拿出一钵饭，加点油盐吃掉了。为了账目平衡，我只好把这些吃去的米饭放在饲料粮里入账冲销。
　　杨陶两位所长本是知情的，有时问我有人来吃饭吗？我只能说没有！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吃不满引起难受的饥饿感是一种条件反射，在当时粮食紧缺情况下，警察同样在苦度着难关。天下老鸦一般黑，饿神的魔爪伸向了每个角落。警察也是穿上制服的人民子弟，不足为奇。
　　（三）
　　进来的新犯人都要到那亭子里搜身检查，这是狱警叫我去登记那些收缴的东西，并挂上姓名竹牌存在王家祠堂的木楼上。将来犯人离监时就如数将东西交还犯人。
　　有一次登记却使我难忘。因为这个被押来的犯人竟是我在花桥完小教书时的卜继萍卜校长。回想十几个月前的反右斗争中，他和唐顺庭还是反右斗争的急先锋，大骂要我的狗命。不久唐顺庭也关进了火官庙。他们都投入城关的劳动改造，街上遇到不少熟人，就要我替他找个草帽。真是为了“旧帽遮颜过闹市”！
　　在登记新来犯人的收缴东西时，我发现了几个来自家乡的熟人。为私刻公章的江明表，一贯盗贼的潘福吾，赌博的黄明星，还有房祖父沈岱山等。除潘福吾病保死亡家乡外，其余都先释放了。这时进监人数与日俱增，所里只好对已判刑者随即送来劳改单位，以缓解人满为患的拥挤状况。
　　（四）
　　某天，有狱警交嘱我准备绳索镣铐。我必须马上到王家祠堂的木楼上清理准备好。这是预感到今晚有个大追捕行动。不是发现了现行反革命组织，就是侦破了一个什么团伙。或者是正在开展着一场轰轰烈烈的严打运动。
　　到天亮前，就听到岗楼下的急促脚步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紧接着在一阵连续的开关监门的声音之后，又是一片死亡般的沉寂。当亭子下面梧桐树上的鸟儿叽叽喳喳鸣叫时，已是东方太白，一缕阳光从天窗的铁丝网筛入监内时，犯人正准备着即将开始的放风。
　　（五）
　　当狱警要我准备好一盆温水给某犯人理发时，一个从监内押出的囚犯已经在亭子边等待。像刮芋头一样，很快就完成了剃光头的操作，原形毕露，这是为了验明正身的需要。接着，交嘱我多准备些饭菜给老头吃饱。我知道这是为了做“饱死鬼”的需要。
　　我看着光头把菜饭都吃完之后，又给了一碗开水。很快，老头被押进了岗楼下的小门。接着，狱警要我把光头在监内的东西和以前的东西收在一起，等待有人来领取。很明显，光头是不能再走回头路了，这是一种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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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压土水泵
　　
　　我在生活组还要管着王家祠堂的手工犯人的劳动安排。祠堂里除有放牧麻鸭的屈鹤鸣早出晚归外，还有几个做木工的犯人，打铁的犯人和篾工、缝纫工犯人等在劳动，很像一个小型的综合手工业场所。我每天都要去安排他们做工夫。我很认真地去观察张木匠的操作过程，掌握了一些墨斗功夫和刨凿工夫，特别是制造木瓢和荷叶脸盆的技术，为以后十几年的谋生之道打下了一定基础。
　　不久又进来了一个姓刘的中年木匠。他的脑筋比张老木匠要开窍些，有一定的数字和绘画知识。我与他更划得来，因此每天要与他交谈很多时间，观察到不少细则。至于打铁的场面，我只观察接火与淬火，联系到以前学过的焰色反应，也颇有收获。
　　看守所为了响应社会上的技术革新运动，交给我完成一项技术革新的项目。于是管教干部要求我不用金属只用竹木来个土法上马。
　　我看到所里的用水都是押着犯人到高墙外的指背冲的古井里取水，而且由两人用吊桶从井下吊上来的水，要担百余米才能送到生活组的水池里，费时费力功效低。就想设法做一个土吸压水泵，通过吸压，把水送到架在井口的木塔上的水槽里，再由竹管流到厨房水池里。这样十几个人的工夫可由两个人完成。
　　所里干部批准了我的方案。我把绘制土吸压泵的图纸交给了刘木匠，要他仔细了解吸压泵的原理构造，并要张木匠做他的帮手。
　　王家祠堂的篾匠也忙开了。我要他选择一根七至八米的直筒竹子，打通竹节做吸水管，下端装上进水阀门（松木、橡皮）。根据大气压支持10.34 米高度的水柱的原理，水面与泵体的距离在 8米之内是很保险的。选两根 80—100cm长的竹子做吸压活塞管，要求内径与油印辊子直径一样大，打节抛光，上下圆度一致。这是要严格挑选的。外面架上铁箍，保证能承受水的张力。
　　第三根是水从泵体升到木塔架上的出水管，只要通节就可以了。下站装个出水阀门，防止水流回进泵体，其余是流水管，根据木塔架上的水箱与厨房水池的距离而定竹管的总长度、大口套小口，通节即可。所里运来一大堆楠竹，由篾匠选择加工。
　　难度最大的，也是要求严格密封，阀门复杂的是泵体。因为要用松木制作。姚麻子带领八个精壮犯人，就向焦溪岭的皂荚坑深山里进发。我们一起去了，选择一株又直又大的松树，砍倒后截了一段抬回了看守所。来回六十里，花了一整天时间。
　　松树交给工匠后，王家祠堂就热闹了。木匠在我的指导下按步骤制作。非常认真细致，同时也很感兴趣。泵体内部结构做好后，钉上胶皮阀门，然后胶上底座，用钉铆牢，保证密封不漏水。泵体上面的两根吸压竹筒中的活塞取材油印机的油墨辊子。由两个把双臂摇杆上下提压，保证了水流不断。水泵做成了，刘木匠说这跟工厂里做木模一样，差之厘毫失之千里。他要了这个图纸，说回家后也要做一部吸压土水泵。
　　这泵架在指背冲井上由两人操作，当水流汩汩流到厨房时，感到非常欣慰。后来又运到公安局的井上试验了，都认为土法上马，技术成功。后来推选我出席省劳改积极分子大会，可能这也是个被选的条件。其实这样的技术革新只能算是响应了号召，并没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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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蒸饭
　　
　　蹲在地坪里的犯人，正等待开餐，视线集中在生活组的栅栏门口。当一箩筐钵子饭抬出厨房门的台阶时，很快发现今天的钵子饭比往日多得多，堆起的饭粒比钵边要过出很多。都喜出望外，口里都咕噜着，定量提高了！这不像三两米的饭。有些急性人一筷子锹下去，企图锹一块塞入口中。可是疏松的饭粒好不团结，大多开了小差掉在地上。
　　一时议论开来。有的说这是糠头渣；有的说少吃多滋味，宁愿少吃一口！有的说这是鬼吃了头道汤一样，根本不是饭味！……生活组长就对大家说：还是老标准！没有加！但是饭多了，这是从外面推广进来的技术新革。叫双蒸饭，米冒减，都增多了饭。饭多肚子饱。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响应号召，推广双蒸饭技术。
　　我也是蹲在地坪中品尝双蒸饭的。我没有发表任何议论。反右斗争中批驳的罪行中，有一条罪状是恶毒攻击粮食政策。所以有关粮食问题，吃饭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在当时，只能光着眼睛说瞎话，减了产要说增了产；吃不饱要说吃得饱；要说发明双蒸饭是个伟大的发明。别人在欺骗你，你就要顺其流而扬其波。要学会自欺。要对双蒸饭有个正确的认识。
　　要知道三两米只能填在胃的幽门之角，如果利用双蒸技术，使米粒膨化几倍，三两米的双蒸饭是可把胃的空间填得基本饱满起来。这时我可大胆说：吃饱了。一点不感觉饿。所以双蒸饭的神奇就在于产生视觉满足，感觉短时满足，从而达到“知足常乐，终身不辱”的效果。但不排除“质量守恒”的“能量守恒”。
　　1962年我回到老家后，人们还在谈论双蒸饭，都说眼睛盯着米粒满一点的钵子端，其实是滴了汽水。这种视觉满足带来饱的欲望，这是唯心的满足在欺骗自己。
　　一种主观唯心论一直延续了十几个年头，都在粮食问题上“自欺”着。分明知道一个中等体力劳动的男子，每天热量的供给量应是3000千卡，而 9两（450 克）大米产生的热量是1588.5千卡，远远少于标准热量。但还是在自欺，当浏阳水肿病增至25万多人时，仍在自圆其说。一直不敢触及敏感的粮食问题。不管双蒸单蒸，每 100克大米只能产生 353千卡热量。这是任何高科手段都无法突破的。
　　1949年后的三十年来，“吃不饱饭”成了最不体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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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之祸
　　
　　小时候，祖母为我能关煞消除易长成人，喜欢请命相先生或本地的巫师寄关。最普通的有深水关，将军关和夜啼关、汤火官。
　　我印象最深的是寄夜啼关。说孩子晚上爱哭是患了夜啼关，只要用红纸写上：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来往君子念一遍，安眠善睡到天光：左右还配上对联：三十六关从此寄，七十二煞尽消除。大路边的墙角或大树上贴上这张红纸，过路行人都要念一遍。我从能识字起，曾念过不少这样的夜啼关。
　　至于寄汤火官就不写文字张贴，只要在火炉旁装香点烛，用刀连续虚砍三下，喊破过关就行了。又说凡子、午、卯、酉年午时生人犯此忌疵痳之患。因为我是丙子年生人，祖父母一定也为我寄过汤火关。此生应该不会有汤火关的。然而，我在火官庙坐牢的两年多时间里，曾经两次犯上汤火关，故曰祝融之祸。如果火官庙的火神还在显灵，则祝融之祸我是无法躲避的。何况我是生于丙子年的。
　　自从进入生活组，生活条件比在监外劳动要好得多，比蹲在一号监里就更好了。加之定案判了刑，就只好倒计时了，无可奈何安心等待那一天回到祖母身边了。由此，体质增强了，体重增加了，两只手臂能替代扁担，把两桶开水提到地坪里，提到王家祠堂，提到小监门口去发放开水。认为吃得消，不在意有什么意外发生。
　　夏天，一日早餐后，我两手提起百多斤的两桶开水向王家祠堂走去。当跨过排水沟时，双脚打了个趔趄，身子失去平衡，右手提的那桶开水从脚上泻下，当即起疱剐皮，疼痛难忍。狱警马上把我送到人民医院烧伤进行治疗。通过一段时间的修养，才长出新皮。经不住太阳光的照射，也受不得裤子的摩擦，用凡士林软膏保护着。在这段时间里，我还是要主管生活组的事务。
　　汤火官虽然闯过了汤关，但祸不单行，火关又在不久的晚上降临了。不但我受了烧伤，差一点会闯出大祸。每晚习惯在做完账目之后就做几个数学习题，然后躺在床上看书。因为吊在写字台顶上的电灯泡不能拉到床头上，就点一盏小煤油灯放在床头的横架上，一不小心把油灯打到了，尼龙蚊帐着火了，火稻冲到了木楼板，我立即用被单像撒网一样把火扑灭了。幸而没有酿成火灾，但我的胸部被烧伤了。
　　在一阵忙乱中引起了岗哨的注意。岗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如实把看书倒灯发火的事情说了。虽没挨批评训斥，但我只能忍着火辣的痛楚挨到天亮。早餐后，杨坚所长来了，首先看了我被烧伤的胸部，然后说，如果把看守所烧了，半夜三更，这些犯人如何处理，会惹出包天大祸，是罪上加罪。以后要小心，不能躺在床上看书了。随即叫狱警带我到人民医院治疗。医生说，只起疱剐了皮，没有烧伤神经血管，打点消炎针，涂些软膏会慢慢长好的。我很感激杨所长的关心，也对杨所长没有对我做任何处分而侥幸。
　　我的胸部很快长出新皮，只留有不明显的疤痕。这是肉体上的回复，但精神上并没有平静下来，每晚不敢入睡，做着一场场发火的噩梦。有时梦里发火竟从床上跑下来喊救活。这种紧张的心神延续了一年多，直到调往谭家山煤矿后才慢慢消失。我想遇上牢狱煞星，又碰上汤火关，真是命途多舛，多灾多难。但又是不幸中的万幸，没有闯出大祸。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ys1937

埋囚尸
　　
　　进入火官庙的犯人，有的是带病入监的，有的是入监后患病的。一些历史问题的犯人大部分是老弱者。当进入高墙之内，关在铁窗之中，不论是生活条件，还是精神状态，都来了一个急速的拐弯。一旦染病，犯医室的条件只有 A、B、C和甘草片，严重患者关系到生命垂危，或涉及到重大案情，也是会送医院抢救的。也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的体现。有的体弱犯人，在这种生活条件，是经受不住疾病的折腾的，所以，有两种可能，一是对轻罪的刑事犯有保外就医的，另一种是老死铁窗的。
　　至于自寻短见，轻生自裁的或畏罪自杀的，在监牢里是极难发生的。因为监牢里不具备自杀的条件。入监时经过了搜身检查，裤带鞋绳都解除了，监内没有任何利器和毒品，餐具是竹筒碗，没有任何陶瓷容器。如果犯人要撕衣结绳吊颈，白天有组长监管，晚上有打梆人监视。何况有巡逻的警察，时而打开小窗查视。所以牢死者，多为病残弱者。但牢死一个犯人，也不是件了不起的事。警察会叫生活组的人把死囚抬出监房，暂放在王家祠堂，等晚上再去掩埋。
　　我在生活组时，也是在晚上去掩埋死囚。记得有一个傍晚，王家祠堂里没有一个人，空洞洞、黑乎乎的。警察叫我和另外一个犯人，把一个男死囚从牢房里抬出送到王家祠堂去。我是第一次抬死尸的，因为死尸不能与活人协作，抬起来特别重，屁股总是往下沉。我害怕接触死人的那冰冷的手，只好把被单捆好，好容易抬到王家祠堂，放在地上。
　　另一个人立即回到监里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在那准备担架。我真害怕，麻起胆子找两根竹杠子，用绳织成一个网络。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因为我管了楼上的绳索及各种材料。我几乎吓懵了，俨然周围都是鬼，俨然这个死尸就会爬起来。我离开王家祠堂时，又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死尸依然躺在地上没有动。我才像飞跑一样回到了生活组，出了一身冷汗，身子还抖颤着。
　　夜深人静，天上一团漆黑。一个警察叫我准备一个竹筒，里面灌上煤油。筒口插上烂棉絮，还要我找块竹片，写上姓名。叫郭光成和邹世义两人把死尸挪到绳网上，抬着出了火官庙。我扛着两把锄头和举着点燃的竹筒油灯跟在后面。警察要我们不要讲话。经过磨石街，走出北门口，翻过北岭，一路寂静得很，没有碰上行人，一直抬到白泥坑的坡地上，把尸体放在地上。
　　之后，为了少挖土方，我们就去寻找低洼地方，选在高墈下面的低氹，挖好不到一尺深的土坑后，连被带尸放在土坑内。邹郭二人把土墈挖下来，就很快堆起了一个不大不高的土丘，叫做马虎了事的坟堆。我把竹牌子插上就算完了掩埋尸体的“工程”。
　　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死者的家属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竹牌很快消失，来收尸者不会很多。但大家并没有立即离开这个荒凉的山坡，而是举着竹筒油灯在附近仔细巡视了一遍，物色另外有氹有墈的地方，为下次来完成这个黑夜工程做个准备。
　　回程时，我要求走中间打火把，说前可照一（个人）后可照七（个人）。其实我是害怕走后面，怕那个蜡黄的死脸跟着后面。于是由邹世义扛担架，郭光成扛锄头，我打火把，在警察监押下，静悄悄地回到了火官庙。老惯例，埋死人是要吃一餐抬尸饭的。这是真正的吃夜宵，丰盛的夜宵。
　　吃完扛丧饭，都没有睡意，议论着黑夜埋死人的事。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煤油火把，不打手电筒。他们说我是书呆子。这个都不明白。犯人有电筒，怕你当逃犯。警察有电筒，方便追逃犯。还有一点，手电筒容易炸烂灯泡。煤油火把光大火气足，风吹不黑，鬼也不敢拢来！
　　洗漱后，他们很快打起鼾声。邹世义必须天亮前开火蒸饭，郭光成要炒菜，想多睡也睡不成的。而我只要能赶上早饭就行。万一起迟了，他们会留好饭菜的。我其实不敢入睡，那软绵绵的，蜡黄的尸体一直缠绵不走。
　　几十年后，白泥坑修了礼花大道，浏阳饲料厂和浏阳看守所都建在那里。还有浏阳正北路和石霜路从这里经过。那曾经埋过死囚的荒凉山坡都成了居民社区……沧桑变化，人换物非。然而，这一幕幕的黑夜，这一具具冰冷的尸体，蜡黄的脸皮——仍留在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