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头猪智慧

搬过来两篇周泽雄的文章
周泽雄：给审美经典烧一炷中国高香

翻开缎面精装、厚达775页的《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读到第14页时，我总算撞到一句符合惯常认知的话，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写道：“与其朝不在的人抛媚眼，不如朝邻居点头”。但是，译者在注释里告诉我们，与“不在的人”对应的原文，乃是任何词典里都找不到的“wabsanti”，乔伊斯也可能兼喻“圣人”；至于“抛媚眼”，结合一种习语，译成“对牛弹琴”或许更准确；说到“邻居”，它既可能指伊斯兰教中的“先知”，也可能指“最低点”，因为原文根本不是neighbor，而是天知道算哪种鸟语的nabir。所以，即使是这句话，也只是乍看易懂，但我到底读懂了多少，根本无从索解——我认定自己彻底没有读懂。 也正因此，对这本作者声称可以让评论家“忙上三百年”的“天书”，我们听说最多的，都是些关于它如何晦涩古怪的花絮性说法。该书可敬的译者戴从容女士承认，几乎每一页，她都有70%的词不认识，而这些令译者抓狂的词，在乔伊斯写出来之前，世上也无人识得，哪怕你是最博学的语言学家。因为，它们是乔伊斯生造出来的。换了别人，写出这种词只能视作拼写错误，而搁在乔伊斯身上，一概算作别具新意和意味深长，包括一个由百余个字母组成、据说暗嵌了日语和印度斯坦语的超级词汇，专家告诉我们，它形象地模拟了雷声。 这部小说是如此雄奇怪诞，以至我从国内专家的嘴里，也听不到多少有价值的内容。成功策划该书出版的倪为国先生，在《写在前面的话》里只是聊了些谈资，至于小说本身，他仅提供了两个字：“欲望”。这就够了吗？这是否算一种中国式的避重就轻？该书联名推荐者之一、作家孙甘露先生的介绍，让人更加沮丧。他竟然只会将《芬尼根的守灵夜》类比成《红楼梦》，道是“说到理解、懂这个问题，就像读《红楼梦》，也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的，这才是有趣的部分”。单凭这个类比，我敢说，他对乔伊斯的理解远未达到“推荐者”的层次。所谓对《红楼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好比西方俗谚“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乃是适用于文学杰作的庸常理解，无非是“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或鲁迅所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之类，但偏偏《芬尼根的守灵夜》除外，这部小说足以自成一类（也许包括作者的另一部天书《尤利西斯》，不少西方评论家认为，两部小说具有连续性，《芬尼根的守灵夜》始于《尤利西斯》的终局）。这是一部一开始就拒斥读者的作品，用《西方正典》作者哈罗德·布鲁姆的话说，《芬尼根的守灵夜》“显示出如此多新的基本困难”，因此，布鲁姆尽管充满悲叹，仍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从今以后，仅有极小部分满腔热忱的专家们会去阅读它”，并且，哪怕他们同时具有“热衷阅读、宽容和博学”的特点，也未必逾越得了那些“基本困难”。“基本困难”绝不同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普通读者连登堂入室的门径都找不到，又谈何“理解”？比如，一位西方的极品级乔伊斯专家，可以每隔一页就依稀捕捉到一个与莎士比亚有关的典故，而一名连5个典故都嗅不到的读者，阅读前程委实过于渺茫。 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教授约翰·凯里，写过一本《知识分子和大众》，通过分析1880－1939年间包括乔伊斯在内的英国文学界大人物的写作心态，得出了很多或沉重或有趣的见解。其中提到，19世纪下半叶始于英国的普及教育，使得大量以精英自居的文学家心态大乱，他们非但没有对英国文盲率的大幅下降表示欣喜，反而恶毒地咒骂道：“普及教育已经创造了一个广大的阶层，我可以称之为新蠢货。”（阿道斯·赫胥黎语）约翰·凯里教授口气虽然不甚坚定，但仍倾向于认为，乔伊斯将小说写得如此晦涩难懂，也有类似居心：把“新蠢货”排除在目标读者之外。 由于乔伊斯的文学成就过于崇高，即使他的写作初衷符合凯里教授所指，现在也不值得强调了。布鲁姆认定：“如果审美价值再次成为确定经典的核心，那么《守灵》如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一样，会将我们这个混乱时代的创作提升到与莎士比亚和但丁同等的高度。”就此而言，戴从容女士历时八年译出《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仍是一件值得十分敬佩的文学义举。虽然我本人缺乏成为乔伊斯读者的荣幸——我承认，那些数量恐怖的“基本困难”吓坏了我——但我愿以最高的诚意，期盼这部兼具史诗和传说质地的作品，在中国找到知音。即使知音难觅，将此书出版视作向伟大的审美经典烧一炷中国高香，至少也不坏。 布鲁姆曾概括道：“一个人是否可以在一夜长眠中经历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芬尼根的守灵夜》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它断言一个人可以在一夜时断时续的悠悠长梦中历经所有人类的历史。”——但愿这个说法能够给我国潜在的文学探险者提供真正的信心。 《芬尼根的守灵夜》第一卷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 戴从容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 定价：128元 载《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2月1日 这本书，被弄成了限量版，据说仅印刷了2012册，但编辑告诉我，在上海出现了很多户外广告，有些在高架桥上。这种做法，肯定不能算理性的经济行为。但中国读者的群体性购书行为一直以蹊跷为特征，如杨林兄提及的原因，事实上非常有力，我估计它已经被加印多回了。 作为只能经由汉语来了解《守灵夜》的读者，读这本书确实有点荒唐，读得越认真，荒唐得越过分。但假如读者具有如下条件：具有娴熟的英语能力，对爱尔兰风的英语尤其精通，同时还对都柏林极度熟悉（大概相当于我对上海的熟悉程度，而仅仅相当于我对北京的熟悉程度，则够呛），同时具有广博的文学和宗教知识，该宗教同样必须具有都柏林的特色，换句话说，仅仅熟悉基督教、天主教或东主教，恐怕不行。当然，还有别的一些杂学。假如读者确实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么，阅读这本小说可能就充满兴味了。 小文里提及莎士比亚的典故，据一位专家研究，这部小说总共出现了300个莎学典故，平均两页一个，但我读了几十页后，发现译者几乎没有提供类似典故。也许，译者借助的资料，不包含我提及的那位专家。这对于阅读会有多大的损耗呢？难说，有人也许认为不重要，但另一些人，如布鲁姆，则认为莎士比亚与乔伊斯的关联非常重要。 当初《尤利西斯》出版时，销量同样不错，所以不多久国内竟然出现了两个翻译版本的《尤利西斯》。借助汉语能领略多少《尤利西斯》呢？也许一成吧。换算一下，假如面对《罪与罚》，通过翻译大概可以领略八九成。这里牵涉一个理解成本问题。我很在乎这个成本，但对于不惜成本者，也愿意尊重。 多谢诸位老友。